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備急千金要方》是被譽為中國最早的臨床百科全書，世簡稱為《千金方》。唐孫思邈（581—682年）撰于公元652年。全書共30卷，彙集了晉唐以前大量醫藥學資料。《道藏》收入時析為93卷。孫氏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該書撰成後在國内外有着極廣泛之影響，現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經宋校正醫書局校正之傳抄本，經宋校正醫書局校刊之《備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達30餘次，又有刻石本、節選本、改編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數十種。
《千金要方》首篇所列的《大醫精誠》、《大醫習業》，是中醫倫理學的基礎；其婦、兒科專卷的論述，奠定了宋代婦、兒科獨立的基礎；其治内科病提倡以髒腑寒熱虛實為綱，與現代醫學按系統分類有相似之處，其中将飛屍鬼疰(類似肺結核病)歸入肺髒證治，提出霍亂因飲食而起，以及對附骨疽(骨關節結核)好發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與癰疽關系的記載，均顯示了很高的認識水平；針灸孔穴主治的論述，為針灸治療提供了準繩，阿是穴的選用、“同身寸”的提倡，對針灸取穴的準确性頗有幫助。因此，《千金要方》素為後世醫學家所重視。
價值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備急千金要方》，并譽之為“人類之至寶”。近年來更為日、美、德以及東南亞各國學者和理論研究者所關注。孫氏撰成《千金要方》後，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續編《千金翼方》，30卷，約成書于公元682年。該書的内容和科學價值在于：
第一，發展傳染病診療技術與學說。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中關于傷寒的學說，到唐代已經曆四五百年的實踐檢驗，深為曆代學者所重視，孫氏撰《千金要方》時隻見其片斷，晚年始得“江南諸師秘仲景（傷寒論）”之書，他結合自己診療傳染病、流行病之實踐經驗和理論認識，創造性提出：其要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孫氏的大膽革新，從醫療實踐中總結新的理論經驗，提高醫療水平，減少學習掌握的難度，不泥守仲景繁難的六經辨症體系，自創此三綱論治傳染病的新學說，對發展仲景學說和明清醫學家研究仲景學說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二，提高内科雜病與外科疾病的診療水平。孫氏臨床研究十分重視一個病一個病的觀察研究，因此，對内、外、婦、兒科疾病的認識，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着重籠統論述的僵化思想，使許多疾病的認識水平和診療效果均獲得明顯的提高，有的認識達到比較科學的境界，甚至産生出若幹富有病因治療的成就。例如他對消渴（糖尿病）與化膿性感染關系的認識已比較正确。
他忠告醫生與病家，千萬不可為糖尿病患者施行針灸，以防引起化膿而成為不治之症，并強調家屬與患者提防不要破傷皮肉，以防化膿之禍，勸告患者要常備防治化膿性感染的藥物等，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孫氏對急性胃腸炎——霍亂病因的認識，科學地強調“皆因食飲，非關鬼神”。他在論述溪毒、射工等病症。注：桂枝指桂枝湯證，麻黃指麻黃湯證，青龍指青龍湯證，以上三者為仲景傷寒論中診療傳染性、流行性疾病最為重要的方劑症候群代表。
實際上已對現代的血吸蟲病的病因、發病季節、流行地域、症狀和預後等，均已作出了當代最為正确的認識，有許多結論同今天的認識并不兩樣。可貴的是他明确強調消滅病源以預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蟲畏鵝，鵝能食之”，“夏月常備大莓根屑，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遊，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許投水盆中，即無變毒”。又如他對痢疾的分型、治療等也達到很高的水平，強調“熱痢（急性痢疾）則多加黃連”，至今仍是臨床治療痢疾常用的有效藥物。孫氏對麻風病記述尤詳，并報告了他經手治療的600餘病例的經驗和結果。孫氏認為麻風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譽為近世麻風病專家之祖。
第三，強調婦人、小兒特點，為婦、兒科分立奠定學術基礎。孫氏用兩書的1/6篇幅，專論了婦人病、嬰幼兒病及體質發展的特點。孫氏在比較正确地論述了婦女妊娠及胎兒在母體逐月發展之形态等發育過程後，并出色地強調了初生兒的護理、喂養、乳母、保育員的選擇條件等，應該說是很符合科學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難産的處理、兒不啼哭的處理方法、沐浴方法、斷臍方法、防止嬰兒破傷風（臍風）等等，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尤其是強調初生兒、20天、30天、百日乃至3歲到10歲兒童每一階段所可能多發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現今對産科醫生、乳母、母親等，仍有着參考和學習的價值。第四，總結對病因有治療效果的藥物，針對疾病病因而進行的治療是最富有成效的治療方法。雖然孫氏所處時代對于若幹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備确切認識的條件，但他在治療這些疾病的方藥中所用藥物卻十分符合現代科學所證實的病因認識。例如他強調瘿（地方性甲狀腺腫）是因久居常食山區塢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療上他多用含碘豐富的海藻、昆布以及動物甲狀腺等，其療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
又如雀目（夜盲症）是因缺乏甲種維生素引起的，孫氏雖然并不确知其病因，但他多處強調用豬肝、羊肝煮食治療，衆所周知，肝含有極豐富的甲種維生素等營養。又如腳氣病的防治，孫氏主張用谷白皮煮水去渣後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發”，現代科學研究證明這種谷白皮含有豐富的乙種維生素，而腳氣病的病因正是飲食長期缺乏乙種維生素引起的。如此等等，說明孫氏在病因治療上，雖然還是不自覺的，但其成就令人欽佩。
第五，豐富了針灸療法的理論與技術。關于針灸療法，必須首先掌握經絡、穴位的理論和技術。孫氏指出經絡循環腹背，無所不至，往來出沒，難以測量。因此，他強調“非圖莫可”。他在前人繪圖的基礎上，經過考訂、修改，并創造性地以青、黃、赤、白、黑五色彩繪以區别其十二經各條經絡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并以綠色繪制奇經八脈。該圖分正、側、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為之，使我國針灸經絡腧穴之繪圖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為宋代鑄造針灸銅人、刻制針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礎。
孫氏的彩繪不但在經絡腧穴的規範化和提高教學水平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高針灸臨床效果上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此外，關于針灸臨床，他正确指出，選穴要少而精，提倡針灸辨症，主張綜合治療。因此，在論述一位合格的針灸醫師時強調“若針而不灸，灸而不針，皆非良醫也；針灸不藥，藥不針灸，尤非良醫；知藥知針，固是良醫”。他的這一理論，早已為千百名針灸名家的實踐證實是完全符合科學原理的精辟論斷。“阿是”穴是曆代醫師乃至現代針灸醫學家所經常用于臨床治療的有效穴位，它以痛為穴，并無固定部位，這是孫氏在針灸治療學上的創造性發現。
第六，提高疾病診療技術水平。孫氏創造的“驗透膈法”是确診胸背部化膿性感染是否穿透胸膜引緻膿胸的科學方法，這在當時應該說是人類醫學發展高水平的診斷技術。其方法是在胸、背或脅部膿瘡瘡面貼一薄紙或竹内膜，于光亮處觀察竹膜是否随着病人呼吸而有同步的呼氣則竹内膜内陷，吸氣則竹内膜凸出的節律性變化，如是則可診斷為膿腫已穿透胸膜而已成膿胸，否則，尚未穿透胸膜，這在決定有效治療方法上是極為重要的。
再如孫氏在醫療技術方面實際上已創造出有血清療法性質的技術。其方法是對很難根除疖病病人的治療，他創造性提出用針刺或小刀在疖腫周圍刺令出血，然後以刀取血或滲出之血清與藥物内疖瘡中；他還叙述了用患者父親的血與血汁接種患者疖瘡中，并強調療效甚佳，這一創造是十分可貴的，思想是十分先進的，這與人痘接種技術之發明是否有直接關系是值得給予考察與研究的。
此外，孫氏還創造性發明了許多有效的醫療技術。例如經他改進的下颌脫臼手法複位術至今還在臨床中使用；他所記述的陰囊撕裂傷睾丸脫出之手術，還納縫合術，運用蔥管導尿術，燒烙止血術，咽喉異物（針、釘、骨刺）剔出術，保留灌腸、壓力灌腸術等等，均達到了曆史的最高水平。這些醫療技術，雖然後來在器具上有了極大的進步，但其原理仍然沿襲着孫氏的思想。
第七，發展衛生保健學說。兩部《千金方》集中體現了孫思邈這位百歲醫學家關于延年益壽的思想與實踐經驗。綜觀兩書，在此問題上有三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将老莊“吐故納新”思想指導下的“靜功”與華佗等倡導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思想指導下的“動功”結合起來；二是把一般人的養生保健理論技術與中老年常見病的防治結合起來；三是嚴厲批判了服五石企圖長生的思想，同時強調了服食植物類營養防病方劑的必要性。這些思想和具體技術方法要求，把我國衛生保健、延年益壽的學說推到了時代的高水平。
第八，發展藥物、方劑以提高臨床防治疾病的效果。《千金方》在地道中藥之規範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關于藥用植物的野生變家種，以及植物藥的采收時節、加工保管和炮制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理論和方法要求大都為現代所遵循，或成為臨床運用之依據。在這些中藥學理論指導下，該書廣泛收錄了唐以前的醫療方劑。
《千金要方》記有醫療方劑4500餘首，《千金翼方》記有醫療方劑2000餘首，臨床内科、傳染病、外科、骨傷科、婦産科、小兒科、耳目口齒、咽喉科等等數以百計的各種病症，都選列了多少不定的醫方，供作臨床處方治療時之參考。其中有許多前人的醫方和孫氏自創的方劑，至今仍有着比較廣泛的影響。
《備急千金要方》卷首以顯著地位論述了《大醫精誠》與《大醫習業》，突出地強調了作為一位優秀醫生，必須具備高尚的醫療道德修養和精辟的醫學理論、醫療技術。為此，該書一一作出了醫德與醫術的嚴格要求，成為曆代臨床醫生修養的準繩。
名句摘錄
凡欲為大醫，必須谙《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髒六腑、表裡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範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并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睹事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内經》，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真體運，則吉兇拘忌，觸塗而生。------《論大醫習業第一》
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恻隐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險，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迹之心。
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夫為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谑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許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肓也。------《論大醫精誠第二》。
作者簡介
孫思邈(約581－682)，唐代醫學家，中醫醫德規範制定人，人尊為“藥王”。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自幼多病，立志于學習經史百家著作，尤立志于學習醫學知識。青年時期即開始行醫于鄉裡，并獲得良好的治療效果。他對待病人，不管貧富老幼、怨親善友，都一視同仁，無論風雨寒暑，饑渴疲勞，都求之必應，一心赴救，深為群衆崇敬。
大業(605－618)年中，曾遊學四川，并在該地煉丹，後隐于終南山，與沙門道宣律師交厚，寫了不少道家煉丹方面的著作。後唐太宗、高宗曾多次招他任國學博士、谏議大夫等職，均謝絕，唯于鹹亨四年(673)任承務郎直長尚藥局，掌管合和禦藥及診候方脈等事務，上元元年(674)即因病辭退。當時名士宋令文、孟诜、盧照鄰皆視他為老師。
孫思邈在數十年的臨床實踐中，深感古代醫方的散亂浩繁和難以檢索，因而博取群經，勤求古訓，并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編著成《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反映了唐初醫學的發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