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電頌

雷電頌

郭沫若創作的話劇《屈原》第五幕第二場
五幕話劇《屈原》中的第五幕第二場,作者郭沫若,該篇曾多次入選中學語文教科書。寫于1942年1月,正是抗日戰争的相持階段,半壁河山淪于敵手,國民黨政府在日本大敵當前之時,盡管積極抗日,卻還不忘反共,悍然發動“皖南事變”。郭沫若面對這樣的政治現實義憤填膺,創作了曆史劇《屈原》,以“借古諷今,古為今用”的手法,批判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展示了現實世界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愛國與賣國的鬥争。
    中文名:雷電頌 外文名: 别名: 作者:郭沫若 文學體裁:話劇 創作年代:1942年1月

原文欣賞

屈原手足已戴刑具,頸上并系有長鍊,仍着其白日所着之玄衣,披發,在殿中徘徊。因有腳鐐,行步甚有限制,時而伫立睥睨,目中含有怒火。手有舉動時,必兩手同時舉出。如無舉動時,則拳曲于胸前。

屈原:(向風及雷電)風!你咆哮吧!咆哮吧!盡力地咆哮吧!在這暗無天日的時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夢裡,都死了的時候,正是應該你咆哮的時候 ,應該你盡力咆哮的時候!

盡管你是怎樣的咆哮,你也不能把他們從夢中叫醒,不能把死了的吹活轉來,不能吹掉這比鐵還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但你至少可以吹走一些灰塵,吹走一些沙石,至少可以吹動一些花草樹木。你可以使那洞庭湖,使那長江,使那東海,為你翻波湧浪,和你一同地大聲咆哮啊!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長江,我思念那東海,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波瀾呀!那浩浩蕩蕩的無邊無際的偉大的力呀!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樂,是詩!

啊,這宇宙中的偉大的詩!你們風,你們雷,你們電,你們在這黑暗中咆哮着的,閃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們都是詩,都是音樂,都是跳舞。你們宇宙中偉大的藝人們呀,盡量發揮你們的力量吧。發洩出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雷!你那轟隆隆的,是你車輪子滾動的聲音?你把我載着拖到洞庭湖的邊上去,拖到長江的邊上去,拖到東海的邊上去呀!我要看那滾滾的波濤,我要聽那鞺鞺鞳鞳的咆哮,我要漂流到那沒有陰謀、沒有污穢、沒有自私自利的沒有人的小島上去呀!我要和着你,和着你的聲音,和着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進那沒有邊際的沒有限制的自由裡去!

啊,電!你這宇宙中最犀利的劍呀!我的長劍是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長劍,你不能拔去我無形的長劍呀。電,你這宇宙中的劍,也正是,我心中的劍。你劈吧,劈吧,劈吧!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劈開,劈開!雖然你劈它如同劈水一樣,你抽掉了,它又合攏了來,但至少你能使那光明得到暫時的一瞬的顯現,哦,那多麼燦爛的,多麼炫目的光明呀!n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這宇宙中的最偉大者呀,火!你在天邊,你在眼前,你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這熊熊地燃燒着的生命,我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難道就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嗎?

炸裂呀,我的身體!炸裂呀,宇宙!讓那赤條條的火滾動起來,像這風一樣,像那海一樣,滾動起來,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穢,燒毀了吧!燒毀了吧!把這包含着一切罪惡的黑暗燒毀了吧!

把你這東皇太一燒毀了吧!把你這雲中君燒毀了吧!你們這些土偶木梗,你們高坐在神位上有什麼德能?你們隻是産生黑暗的父親和母親!

你,你東君,你是什麼個東君?别人說你是太陽神,你,你坐在那馬上絲毫也不能馳騁。你,你紅着一個面孔,你也害羞嗎?啊,你,你完全是一片假!你,你這土偶木梗,你這沒心肝的,沒靈魂的,我要把你燒毀,燒毀,燒毀你的一切,特别要燒毀你那匹馬!你假如是有本領,就下來走走吧!

什麼個大司命,什麼個少司命,你們的天大的本領就隻有曉得播弄人!什麼個湘君,什麼個湘夫人,你們的天大的本領也就隻曉得痛哭幾聲!哭,哭有什麼用?眼淚,眼淚有什麼用?頂多讓你們哭出幾籠湘妃竹吧!但那湘妃竹不是主人們用來打奴隸的刑具麼?你們滾下船來,你們滾下雲頭來,我都要把你們燒毀!燒毀!燒毀!

哼,還有你這河伯……哦,你河伯!你,你是我最初的一個安慰者!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呀!當我被人們押着,押上了一個高坡,衛士們要息腳,我也就站立在高坡上,回頭望着龍門。我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呀!我看見婵娟被人虐待,我看見你挺身而出,指天畫地有所争論。結果,你是被人押進了龍門,婵娟她也被人押進了龍門。

但是我,我沒有眼淚。宇宙,宇宙也沒有眼淚呀!眼淚有什麼用呀?我們隻有雷霆,隻有閃電,隻有風暴,我們沒有拖泥帶水的雨!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動吧,風!咆哮吧,雷!閃耀吧,電!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懷裡的東西,毀滅,毀滅,毀滅呀!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1978),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動家。原名郭開貞,字鼎堂,号尚武。筆名沫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樂山沙灣鎮。幼年入家塾讀書,1906年入嘉定高等學堂學習,1914年春赴日本留學,先學醫,後從文。這個時期接觸了泰戈爾、歌德、莎士比亞、惠特曼等外國作家的作品。1919年9月開始發表新詩。1921年,與郁達夫、成仿吾等組織“創造社”。同年8月,第一部詩集《女神》出版。“皖南事變”後,他寫了《屈原》《虎符》等六部曆史劇。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多種國家行政、科學文化方面的領導工作,同時堅持文學創作,出版了曆史劇《蔡文姬》《武則天》等多部詩集等作品。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

1918年春寫的《牧羊哀話》是他的第一篇小說。1918年初夏寫的《死的誘惑》是他最早的新詩。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他在日本福岡發起組織救國團體夏社,投身于新文化運動,寫出了《鳳凰涅磐》、《地球,我的母親》、《爐中煤》等詩篇。代表作詩集《女神》擺脫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束縛,反映了“五四”時代精神,在中國文學史上開拓了新一代詩風。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達夫等人組織創造社,編輯《創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後繼續編輯《創造周報》和《創造日》。1923年後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倡無産階級文學。1926年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1924年到1927年間,他創作了曆史劇《王昭君》、《聶瑩》、《卓文君》。1944年,郭沫若歌頌明末女軍事家秦良玉《詠秦良玉》。

寫作背景

《屈原》寫于1942年1月,正是抗日戰争的相持階段,半壁河山淪于敵手,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悍然發動“皖南事變”。郭沫若面對這樣的政治現實義憤填膺,創作了曆史劇《屈原》,以批判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展示了現實世界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愛國與賣國的尖銳鬥争。起到了“借古諷今,古為今用”的作用。

《屈原》在當年國民黨統治的中心──重慶上演,産生過巨大的影響。尤其是“雷電頌”一幕中的獨白,激起過許多愛國者的共鳴。每次演出都被觀衆爆發出的雷鳴般的掌聲所淹沒。這個劇最終被國民黨當局禁演。

總體概括

象征手法的作用:委婉曲折含蓄,化“抽象”為“具體”,形象可感。

這是一篇悲壯、慷慨、激昂的抒情獨白。屈原召喚着風暴雷電等雄偉的自然力量,他與風暴雷電已完全融為一體!讓我們用自己最激越的感情,朗讀課文,走進屈原豐富的内心世界,感受這雷與電的洗禮。

《雷電頌》是作者描寫屈原在自尊的靈魂遭受最深淩辱、生命危在旦夕之際叩問天地表達自身理想的宣言書。“獨白”以詩意化的語言賦予自然雷電以神力,讓雷電化作手中的倚天長劍,去劈開黑暗,去焚毀這黑暗中的一切,《雷電頌》淋漓盡緻,不可遏止地抒發了屈原熱愛祖國、堅持正義、渴望光明、反對黑暗的理想與要求。《雷電頌》是正氣歌,它以史為題材,以劇為形式,以詩為靈魂,“把時代的憤怒複活在屈原的時代裡”,表現了抗戰時期人民抗戰要求和同仇敵忾的民族精神。

整體感知

郭沫若的浪漫主義曆史劇《屈原》塑造了我國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兼詩人──屈原的形象,深切的愛國愛民思想和英勇無畏的鬥争精神,是作者賦予這個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在七國紛争、戰亂頻仍的時代,屈原看透了秦國侵吞六國的野心,力勸楚懷王聯齊抗秦,系念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前途。孰料卻遭到張儀、南後之流卑鄙地陷害,橫加以“淫亂宮廷”的罪名。在含冤莫白的情形下,他仍然拳拳關注祖國和人民,把它們看得高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沉痛地”勸誡楚懷王,憤怒地斥責南後,恨她危害了祖國:“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楚國啊!我是問心無愧,我是視死如歸,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斷。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們整個兒的赤縣神州呀!”昏庸專橫的楚懷王不聽屈原的一再忠告,粗暴地撕毀楚齊盟約,轉而依附秦國,走上妥協投降的道路,屈原也遭到囚禁。面對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國,失去自由的詩人滿腔憂憤,以《雷電頌》的形式無比猛烈地迸發出來。他呼喚着咆哮的風,去“吹掉這比鐵還沉重的眼前的黑暗”;他呼喚着轟隆隆的雷,把他載到“那沒有陰謀,沒有污穢,沒有自私自利”的地方去;他呼喚着閃電,要把閃電作為他心中無形的長劍,“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劈開,劈開!”他呼喚着在黑暗中咆哮着、閃耀着的偉大的自然力,“發揮出無邊無際的怒火把這黑暗的宇宙,陰慘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要“跳進那沒有邊際的沒有限制的自由裡去”,從而迎來燦爛炫目的“光明”。他渴望光明,狂熱地呼喊“火……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這熊熊之火的燃燒着的生命,我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難道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嗎?……”詩人以火一般熾烈的語言以及雷霆萬鈞的氣勢,表達了對黑暗世界的強烈憤懑和對光明未來的熱烈追求。為了獲得光明,他高呼要把所有的“土偶木梗”連同一切罪惡的黑暗都“燒毀!燒毀!燒毀!”因為它們隻是“産生黑暗的父親和母親”,它們“完全是一片假”,“隻有曉得播弄人”,這些神鬼偶像指向的是人世間昏庸腐朽暴戾的當權者,表現了他鞭撻一切污穢、橫掃一切邪惡的頑強戰鬥精神,體現了他與黑暗勢力決鬥到底的浩然正氣。

在現代話劇中,獨白是一種非常具有表現力的藝術手段,它可以直接展現人物内心深刻而複雜的矛盾。郭沫若在他的曆史劇創作中,十分注意在戲劇沖突中激化人物的内心情感,逐漸推向高潮,最後以長篇抒情獨白的方式噴瀉而出,以達到最大限度的戲劇和抒情效果。《雷電頌》的獨白就是這樣一首激越澎湃的抒情散文詩。這段抒情獨白,是“生之顫動,靈之喊叫”,波瀾壯闊,氣勢磅礴,撼動人心,是全劇的靈魂和高潮。郭沫若說,在劇本第二、三、四幕中描寫了無辜受陷害遭侮辱的事迹,從構思上說,“都為的是結穴成這一景”。“雷電頌”是“侮辱增加到最深度,徹底蹂躏詩人自尊的靈魂”噴薄而出的詩。它不僅是刻畫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筆,是屈原鬥争精神最突出的體現,而且使全劇主題異常鮮明地凸現出來,充分表現了詩人痛恨黑暗、向往光明、忠于祖國、熱愛人民的高尚情操和崇高理想。

郭沫若曾表示,《雷電頌》是受了屈原《天問》中“薄暮雷電”的啟示,想表達“天問”的意境。實際上,“雷電頌”呼風喚雷的激情,毀滅諸神的憤怒,磅礴宇宙的氣勢,直接顯露了郭沫若鮮明的個性、沖動的氣質、熾熱的感情,接近于郭沫若式的自我傾訴。而且具有深沉的現實指向和深刻的現實意義。它有力地抨擊了抗戰時期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投降政策,堅持全民族抗日的鬥争意志,推動了正在進行的民族解放戰争。

這段獨白想像瑰麗奇特,氣勢宏偉壯闊,具有革命浪漫主義的詩學風格。作者進行大膽的藝術虛構,上天入地,馳騁想像,運用誇張、象征等多種表現手法,使屈原和急風、怒雷、閃電這些宇宙偉大的自然力融為一體,達到物我同化的境地,顯示了追求光明、批判一切污穢、毀滅一切黑暗的力量,使屈原的形象作為光明與正義的化身顯得更加光彩熠熠、沉雄悲壯。

郭沫若及其曆史劇的創作

曆史劇同新文學的其他形式一樣,也是适應現實鬥争的需要而産生和發展的。五四以來,郭沫若、夏衍、陽翰笙、陳白塵等作家,就曾運用過這種文藝武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争。到了抗戰時期,特别是在皖南事變後的國民黨統治區,曆史劇更有了長足的發展,産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影響。當時,國民黨統治集團瘋狂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氣焰嚣張,橫行無忌。一部分堅持鬥争的革命劇作家轉而緻力于曆史劇的創作,借古喻今,用中華民族曆史上堅持正義、反對邪惡的鬥争史迹,來教育和鼓舞人民,通過曆史人物之口,表達人民的要求和希望。

郭沫若,是這一時期曆史劇作家的傑出的代表。他作為進步文化界的旗手、詩人、曆史學家,既從抗戰的現實鬥争中深切感受到人民的呼聲和時代的責任,又從往昔的曆史回顧中汲取着鬥争的力量與澎湃的詩情。他這個時期創作的六部曆史劇,全都是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寫成的:1941年12月寫成五幕劇《棠棣之花》,1942年1月,寫成五幕劇《屈原》,2月寫成五幕劇《虎符》,6月寫成五幕劇《高漸離》,9月寫成四幕劇《孔雀膽》,1943年4月寫成五幕劇《南冠草》;前後總共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在這些劇作中,郭沫若塑造了各種各樣的曆史人物:《棠棣之花》中的聶政、聶與俠累、韓哀侯,《屈原》中的屈原、婵娟與南後、宋玉,《虎符》中的信陵君、如姬與魏王,《南冠草》中的夏完淳與洪承疇,《高漸離》中的高漸離與秦始皇,《孔雀膽》中的段功與車力特穆爾等。在這些人物的劇烈沖突當中,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來侵略者、本國反動統治者和叛徒漢奸等形形色色醜類的本質,無情地鞭撻了他們專橫兇殘、卑鄙無恥的靈魂;一方面深刻發掘了自古以來中華民族英雄義士的高風亮節,熱情地贊揚了他們愛國愛民、忠貞剛直的高尚品德。與黑暗反動勢力堅持進行頑強、不妥協的鬥争,是貫穿這些劇本的一個共同的基本精神。作者展示的這一幕幕曆史悲劇,引起了人們強烈的共鳴,大大鼓舞了人們堅持全民族團結抗日的鬥争意志,有力地抨擊了蔣介石集團的暴政,推動了偉大的民族解放戰争。

郭沫若這時期的曆史劇,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他早期的曆史劇增多了現實主義成分,卻又充分顯示了革命浪漫主義的特色。譬如,作者對劇本所涉及的史料,一方面盡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一方面又不拘泥于史料。他在把握曆史本質的基礎上,根據藝術規律、劇情發展和創作意圖,結合自己的理想和願望,“失事求似”地大膽進行構思,使全劇的結構,人物的刻畫,情節的演變,渾然自成一個完整的天地,形象逼真,具體生動,有顯著的戲劇效果。再譬如,在這些劇作中,作者結合情節的需要和氣氛的創造,插入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歌詞,由主人公朗誦,或由群衆演唱,感情激越,色彩斑斓,使全劇充滿着濃郁的詩意。這也是過去一般曆史劇以及話劇所不曾有的風格。

《屈原》是郭沫若這時期曆史劇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代表作。這個劇本取材于戰國時代楚國愛國詩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懷王對秦外交上兩條路線的鬥争作為全劇情節線索,從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這個文學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現了為祖國和人民不畏暴虐,堅持鬥争的主題。

曆史劇固然是文學創作,不是史實的複寫,“藝術上的真實非即曆史上的真實”(魯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創作動機、文學見解、個人風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們所創作的曆史劇,仍有所不同。有的曆史本身的東西多一些,有的以曆史真實做基礎卻更多個人的創造。兩種類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曆史劇和這時期其他創作者的曆史劇,大多屬于後一種。郭沫若創作曆史劇的動機,正是出于現實政治鬥争的需要。他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郭沫若:《曆史·史劇·現實》)郭沫若正是持着這樣的曆史觀點,從反對投降、反對獨裁的現實政治鬥争需要出發,以戰國時代聯合抗秦的故事作題材,創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等劇作。劇中的曆史人物,往往已經不完全同他們的“原型”一樣了。

劇中的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兼詩人的典型。他心中時時系念的是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前途,力主聯齊抗秦的外交路線,因為他早看透了秦國的野心,認為唯有聯合抗秦才能保國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沒有料到南後之流竟然采取那麼卑鄙無恥的手段陷害他,橫加以“淫亂宮廷”之類的罪名。屈原把祖國的安危和人民的禍福,看得遠遠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沖破一切思想束縛去進行英勇的鬥争。昏庸專橫的楚懷王不聽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壞了反侵略統一戰線,轉而依附秦國。面對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國,失去自由的詩人的滿腔憂憤,以《雷電頌》的形式無比猛烈地迸發出來。《雷電頌》,是屈原鬥争精神最突出的體現。而愛國愛民的深切感情,是詩人鬥争精神的源泉。

《屈原》劇中,還刻畫了兩個性格迥然相異的女性形象──婵娟和南後。确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婵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認為是屈原辭賦的象征,她是道義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愛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當風雲變幻、濁浪排天的時候,她那平日蘊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優秀品德,真正突現出來。從她對變節投敵的宋玉的有力斥責,從她面對南後淫威所表現的堅定從容,特别是從她生命垂危時那番動人肺腑的傾訴,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竟與橘樹同風”的高尚靈魂,一個廣大人民道義精神的化身。這個形象對塑造屈原這個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與婵娟相反,南後僅僅為了個人固寵求榮,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勢力,與秦國暗相勾結,陷害屈原這樣的忠良,禍國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麼的卑鄙無恥。當她的陰謀得逞以後,她更加猖狂、恣肆,徹底暴露了她冷酷殘忍的本性。南後這個形象的刻畫,對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襯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品德,益加鮮明突出。

劇中的宋玉,是作為一個“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來塑造的。他虛僞自私、全無操持、趨炎附勢、賣身求榮的性格,從另一個角度反襯了屈原,并同婵娟形成鮮明對比。宋玉這個形象,對當時依附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閑文人,無疑是有力的鞭撻。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劇本的深刻主題得到充分表現。觀衆和讀者從這出曆史劇中會自然聯想到現實生活中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軍所遭的殘殺,……從而加深了他們對祖國前途的憂慮,燃起他們心中的怒火,鼓舞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

《屈原》一劇中,穿插了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民歌。它們是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劇情發展,人物刻畫,主題表達,都起着重要作用。這是劇本藝術上的一個特點。譬如,全劇以屈原朗誦《橘頌》開始,結合屈原對于《橘頌》内容的闡發,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負。因此,屈原時時以橘樹的“内容潔白”“植根深固”“秉性堅貞”自勵并勸勉青年,要他們“志趣堅定”,“心胸開闊”,氣度“從容”“至誠”,特别是要“不撓不屈,為真理鬥到盡頭!”這與第二幕南後等策劃陰謀時所表現的自私偏狹、卑鄙陰險形成了強烈對比,為随之而來的劇烈沖突做好了準備。婵娟死後,《橘頌》再次出現,首尾呼應。它像是始終回響在一部交響樂中的主旋律,反複出現,以強調劇本的主題──“不撓不屈,為真理鬥到盡頭!”再譬如《雷電頌》,則被安排在全劇高潮的波峰浪巅,由主人公屈原獨白。這不僅是刻畫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筆,而且使劇本主題異常鮮明地突現出來。其他如屈原吟詠的《九章》《惜誦》譯句,有助于表現詩人蒙受奇恥大辱之初的心情。正因為有這些精彩豐富的詩歌,自然而和諧地穿插在劇本中,才使劇本充溢着濃郁的詩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關于《屈原》的創作意圖,郭沫若曾經講過,是要“把這時代的憤怒複活在屈原時代裡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征我們當前的時代”,演出的實踐表明,作者的這個目的達到了。1942年春天,《屈原》開始在重慶上演,其反響之強烈,是以往曆史劇演出時所未曾出現過的,盡管《屈原》後來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禁演,但是《雷電頌》的聲音仍然回響在整個山城,常常可以聽到群衆發出“爆炸了吧……”的怒吼聲;“在當時起了顯著的政治作用”。

《屈原》不但是這一時期革命曆史劇最輝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郭沫若這時期的曆史劇,已形成獨特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同作者早期的曆史劇相比,它們不僅仍保持着鮮明的個性、濃厚的詩意、熾烈的熱情等一貫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實的現實基礎,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堅定的理想,可以鮮明地顯示出郭沫若曆史劇革命浪漫主義風格的這種發展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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