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源
1，“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稱中國為“chini”，據說是來自“秦”的音譯，中國從印度引進梵文佛經以後，要把佛經譯為漢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譯把chini就翻譯成“支那”。同為印歐語系的古羅馬稱中國為Sinoa，後來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來自這個語源。《大唐西域記》就有一段記載：“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宣，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裡，印度所謂摩诃至那國是也。’”
有人指出：Ci^na之名在《摩诃婆羅多》、《摩奴法典》、《羅摩耶那》等印度古籍就出現了。但還不能确證這就是指中國。《釋迦方志》引用了後漢獻帝建安十年，入竺之秦州刺史成光子的話：“成光子雲：‘中天竺國東至振旦國五萬八千裡。’”那麼振旦最遲在東漢以前就已經廣為印度人熟悉了。
“支那”和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英語中的China以及法語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語Ci^na—stha^ na之說，也已為學界公認。古代希臘、羅馬等國對我國的稱呼，除了有缯絹之義轉化來的Serice(塞裡斯)外，還有與支那同源的Sin, Thin，或 Sinai, Thinai。春秋時秦穆公歸并了許多西北部遊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趕到漠北，秦始皇時代，又迫使匈奴西遷。他們就逐步滲入中亞、西亞和歐洲的同時也使西方人知道了秦，并以為那就是中國了。這種說法還有争議，但從《史記》中說秦國“禁不得祠”來看，如果“不得祠”就是佛陀寺，那麼秦與印度早就有交往了，佛經中的支那就是秦，從而轉化為中國之意的脈絡就很清楚了。
日本僧侶空海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赴唐學習佛經，因此可以推斷他書中的“支那”，是從漢譯經典裡學來的。以後一些佛教界人士為顯示博學、虔誠也開始用起了“支那”一詞稱呼中國。但明治維新時，山鹿素行等人覺得國名之争，可以為他們的政治主張服務，認為與中國相對的就是夷人，所以特意寫了一本《中朝實錄》來争這個“中朝”之名。接着福澤谕吉等人提出了脫亞入歐的主張。甲午戰争中清政府失敗後，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在震驚之餘大為陶醉。從此，“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于失敗者的輕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據駐華公使的提議商定：日本政府今後均以“支那”呼稱中國。對此引起了很多中國人的憤怒，1919年留日學生在國内出版的《東遊揮汗錄》中，除了以毒攻毒地繼續使用“倭人”一詞以外，還因為英語中的Japan源于漆器，而且日本想脫亞入歐，就用它的音譯，稱之為：“假扮”。
2，“支那”一詞，從其誕生的最初來看，其實并沒有歧視、侮辱、蔑視中國人的意思 。“唐朝以後，很多日本僧人和學者來中國學習，從漢譯典籍裡學到了“支那”一詞。到了宋元時代，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的日本人還不常見，隻有少數大學問家和高僧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才會用“支那”來稱呼中國。在這個時期，“支那”一詞不但沒有侮辱性質，反而帶有幾分尊崇之意。
到了清朝末年，不少立志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者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時，絲毫沒有覺得“支那”是帶有侮辱性的詞語，反而認為“支那”帶有革命性。當時很多反清人士到了日本之後要做的兩件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剪辮子和自稱“支那人”，将“支那”和“清朝”對立起來，以此表示與清朝的決裂。“支那”一詞的褒貶變化是從清末民初開始的。随着日本受西方影響越來越大，原來對中華文化的敬仰也就逐漸淡薄，尤其是随着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一些軍國主義書籍著作中開始稱中國為“支那”，并且還把中國與“懦弱卑下”之類的貶義詞聯系在一起，表現出對中國的輕蔑和瘋狂的征服野心。到了甲午戰争之後，日本打敗中國，對中國的敬畏之心更是蕩然無存。明治維新之後，“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普遍使用，其中所帶有的勝者對于敗者的輕侮情感也逐漸濃厚起來。中國民間也逐漸開始意識到“支那”一詞中的輕蔑，因此對這個詞語的反感也日趨強烈。
延伸
1，在明治維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日本書中常見的中國稱謂乃是“漢”、“漢土”、“唐土”、“中土”、“中國”或者以相應朝代的名稱稱呼中國，如隋等。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不忿叫我國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國，為了培養大和民族的優越感，一改長期以來對中國的稱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2，中國人經過革命結束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時候，作為近鄰的日本卻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單方面給中國取了一個“支那共和國”的漢字國号。一些有識之士一開始就對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的作法表示了關切，甚至進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國民政府才訓示外交部∶今後凡載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務省提請内閣讨論将中國的日文正式稱謂改為“中華民國”。但日本民間使用“支那”的現象并無減少。
3，由于反清志士“夷夏之大防”的心态，讓一些日本學者鑽了空子，一些學者撰文說：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國本土，并不包括長城外的滿洲、蒙古等地。
4，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争之後。日本外務省也開始追随軍部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稱“蘆溝橋事變”為“支那事變”。在侵華戰争中，日本一直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用“支那人”來稱呼中國人。
5，日本戰敗後，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确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責令日本外務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其後，“支那”這一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裡、學校教科書中、媒體中消失。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仍然堅持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斷挑釁中國人。
戰敗
1931年日軍侵占全東北并随即建立僞滿政權後，為泯滅當地居民的中華民族意識，對敢于自稱“中國人”的民衆輕則打耳光、重則抓捕，強令他們必須自稱是“滿洲國人”。在近年國内有些描寫僞滿時期的電視劇中，出場的日本侵略者還訓誡居民“你們中國人”如何如何，這一聽便知是編導者不了解僞滿時的社會狀況。 日本社會上以貶斥“支那人”為重要标志的侮華、蔑華風潮，在以盧溝橋事變為發端的全面侵華戰争開始後發展到頂點。當時日本政府并沒有對華宣戰，隻稱這是一次“膺懲暴支”的“事變”，不承認也不遵守任何國際間的戰争法規。此時一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稱呼“支那”尤嫌不足，又稱中國人為“強克猡”(“豬猡”之意，由“豚尾奴”發展而來)。受這種辱華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自然會放手對中國和平居民實行大屠殺。1950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悔過的日本戰犯通過反省，追思為什麼犯罪的原因時都說：“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
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迎來了洗刷對日國恥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則大都如喪考妣地集合收聽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禦音”。中華兒女以3500萬人傷亡(其中死亡2000多萬人)的代價赢得勝利，同時也使“支那”這一辱華之稱走向了終結。
日本自戰敗起，其新聞報道開始改變了“重慶政權”、“支那軍”一類傳統稱呼，出現了“中國政府”、“中國軍隊”的正式稱号。戰後中國派駐日本的軍事代表團到達東京後，發現某些媒體中仍出現“支那”一詞，馬上以戰勝國身份要求盟國占領軍禁止，美國占領當局就此向日本政府發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務省向各新聞出版單位發出《關于避免支那稱呼事宜》的通知稱：“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為中華民國之國名，今日應改用中國等稱号。查‘支那’之稱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鑒于戰後該國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該詞，故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這個通知雖表現出無可奈何的口氣，“支那”這一使中國人極感屈辱的名詞畢竟從此在日本公開出版物中消失。不過，由于戰争期間國民黨政府許多表現在戰敗者心中并沒有确立起尊重，戰後的中國又仍處于内戰和極度貧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們是被美國打敗的，并沒有敗給中國”的言論，日常口頭習慣仍使用“支那”一詞。
後來的曆史證明，“支那”一詞在日語的口頭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國成立後取得的抗美援朝戰争的勝利。中國敢于出兵朝鮮，并使美國輿論驚呼遇到“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時，戰後普遍對美國頂禮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驚！他們對過去數典忘祖而一度輕蔑的神州古國重新産生了敬佩之感，“中國”一詞就此真正成為日本人平時的口頭語言。戰後出生和長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隻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對中國的稱呼”。
抗美援朝戰争的勝利，不僅震動了日本本土，當中國軍隊對美軍作戰的捷報傳到東北的日本戰犯管理所時，那些從蘇聯遞解過來而對華表示不服的戰犯們也都低下了腦袋。這些一向隻崇尚強者的人，就此才紛紛表示服罪并願意接受改造，并不能不重新認識中國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