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記載
“國學”一詞，古已有之。《周禮·春官宗伯·樂師》言：“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孫诒讓在其所著《周禮·正義》中指出：“國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由此可見，“國學”在中國古代，指的是國家一級的學校，與漢代的“太學”相當，此後朝代更替，“國學”的性質和作用也有所變化。
唐代貞元中，李勃隐居讀書于廬山白鹿洞，至南唐時，在其遺址建學館，以授生徒，号為“廬山國學”（亦稱“白鹿洞國學”、“廬山國子監”、“廬山書堂”等），首次使用了“國學”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稱“白鹿洞書院”，為藏書與講學之所。宋代書院興盛，湧現出白鹿、石鼓（一說嵩陽）、睢陽和嶽麓四大書院。由此來看，“廬山國學”實際上是一所既藏書又講學的“學館”，亦即後來的“書院”。
在當時的境域下，所藏之書和所講之學，自然是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從宋代四大書院的實際情況來看，也是如此。可見此時“國學”這一概念的使用，與“國醫”是一樣的。“國醫”即國家的醫學，“國學”自然亦即國家的學術了。在還沒有“西醫”、“外學”、“西學”等概念的境域下，這本來是個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隻是當“西醫”、“外學”、“西學”出現後，才容易産生歧義而引起争論了。
但是，真正把“國學”同諸多“外學”相提并論，即作為一門統攬中國學術的概念提出來，則是在西學東漸、我國社會和學術文化處于空前轉型的清末民初。
産生背景
19世紀末，面對西學和“歐化主義”的刺激，日本學界從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識本國文化，發出了提倡“國粹”、“國學”的呼聲，并不無貶義地稱中國文化為“支那學”。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處境相似的中國學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曾與黃遵憲等人商議，在日本創辦《國學報》。但黃主張先作“國學史”，使梁放棄了創辦《國學報》的設想。而國粹派學者則趁機力倡“國學”。1904年，鄧實在上海的《政藝通報》發表《國學保存論》，論述了保存“國學”的重要性。次年，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發行《政藝通報》、《國粹學報》，标志着“國學”在國内的立足。
認知辨析
以往對“國學”的釋義，大緻有以下幾種：
（1）“國學”即“中學”
這一釋義與清朝大員、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張之洞等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關。但因有“西學”一說而提出與之對應的“中學”并不周全，因為與“中學”相對應的概念應是“外學”，而“西學”則僅僅是“外學”中一部分，并不能涵蓋日學、印度學等等所有“外學”。另外，因世界各國學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學之分，用“中學”這樣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誤解。
（2）“國學”即“國粹”
這一釋義，是針對“中學”提法太籠統、寬泛而另提出的。
但顧名思義，“國粹”即國家學術文化之精粹。“國學”與“國粹”不論外延或内涵其實都不一樣，硬把兩者等同起來，無疑與事實不符：因為“國學”并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國學”與“國粹”等同，要麼名不副實，要麼等于把傳統學術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們對傳統學術文化“精粹”之理解不盡相同，自然就很難使“國學”的内容及其解釋規範化。而在實際操作上，這樣的釋義也行不通。主張這一說法的人，實際上認為中國傳統學術一切皆“粹”，因而把傳統學術一籃子兜進了“國學”的筐子裡。
（3）“國學”即“國故”
這一釋義，是針對“國粹”一說太籠統，又鑒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這種提法曾經被當時許多著名學者所認可。“五四運動”時期的“舊派”、“新派”“國學”家們，幾乎都使用過“國故”一詞。1919年初，新舊文化激烈交鋒，北大較保守的學者創辦《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故有之學術”。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雜志撰文，針對“抱殘守缺”、“追摹國故”的傾向而提出用科學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國故”。所謂“整理”，并非限于考證、訓诂，還包括了評判價值、探尋因果。他們既以現代觀念發掘、闡揚古學，又強調清理“國渣”，打倒“偶像”。
曾經将“國學”、“國粹”和“國故”并用、互換的章太炎，後來覺得“國故”比“國粹”妥帖，便把其闡述“國學”的第一部著作名之為《國故論衡》。甚至有人用“國故”取代“國學”，并發起了“整理國故”的運動。
（4）“國學”即“即中國固有之學，系指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亦即“中國學”這一釋義，是針對“外國學”而言的。
這一釋義，起初當以章太炎和鄧實等表述得比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編《民報》時，曾舉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并為設在上海的“國學保存會”機關報《國粹學報》撰文。他認為：“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争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
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将影響于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又說：“夫一國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國有獨優之治法，施之于其國為最宜，有獨立之文辭，為其國秀美之士所愛賞。立國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國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習其文辭。苟不爾，則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轉移其國化，此定理也。”
可見，章太炎認為“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并把“國學”之興亡與國家的興亡聯系在一起了。對此，《國粹學報》主編鄧實表述得更加明确：“國學何者？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
“國學者，與有國而俱來，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君子生是國，則通是學，知其愛國，無不知愛其學也。”既然“國學”是“一國固有之學”，而中國是個有諸多個民族所組成的大家庭，那麼，把“一國固有之學”理解為“中華民族固有之學”，似更妥帖。
“國學即中國固有的或傳統的學術文化”。這一釋義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堅守，成為“國學”的通常定義。如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國學”一詞的解釋就是沿用了這樣的定義：“稱我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包括哲學、曆史學、考古學、文學、語言學等。”
評判标準
“大師”
所謂“大師”者，系指人們對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的造詣者的尊稱。凡稱得上“大師”者，其學問理應在同行、同專業中當屬于出類拔萃者。
另外，“大師”之所以為“大師”，還不能光看學問，光看作品，還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與人品是否統一，即是否屬于融人品與文品于一體的“道德文章”者流。正如湯一介教授所說：“學問不錯，人格又高尚，才可稱為大師。”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而“學高為師，身正為範。”因此，“大師”理應是學問和品德方面之典範。
需要特别強調的是，“大師”之所以堪稱“大師”者，不僅僅在于其學問之淵博和建樹之卓著，更在于其虛懷若谷的胸襟，虛一恬靜的心懷，尤其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
主要代表
依據前面所述“凡稱得上‘國學大師’者，其學問自然理應在‘國學’研究之範圍内，屬于出類拔萃者。”凡稱得上‘國學大師’者的著作，從張岱年先生所認可的起碼标準看，“至少要涉及哲學、文學、史學和古代科學等幾個領域，并有突出的建樹。”而且，“‘國學大師’還必須具備高尚的人格和品德。從學問和品德即文品與人品相融合為一的标準看，‘國學大師’應該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
依據這樣的标準，我們人為在近現代的中國，比較符合這個标準的代表人物當屬梁啟超、章太炎、陳寅恪和錢穆。
1、梁啟超（1873～1929年）
梁啟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飲冰子，别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著名思想家、活動家、國學大家。“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早年師從康有為，一起發動“公車上書”運動，與黃遵憲合辦《時務報》，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制造輿論，成為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的領袖之一，失敗後流亡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他表示支持并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君主立憲；爾後“政聞社”受查禁而被迫解散。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一度宣揚“虛君共和”，想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又支持袁世凱，出任司法總長，後袁稱帝野心暴露，便與蔡锷策劃武力讨袁；袁死後依附段祺瑞，出任财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孫中山發動護法戰争，段内閣被迫下台，他随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1918年底，他赴歐考察西方社會，發現弊端，回國之後宣揚西方文明已破産，主張光大中國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随即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及著述。
梁啟超被公認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敢于創新，推動了“史學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風格方面，一馬當先。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發明了一種介乎于古文和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不僅像“中華民族”這樣的稱謂始自他的口中，而且像“政治”、“經濟”、“科技”、“組織”、“幹部”等等詞彙，皆始于他的筆下。
梁啟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不乏真知灼見。其著述在1936年版的《飲冰室合集》中，分《飲冰室文集》16冊（45卷）和《飲冰室專集》24冊（104卷），共109卷，1000萬字。該書之中華書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裝訂成12冊，共11094頁。1-5冊是《飲冰室文集》，6-12冊是《飲冰室專集》。
通過《飲冰室合集》篇名詳目可以清楚看到，就其著述的範圍而言，從時評、政論、變法、維新，到中國學術文化即“國學”的諸多領域，幾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哲學、文學、（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等方面均有作品行世，以散文影響最大）、史學、經學、法學、美學、倫理學、宗教學、書法藝術等領域，均有建樹，尤以在史學研究領域為最。
而從人品與文品相統一的角度來看，梁啟超雖然經曆曲折，思想行為一生變化巨大，但他敢于自我批判，敢于随着形勢的變化，依據事實和實踐的檢驗而自省，不斷地認錯、改錯，并自稱“流質”之人。他那嚴于律己，近于殘酷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恰恰更昭示出他不同凡響的中華學人的良心和良知，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因此，從學術建樹與人格、人品相統一的标準來衡量，梁啟超堪稱20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國學大師”。
2、章太炎（1869～1936年）
章太炎，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餘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曆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
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1900年剪辮發，立志革命。1903年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為鄒容《革命軍》作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1904年與蔡元培等合作，發起光複會。1906年出獄後，孫中山迎其至日本，參加同盟
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1911年上海光複後回國，主編《大共和日報》，并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曾參加張謇統一黨，散布“革命軍興，革命黨消”言論。1913年宋教仁被刺後參加讨袁，為袁禁锢，袁死後被釋放。1917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1935年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主要講授國學即中國學術文化，先後出版《國學概論》《國故論衡》；主編《制言》雜志。晚年憤日本侵略中國，曾贊助抗日救亡運動。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在他的著作中闡述了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現在《訄書》中，認為“精氣為物”，“其智慮非氣”；宣稱“若夫天與上帝，則未嘗有矣”，否定天命論說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識宗和西方近代主觀唯心主義影響。
章太炎在國學的諸多領域，尤其是在文學、曆史學、語言學等方面，均有成就。他宣揚革命的詩文，影響很大。他堪稱首推“國學”之第一人，其國學著作主要有《國故論衡》《國學概論》（曹聚仁記錄整理）等，另著有《新方言》、《文始》、《小學答問》、《儒術新論》、《訂孔》等。
3、陳寅恪（1890～1969年）
陳寅恪，江西義甯（今修水縣）人，被譽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贻琦；一說是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因其祖父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而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著名詩人陳三立，因而被譽為“公子之公子”；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是唯一同時兼任跨越兩個學科即中文和曆史（一說兼任中文、曆史和哲學三個系）的教授，所以，又被譽為“教授之教授”（一說因為當時許多教授也常去聽他的課，因而被譽為“教授之教授”）。
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一說能背誦《十三經》）；1902年随其兄陳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辍學回國，就讀于上海吳淞複旦公學；而後留學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國二十多年，掌握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多種文字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更精，加上深厚的“國學”基礎，使其得以溝通中西、融彙中外，從而在學術領域多有振聾發聩之見，為國内外學人所推崇（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專家黃延複認為，陳寅恪通曉的文字有二、三十種之多，英、法、德、俄、日、匈、土等國文字自不必說，像蒙古文、滿文、藏文、西夏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希臘文，以及許多中亞細亞現存的或已經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曉。）（黃延複：《清華傳統精神》，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925年陳寅恪回國後，被剛不久改制的清華大學聘用。“國學研究院”成立後，該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稱“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梁啟超也向人介紹說：“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1926年6月，陳寅恪與梁啟超、王國維和趙元任一起被聘為“國學研究院”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導師”。（同上）
1929年，陳寅恪應學生之請為王國維紀念碑撰文，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治學宗旨。1930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陳寅恪改任曆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曆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之父陳三立義憤絕食而逝。治喪完畢，陳寅恪即随校南遷至長沙任教；南京淪陷後，又随校遷往雲南，先到蒙自、後到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
1943年，陳寅恪受聘為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教授，兼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并于當年舉家從廣西經重慶至成都，生活異常艱苦，到1945年春，終因得不到必要的營養緻使雙目幾全失明。這對于一個視讀書、寫作為生命的學者而言，無疑是巨大創痛。“去年病目實已死，雖号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表達了他的這種心境（《五十六歲生日三絕》，同上）。
1945年9月2日本簽字投降，陳寅恪既為日寇投降而高興，同時又為内戰一觸即發而憂心：“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仇已雪南征恥，家祭難忘北定時。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同上）。
此時英國皇家學會再約他赴英治療目疾，陳寅恪遂由成都搭航機至昆明，再經印度乘水上飛機至倫敦，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到1946年4月，其雙目全部失明，遂辭去牛津首席漢學教授之職，欲赴美就醫，後得知美醫亦無良策後，于絕望中回國，仍任教于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1948年平津戰事吃緊，陳寅恪搭飛機南下，應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邀，至該校任教；1950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并，陳寅恪于是移教于中山大學，直到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緻死。
僅據業已出版的《陳寅恪集》（三聯書店2009年版）、《陳寅恪先生全集》（台北裡仁書局1979年版）、《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蔣天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而其中的《寒柳堂集》，包括《論再生緣》、《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韋莊秦婦吟校箋》等，另附有《寒柳堂紀夢未定稿》和《寒柳堂紀夢未定稿（補）》等；《金明館叢稿初編》，包括《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論韓愈》、《從史實論切韻》等。
由此可見，其著述範圍至少涉及“國學”之哲學、文學、史學和古代科學等諸多領域，至于其學術建樹，陳寅恪被公認為是一位對中國20世紀學術文化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卓越學者，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學、敦煌學等諸多領域的精湛研究，均達到很高的境界，具有開拓和奠基的意義。
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寅恪的最後20年》）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從陳寅恪的品德講，其終生恪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各種強權和邪惡勢力面前，慎重恪守中華學人的良心、良知，其铮铮鐵骨真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從學術貢獻和人格、品德相統一的角度看，稱陳寅恪為當代中國最為傑出的“國學大師”代表，名副其實。
發展
國學之所以被消失，是有着非常複雜原因的，一是當代資本主義新技術的視覺文化的強烈沖擊，二是國學的落後性、局限性和腐朽性，三是一些學者對“國學”的過度吹捧。現代社會生活的現代化節奏運作中，每天都要面臨着新觀念、新事物的沖擊，年輕一代對“國學”不感興趣抛至一邊。“國學”是中國古代文的傳統文化遺産，隻有進行批判性的接受，吸收之精華、排斥其糟粕，才能使之成為成為對當代社會有用的東西。否則的話，隻能稱為曆史的陳列品，呆在陳列櫃上逐漸蒙上灰塵，逐漸出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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