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義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胡秋原、蘇汶等人，自稱是居于國民黨反動文人和左翼革命文學陣營之間的所謂“第三種人”。
曆史背景
1931年至1932年，“左聯”與“自由人”、“三種人”展開論争。“自由人”指《文化評論》的胡秋原，“第三種人”指《現代》的蘇汶。論争以文藝的階級性、文藝性與政治的關系為中心。先是胡秋原發表《阿狗文藝論》，批判提示民族主義文學的法西斯主義實質，同時批評左翼文壇“将藝術随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以後，他又發表《勿侵略文藝》等文。“左聯”的《文藝新聞》載文批評胡秋原，蘇汶即發表文章聲援胡秋原。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分别發表《論第三種人》、《文藝的自由與文學家的不自由》、《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等文，與胡蘇二人展開論争。他們批評了胡蘇二人有着文藝脫離政治脫離階級而自由的錯誤傾向，同時也檢讨了“左”"機械論錯誤和左傾宗派主義錯誤，這是論争的重要收獲。
倡導思想
蘇汶之流反動文人，和當時文藝界許多小資産階級作家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們把自己打扮成為這些作家的代表，竭力投其所好。一部分作家由于在“文藝自由”等問題上存在着糊塗觀念，容易為他們的反動言論所吸引和欺騙。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論争，實際上又是一場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争奪小資産階級作家的鬥争。如何嚴格地從政治上分清敵友的界線，一方面擊退敵人的進攻，一方面團結更多的同盟軍一起前進，是這次論争中一個複雜而且重要的課題。革命作家在充分揭露胡秋原、蘇汶的同時，明确表示了自己團結廣大小資産階級作家的态度。魯迅說：“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緻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注：見《論“第三種人”》，這段引文發表于《現代》時和收入《南腔北調集》時，文字略有出入，現據《南腔北調集》)馮雪峰在批判“第三種文學”的同時，也肯定了進步小資産階級文學的作用。
他說：“一切寫實的，能夠多少暴露着社會的真實的現象，尤其是地主資産階級的腐爛崩潰，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的真相，小資産階級的沒落、動搖、分化的現象，等等的文學”，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存在價值的；并且指出“第三種文學”的真正的出路，是要創造一種“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義的，多少能夠反映現在社會的真實的現實的文學。他們不需要和普羅革命文學對立起來，而應當和普羅革命文學聯合起來的。”(注：《關于“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馮雪峰把進步小資産階級文學當作無産階級文學的同盟軍，他與魯迅争取、團結“同路人”的觀點完全一緻。這種嚴格區别敵友的态度，擊破了敵人中傷左翼文藝界和廣大小資産階級作家團結合作的企圖，同時也反映了左翼文藝運動在鬥争實踐中，正在逐步克服宗派主義的情緒。這次鬥争，也幫助許多小資産階級作家明辯是非，提高思想認識，擺脫幻想和苦悶。
此後不久，當革命叛徒楊村人“揭起小資産階級革命文學之旗”，重複類似謬論的時候，已經很少有人注意，就象魯迅所說的隻需“一噓了之”(注：《南腔北調集·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了。客觀事實證明，随着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作家和廣大小資産階級作家的聯系日益密切，在以後的活動中，不斷得到他們的配合和支持。
代表利益
胡秋原、蘇汶的這些言論，在當時的具體曆史環境中，對于為數不少的作家具有相當大的欺騙作用，因此危害就更大，批判也更為必要。本來，小資産階級作家的作品如果不是從屬于資産階級文學，就是受到無産階級文學的影響，客觀上總在為一定的政治服務的；在鬥争激烈、階級陣營分明的文藝領域裡，并不存在着什麼第三者。但自大革命失敗以後，蔣介石實施文化統制，屠殺無辜，豺狼野心，變幻莫測；文藝界的确有一批小資産階級作家，一方面厭惡甚至痛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又對革命前途感到迷惘，以至于對革命懷有誤解或者恐懼。他們厭倦政治，害怕鬥争，幻想擺脫任何政治的羁絆，作為第三者而超脫于階級鬥争之外。他們還有意無意地将藝術神秘化，企圖緊緊地把自己關閉在“象牙之塔”裡。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使他們長期陷于無所适從的苦悶中。
“九一八”以後，人民群衆抗日反蔣浪潮日漸高漲的形勢，有可能将他們中的大部分直接卷入鬥争的漩渦，向革命力量靠攏；但是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對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公開和無産階級革命事業緊密聯結起來的事實，還有程度不同的懷疑以至于抵觸，妨礙他們進一步和革命作家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胡秋原、蘇汶的“文藝自由”論調，迎合了也利用了這種小資産階級的幻想，同時又對後者苦悶的根源作了颠倒黑白的解釋。他們以“自由人”、“第三種人”的姿态出現，不僅不是将鬥争的矛頭指向國民黨反動統治，反而蓄意咒罵左翼文藝運動，妄圖将那些作家引到遠離革命文學、甚至與之對立的境地。他們曾經和左翼文藝運動有過一些聯系的經曆，使這種挑釁具有更大的迷惑作用。當時，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起應、陳望道等許多作家識破了他們的這種詭計，充分意識到這場挑戰的嚴重意義，積極投入這聲戰鬥，和他們進行反複的辯論。除上海外，北平“左聯”的刊物也發表了批判文章。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鬥争，是整個“左聯”時期規模最大、曆時最久的一次文藝論戰。
文學論争
論争起源
一九三一年底，《文化評論》(和胡秋原等有關的一個刊物)創刊号的社評《真理之檄》表示：“文化界之混沌與烏煙瘴氣，再也沒有如今日之甚了。”因此他們這群’自由的智識階級”決心擔負起思想批判的天職。他們還标榜自己“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沒有一定的黨見，如果有，那便是愛護真理和信心”。話中已經向左翼文化運動放了幾支暗箭。胡秋原在同一期發表《阿狗文藝論》，叫嚷“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藝術堕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奸文學，是對于藝術尊嚴不可恕的冒渎”。
不久，他又寫了《勿侵略文藝》，揚言藝術隻能表現生活，不能對生活發生任何作用，“藝術不是宣傳”，讓政治主張“破壞”藝術“是使人煩厭的”，并反對“隻準某一種文學把持文壇”。這些話表面上裝成是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和國民黨改組派文人的“民主文藝”而發，但這兩者原是反動政客玩弄的把戲，在文藝界沒有任何影響。他指桑罵槐，矛頭所指，分明是對着當時已成為中國“唯一的文藝運動”的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緊接着，胡秋原又寫了《錢杏村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理論之批評》，扯下原先的面具，借清算錢杏村理論為名，肆意謾罵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左聯”以《文藝新聞》為陣地，連續發表多篇文章，給予回擊。由瞿秋白執筆的《“自由人”的文化運動》(注：《文藝新聞》第56号，1932年5月23日，發表時未署名)，揭露他們企圖以“自由的智識階級”的名義和無産階級争奪文化運動的領導權。
文章着重批判胡秋原的藝術至上主義的反動實質，指出他的所謂“勿侵略文藝”，反對文藝成為階級鬥争的武器，“是幫助統治階級來實行攻擊無産階級的階級文藝”，“文藝自由”論調所真正反對的，是文藝為無産階級的革命政治服務。洛揚(馮雪峰)在《緻〈文藝新聞〉的一封信》裡，揭露了胡秋原“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場，公開地向普洛文學運動進攻”的“真面目”，指出當時胡秋原的“反對普洛革命文學已經比民族主義文學者站在更‘前鋒’了。對于他及其一派，現在非加緊暴露和鬥争不可”。
在這種變幻着的新的形勢下，文藝戰線上展開了一場新的鬥争。
當革命作家開始反擊胡秋原的論點時，蘇汶以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種人”自居，出來為後者聲援。他在《現代》上發表《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誣蔑辯證法就是“變卦”，馬克思列甯主義者“隻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真理；左翼文壇根本不要文學，在他們的“霸占”下，“文學不再是文學了，變為連環圖畫之類；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變為煽動家之類。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是終于隻能放手了”。
當這些攻擊遭到駁斥，他又寫了《“第三種人”的出路》、《論文學上的幹涉主義》，把革命的政治和藝術的真實對立起來，認為“以純政治的立場來指導文學，是會損壞了文學的對真實的把握的”，“藝術家是甯願為着真實而犧牲正确的”，以此反對政治對于文學的“幹涉”。他還危言聳聽地硬說革命作家把“所有和他們自己不大相同的人都錯認為資産階級的辯護人”，剝奪了他們“創造即使不能嚴格地站在無産階級的立場上，但至少也不是為資産階級服務的那一種作品的自由”。
他惡意地斷言，“這種拒人于千裡之外的态度，我覺得是認友為敵”，硬給革命作家栽上迫使一部分小資産階級作家“不敢動筆”的罪名。蘇汶對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竭盡歪曲誣蔑之能事，對左翼作家和非左翼作家的關系大施挑撥離間的伎倆。他和胡秋原一唱一和，證明所謂“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确然是一丘之貉。
文學影響
對“自由人”、“第三種人”的批判，是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文藝戰線上三次主要的鬥争。此外還有一系列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論争(如對于《論語》派的幫閑文學的批判)。在這些鬥争中，人性論也好，“民族中心意識”也好，“文藝自由”論也好，公開的攻擊也好，隐蔽的破壞也好，對方的矛頭都集中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主要内容——文藝的階級性上，目的都在于反對無産階級文學的根本任務——文藝為革命的政治服務。這些，也就成為雙方論争的焦點。
這是因為：敢不敢公開承認文藝的階級性，以及究竟為哪一個階級的政治服務，正是無産階級文學和資産階級文學的分水嶺，正是兩者最根本的分歧。在鬥争中，革命作家捍衛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根本原則和無産階級文學的政治方向，給予各種資産階級文藝理論以毀滅性的打擊，也為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前進掃清了道路。這些都是文藝戰線上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兩條道路的鬥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