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号
1605年努爾哈赤第一次稱“建州國”，也第一次稱“國王”；次年進号“昆都侖汗”（恭敬汗）。1616年，努爾哈赤建國稱汗，國号大金，史稱後金。
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号為“大清” ，亦稱為大清國。 關于“大清”的含義，有諸種猜測：其一，從文義上釋“清”為“掃清廓清”之義。其二，清，青也。青為北方信奉薩滿教諸族所崇尚，滿洲也是笃信薩滿的，故取“大清”為号。也有以“五德說”的觀點，明朝為火德，清為水德，以水克火，故名。東北少數民族研究院的鮑明認為“大清” 國号實源自滿語中的蒙古語借詞“代青”（daicing）。大清國的意思是“上國”（即“至高無上之國”）或“善戰之國”。清史學者刁書仁認為，“清”與“金”字為轉音，實際上是以漢字的發音為基礎，改換一個發音相似的漢字。
康熙年間簽署的《尼布楚條約》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以“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國際條約。尤其是清中葉以後，“中國”或“中華”作為與“大清國”含義相同并可互換的另一個主權國家國名，更是直接與China等詞對應，與西方列國在表面對等的主權條約國意義上使用，并得到各種國際條約的中外對照本之習慣性運用與“承認”。
曆史
開基立業
傳說滿洲起源于長白山之東北的布庫裡山下。明初，女真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後按地域分建州、長白、東海、扈倫四大部分。清朝統治者為出身建州女真的愛新覺羅氏。建州女真首領猛哥帖木兒時為明朝建州左衛指揮使，1433年，因部族沖突被害。1440年，建州部南移。1442年，明廷增設建州右衛，合稱“建州三衛”。南移後，建州女真與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會生産力提高，經濟繁榮。
萬曆十一年（1583年），明軍襲擊古勒寨阿台駐地時，努爾哈赤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皆遭誤殺。努爾哈赤以祖、父十三副遺甲起兵。萬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爾哈赤率領部衆去攻打尼堪外蘭，攻克圖倫城。萬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爾哈赤向李岱駐守的兆佳城發動攻擊，取勝并生擒李岱。1585年二月，努爾哈赤在對蘇克蘇浒部、董鄂部取得勝利之後，又劍指蘇克蘇浒部左鄰之哲陳部。1586年，努爾哈赤攻克鵝爾渾，尼堪外蘭逃到明朝領地。努爾哈赤請求明邊吏押還尼堪外蘭，并将他處死。 1587年，努爾哈赤建立佛阿拉城，開始成為女真人政治、軍事中心。 1588年，努爾哈赤攻克完顔（王甲）城，消滅了建州女真的最後一個部落完顔部，至此統一建州女真。六月，努爾哈赤正式頒定國政，自稱“淑勒貝勒”。
因為海西女真勢力強大，難以迅速征服，努爾哈赤遂采取遠交近攻、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當努爾哈赤率兵東向，征讨長白山各部的時候，海西女真葉赫部首領布寨聯合烏拉、輝發、哈達及蒙古科爾沁等九部向建州女真發動進攻。雙方戰于古勒山。古勒山之戰中，努爾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敗九部聯軍，陣斬布寨，生擒烏拉部首領布占泰，從而為其統一戰争奠定了基礎。從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爾哈赤連續進兵東海女真，相繼征服渥集部的瑚葉路、那木都魯、綏芬、甯古塔、尼馬察、雅蘭、烏爾古宸、木倫、西林等路，攻占渥集部東額赫庫倫城。東海庫爾喀部亦紛紛歸附。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建州攻占烏拉城，烏拉滅亡。對外擴張的同時，努爾哈赤還築城池、設大臣、定法律、理訴訟，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軍事組織形式，把女真人編制起來，在貴族控制下進行戰争和生産活動，是一種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八旗制度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發展，鞏固了努爾哈赤的統治地位。
天命元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建元天命，國号金，史稱後金。 1618年，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誓師伐明。1619年，明軍集結全國精銳20萬和朝鮮等軍隊，号稱47萬大軍，向遼東發起進攻，兵分四路進軍。努爾哈赤在薩爾浒一帶連破三路明軍，殲滅明軍約5萬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明軍除行動遲緩的李如柏一路敗退幸存外，其餘幾路被後金全殲。自此，明朝在東北的統治開始瓦解。又滅亡葉赫，至此海西女真被統一。
後金在薩爾浒之戰後連下開原、鐵嶺。1621年，努爾哈赤攻占沈陽、遼陽，幾年間席卷遼東七十餘城。 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遷都遼陽，興建東京城。1622年，奪取遼西重鎮廣甯。 緊接着後金連陷義州、錦州、大淩河等遼西四十餘城堡。熊廷弼、王化貞率明軍殘部與數十萬流民往山海關而去。1625年春，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從此沈陽成為後金的統治中心。不過，努爾哈赤在1626年的甯遠之戰中被明軍的大炮打成重傷，不久逝世。
建立大清
努爾哈赤死後，第八子皇太極繼位，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外部處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鮮的包圍。内部由于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沖突日益嚴重。皇太極逐步建立國家統治機構，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皇太極繼續對明朝展開攻勢，并聯合蒙古各部，勢力不斷擴大。
對内，皇太極順應曆史發展趨勢，促進了後金政權的封建化進程。皇太極繼位後頒布《滿漢别居令》，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張，宣布“滿漢一體毋緻異同”，實行“編戶為民”政策，下令将大多數漢民莊丁由莊田抽出，“分屯别居”。漢民由農奴恢複為民戶，即原有封建自由民身份，從而緩解了民族矛盾，社會逐漸得到緩和、安定。一改其父屠殺文人的政策，并于當年進行考試。天聰六年（1632年）皇太極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舊制，改為自己“南面獨坐”，突出汗位獨尊地位。繼而尋機削除異已，鏟除了威脅汗位的三大貝勒勢力，使汗權得到鞏固。仿明制，設内三院、六部，“停王貝勒領部院事”，獨主政務。又設都察院和理藩院，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備的國家機構。
對外，皇太極繼續實行攻打明朝的政策。天聰三年（1629年）至次年，皇太極在明朝關甯錦防線難以攻克的情況下率軍從蒙古突入内地，攻打北京，史稱“己巳之變”。施反間計除掉了明薊遼督師袁崇煥。皇太極又興兵攻朝鮮。1627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嶽托、濟爾哈朗等六位貝勒，統兵三萬進攻朝鮮。金兵進展迅速，連下城池，勢如破竹，不到半個月，就占領了大半個朝鮮，入據舊都平壤，迫使朝鮮國王李倧簽訂了城下之盟。林丹汗是後金統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礙，因此，後金一方面努力争取科爾沁等部貝勒與後金聯合，對付林丹汗的襲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屬下人員，另一方面積極準備大舉進攻。天聰八年（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次年（1635年），後金軍繼續進攻察哈爾餘部，林丹汗之子額哲奉母獻傳國玉玺歸降後金。鄂爾多斯部也為後金所并。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統一于後金。
1635年，皇太極廢除舊有族名“諸申”（女真），定族名為“滿洲”。崇德元年（1636年）5月，皇太極稱帝且改國号“金”為“大清”，改年号為崇德， 尊為“寬溫仁聖皇帝”。同年，派兵攻打朝鮮，1637年，朝鮮國王李倧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并将王子送到沈陽為人質，朝鮮正式臣服清朝。自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起，發動了松錦之戰。明廷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往援錦州祖大壽。皇太極親自坐鎮指揮。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明将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松錦之戰标志着明朝在遼東防禦體系的完全崩潰，在關外隻剩下甯遠一座孤城。1643年，皇太極病死，福臨繼位，是為順治帝，由其叔多爾衮攝政。
統一全國
1644年，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駐守山海關的明将吳三桂降清，遣使向多爾衮乞師讨伐李自成。多爾衮指揮八旗兵，以吳三桂為前導，兼程入關。在山海關之戰中擊敗大順軍，李自成退出京師。 五月二日，清軍進占京師。多爾衮奏請福臨遷都京師。十月初一，在多爾衮率領的諸王以及滿、漢大臣的勸進下，順治帝福臨在南郊天壇祭天，然後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極門（今太和門），宣布“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國的君主。此舉标志着清王朝轉化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清朝定都北京後，南下剿滅農民軍。與此同時，南方的明朝遺臣相繼擁立朱氏皇族建立政權，史稱南明。此外還有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削平群雄、統一中國成為清朝統治者的新任務。
順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軍力分兩路攻入陝西，一路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吳三桂為前鋒；一路由豫親王多铎率領，孔有德為前鋒。李自成迎擊清軍于潼關，經過激烈的戰鬥，農民軍放棄西安，東下湖廣。李自成遭到當地地主武裝的襲擊，死在通山九宮山。接着清軍立刻南下江南，攻滅南明弘光政權。四月二十五日，清軍攻占揚州。五月十六日進入南京，于蕪湖擒獲福王朱由崧，弘光政權滅亡。弘光政權被消滅後，順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博洛為征南大将軍，率部進攻浙、閩。朱以海逃亡海上，魯王政權亡。操縱隆武政權的鄭芝龍秘密降清，清軍俘殺朱聿鍵，隆武政權亡。
當清軍占領北京，開始向大順軍進攻時，張獻忠于當年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控制四川。順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将軍，擊敗漢中農民軍，于十一月入川。後張獻忠被殺。接着，清軍分兵出擊，連破大西軍營130餘處，殺傷數萬人，占領四川，大西政權亡。 餘部由孫可望、李定國等率領，轉入雲、貴地區繼續抗清。同時，李自成死後，大順軍餘部與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湖北巡撫堵胤錫聯明抗清。1652年，李定國率軍8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劉文秀亦出擊四川，克複川南。東南沿海的張煌言等的抗清軍隊也發動攻勢，抗清鬥争再次出現高潮。這時孫可望同李定國之間矛盾爆發，破壞了大好形勢。孫可望投清後，雲貴虛實盡為清軍所知。由于華南反清勢力較大，清帝冊封吳三桂、耿仲明與尚可喜為王以鎮守雲南、貴州、廣東與福建等地，史稱“三藩”。1659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雲南昆明，1662年，永曆帝被殺，南明徹底滅亡。
清廷穩定之後，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衮去世，順治帝提前親政。為加強皇權，順治帝廢除了諸王貝勒管理各部事務的舊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寬逃人法等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步入盛世
1661年，康熙帝玄烨即位。康熙初年，由滿族的四位大臣輔政。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擒拿擅權的大臣鳌拜，親理朝政。因為三藩割據嚴重影響國家統一，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吳三桂起兵反清，其他二藩相繼響應，最終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平定三藩之亂後，将台灣納入版圖又被提上日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敗劉國軒所率領的鄭氏海軍，随後明鄭納土歸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灣設一府（台灣府）三縣，台灣與大陸歸為一統。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為了徹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帝命都統彭春赴愛珲，加強黑龍江一帶防務。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來，再次占領雅克薩城。清軍擊敗盤踞雅克薩的俄軍，遏制了沙俄侵略的野心。1689年，清朝與沙俄代表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部邊界線。規定以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外興安嶺為中俄兩國東段邊界，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和烏蘇裡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均為中國的領土。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爾丹在俄國政府的慫恿支持下，興兵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康熙帝為确保邊疆安定，三次親征漠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烏蘭布通之戰，清軍大破噶爾丹，噶爾丹敗歸科布多，伺機而動。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康熙同喀爾喀與内蒙古的王公們會聚于多倫諾爾，史稱“多倫會盟”。此次會盟标志着喀爾喀三部歸順清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再次親征，昭莫多之戰，清軍擊潰噶爾丹主力軍隊，噶爾丹兵敗流竄。康熙時期，清朝将喀爾喀蒙古并入版圖，為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奠定基礎。
康熙帝親政後，着手強化皇權。他一方面勤于政務，舉行禦門聽政；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設立南書房，“揀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充之”。削弱了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以及外朝内閣的權力，強化了皇權。而且着手整頓吏治，恢複了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康熙帝還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會經濟恢複和發展的措施。1669年，康熙下令廢除圈地令，以後永遠停止圈地，并規定所圈土地應退還給農民。從1671年起，陸續放寬墾荒起科年限，并規定墾荒有成績，據開墾多少，給予不同官職，這促進了墾荒的積極性。到康熙末年，全國荒地基本上得到開辟。1685年，康熙又規定民間新墾田畝，“自後永不許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貴族旗主的經濟擴張，有利于自耕農民。康熙還下令将明朝藩王的莊田改為“更名田”。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稅額數作為定額，以後新增人丁，不收丁稅，即所謂“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樣丁稅額數便固定下來了，實現了地丁合一。
康熙時期，康熙帝重視籠絡漢人。康熙帝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統與道統合一，以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康熙帝曾舉辦博學鴻儒科，并去江甯祭拜明太祖孝陵，親臨曲阜拜谒孔廟。康熙帝還大興文治，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數理精蘊》《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康熙中期以後，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甯、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了曆史高峰。至18世紀中葉，清朝人口也大大增加。
承前啟後
1722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登基。康熙晚年，吏治松弛，貪污腐敗，已然成風。為此雍正帝訓谕各級文武官員，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嚴懲。雍正朝進行一系列政策，繼續強化專制主義君主權力。完善密折制度，皇帝特許的官員才有資格上密折。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雍正帝始于隆宗門内設置軍機房，選内閣中謹密者入值繕寫，以為處理緊急軍務之用，輔佐皇帝處理政務。他們直接聽命于皇帝，跪奏筆錄。軍機處的設立是清代中樞機構的重大變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權發展到了頂點。
雍正帝繼續執行清朝的擴張政策。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蔔藏丹津糾集二十萬人進攻西甯反清，雍正帝命年羹堯、嶽鐘琪率兵讨伐，取得大勝，青海完全歸入清朝版圖。為此清朝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甯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将喀爾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确立中俄中段邊界。1729年，雍正帝以傅爾丹與嶽鐘琪兵分兩路于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于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緻和平。
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促進農業生産，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并征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征收标準，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 之後，人口急劇增長。雍正帝廢除了賤籍，于1723年四月發出第一道“開豁為良”的谕旨。雍正帝在下令開豁樂戶賤籍的同時，又令各省檢查，如發現本地也存在類似樂戶的賤民，也準許他們出賤為良。
在雲、貴、粵、桂、川、湘、鄂等省少數民族地區，雍正帝全面實行“改土歸流”制度，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分别設立府、廳、州、縣，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種管理體制，同内地大體一樣。雍正帝的改土歸流，打擊了土司的世襲特權和利益，減輕了西南少數民族的負擔和災難，促進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實行的一系列政策，在“康雍乾”三代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全盛極隆
1735年八月，雍正帝去世，第四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乾隆帝執政期間，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樹，為鞏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清朝鼎盛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是在他統治期間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也逐步落後世界的浪潮。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調動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十四年（1749年），清軍進逼莎羅奔老巢勒烏圍，莎羅奔被迫乞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起，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亂，不斷侵擾進犯鄰近土司，清政府最終平定大小金川。1757年，乾隆帝粉碎了準噶爾貴族阿睦爾撒納的割據勢力，統一天山北路。1759年，又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叛亂。1762年，清朝設伊犁将軍，統管包括巴爾喀什湖在内的整個新疆地區。自從1762年起，清朝陸續派遣大批軍隊進駐新疆。永久駐軍的官兵攜帶家眷，主要來自東北、河北等地的達斡爾族、滿族等。這些駐軍為鞏固中國西北邊防、開發邊陲作出了貢獻。1771年，西遷伏爾加河下遊的漠西蒙古土爾扈特部，在領袖渥巴錫的率領下，為擺脫沙俄的統治，踏上了回歸祖國的征途。他們粉碎了沙俄軍隊的圍追堵截，曆經艱險，萬裡跋涉，終于回到故土。土爾扈特部回歸，為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做出了貢獻。
乾隆中期，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于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乾隆時期，農業生産的發展還表現在糧食産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産作物的普遍種植。由于興修了農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細作，單位面積的産量有了明顯的提高。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乾隆帝十分重視文化，對社會上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廣泛征集圖書，不斷頒布求書谕旨。完成了康熙下令開始編寫的《大清一統志》，他又下令編成《續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大清會典》等。從1772年開始，清政府開始編纂《四庫全書》，經十年編成，系統地整理和保護了中國曆史文化遺産。然而乾隆帝為維護統治卻嚴厲控制思想，編書期間藉機割裂焚毀大量不符其思想的書籍。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清政府的庫銀長期保存在六千萬兩以上，文化事業也很發達。時文治武功兼備、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達，“康乾盛世”進入了全盛時期。
乾隆朝晚期，安南阮氏對宗藩體制發起了挑戰，清朝與安南之間爆發戰争，最終阮惠主動向清朝請和，乾隆帝同意講和并承認了阮惠為安南的君主。清朝還于1792年打退了廓爾喀對西藏的進犯。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制定和頒行了《欽定藏内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對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軍事、對外關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規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去世後認定轉世靈童和批準繼位的大權，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駐藏大臣全權處理等。該章程是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的重要曆史文獻證明。
西方傳教士将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人，引發18世紀中國風的熱潮。歐洲人追崇中國文化、思想與藝術，到18世紀末，清朝鼎盛進入尾聲，歐洲人出現負面評價。與乾隆帝不歡而散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認為清朝已經衰落。
嘉道中衰
清朝從乾隆末年開始有衰落的現象。乾隆帝在執政中期以後，逐漸好大喜功，乾隆帝六下江南，并仿制江南園林廣修園林，勞民傷财，政治日漸腐敗。乾隆帝晚年寵信和珅，導緻和珅專權，貪贓枉法，嚴重破壞了吏治。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将廣大農民逼向絕境。與啼饑号寒、無以為生的廣大農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着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台灣天地會領袖林爽文于1787年發動林爽文起義。 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湘黔苗民起義爆發，至嘉慶元年（1796年）底平定。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爆發聲勢浩大的白蓮教起義，從嘉慶元年（1796年）到嘉慶九年（1804年），曆時九載，是清代中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争。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乾隆帝禅位于第十五子颙琰，即嘉慶帝。乾隆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面對乾隆末年危機四伏的政局，嘉慶帝打出“鹹與維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肅綱紀。誅殺權臣和珅，罷黜、囚禁和珅親信死黨。诏求直言，廣開言路，祛邪扶正，褒獎起複乾隆朝以言獲罪的官員。诏罷貢獻，黜奢崇儉。要求地方官員對民隐民情“纖悉無隐”，據實陳報，力戒欺隐、粉飾、怠惰之風。但其對内政的有限整頓，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清朝政局的頹敗。終嘉慶一朝，貪污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倒更加嚴重。 嘉慶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發天理教起義，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監接應下沖進皇宮，“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嘉慶帝被迫下诏罪已。在對外交涉中，嘉慶帝力主嚴禁鴉片，對英國侵略者在沿海的騷擾活動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同時拒絕了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系、開辟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的要求。而閉關鎖國的傳統觀念，也使其對外來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慶帝在内亂頻仍、外患漸逼中，傾力企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鞏固，然而不可逆轉的曆史發展趨勢，使清王朝的敗落于嘉慶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從此日漸走向衰亡。
道光帝即位後，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銳意進取的精神，掌政風格日趨保守和僵化。道光帝即位之初，也頗思勵精圖治，振衰除弊。對漕運鹽政實行改革。以海運代替河運，既解決了漕運的困難，又節省了開支。行票鹽制，使兩淮鹽政“弊肅風清”。解除對部分礦藏開采的封禁，主張使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下。整頓吏治，扼制奢靡之風。特别是道光七年（1827年），清朝平定新疆張格爾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此後新疆地區維持了較長時間的和平。同時清朝開展了嚴禁毒品鴉片的鬥争。但列強的肆意對抗和清朝的腐敗政治，使禁令形同具文，鴉片的泛濫，仍給中國造成嚴重危害。同時，官場中，結黨營私、相互傾軋、賣官鬻爵、賄賂成風。軍隊裡，裝備陳舊、操練不勤、營務廢弛、紀律敗壞。财政上，國庫日益虧空、入不敷出。階級矛盾激化，民變四起，西方的勢力已逐步深入，中國受到外國的侵略越來越迫近。
外患内憂
由于吏治的腐敗，導緻海關走私嚴重，鴉片貿易猖獗，1839年，道光帝為解決鴉片的弊端，派林則徐到貿易中心廣州宣布禁煙。英國為了打開中國市場，在1840年發動了鴉片戰争，清朝戰敗，被迫求和。1842年，被迫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啟了中國近代史。 西方各國迫使清政府開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并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各地乘機紛紛起事，其中華北以撚亂為主，華中華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與雲南杜文秀、馬如龍的雲南回變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去世，第四子奕詝繼位，年号鹹豐。鹹豐帝即位後，面臨内憂外患的統治危機。1851年，洪秀全于廣西金田起義，聯和天地會、三合會北伐。兩年後攻陷并定都江甯，改稱“天京”。太平天國以反對清朝封建統治與外國侵略為革命宗旨。領袖洪秀全最初起義于廣西桂平金田村，建号太平天國，稱天王。曾建立官制，分封王爵，頒行曆法，制定經濟制度，制造錢币，印刷書籍等。并且發動兩次西征。1853年5月8日，林鳳祥、李開芳等奉命率師兩萬餘人北伐。北伐軍雖然一度進至天津附近，因孤軍深入，被清軍圍困。後來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抵抗太平天國。
為了挽救統治危機，鹹豐帝頗思除弊求治。他任賢去邪，企圖重振綱紀。重用漢族官僚曾國藩，依靠其訓練指揮的漢族地主武裝鎮壓太平天國和撚軍起義。提拔敢于任事的肅順，支持肅順等革除弊政。肅順掌權後，協助鹹豐帝“申國法”以治積弊，銳行誅譴。以鐵腕的方式面對自乾隆末期以來的官場腐敗，嚴厲打擊貪污腐敗，嚴懲渎職失職，整肅官場政風。其果斷處理“戊午科場案”，使得清王朝此後幾十年間官場風氣，特别是自乾隆後期越演越烈的貪腐風氣有了很大改觀。建議鑄大錢以解決财政困難，削減八旗俸饷，減輕國家财政負擔。同時，鹹豐帝罷斥了道光朝任軍機大臣二十餘年、貪位保榮、妨賢病國的穆彰阿，處決了第一次鴉片戰争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員耆英。
1856年，英國借口“亞羅号事件”、法國借口“馬神甫事件”共同發動第二次鴉片戰争。鹹豐八年（1858年），英法艦隊攻陷大沽炮台，進迫天津。鹹豐派桂良、花沙納往天津議和，與英、美、法、俄分别簽訂《中英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列強不滿足于《天津條約》規定的權利，蓄意重新挑起戰争。鹹豐帝命清軍加強大沽口防務。鹹豐九年（1859年），在英國蓄意挑起的大沽口沖突中，英法侵略軍被擊敗。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兩國再次組成侵華聯軍，大舉入侵。英法聯軍進攻北塘，鹹豐帝在清軍與英法聯軍激戰之時，竟令清軍統帥離營撤退，大沽再次淪陷。英法聯軍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進犯。鹹豐帝派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往通州與英、法議和。英法聯軍以和談為掩護，繼續組織對北京的進攻，在通州八裡橋擊敗清軍後，進攻北京，圓明園、清漪園等處被焚掠。鹹豐帝自圓明園倉皇逃亡熱河（今承德市），命恭親王奕訢留京議和。奕訢代表清政府與英、法、俄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中法北京條約 》《中俄北京條約》，并批準了中英、中法《天津條約》。
俄國趁火打劫，從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國北方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裡領土。根據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喪失了大量的領土、主權和财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程度大大加深。
改良中興
1861年，鹹豐帝在熱河病逝，六歲的幼子載淳繼位，即同治帝。鹹豐帝本任命肅順等八大臣贊襄政務，兩宮太後與恭親王奕䜣發動辛酉政變，兩宮垂簾聽政，最後由兩宮之一的慈禧太後獲得實權。被稱為洋務派的奕䜣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部分漢臣在消滅太平軍時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并且鑒于兩次鴉片戰争的失敗，以“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為方針展開自強運動（又稱洋務運動）。
19世紀60年代初期，洋務派在“自強”的旗号下，通過引進西方的機器設備和技術開始創辦軍事工業。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主要有：曾國藩創建的安慶軍械所，是洋務派開辦的第一個兵工廠。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總局，生産槍炮炸藥和輪船。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福州船政局，生産輪船，分撥海軍和各省巡防緝私之用。洋務派先後共辦了二十幾個軍事工廠，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890年張之洞在漢陽創辦的湖北槍炮廠。洋務派興辦的軍事工業所有權和生産管理權完全從屬于封建政府，因此具有濃厚的封建性；但軍事工業普遍采用雇傭勞動制度，因此也具有資本主義性。70年代以後，洋務派在“求富”旗号下，在繼續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創辦了一些和民用有關的工業。洋務派辦民用工業，主要是采取“官督商辦”形式，即招商投資入股，官方派人經營管理。此外還有“官辦”和“官商合辦”的工業。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李鴻章籌辦的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平礦務局，以及張之洞興辦的漢陽鐵廠。80年代開平礦務局還修建鐵路運煤，開創了中國鐵路運輸事業。民用工業資金主要來自社會的投入，工廠采用雇傭勞動制，生産目的是追求利潤，所以其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由于封建官僚管理企業，他們把官場腐敗的作風也帶到企業中來，因此企業又具有一定的封建性。
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随後的北洋通商大臣負責對外關系與自強運動的策劃與推行，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建立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鋪設鐵路、架設電報網。19世紀70年代中期，洋務派開始着手建立海軍。到1885年，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初具規模。以後洋務派把建設海軍的重點放在北洋海軍上。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編成北洋艦隊，共有軍艦20多艘，其中大部分是購買外國的。洋務派還建設旅順、威海衛軍港，作為北洋艦隊的基地。因為辦洋務事業的需要，洋務派創辦了一些新式學校，如京師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電報學堂等，從中培養了一批翻譯、軍事和技術人才。同時，分批派遣了近200名學生出國留學，學習西方國家的軍事和科學技術。
洋務運動使得中國社會出現較安定的局面。其間太平天國于1864年滅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滿蒙騎兵（八旗兵）中撚軍埋伏後全殲，賴洋務派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别滅西、東撚，撚亂到1868年結束。1862年到1878年間，左宗棠先後平定陝甘回變，平定新疆回亂，并收回伊犁。
洋務運動使得清朝的國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複和增強，到慈禧太後與恭親王聯合執政的同治年間，清朝一度出現了較安定的局面，史稱“同治中興”。其間清朝在西方人的幫助下成功消滅内地的民變并收複新疆，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相當大的改善。至19世紀80年代，清朝軍隊的裝備和洋務運動之前相比已有了明顯的提高。
帝國飄搖
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死于養心殿東暖閣，年僅19歲。醇親王之子年僅四歲的載湉被選定繼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為“光緒”。兩太後再次垂簾聽政。光緒七年（1881年），慈安皇太後暴死。慈禧獨攬大權。中法戰争爆發後，慈禧以越事失機之由開去恭親王奕訢一切差使，同時罷黜五軍機大臣，安排自己的親信進入軍機處及内閣。從此，清朝廷成了慈禧太後的獨家天下。
同治以後，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進中國廣大邊疆地區，使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嚴重危機。美國早有侵占中國台灣的野心。鹹豐三年（1853），美國海軍艦隊竄到台灣，高山族人民給予迎頭痛擊，打走了美國侵略軍。日本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陸軍中将西鄉從道侵略台灣。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軍赴台，部署防務。與日本訂立《台事專條》，以賠償白銀50萬兩作為日本撤兵的條件 。英國在同治年間不斷派人進入中國雲南、西藏偵察。光緒二年（1876年），清廷在英國的脅迫下，派李鴻章與英國代表威妥瑪在山東煙台簽訂《煙台條約》和《入藏探路專條》。光緒十六年（1890年），清廷與英國談判，劃定中國和哲孟雄（錫金）的邊界。光緒十九年（1893年），清廷與英國又訂立《藏印續約》，從此，英國勢力侵入了西藏。西北方面，同治四年（1865），中亞浩罕汗國阿古柏乘中國新疆地區紛亂之機，率軍侵入喀什噶爾。面對同時發生在西北和東南的兩個危機，清廷發生“海防塞防之争”。李鴻章強調海防的重要性，認為應大力加強海防，但他卻以“海防、西征，力難兼顧”為由，主張放棄新疆。陝甘總督左宗棠則力主收複新疆，清廷接受了收複新疆的主張，于光緒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次年，清軍進入新疆，收複了北疆大部分領土。光緒四年（1878年）1月，清軍最後收複和田。至此，隻有伊犁地區還在侵略者手中。
1883年，清朝和法國為越南（安南）主權爆發中法戰争。從1884年1月到4月，法國先後派全副武裝的軍艦8艦次，闖到閩、台海岸，在福州、廈門和基隆港口遊弋示威。1885年，面對嚴峻形勢，曾任廣西提督的老将馮子材奉命以幫辦廣西軍務的名義奔赴鎮南關，鎮南關之戰取得勝利，法軍倉皇逃走。随後，馮子材乘勝追擊，法軍占領的諒山等地被陸續奪回，法軍被殲滅的有千餘人。失敗的消息傳回法國，引起資産階級統治集團内部的紛争，挑起對中國侵略戰争的茹費裡内閣因此倒台。清政府決定“乘勝即收”，《中法合訂越南條約》在天津正式簽訂，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開放蒙自、龍州兩地與法國通商，法軍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銷對中國海面的封鎖。在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國侵占台灣的戰争以失敗告終。清朝失去藩屬國越南，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台灣也宣布建省。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廷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台灣省巡撫。在台灣任職期間，劉銘傳修建鐵路，開煤礦，創辦電訊，改革郵政，發展航運事業，促進台灣貿易，發展教育事業，促進了台灣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台灣防務也日益鞏固。戰後，清朝設立了海軍衙門。1885年，英國入侵緬甸，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抗議無效，隔年被迫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緬甸為英國所有。
此時，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1872年，日本強迫清朝藩國琉球改屬日本，清朝拒不承認，中日交惡。1894年7月25日，日艦襲擊中國船艦，甲午戰争爆發。1894年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甲午戰争全面爆發。甲午戰争曆時9個月，分為陸戰和海戰兩個戰場，日軍攻下朝鮮的平壤，在黃海海戰中大敗北洋水師，之後又攻下中國的旅順、威海。1895年1月20日,日軍在榮成龍須島登陸，占榮成。随即分南北兩路向威海南幫炮台進行抄襲。30日，南幫炮台陷落。2月1日，日軍占領威海衛城。此後，日軍水陸配合，攻擊劉公島和港内北洋艦隊。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等先後自殺殉國。17日，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覆滅。最後以清軍落敗而告終。
清政府于1895年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及其附屬島嶼，失去藩屬國朝鮮。洋務派李鴻章建立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也宣告自強運動最終失敗。
維新圖存
《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争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光緒帝痛定思痛，他極力支持維新派變法以圖強。
1898年，光緒帝與梁啟超、康有為等資産階級改良派領導發動政治改革運動——戊戌變法。頒布《明定國是》诏宣布變法。新政在政治方面：開放言路，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诏，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内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讨論制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在軍事方面：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饷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經濟方面：設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企業，獎勵發明創造；設鐵路、礦務總局，築路采礦；全國設郵政局通郵；改革财政，編制國家預算。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制，設立新式學堂、譯書局、報館等。但是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的痛恨和反對，他們準備乘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到天津閱兵時舉行政變，以廢黜光緒帝。帝黨得知後，企圖拉攏新建陸軍首領袁世凱救護光緒帝，結果卻被袁世凱出賣。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幽禁光緒帝于中南海瀛台，随即殺害策劃維新變法的“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通緝康有為和梁啟超，罷免維新官員，戊戌變法徹底失敗。變法前後隻持續了103天，因此又稱為“百日維新”。
1896年，清廷為聯俄制日，簽訂《中俄密約》。列強在中日戰争中國戰敗後，掀起瓜分中國狂潮。此時在華北冀魯地區爆發以“扶清滅洋”為口号的義和團運動。慈禧太後欲借此排外，暗中默許義和團，向十一國宣戰。為保華中華南，東南各行省總督巡撫，不服從清廷對外宣戰的敕命，發起東南自保，義和團事件引發西方列強的報複。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6月下旬清廷對八國聯軍宣戰後，清軍一再潰敗。北京被聯軍占領，劫殺擄掠。慈禧太後率光緒皇帝逃往西安，慈禧認為此禍乃義和團引起，遂頒布剿滅義和團的命令。最終義和團運動在清軍與八國聯軍的聯合剿殺下失敗。1901年，清朝同十一國簽訂了《辛醜條約》。1904年，日俄兩國在東北的利益沖突爆發日俄戰争，進一步加深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革命風潮
清朝于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國勢大墜，知識分子莫不提出各種方法拯救中國，主要分成立憲派與革命派兩種改革路線。1901年，立憲派康有為、梁啟超推動立憲運動，梁啟超發表《立憲法議》，希望讓光緒帝成為立憲君主。而慈禧太後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歐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憲、建立清朝新軍、廢除科舉、整頓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對清廷的改革失望，他們主張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
孫文于1894年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興中會 ；1904年，黃興于長沙成立的華興會；同年，蔡元培于上海成立光複會。1905年，孫文在日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成立中國同盟會，并提出“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革命派聯合舊有反清勢力如三合會、洪門等，在華南地區發起了十次起事，并将勢力滲入華中、華南的清朝新軍。
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為改革方式發生争執，一開始立憲派占上風，清廷也承諾實行立憲。1907年，清廷籌設資政院，預備立憲，并籌備在各省開辦咨議局。1908年7月，頒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議局。同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以确立君主立憲制政體，成立代議會。在立憲派成員的請願下，清廷宣布預定在1913年召開國會。同年光緒帝與慈禧太後皆去世，溥儀繼位，即宣統帝，其父載沣擔任監國攝政王。
1911年5月，清廷組成由慶親王奕劻領導的“責任内閣”，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君主立憲。不過，該内閣中的很多成員為皇族身份，故被稱為“皇族内閣”，引發立憲派的不滿和失望，很多轉向于革命派合作。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發保路運動，清廷急派新軍入川鎮壓。10月，革命派于湖北發起武昌起義，南方各省随後紛紛宣布獨立。清廷任命北洋新軍統帥袁世凱為内閣總理大臣，成立内閣并統領清兵。袁世凱一方面于陽夏戰争中向革命軍施壓，另一方面卻暗中與革命黨人談判，形成南北議和的形勢。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于南京宣布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2月12日，袁世凱迫使宣統帝溥儀頒布退位诏書，将權力交給袁世凱政府，清朝滅亡。
王朝後續
清朝滅亡後，根據《清室優待條件》，清室成員得以繼續住在紫禁城中，宮廷内尊号、待遇、年号保持不變，保留太監、侍衛、宮女，保留内務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機構，依然稱孤道寡，封官賜谥，保持帝王氣派，與民國政府分庭抗禮，俨然國中之國，史稱“遜清小朝廷”。
1917年6月，盤踞徐州的清朝将領張勳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辮子兵”，借“調停”為名于6月14日進北京。急電各地清朝遺老進京，“襄贊複辟大業”，擁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儀複辟，史稱丁巳複辟，但隻持續12天而終。1924年11月5日，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但依舊被部分清朝遺老舊臣尊為皇帝，在北平什刹海、天津張園、靜園等居住地内依然繼續維持着的一個微型小朝廷，史稱“後遜清小朝廷”。
疆域
領土範圍
1760年，平定準噶爾的清朝疆域達到極盛，東北與俄羅斯帝國分界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與外興安嶺，這條疆線直到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正北與沙俄分界薩彥嶺、沙畢納依嶺、恰克圖與額爾古納河；西北與哈薩克汗國等西北藩屬國分界薩彥嶺、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爾喀什湖至帕米爾高原；西南與印度莫卧兒帝國、尼泊爾、不丹等國分界喜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緻上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分界相近，包含南坎、江心坡及緬甸北部等地；東與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與東海，與朝鮮王朝沿圖們江、鴨綠江分界；清朝還領有台灣、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諸島（時稱千裡石塘、萬裡長沙、曾母暗沙）。
行政區劃
内地
土司
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肅等省設有土司，分為宣慰司、宣撫司、招讨司、安撫司和長官司（長官為武職），與土府、土州、土縣（長官為文職）。土司的長官以當地各族頭人充任，可以世襲，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頒給印信，歸所在地方之督撫、駐紮大臣管轄。宣慰等司的長官隸屬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隸屬于吏部。雍正年間，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的土司開始改行流官制，史稱改土歸流。光緒、宣統之際，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東部的宗也開始改土歸流。
東北
東北為清朝龍興之地。入關後，以駐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陽，并嚴禁内地漢人出關耕種。康熙至乾隆年間，逐漸形成三個相當于行省的将軍轄區：盛京、吉林、黑龍江。将軍之下設專城副都統分駐各城，并管理各城的臨近地區。副都統下有總管統領各旗。在漢民聚居之處，置府、州、縣、廳，如同内地。居于黑龍江、嫩江中上遊的巴爾虎、達斡爾、索倫（鄂溫克）、鄂倫春、錫伯等族，編入八旗，由布特哈總管、呼倫貝爾總管管轄。黑龍江、裡江下遊及庫頁島的赫哲、費雅喀、庫頁、奇楞等漁獵部落則分設姓長、鄉長，由三姓副都統管轄 。1907年改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将軍轄區為省。
藩屬國
清朝藩屬國最多時有19個。早在皇太極、康熙時期就有朝鮮與琉球國。到乾隆時期擴充到東南亞地區的安南（越南）、南掌（今老撾）、緬甸、暹羅（今泰國）、柬埔寨、蘭芳共和國（今加裡曼丹島西部）以及呂宋、蘇祿（于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群島後相繼消失）；南亞地區有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與拉達克（歸駐藏大臣管轄）等國；中亞地區有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愛烏罕（今阿富汗）、巴達克山與幹竺特等國。
18世紀中葉，中亞西部的政局在激烈的動蕩中重構，動蕩的局勢波及帕米爾高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在統一新疆後，再次将中原王朝的疆域拓展到帕米爾高原。當清朝介入帕米爾地區後，在處理中亞事務時的政策取向，直接影響到中亞各國未來的命運以及該地區的政局。當時，中亞諸國的實力顯然無法與清朝對抗，而清朝在西北邊疆既要面對強鄰俄國，又要強化蒙古的藩部地位。如何處理和卓後裔問題，消除内部的隐患，隔絕哈薩克、布魯特各部，構建安全屏障成為清朝中亞政策的首要目标。在平準戰争過程中及戰後，哈薩克、布魯特、浩罕汗國、塔什幹、巴達克山等政權、部族均向清朝臣服，期望清朝的中亞政策能夠惠及自身。在帕米爾以西構建郡縣制、分封制等統治構想破滅後，清朝最終決定将中亞納入藩部系統，與中亞各部族互不幹涉，“永守邊界”，保持睦鄰友好。
政治
中樞機關
議政王大臣會議
議政王大臣會議，是“議政王”與“議政大臣”集議諸事的一種議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當長的時間裡，為皇帝指揮下議處軍國大政的最高權力機構。是與八旗制度及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密切相聯的。在清初權力很大，一旦決定事務連皇帝也不能改變，故而随着皇權的集中被逐步削弱。1791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谕将其撤銷。
内閣
1631年，皇太極仿明制始設内三院。1644年五月初三，多爾衮進入北京後，谕“令在京内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與滿官一體辦事”。這樣，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襲了明内閣等中央機構，原明官員也留任，與滿官一體辦事，中央政權機構迅速運轉起來。軍機處設立後，内閣的地位開始下降。
南書房
1677年，康熙帝設立南書房，起初是為了與翰林院詞臣們研讨學問，吟詩作畫而設。由于南書房“非崇班貴檩、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随時承旨出诏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将外朝内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内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
軍機處
1729年，雍正帝為及時處理西北軍報始設軍機房，1732年改稱軍機處。乾隆帝即位後安排數位“總理事務王大臣”進入軍機處，故改名總理事務處。1737年，乾隆服滿親政，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自請罷職，恢複軍機處名稱，自此遂成定制，軍機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核心權力機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幾乎可忽略不計，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制度的頂峰。直至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責任内閣”，軍機處廢止。
清朝責任内閣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廢除軍機處，實行内閣制，任命内閣總理大臣和諸大臣組成内閣。由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組成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内閣。然而，由于内閣成員中過半數為皇族或滿人，又被稱為“皇族内閣”。該内閣在辛亥革命後倒台，由袁世凱組成的新内閣所取代。
執行機關
六部（吏、戶、禮、兵、刑、工）為清朝最高執行機關，各部長官稱尚書，副長官稱侍郎，入關以前尚書均由滿人擔任。1644年規定尚書及侍郎滿、漢各一。
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機構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仆寺、鴻胪寺（五寺）、國子監、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務府、都察院。
監察機關
清朝全國最高監察機關名為都察院。都察院負責糾劾各級衙門、官吏之奸貪劣迹，條陳政治民生之得失利弊，參加九卿議奏事議，會同刑部、大理寺審辦欽交大案及朝審、秋審，檢查注銷文書案卷和封駁事宜，以及稽察京師地方治安等事。其所屬監察機構有：十五道、六科、宗室禦史處、稽查内務府禦史處、五城察院。其中的六科是清初仿明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掌勘察官府公事。初為獨立機構，至1723年始隸都察院。
選官制度
科舉制度、國子監、明清選官制度、博學鴻詞科
品級制度
清朝官員等級分“九品十八級”，每等有正從之别，不在十八級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級别上附于從九品。
刑律制度
1647年，《大清律例》編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襲《明律》的内容。後經康熙、雍正兩朝屢次增删，并于1727年公布。但清朝最經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清廷對各少數民族地區還有各種特訂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例”，維吾爾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強對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統治。
1907年修訂法律館“專以模範列強”為宗旨，制定大清新刑律草案。草案分總則、分則兩編，刑種有主刑、從刑兩類；并制定了有關國交、選舉、交通、通訊等方面的犯罪條款，确立了緩刑、假釋的制度。在新刑律頒行前，修訂法律館删修大清律例，以《大清現行刑律》作為過渡，于1910年頒行。
地方制度
督撫（清朝總督制度、巡撫）、提督、布政使、按察使、内地十八省、保甲制度、漕運總督、“沖繁疲難”
國旗與國歌
起初，清朝沒有法定的國旗與國歌。近代以後，随着與西方國家的交往，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國旗與國歌。1888年，清政府認定“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即俗稱的清朝“黃龍旗”）為大清國旗。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清朝曾先後使用《普天樂》《李中堂樂》《頌龍旗》作為半官方國歌或代國歌。直到1911年，清政府定《鞏金瓯》為正式國歌，由于辛亥革命爆發，《鞏金瓯》後來沒有流行開來。
軍事
八旗
清前期清軍主要分為八旗和綠營二種。八旗制是努爾哈赤在女真牛錄制的基礎上創立的一種兵民合一的制度。八旗又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旗設都統（固山額真），由中央八旗都統衙門掌握，地方督撫無權征調。1650年，順治帝對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由自己親自掌握正黃、鑲黃、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變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時加強上三旗的實力，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有所削弱。
從正黃、正白、鑲黃上三旗的滿、蒙族人中挑選組成親軍營，負責侍衛皇帝和宮廷，歸領侍衛内大臣統轄。兵衛負責拱衛京師，主力有骁騎、前鋒、護軍、步軍等營，還有選自各營、裝備精良的士兵組成的健銳營、火器營、虎槍營、神機營等。
綠營和團練
綠營兵，主要是清兵入關後收編的明朝降軍和各省改編的隊伍，用綠色軍旗，故稱綠旗兵或綠營兵。兵種有馬兵、步兵和水師。在各省者，由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所統轄。
清中葉以後，又有漢族地主自募自練的團練鄉勇。後因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各地地主團練武裝迅速發展，曾國藩的湘軍便應運而生。還有李鴻章組織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等，這些地主團練武裝後改編為練軍與防軍。
海軍
1651年，順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設水師，此為清朝水師之始。内河防務以長江為主體，沿岸各設水師。洋務運動時期清朝才有新建海軍的動作。為建立船艦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馬尾成立總理船政事務衙門，以沈葆祯為船政大臣。同年，李鴻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艦。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制造的蒸汽軍艦，“恬吉”号下水。随後的中法戰争與甲午戰争分别摧毀南洋艦隊與北洋艦隊，這也标志自強運動的失敗。
新軍
清末新政時，袁世凱在華北組建新建陸軍（即北洋軍），張之洞在南方組建自強軍。到清朝滅亡前夕，其陸軍可以号稱100萬，但大概隻有60萬戰鬥人員，其中隻有17.5萬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并非所有新軍均效忠清廷，部分暗中支持革命軍。
對外戰争
對外戰争
經濟
清前期“康乾盛世”的國力強盛，主要體現在農業、手工業、商業均取得較大幅度發展，特别是耕地面積擴大，人口增加和國庫錢糧充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
農業
清朝采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産量。由于國内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較發達。清初為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雍正帝時期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清朝前期還多次豁免天下錢糧。内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所發展。至18世紀中葉，清朝的封建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于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
手工業
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産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琅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
商業
清朝商業發達，集市貿易是最普遍的交易形式。随着商業的發展，城市更加繁榮，在幾大城市形成了區域性的商業中心。同時，商業資本進入生産領域。随着商業的發展，形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
貨币
清朝貨币大體上采銀兩與銅錢并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鴉片戰争前後，需要固定形式的銀币出現，正式使用機器鑄造銀币則是鴉片戰争以後的事。鴉片戰争前，由于英國将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緻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于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币，這帶動了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于1651年順治帝發行紙币，到1843年鹹豐帝又發行大清寶鈔與戶部官票等紙币，以穩定清朝經濟。
賦役
主詞條：丁銀、固定丁銀、攤丁入畝、廢除匠籍、養廉銀、耗羨歸公、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出旗為民
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賦役制度，盡管屢經調整，但由于積弊已久，仍十分繁雜而混亂。康熙五十一年（1712），決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 ，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國人丁數2462萬餘丁，丁銀335萬餘兩為定額，以後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銀。雍正元年（1723）直隸總督李維鈞請求将丁銀攤入田糧中征收，得到朝廷的允許。以雍正元年逐步實行“攤丁入畝”政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長期以來的賦稅不均的情況，有利于調動勞動人民生産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規模地蠲免田賦和漕糧，以及各省的積欠，并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慶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輪免各省的額賦和錢糧一年。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蠲免賦稅的政策，盡管是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所采取的緩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對于橫征暴斂，巧取豪奪來說，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一些負擔，使他們得以安心于生産而免遭颠沛流離之苦。
财政
平定三藩後，地丁銀年收入二千六百萬至二千八百餘萬兩，留存地方支用約八百三十餘萬兩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财政收入近三千萬兩。由于财政收入稅制的确立和各項稅法的日趨完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戶部庫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增至七千八百萬兩，清朝的财政收入以進入最佳的鼎盛時期。（也有說法認為1777年接近8200萬兩，是為有清一代的最高紀錄）嘉慶初年爆發的白蓮教起義，成為清朝财政的轉折點。1804年平定白蓮教之後，清朝又迎來了和平時期。在接下來的16年間，内地和邊疆均未發生大規模戰事。令人訝異的是，戶部盈餘量并沒有因此發生反彈，在本周期的大部分年份，盈餘量一直維持在2000—3000萬兩之間。
但是，一旦朝廷用兵邊陲或平定内亂，軍費急劇增加，其現金儲備會大幅下降。但曆次邊陲用兵并未導緻清政府提高田賦稅率或新設捐稅以增加國庫收入。
土地
更名田、一田二主
文化
小說
清朝小說是中國古代創作和傳播的高峰時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綠園的《歧路燈》和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吳敬梓（1701—1754）是清代小說家和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儒林外史》是我國著名古典長篇小說。全書以整個封建社會為批判對象，以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為中心，通過對他們生活和心靈的描繪與剖析，勾畫了形形色色的“儒林”衆生相。
此外還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邦額的《夜譚随錄》、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等志怪鬼神小說。它們的出現，标志着中國古代白話小說和文言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
清朝末期，譴責小說的登場，給這個時期的小說增添了光彩。代表作為《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等。譴責小說進一點擴大了題材的範圍，描寫以官場為主，而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清代小說中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形象，展示了社會生活的萬千氣象。例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钗、王熙鳳等，《儒林外史》中的範進、匡超人、馬二先生等。和明代小說比較起來，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更接近于生活，縮短了和讀者的距離。
詩詞
清詩是唐宋之後又一個重要時期，流派紛呈，詩學主張也多樣，有其不可忽視的藝術價值。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最著名的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稱“江左三大家”。生活于乾隆後期和嘉慶時期的著名詩人有張問陶，他的七言律絕，佳句絡繹。張問陶也好談“性靈”，贊成袁枚論詩主張，可以算是“性靈派”的詩人，張問陶與袁枚、趙翼并稱乾嘉“性靈派三大家”。
被成為“詩界革命”的詩歌改良運動産生于戊戌變法前後，其代表有黃遵憲的詩，其餘如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
清詞号稱“中興”，僅順康兩朝，詞人就達到2500多人、詞作60000餘首，遠超前面任何一個朝代，尤其是相較于詞學衰微的元、明兩代。到了康熙時期，清詞第一次展示了其驕人的創作成績，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征，在唐五代、兩宋詞外别立一壇。出現王士禛、陳維崧、朱彜尊、顧貞觀、厲鹗、納蘭性德等重要詞人。朱彜尊、陳維崧和納蘭性德，他們在整個詞史上的地位雖評價各異，褒貶不一，但其康熙詞壇大家”的地位，幾無人撼動，尤其是浙西詞派領袖朱彜尊，其“學南宋，尚醇雅”的理論，引領有清一代詞壇創作風氣之先。清詞進入鼎盛時期。清末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并稱“晚清四詞人”。綜觀清詞的顯著成就，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第二，立論高；第三，功夫細。
戲劇
中國戲曲發展至清代乾隆年間，地方戲似雨後春筍，紛紛出現，蓬勃發展。昆腔經過魏良輔，李玉等劇作家的改進，執劇壇牛耳者已明顯歸于昆曲大宗。經過“花雅之争”，雅部昆曲最終衰落下來。
京劇之名始見于1876年的《申報》，曆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系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昆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彙，衍變而成。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衆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
散文
桐城派
繪畫
清代的畫壇由文人畫占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在藝術形式上翻新出奇，并湧現出諸多不同風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濤的山水花鳥畫，中期的“揚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吳昌碩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均對後人有很大影響。
學術
在學術上，清朝時期最興盛的是考據學。考據學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等，考證方法大同小異。 到了章學誠，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又前進一步。
哲學
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戴震、顔元、曾國藩
新學
西學東漸、海國圖志、資政新篇
史學
章學誠、續三通、清三通、明史
文字獄
清初和中期，統治者屢興文字獄。柳诒征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 。清朝諸例文字獄中，有名的有康熙時期的南山案、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等。
科技
醫學
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鑒》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經驗良方，并對《金匮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著作。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醫林改錯》一書。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并對古籍中有關髒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他通過對屍體内髒的解剖研究，繪制成《親見改正髒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為中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地理
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劃、測繪工作，制成了《皇輿全覽圖》。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确”。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輿全圖》。在這份地圖裡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中國的新疆地區。
農學
清代的農書約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兩朝為繁盛。有《欽定授時通考》《廣群芳譜》《補農書》等著作。 其中大型綜合性農書《欽定授時通考》，是1737年由乾隆帝弘曆召集一班文人編纂的。全書規模比《農政全書》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書，各省大都有複刻，流傳很廣。
數學
王錫闡、梅文鼎、明安圖、《割圓密率捷法》
水利
靳輔、于成龍、陳潢
建築
主詞條：暢春園、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頤和園、布達拉宮、雍和宮、清東陵、清西陵、樣式雷
清朝皇帝熱愛修建園林，數三山五園最為著名。北京西郊的圓明園也是十分奢華，圓明園擁有150多座精美的宮殿、台閣、寶塔等建築。前後經曆一百五十餘年，耗費白銀約二億兩。改建之外，除在緊東鄰新建了長春園，在東南鄰并入了萬春園。圓明三園的格局基本形成。嘉慶對绮春園進行修繕和拓建，使之成為主要園居場所之一。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文物被劫掠。
鐵路
清朝末年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巨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了坡度，降低了造價，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工。京張鐵路是中國人利用自己的技術力量修成的。
民族
華夷之辨
通過《大義覺迷錄》和《清帝遜位诏書》可以看出清朝為實現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這一過程，既讓滿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轉變，同時以“華夷一家”為核心的“中華大義”還進一步演變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諸民族等“非漢世界”認同“大中華”價值的共同依據，為實現文化和疆域意義上的“中華”最大化，做出了貢獻。中國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理念沖擊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發出“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回應等事實，既彰顯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這兩份首尾呼應的曆史性文獻，構成了嗣後中國政府表達國家主權和領土訴求的主要法理依據。
首崇滿洲
作為統治族群和八旗軍隊中的主要組成部分，滿人尤其被視為國家根本、朝廷柱石。滿洲将士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後平三藩、滅回部等戰役中立下汗馬功勞。故終清一代，“首崇滿洲”（又稱“滿洲根本” ）是清朝的既定國策。清朝時期，滿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領域主要享有一下幾類特權：
首崇滿洲政策和給旗人寄養的特權，使滿人的風俗從騎射民族的勤儉樸實變為奢華糜廢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民國建立，“首崇滿洲”之國策也随之壽終正寝。
漢族政策
科舉優待
清政府尊崇儒學，按曆代漢族王朝傳統開設科舉，從中選拔士人以赢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另外科舉考試中還制定了滿不點元、旗人不列鼎甲等防止旗人參加科舉考試與漢人競争的優待政策，在此政策下，終清一朝，除開朝滿漢分榜時期有兩位滿人狀元外，狀元這一最高殊榮全部給了漢人。
重用漢官
清朝為奪取和鞏固對全中國的統治，除起用範文程等人外，在入關過程中先後招降了前明漢族重臣還有洪承疇，将領吳三桂、李成棟、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統領的漢族軍隊。後因其叛亂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個主要的藩王，被稱為平三藩。帶兵收複台灣的施琅也是漢族前明軍官。
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漢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國及洋務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甲午戰争後清廷實行新式練軍，亦以漢族官兵為主。其中如袁世凱、留學普魯士學習軍事的段祺瑞、馮國璋、留學日本的王士珍，和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關鍵作用，并成為後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剃發易服
滿族在關外已然推行“剃發易服”政策。對被征服的漢人一律強令改變發式、更換服裝，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須剃發易服，作為臣服的标志。
清兵入關時曾頒發“剃發令”，因引起漢人的不滿和反抗，于是公開廢除此令。1645年，清兵進軍江南後攝政王多爾衮提出重新頒發“剃發令”。漢族大部分生者都剃發結辮，改穿滿族衣冠；堅持不願改換衣冠者要麼逃到海外，要麼遁入空門，帶發修行 。一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後才剪辮。
蒙古政策
清朝對内蒙古實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聯姻來籠絡蒙古各部首領，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領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分而治之的“紮薩克制”，亦即盟旗制度。
按照這種制度，原蒙古各部稱為盟，是内蒙古地區最基本的行政單位，旗設旗長，即“劄薩克”，為世襲之職位。旗下設佐、什，受旗長管制。若幹相鄰的旗為一盟，盟有盟長，由清廷中央直接任命。盟為監察區，不屬行政單位。當時主要有哲裡木、昭烏達、錫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對清廷中央負責，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區設熱河都統、察哈爾都統和綏遠副将軍，率軍駐防要地，以加強軍事控制。
清朝統一了蒙古各部後，對蒙古的統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為朔方邊患的勢力，又要籠絡其奴隸主們統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為清廷統治全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和帝國北部疆域不設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廣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維護了蒙古地區安定局面。
西藏政策
清朝對西藏管轄的舉措是冊封制度、駐藏大臣和金瓶掣簽制度。
清朝初年，五世達賴來京朝賀，順治帝隆重接待并正式冊封他為“達賴喇嘛”；後來，康熙帝又冊封五世班禅為“班禅額爾德尼”，并賜以冊印；從此，“達賴喇嘛”和“班禅額爾德尼”的稱号正式固定下來，以後曆世達賴和班禅都必須經過中央政府冊封成為定制。
1727年，雍正帝在西藏設駐藏大臣，辦理西藏事務；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與達賴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駐藏大臣的設置，标志着中央政府對西藏管轄的加強。乾隆年間。清廷陸續頒布《西藏善後章程》和《藏内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确定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共同處理政務的平等地位，鞏固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清廷在西藏改革烏拉、租賦、錢法、貿易制度；活躍民族貿易；創報、興學、發展農牧工礦業和加強交通、郵電事業的開發等。
清朝還設置了金瓶掣簽制度。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達賴、班禅轉世的監督和任授權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體制，确立系統治藏法規中的一項重要内容。這一制度一直延續至今。
西南土司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時期羁縻州縣制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其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世襲首領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并承擔賦役以進行間接統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實際上并沒有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但有些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
康雍乾時期，國力強盛，中央政府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爾泰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選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務，“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制苗之法，固應恩威并用”。
回族政策
清代是曆史上回族反抗統治者最頻繁的一個朝代，回民起義“從清朝初年繼續到它的覆滅的那一天，方告停止”。回族人反抗清朝，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清朝推行歧視回族的法律法規，是引發回族起而反抗的一個重要原因，“清政府對穆斯林，由歧視而壓迫，清律上有若幹條文，對穆斯林之犯罪者，特别加重處罪。” “從1762年起，清帝頒發了歧視他們（回族）的嚴厲的法律，使得回族人在一些情況下所受處罰比同類案件中的漢族人要重得多”。
清廷一方面“回人久隸編，即與百姓元異”，“回豈非民乎” 針對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适用于回族，另一方面又誣稱“回民犷悍成習，結黨為匪，僅照常辦理不足示懲”。實際生活中，官府欺壓回民的事屢見不鮮，一些漢族士大夫也頗有感慨，向來地方官偏袒漢民，隻要是争訟鬥毆，無論曲直，都是抑壓回民。
外交
外交機構
主詞條：理藩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
中西交流
主詞條：西學東漸、東學西漸、中國禮儀之争、鴉片貿易
中俄關系
主詞條：雅克薩之戰、《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東北軍民抗擊沙俄入侵之戰、外東北
周邊關系
主詞條：朝鮮王朝、江戶時代、貢榜王朝、鎖國令
簽訂條約
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平等條約
近代清政府與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一覽
帝王世系
（資料來自）
社會
節慶
清代的歲時節日風俗很多，它反映了清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首先是元旦的風俗。農曆正月初一是元旦，又稱元日、新年。新年元旦的慶祝活動一般要持續數日，清人的記載多為“交賀三日”、“三五日乃止”、“自元日至上元無虛日”之類的語言。大緻來說，初一至初五是新年元旦的高潮。元旦風俗豐富多采，是大型的綜合性節日。上元節往往要持續數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從十四日到十六日，歡慶三天，南方的時間要長些，一般是四五天，甚至更長的時間。當然也有些貧瘠地區，隻是一兩天。清明與端午清代的清明節是一個較大的節日，全國普遍舉行。此外，清代還有填倉、龍頭、春社、文昌會、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贶、重陽等重要歲時節日。
宗族
宗族法規維護社會秩序，受到朝廷歡迎。宗族為更好地行使權力，管好族人，往往請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則批準祠規，承認祠堂族長的審判權、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過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規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長依據家法處死族人問題上，乾隆帝認為是“鄉曲之累”，采取反對态度。清代的宗族，多修有族譜，族譜又稱家譜、家乘、宗譜等。雍正朝以後，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廣東、江西等省曾大規模地推行族正制。
學校
清代的學校與科舉，大體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内容上有所損益，措施上更為周密。清代由政府管轄的學校，共有兩級，即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中央官學主要指京師的國子監，包括附屬于國子監的算學、八旗官學。另外，還有中央政府為皇室貴族設立的宗學、覺羅學等。地方官學主要指府、州、縣學，這些學校隻有規模大小的區分，而無程度等級的差異。除此而外，社會上還有書院、社學、私塾等，這些雖不包括在正規的學校制度内，但在培養人才、傳播文化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服飾
清代時期，服飾皆以滿族的旗裝為主，旗裝外輪廓成長方形，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馬褂，其造型完整嚴謹，形象莊嚴肅穆。
人口
清朝的人口數也是曆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紀末，已達到三億以上，道光時突破四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