简介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迁台，刘宜良随来台湾，进入台湾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并到台北政工干校（今复兴岗政战学院）受训，为第二期新闻系肄业（因拒派至部队当指导员，被校方退学），后来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
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期间以江南为笔名写作《蒋经国传》，并着手打算写作《吴国桢传》，其中《蒋经国传》于美国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后，由于内容记述蒋家内部与国民党内部之派系斗争，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揭蒋家隐私之嫌，视为侮蔑元首。
据传闻，1984年7月当时国民党情报系统由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加州旧金山德里市暗杀了刘宜良。
然而当时蒋经国四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坊间认为蒋孝武可能是主谋，但并无确切证据。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蒋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并长期留在驻外单位，在蒋经国任内都未再回到台湾当局“中央”部门。对此，坊间有人解读为“谪放外地”。
事件始末
1984年8月，陈启礼率吴敦和董桂森二名竹联帮杀手，往美国执行“锄奸”的“计划”。10月10日，三人找到刘宜良，进行跟踪。10月15日上午九点，当刘宜良在附近的太平洋住处吃完早餐，到楼下准备开车外出，前往旧金山渔人码头的礼品店，事先埋伏的董桂森（董于巴西被捕，引渡到美国，在监狱中死于斗殴）等人，持左轮手枪朝刘宜良两眉间开了一枪，他当场倒地，再朝他的胸部、腹部开了二枪。
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采“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了“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杀手陈启礼等人，并于1990年9月赔偿江南遗孀150万美元和解了事。这一事件始终未能彻底查处，但仍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产生的“恶果”，“很感痛心”。
凶手返台及案件审判
陈启礼逃回台湾后不久，11月12日台当局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逮捕竹联帮份子陈启礼。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三人经两次减刑后，服刑六年余假释出狱。1月13日，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卷入“江南命案”。
案情延烧影响台美关系
3月1日，陈启礼的朋友张安乐（绰号白狼），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匿名“背影”之人士，出席洛杉矶台湾人社团所召开的“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美国勃然大怒，因为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美国公民，使得台美关系跌入谷底。美国方面通过对台情治单位监听的电话录音，迅速找到陈启礼拨打回台的电话内容，并向新闻界透露已经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政府情治人员介入此案，向台湾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凶。
蒋经国政府反应
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将该局业务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郝柏村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此后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在美国控告中华民国政府，1990年获得赔偿一百四十五万美元和解了事。
案后各当事人情况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被指涉案的蒋孝武固然全身而退，然而也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逐渐淡出政府决策的核心。崔蓉芝后来嫁给资深报人陆铿，2007年初随陆铿回云南老家居住。
董桂森则潜逃海外，后于巴西被捕，引渡到美国。1991年2月，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斗殴事件中被刺杀身亡。
相关传闻
宋美龄主使说
“江南案”爆发后，台湾新闻界曾一度传言真正把江南送到阎王店的不是《蒋经国传》，背后的主使人也不是蒋孝武。因为江南在《蒋经国传》正式付梓时，已大量删减了对蒋经国不利的言辞，并在全书的最后肯定蒋经国统治台湾的功绩。由此舆论界认为真正使国民党对江南痛下杀手的是江南即将翻译的《吴国桢传》。吴国桢是国民党内的财经专家，曾出任上海市长。国民党退台后，吴担任“台湾省省长”，因对蒋介石大肆实施特务统治不满，而被蒋罢官赴美。然而吴国桢在美国却并不消停，屡屡在美国报界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与国民党的舆论机器进行“越洋大战”。吴用英文写成自传《吴国桢传》，准备在美出版，据传书中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大加揭露与挞伐，并有涉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国民党高层的轶事与丑事。国民党竭力阻挠该书出版，最终由宋美龄亲自派人赴美，吴国桢给老朋友面子，才将该书的英文原稿带回台湾而未出版。江南在遭刺杀之前，正在对该书进行翻译，预备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台湾舆论猜测，此时最不愿看到该书出版的定是吴国桢的老情人——宋美龄！
“江南案”后来披露的一些细节也为宋美龄涉案提供了证据：首先，在陈启礼先后与帅岳峰和汪希苓的两次会面中，都有一个被称作“蒋二哥”的人作陪，舆论一度猜测此人就是蒋孝武（蒋孝武在蒋家“孝”字辈的男丁中排第二），但后来经证实此人不是蒋孝武，而是蒋纬国！众所周知，在蒋介石去世之后，宋美龄与蒋家最亲近的人就是蒋纬国，蒋纬国常常赴美，对宋美龄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而且实际担任了宋美龄和蒋家乃至台湾当局“传话人”的角色。蒋纬国出现在密谋“江南案”的场合，让人很难不与宋美龄联系在一起；其次，据参与“江南案”的竹联帮兄弟回忆，宋美龄得知江南被刺之后，曾一度表示要见见陈启礼等几个“有功于国”的人，但因陈启礼等人因行程仓促而未成行。
原因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说法
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坚称“江南”之死必然与蒋经国有关，并因此指称事件并没有水落石出，否认刘宜良涉及情报工作。崔蓉芝坚称：“刘宜良因着‘蒋经国传’且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而被蒋孝武指使情治单位派人所杀害。”
涉案人（前情报局副处长）－陈虎门说法
涉案人（前情报局副处长）－陈虎门口述刘宜良被杀原因：“陈虎门出狱后，曾接受记者采访指出，当时刘宜良身为情报局在美工作人员，曾表示要推介其策反的中共干部崔阵，情报局派出第五处卢梓宏上校及第二处廖文中上校两人赴美与他们见面。大家在旧金山一处餐厅见面后，卢和廖两人发现崔阵的身份颇有可疑之处，“江南”又语多闪烁。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餐厅内竟有人偷拍他们的照片。由于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次“江南”提供中共情资，结果却在比对资料时发现有误，此次再发生泄露我方人员行踪的可疑状况。因此前述两人回台之后立刻提呈报告，详细列数前述事项，并且建议局方采取“断然手段”处理，汪希苓于是下达制裁令，由陈虎门主签决定“制裁”刘宜良。执行者就由正在陈虎门手下受训的陈启礼、帅岳峰两人负责。”
陈虎门说：“……外面的人说，制裁‘江南’是因为他写了《蒋经国传》或是即将动手写《吴国桢传》，这都是没有的事，案子是我签报的，我会不知道？……”。
陈虎门表示：“情报局的行动就只有两种，一是‘制裁’，另一是‘破坏’，所以‘制裁’的意义是很清楚的。至于当年在庭上所提出的‘教训’说法。”
陈虎门笑着说，“我们当年在庭上说的都是真话，就只有这个所谓‘教训’是假的，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时空环境，不得不顾及大体。其实我们制裁叛逆，有什么不可以？”
陈虎门表示：“当时因为‘江南’拿了我方（中华民国）的钱，结果也帮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事，才决定要制裁双面间谍。不过他也承认我方一直是到案发后，美方调查人员抵台，才发现原来刘宜良同时也是联邦调查局线民。”
他说：“我们（指情报局）如果事先就知道他也是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事，可能就会慎重考虑了”。
当时担任国安局长－汪敬煦的回忆录
“民国七十三年元月，政府决心清除流氓，警政单位再三重申限期自动办理登记……有人透露消息给竹联帮首脑陈启礼，要他一定要去登记；但是陈启礼因竹联帮涉及多起杀人、勒赎案不敢去登记，为逃避扫黑，试图投靠情治单位藉以脱罪，于是找上曾任老总统侍从、与官邸关系颇深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陈启礼想了一个点子，于七十三年六、七月间，由陈立夫和蒋纬国作东，邀请我、警备总司令陈守山、汪希苓、调查局长阮成章等人聚餐……当天我让国安局主秘代表赴宴，陈守山、阮成章等也未参加。
同年七月廿八日，陈启礼请电影导演白景瑞出面再次邀请我、蒋纬国、汪希苓、林文礼……等人聚餐，我仍未参加，陈启礼私下向汪希苓表示愿为国家做事的意愿。八月二日，陈启礼赴情报局永康街招待所餐叙……八月十四日陈启礼化名郑泰成前往情报局训练中心讲习四天半……九月初陈启礼偕吴敦赴美……联系董桂森，三人共同谋议（刺杀江南）……但因陈等对美国环境不甚熟悉，事后作案车子等工具又弃置于现场，到处留下破绽，因此美方立即循线查获……十一月十二日，政府实施一清专案，陈启礼因组织不良帮派涉嫌叛乱，为警总签发拘票交警局拘提到案。”《来源：TVBS周刊-绿岛暴动17年真相》《汪敬煦回忆录，源于：汪敬煦接受中研院口述历史的资料》
评论
柏杨说，蒋氏家族的独裁暴政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柏杨说，“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
文艺作品
此案的事件经改编后成为2009年电影《被出卖的台湾》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