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1972年9月29日中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宣布從即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9月25日，日本國内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問中國，雙方發表《中日聯合聲明》。25日，田中一行到達北京，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等人到機場歡迎。25日至28日，周恩來與田中角榮進行了4次會談。27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田中角榮，雙方進行了認真、友好的談話。29日，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
建交背景
中日比鄰而居，但意識形态、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階段各異，因此兩國存在分歧、矛盾、利害沖突不可避免。新中國成立後，當時的日本當局追随美國，采取了敵視中國的政策，不承認新中國，繼續保持與台灣的外交關系，并且在1952年簽署了所謂“日台和約”。之後日本又頑固堅持與美國聯手阻礙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使得中日關系在長達23年的時間内處于一種不正常的狀态。
在這種情況下，兩國官方交往基本沒有。但是民間交往并未中斷，而且随着新中國經濟的恢複，以及日本自身的需要，民間交往日益發展。
為推動民間友好往來，中國政府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央領導同志高度重視中日關系，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針政策，并且身體力行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從政治上講，日本是戰敗國，我們嚴格區别了少數軍國主義者和廣大日本普通民衆，對大多數日本老百姓采取一種友好、合作、寬容和諒解的态度，既堅持原則，又注意團結大多數。中國政府對待遣返日僑、處理日本遺孤、對日本戰犯的管理教育和寬大處理，以及對日本戰殁者遺骨存放和交還等方面都體現出人道主義和以德報怨的精神。
另一方面，中日兩國都需要發展經濟，新中國百廢待興，日本經濟在戰後也經曆了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中日是近鄰，經濟困難時期發展貿易可以說是相互需要。特别是日本的中小企業對中國的原料和市場很依賴。一些中國特有的原料，關系到日本中小企業的生計。經濟上互有需求，政治上我們采取了正确的方針政策，這在日本國内引起強烈反響，要求了解新中國，同新中國發展關系，甚至建立外交關系的呼聲日益高漲。
從國際背景看，1972年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極大地震動了日本朝野。這是美日聯手遏制中國政策失敗的一個有力證明。在日本掀起了一場要求中日恢複關系、友好往來的群衆運動，各種友好組織和友好人士遍及日本各地。在這種背景下，周恩來、廖承志等做了大量工作，推動民間交往，“以民促官”。1972年，田中角榮首相上台後，在自民黨内幾個主要派系，如田中派、大平派、三木派以及中曾根康弘等人支持下，作出了中日建交的政治決斷。
建交過程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時30分，北京首都機場。一架來自日本的DC-8專機徐徐降落。艙門打開，日本國首相田中角榮走下飛機。已經等候多時的周恩來走近舷梯。中日兩國總理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這是戰後日本首相首次訪問中國。随同田中訪華的還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等人。田中一行被安排在釣魚台國賓館下榻。中午吃過飯後，周恩來和田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首腦會談。周恩來首先問候田中：“你也沒有休息一下，吃了飯就來了。”田中說：“中午的茅台酒好喝。”周恩來說：“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頭，疲勞的時候喝一點能起振奮作用。如果你覺得茅台酒好喝，我們送一點給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周恩來的話把大家說得哈哈大笑，緊張的氣氛一下子變得輕松起來。
周恩來回顧了田中執政40多天以來的情況，說：“首相閣下在外交上以這樣高速度地進行，這在日本曆史上也是很少見的。我很欣賞首相閣下9月21日宣布訪華日期時跟記者所講的，一定要使會談取得成功，而且肯定會取得成功。我們以這樣的心情歡迎首相閣下來訪問。”周恩來的贊歎是由衷的。剛剛執政一個多月，就毅然摒棄佐藤内閣的對華政策，把促進日中友好、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張付諸行動，田中确實表現了政治家的勇氣和果決精神。田中也表示了對周恩來的敬意。他說：“盡管從我的願望來講，希望加緊實現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但根據以往的曆史經驗，如果時機不成熟，這種願望也是不容易實現的。但周總理馬上對我這個願望表示了歡迎，并邀請我到中國來訪問。我原來心裡想，到中國來恐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能這麼快到中國來訪問，感到喜出望外。”
田中首先提出：希望在29日發表聯合聲明，這樣可以不用在日本國會通過。田中還開門見山地表明，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要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動結束與台灣的關系。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黨和國會内引起混亂。第二，不要因為台灣地位的變動，引起東亞形勢發生變化而使蘇聯有機可乘。
關于聯合聲明，田中要大平具體談一下。大平接着說：田中首相不顧政治生命和個人安危，下決心訪華，以解決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大業，這是具有曆史性意義的，因此一定要取得成功。在建交問題上，有兩大問題：第一，我們充分理解中國提出的複交三原則，對中方所說的“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以廢除”，我們無任何異議，也不要求貴國改變這種見解。可是從日本的立場來說，這個條約已經過日本國會的批準。日本作為條約當事國，是負有責任的。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見解，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過去20多年内一直欺騙國會和國民，日本政府一定會受到批評。所以我們的态度是，實現邦交正常化，與此同時日台條約即告終了。希望中方理解我們這一立場。第二，關于日本和第三國的關系問題，即日美關系對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意義。我們的立場是在維持日美現存關系的情況下，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次帶來的聯合聲明草案，既充分考慮了貴方的意見，同時也反映了我們上面所談的立場。我們希望通過同貴國的商談，搞出一個可行的聯合聲明。
大平說完後，周恩來談了七點意見：
(一)中日兩國恢複邦交是雙方的“大同”，也是第一位的原則。根據這條原則，其他問題總是好解決的。
(二)田中首相組閣以後，多次提到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國方面提出的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的立場上。在此基礎上我們自會照顧日本政府所面臨的某些局部困難。
(三)田中首相講得很清楚，日本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系一恢複，日蔣條約就自行失效了，日台外交關系也就中斷，我欽佩你們的果斷。
(四)同意從政治上解決問題，一些曆史方面的問題不要拘泥于法律條文。因此同意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而不采取條約形式，以後可以再締結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友好條約。
(五)聲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對第三國關系，日美安全條約問題，我們雖有意見，但可以不觸及它。這是你們的事。
(六)聯合聲明中要宣告結束戰争狀态。你們用了“确認”戰争狀态結束的措辭，我們不完全同意，因為這樣寫法可被理解為從締結舊金山和約後，中日戰争狀态已經結束。我們請兩位外長用用腦子，寫出一句雙方都能同意的話。
(七)聲明中要寫上你們理解恢複中日邦交三原則。
周恩來既堅持了原則，又體諒了日方的難處。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田中首相一行。周恩來在緻詞中贊揚田中訪華“揭開了中日關系史上新的一頁”，同時也指出：“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于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周恩來指出：“促進中日友好，恢複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現在是我們完成這一曆史性任務的時候了。”“中日兩國人民應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周恩來的講話博得陣陣掌聲。
第二天上午，中日雙方舉行外長會談，具體讨論聯合聲明的内容。日方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的發言給中日談判帶來了陰影。高島益郎首先發言，對日方方案作了說明。他提出了四點意見：
(一)不同意中方方案所說的“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的戰争狀态宣告結束”。因為這樣會讓人覺得日台條約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
(二)中方提出的複交三原則，應當分開寫，第三條“日台條約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必須予以廢除”不能上。
(三)關于台灣問題，根據舊金山條約，日本已經放棄了對台灣的一切權利，現在沒有必要對此再作法律上的認定。
(四)關于戰争賠償問題，蔣介石在締結日台條約時已宣布放棄戰争賠償，因此沒有必要再寫入聯合聲明中。
高島益郎發言的核心，是從什麼時候算日中之間結束戰争狀态和如何處理戰争賠償問題，是以1952年締結的日台條約為依據呢，還是由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之日起才算數？如果中方接受高島益郎的說法就等于承認日台條約是有效的，從而間接否定我們在中日複交三原則中“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的原則。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則問題。姬鵬飛外長在會上對我方的草案作了說明，并表示不能同意高島益郎的觀點。會後，姬鵬飛把高島益郎的發言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聽了後很生氣。外交談判往往是關系到國家的根本利益，有時激烈的交鋒是難免的。
26日下午，周恩來與田中舉行第二次首腦會談。針對高島益郎上午的發言，周恩來說：“我非常欣賞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說的這樣一句話：恢複中日邦交應從政治上解決，而不要從法律條文上去解決。從政治上解決，比較容易解決問題，而且照顧雙方。如果隻從條文上去解釋，有時很難說通，甚至發生對立。”“(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說，就要同蔣介石斷交，日台條約就自然失效。如果把舊金山條約、日台條約都拿來作根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我們說，隻有在你們充分理解我們提出的複交三原則的基礎上，才能照顧你們面臨的一些困難，而不是相反。日台條約在于你們同台灣之間，但這個事實是當時美蔣關系造成的。這次在公報中可以不提這個字眼，但不能讓我們承認這個條約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國是從今天才算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這是我們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這番充分的說理後，周恩來話鋒一轉，嚴厲批駁高島益郎關于戰争賠償的說法。他說：“你們條約局局長上午在外長會談中的發言，我認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說蔣介石已在日台條約中宣布放棄要求賠償的權利，所以這次聯合聲明中就不必再提賠償問題了。這個說法使我們感到詫異。當時蔣介石已逃到台灣，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國，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戰争損失的主要在大陸。我們放棄賠償要求，是從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出發，不要使日本人民因為賠償負擔而受苦。你們條約局局長對我們不領情，反而說蔣介石已說過不要賠償，這個話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條約局局長居然說出這種話來，使我們感到吃驚。我們在複交三原則的基礎上照顧日本政府的困難，日本也應該照顧我們的立場。”周恩來的話入情入理，簡明扼要地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田中對此表示完全理解。
在周恩來發言後，田中立即說：“我明白了。中國把恩怨置之度外，從大處着眼，本着互諒互讓的精神處理問題，日本應坦率地評價中國的立場。關于如何表述兩國間結束戰争狀态，也是會談中的焦點問題。雙方提供的草案中，對這個問題的表述還有較大距離。中方草案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之間的戰争狀态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結束。”日方草案的表述是：“日本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此确認，日本國和中國間的戰争狀态已經結束。”這一表述的潛台詞是，這個問題在日台條約中已經解決，此次隻是确認而已。由于我們認為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因此對日方的表述難以接受。
周恩來在第一次會談中曾要兩國外長動動腦子，想出一句雙方都能接受的話。兩國外長主持的聲明起草小組再三斟酌，也沒有找到令雙方滿意的措辭。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說：讓我考慮考慮。經過一番考慮，周恩來用“不正常狀态”來代替原來正文中“戰争狀态”。這個建議使中日雙方都感到滿意。會談中，田中還含蓄地表示，日本有一部分人有一種疑慮，擔心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會不會輸出革命。對此，周恩來明确表示：中國不會輸出革命，也絕不會稱霸。兩國外長根據兩國首腦會談的精神，主持聯合聲明起草小組，就有關分歧問題緊鑼密鼓地協商聯合聲明的具體措辭。到9月27日下午，中日雙方在幾個主要的問題上都達成了一緻，剩下的隻是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了。
聲明内容
《聲明》宣布：“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态宣布結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過去由于戰争給中國人民造成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争賠償要求。”在《聲明》中，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規定。《聲明》宣布：雙方決定以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系并盡快互換大使；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及政府間的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決定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
特使促成
在日本，有一位類似基辛格這樣的人物，他就是原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竹入在1972年以“特使”身份訪華，商談日中關系正常化。然而他的“特使”身份卻是冒牌的。美中接觸後日本人心裡泛酸，戰後，日本在外交上一直追随美國，對新中國采取敵對态度。但尼克松政府卻在日本人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派基辛格在1971年7月秘密訪問了北京。同年7月15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了尼克松将在1972年訪問中國的公報。而日本首相佐藤在公報發布前3分鐘才得知相關消息。這一消息對日本确實是個沖擊。日本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國人背信棄義，因為就在1970年10月的美日首腦會談中，尼克松還向佐藤保證，在對華關系上兩國将進行緊密磋商。沒想到，時間過去還不到一年，尼克松就來這一手。1972年2月，當日本人看到中美首腦會晤的電視節目時，那酸勁就别提了。衆議員古井喜實說，“北京機場首先向美國總統而不是日本首相開放”，“日本必須盡快地與中國恢複邦交”。
于是，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國複交，就成了日本政要經常思考的問題。日本國内的輿論也呼籲說，“像美中恢複交往那樣，推出一位‘和式基辛格’很有必要”。竹入想方設法争取首相授權，竹入見首相“特使”頭銜拿不下來，便退而求其次，請求田中首相給自己寫封推薦信，上寫“竹入系本人密友”這樣的話。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就是在這樣的呼聲中挺身而出，自告奮勇地充當了這一角色。竹入曾在1971年7月2日率公明黨成員訪華，與以王國權為團長的中日友協發表聯合聲明。聲明中，中國堅決要求廢除日台條約。同年9月，竹入在作了譴責“美日反動派”的講話後遇刺受傷，周恩來總理、郭沫若副委員長等緻電慰問，可見中國方面對竹入義勝比較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