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其前身可追溯自16世紀，而現代公司則起于1880年，出版品包括學術期刊《柳葉刀》、《四面體》、《細胞》，以及教科書《格雷氏解剖學》等。每年共有250,000篇論文發表在愛思唯爾公司出版的期刊中。愛思唯爾著名數據庫ScienceDirect，簡稱SD，是著名的學術數據庫，對全球的學術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每年下載量高達10億多篇，是所有學術類數據庫中下載量最大的。
聯名抵制
最近5個多月來，在美國一個名為“知識的代價”（The Cost of Knowledge）網站上，已有全球12196位科學家簽名（名單）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有人用“學術之春”形容這場運動。
吹響号角的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數學家威廉·提摩西·高爾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今年1月21日，這位來自劍橋大學的菲爾茲獎得主發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号召同行行動起來，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愛思唯爾集團。讀到這篇博文的泰勒·内倫（Tyler Neylon）——一位目前在矽谷開公司的數學博士當即給高爾斯教授留了言。第二天，他建立了一個網站，命名為“知識的代價”。泰勒事後回憶，自己讀到那篇博文，就意識到可以做點什麼。在他看來，高爾斯是一位擁有号召力的“超級明星”。
迄今為止，1.2萬多名科學家在泰勒的網站上簽了名。他們發誓，不在愛思唯爾旗下的期刊發表論文，不做審稿人，或者不擔任編輯。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愛思唯爾擁有《細胞》和《柳葉刀》在内的2000多家學術期刊。任何學術從業者都很難避開這些期刊。以愛思唯爾為代表的出版巨頭并非第一次受到科學家的批評。過去多年裡，陸續有一些科學家拒絕向其投稿或擔任編輯。
科學家們抵制出版巨頭的原因很簡單：它們使得人們獲取“知識的代價”過于高昂。
一直關注此事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館員孫博陽認為，問題的實質是，通過傳統的同行評議期刊進行學術交流和傳播的模式，已經成為阻礙科學交流和發展的因素。孫博陽說，學者是知識的創造者，但他們無償地将研究論文轉給了出版商，又有無數學者義務為期刊做論文評審。而學者要想看到論文，還要花大價錢将他們創造的知識買回來。
出版商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她認為，大部分情況下，知識是納稅人投資産生的，現在卻隻有付得起錢的大學圖書館、少數讀者可以利用，這在道義上也是講不通的。汕頭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梅志平對此也表示：“我們投稿、審稿都是義務的。研究成果都是國家納稅人的錢，為什麼到後來我們的研究成果成為他們的搖錢樹了呢？”
期刊出版商不斷漲價
哈佛大學圖書館稱“防守不了”！
事實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學也已承受不了學術期刊的高價了。今年4月17日，哈佛大學教授顧問委員會向全校教師公布的一份備忘錄指出，哈佛大學圖書館遇上了“防守不了的形勢”。教授顧問委員會說，大的期刊出版商不斷漲價，已經使得目前的學術交流環境在經濟上“不可持續”，哈佛大學每年花在期刊上的錢達到了375萬美元。一些期刊每年訂閱價格高達4萬美元。在過去6年裡，兩家出版商的電子文獻價格已經漲了145%。該委員會向哈佛大學師生征集意見，如建議哈佛師生将自己的論文提交到“DASH”——哈佛自己的向所有讀者提供免費訪問的知識庫；或者考慮向免費的“開放獲取”期刊投稿。如果教師擔任期刊編輯，可推動該期刊成為“開放獲取”期刊，如果不行的話，可以考慮辭職。
“開放獲取”期刊，即免費向公衆公布研究成果的期刊。
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的“arXiv”，是世界著名的“開放獲取”電子文庫。俄羅斯數學家格裡高利·佩雷爾曼證明數學難題龐加萊猜想的論文，就是發表在這家網站上，而不是學術期刊上。但在目前，學術界的主流仍是将論文發表在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上。孫博陽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我國的科技評價政策，鼓勵科學家在國外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已經成為SCI論文大國。“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這個問題——好的文章都發到國外去了，再花錢買回來。少數富裕的圖書館才能買得到。”
國外科技期刊不斷提高價格
國内教育科研機構不堪重負
2008年以來，愛思唯爾等國際出版商提高了針對中國訂戶的價格。幾乎每一次提價，都會引起圖書館界的争議。當時，愛思唯爾中國區負責人對中國青年報表示，該公司在中國的定價，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每篇論文下載價格為46美分,還不到同期全球均價的17%。但是，該公司将逐漸減少對中國的高折扣，最後與全球定價持平。據悉，北京大學圖書館2008年購買愛思唯爾科技期刊電子數據庫的費用為54萬多美元，2009年漲到57萬，2010年是61萬。
一位學者曾對記者形容，出版巨頭低價進入中國市場，培養了科學家的閱讀習慣，使大家養成“外刊依賴”。現在欲罷不能，就像“吸毒上瘾”，要戒掉很難。2010年9月，在一次會議之後，國家圖書館、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等中國30多家圖書館的代表聯名發表了分别緻讀者和出版商的兩封公開信。
公開信透露，近年來，國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數據庫的價格不斷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數據庫的價格連續多年以百分之十幾的幅度上漲，個别出版商的全文數據庫甚至出現年度漲幅20%~30%的情況，造成圖書館外文科技期刊訂購費用迅速膨脹。其中個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壟斷性地位漲價，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國用戶使用其全文數據庫的論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
“持續大幅度的價格增長已經嚴重威脅到所有教育科研單位的科技文獻資源的可持續保障。”
這些圖書館表示，為了使我國教育科研機構不受國外出版商壟斷價格的“脅迫”，将采取聯合行動，共同抵制個别國際出版商的大幅度漲價做法。他們呼籲擔任國際出版商學術期刊編委、審稿專家、顧問的我國專家學者，積極向國際出版商“施加影響”。
他們警告“任何無視用戶權益、不顧市場現實、肆意攫取暴利、破壞科技文獻長期可持續保障的做法”，不僅會損害用戶的合法權益，破壞市場的長期穩定性，也必然會傷害個别出版商的自身利益。從獲利能力來看，國際出版商的确是令人羨慕的。國外有人根據蘋果公司與愛思唯爾公司等企業的公開數據算了一筆賬。
著名的蘋果公司的利潤率，在2011年為23.4%左右。而在過去的10年裡，愛思唯爾的利潤率從來沒有低于過30%，2011年高達37.3%。這位計算者認為，出版商不是不可以獲利，而是要考慮市場的耐受程度。他提醒科學家說：“當你花37.95美元下載一份愛思唯爾的雜志，有13.56美元直接進了愛思唯爾股東的口袋裡。”
“有時候，引起雪崩隻需一塊小石頭。”有國外媒體這樣評價今年的這場“學術之春”運動。然而，“學術之春”能否真正為科學界争取到春天還很難說。這些年來，科學界與出版界，這兩個文質彬彬的行業，總在“知識的代價”這個問題上唇槍舌劍。号召科學家抵制的做法并不新鮮，2004年，斯坦福大學學術委員會就“強烈建議全體教員，尤其是高級教員，不要為漫天要價的出版商和期刊投稿、編輯或審稿”。“學術之春”的發起人威廉·提摩西·高爾斯表示，對于這場運動，自己持有“謹慎的樂觀态度”，相信不會虎頭蛇尾。
“學術之春”的勝利
在一系列持續的抵制活動後，“學術之春”迎來了階段性勝利：
英國政府計劃将撥出5000萬—6000萬英磅專款來資助學術研究成果的“開放獲取”。一些觀察家認為，雖然英國在學術出版業所占份額很小，但這一政策可能會引起橫跨大西洋(600558,股吧)的漣漪效應，外界對于傳統學術出版的批評也将更激烈。
7月6日，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行了名為《數學論壇》（Forum of Mathematics）的“開放獲取”期刊，意在為數學研究者提供與傳統期刊質量相當、經同行評審的學術論文，并在此基礎上，組建最權威的國際化同行評審隊伍。為推廣該期刊，劍橋大學出版社決定在該期刊發行的最初三年放棄出版盈利，并向論文作者提供期刊全部文章的獲取權。
劍橋大學此次大力推行“開放獲取”期刊，與期刊編輯委員會創始人之一、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著名數學家威廉·提摩西·高爾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發起的針對世界上最大的學術文獻出版商之一荷蘭愛思唯爾集團（Elseiver Group）的“學術之春”抵制運動有關。
高爾斯早在1月曾發表博文列數了愛思唯爾集團的幾大“罪狀”，包括利用商業“捆綁手段”向高校圖書館出售期刊數字訂閱權和肆意提高訂閱費用等。他表示不會在該集團下的出版物上發表文章，并拒絕擔任外審專家和編輯。該博文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目前已有超過12000名學者表示支持該抵制運動。針對商業出版謀取暴利、縮緊學術傳播渠道等行為，學界和出版界都展開了廣泛讨論。
牛津大學中斷與愛思唯爾的學術合作
高爾斯批評愛思唯爾的商業手段近乎專斷，除了“捆綁銷售”和不斷提高價格外，其還阻止實施開放型閱讀，并取消一些試圖讨價還價的高校圖書館的訂閱資格。然而，為何愛思唯爾集團如此阻礙學術傳播、實行商業壟斷卻仍能穩居學術出版巨頭地位？高爾斯認為，許多圖書館為順利獲得學術期刊訂閱權不得不“忍氣吞聲”，加之衆多高校圖書館各自孤立、缺乏聯合，也使得愛思唯爾“趁虛而入”有利可圖。
實際上，部分學者已意識到自己有說“不”和抵制愛思唯爾商業專斷行為的權利。讓人頗感意外的是，最激烈的抵制源自該集團内部。2006年，愛思唯爾旗下《拓撲學》（Topology）雜志的整個編委會以辭職抗議訂閱費過高。編委會委員之一、牛津大學數學系教授馬克·賴肯貝（Marc Lackenby）說：“作為學術出版集團，愛思唯爾并未立足于學術傳播，而是以牟取商業利益為目的。如此高收費将有損《拓撲學》的名譽。”據悉，伴随着《拓撲學》編委會辭職，牛津大學也與愛思唯爾中斷了學術合作。愛思唯爾就辭職事件也做出了反思，“我們在學界已有千餘種期刊出版，所以面臨的内部管理問題自然也層出不窮，但這樣的編委會整體辭職事件還是第一次發生，這值得我們總結經驗教訓”。
“開放獲取”期刊溝通學界與大衆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家珍妮特·芬奇（Janet Finch）在接受路透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從長遠來看，未來的學術成果發布将會趨向“開放獲取”。“開放獲取”期刊自誕生以來就備受關注，加拿大電子健康創新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 eHealth Innovation）鞏特爾·艾森巴仕（Gunther Eysenbach）總結稱“開放獲取”期刊主要有三點優勢，即方便引用，用戶多元，為跨學科研究提供更多可能。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數字人文中心主任梅麗莎·特拉（Melissa Terras）認為，借助信息技術平台崛起的“開放獲取”期刊前途無量，“在社會媒體和網絡傳播基礎上所建立的"開放獲取"期刊與傳統期刊相比，将會為學術研究帶來更多便利”。
然而，也有學者對“開放獲取”期刊的學術論文質量表示質疑。對此，挪威特羅姆瑟大學（University of Troms?觊）教授科特·賴斯（Curt Rice）認為：“出版商并不會因降低收費而将文章質量大打折扣。網絡媒體的傳播、大衆的監督都會為學術透明化、規範化和合理化營造生長環境。”
與其他學者不同，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生物學教授斯蒂芬·庫裡（Stephen Curry）對“開放獲取”期刊為學術界發展所帶來的新挑戰深感擔憂。他認為，“充滿枯燥的專業語言的科學論文與高額的收費相比更為可怕。面對讀者群的擴大，科學論文也将面臨可讀性與普及性的雙重要求。尤其是那些關于轉基因、氣候、防疫、藥物政策和能源等專業性強、可讀性不高、缺乏與讀者互動的學術文章，将會在"開放獲取"期刊的推行中面臨更多考驗。”
出版界：高收費源于出版前的高投入
在一系列持續的抵制活動後，“學術之春”迎來了階段性勝利：英國政府計劃将撥出5000萬—6000萬英磅專款來資助學術研究成果的“開放獲取”。一些觀察家認為，雖然英國在學術出版業所占份額很小，但這一政策可能會引起橫跨大西洋的漣漪效應，外界對于傳統學術出版的批評也将更激烈。
據悉，在英國，出版商每年向大學圖書館收取約2億英鎊的獲取費用。對這種高收費，各界都對出版商從納稅人資助的科研成果中牟利的行為表示不滿。面對來自學界的諸多批評，學術出版商予以回應稱，由傳統出版向“開放獲取”期刊轉變，首先需要考慮出版商在出版過程中添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然》（Nature）雜志主編菲利普·坎貝爾（Philip Campbell）表示，“我認為有價值的學術成果背後凝聚了出版商付出的繁雜工作，如篩選論文、組織同行評審等，因此高收費是合理的。而如果要實現數字化平台運營，則需要額外的資金。”
“開放獲取”出版機構公共科學圖書館生物學編輯部主任西奧多拉·布盧姆（Theodora Bloom）認為，考慮到随着讀者的增加而增加的印刷與郵寄費用，訂閱模式在印刷媒體的現實中不無意義。但在網絡世界中，相關費用是止于成果發布的那一刻，并不會因讀者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出版商所承擔的高風險需要高收費來支撐。
針對高校圖書館控訴出版商收取高額訂閱費的問題，愛思唯爾通用訪問總監艾莉西亞·懷斯（Alicia Wise）回應稱，造成學術界對訂閱價格不滿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學圖書館對其訂閱量的預期與他們可負擔的費用之間存在巨大差距。“這種差距的存在并非源于我們制定的價格或是獲取的利潤等，而是這幾十年來，大學圖書館的預算與全球研究和發展投資之間存在差距。全球每年用于研發的投資超過萬億美元，且每年增幅高于4%。
這就使得科研項目越來越多，達到發表水準的論文數量也不斷增加，而圖書館的負擔能力卻十分有限。這一問題亟須出版商、學者和資助人共同關注、共同解決。如果出版業沒有在電子期刊方面投資，那麼學者們可能至今還需費力地到圖書館查詢實物資料。出版業的投入帶動了電子期刊的發展、數字化存檔和标簽分類等，這些都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