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15歲死于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她的日記成為二次大戰期間納粹消滅猶太人的最佳見證, 日記中展現了驚人的勇氣與毅力。 安妮出生于德國的法蘭克福,是奧圖法蘭克(Otto Frank)一家的小女兒,家中還有母親艾迪斯(Eddis Frank)姐姐瑪格特(Margot Frank)。由于當時納粹德國排斥猶太人風氣日盛,父親奧圖便放棄于德國的事業而将家庭移至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家過着較為平順的生活;但是1940年5月後,荷蘭為德國攻占之後,荷蘭的新統治者英誇特也将排猶法律于荷蘭執行,1941年夏天安妮姐妹也因此轉入猶太人學校就讀，這段期間安妮開始寫日記。
但是在1944年8月4日, 安妮一家由于有人密告的原因而被德國警察逮捕。數日後所有人被轉送到荷蘭的威斯第包克集中營, 一個月後隐秘之家的八個人被轉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安妮與姐姐又被轉送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1945年3月姐妹都因傷寒死于營中，距離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被英軍解放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而其他隐密之家的成員除奧圖之外,都死于集中營之中。 詳細内容 一個十五歲的少女，最大的願望是做一名記者和作家，卻因為希特勒發動的一場邪惡的戰争，于花季之齡死于納粹集中營。
這本日記是安妮遇難前兩年藏身密室時的生活和情感的記載。作為一名成長中的少女，她在日記中吐露了與母親不斷發生沖突的困惑以及對性的好奇。 “二戰後我想出版一本書，叫做《密室日記》……”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歲的安妮和家人為逃離納粹恐怖統治，躲藏在荷蘭阿姆斯特丹一間倉庫裡，從此展開兩年多的密室生活。“我經常心情沮喪，可是從來不絕望。我将我們躲藏在這裡的生活看成一場有趣的探險，充滿危險與浪漫情事，并且将每個艱辛匮乏當成使我日記更豐富的材料。”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安妮在日記裡寫道：“我希望我死後，仍能繼續活着。” 安妮的日記從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寫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
起初，她這日記是純為自己而寫。後來，荷蘭流亡政府的成員傑瑞特·波克斯坦從倫敦廣播電台宣布說，他希望在戰争結束之後，能搜集有關荷蘭人民在德軍占領之下苦難生活的目擊報導，公諸大衆。他特别以信件與日記做為例子。安妮收聽到這段話，為之動心，于是決定在戰争結束之後，要依據她的日記出版一本書。她開始将她的日記加以改寫、編輯、潤飾，删去她認為不夠有趣的部分，并且靠回憶增加一些内容。同時，安妮也保留了原始的日記。
安妮死于德國一個集中營，死因是那裡爆發斑疹傷寒，于3月死亡。她的親人中，隻有父親奧托·弗蘭克活着走了出去。1945年6月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後移居瑞士。他在以後的日子裡，一直在傳揚女兒的日記，讓全世界共享。他于1980年8月19日過世。 學術界編纂的《安妮日記：評注本》将安妮第一次寫成、未經整編的日記稱為A版，以别于第二次所寫、經過整理的版本，是第二種版本，一般稱為B版……奧圖·法蘭克斟酌許久，決定完成女兒的宿願，将日記出版問世。他從A與B版中選材，編成篇幅較短的一種版本，後來稱為C版，全世界讀者曆來讀到的相關文章 安妮故居發人深省人民網駐比利時記者 章念生 荷蘭阿姆斯特丹。淅淅瀝瀝的春雨中，一支由不同膚色、不同年齡人群組成的隊伍沿着街角向後蜿蜒。五顔六色的傘下，稚氣未脫的孩子依偎着父母，精神矍铄的白發老人靜靜伫立，充滿活力的小夥子姑娘們則幹脆在雨中挺立。他們在等着參觀《安妮日記》中的主人公安妮·弗蘭克躲藏了兩年零兩個月的閣樓。
作品影響
經由其父親編輯，日記以《一個年輕女孩的日記》為名出版（1947年）并成為國際暢銷書，被翻譯成英語（1952年）和其它66種語言。日記也曾被改編成戲劇（1955年）和電影（1959年）。日記的一個重要的版本出版于1986年。1995年，在安妮去世五十周年時，出版了一個完整的版本，包含近三分之一更多的内容。
她的事迹後來被拍成電影——《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
社會評價
正面評價
美國知名劇作家梅耶·萊文（Meyer Levin）曾以“有着嫓美長篇小說的張力”來形容安妮的寫作風格，并受到日記的啟發和感動，在日記出版後不久便與奧托·弗蘭克合作把日記内容改編為舞台劇。
著名美國詩人約翰·貝裡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記内容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細緻而充滿自信，簡約而不失真實地描述了一個孩子轉變為成人的心态。”
在日記的美國版中，埃莉諾·羅斯福（即美國前第一夫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序言中寫道：“在我曾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對戰争影響的描述最為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
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說中提到：“在曆史上衆多在重大痛苦和損失之時為人性尊嚴發言的人當中，沒有誰的聲音比安妮·弗蘭克的更铿锵有力。”（Of all the multitudes who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spoken for human dignity in times of great suffering and loss,no voice is more compelling than that of Anne Frank）同年，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也認為，“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什麼雄壯偉大的史詩，隻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
安妮也被認為是一個有高度寫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同時也被廣泛視為納粹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以及迫害主義的象征。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裡·克林頓于1994年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提到，安妮的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視行為”（指當時于薩拉熱窩、索馬裡和盧旺達的種族戰争和屠殺）。
1994年，在獲得安妮·弗蘭克基金會頒授的人權獎後，納爾遜·曼德拉在約翰内斯堡發表講話。他說在讀了安妮的日記後，“從中獲得許多鼓勵”。他把自己對種族隔離的反抗和安妮對納粹的反抗相提并論，并以“因為這些信條都是完全錯誤的，也因為古往今來，它們不斷被和安妮·弗蘭克相似的人挑戰，所以它們必定會失敗。
同樣于1994年，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回應怎樣面對當時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回答說：“安妮·弗蘭克留給後人的精神至今仍在，并且對我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借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意大利作家普裡莫·萊維（Primo Levi）曾經表示安妮·弗蘭克之所以被廣泛認為代表了在二戰中數以百萬計受害的民衆，是因為“接受安妮·弗蘭克的故事，比起接受那成千上萬與她一樣的受害者來的容易。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下。”而奧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Melissa Müller）在她的撰寫的安妮·弗蘭克傳記的後記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并且試圖消除公衆對“安妮·弗蘭克代表着六百萬納粹集中營受害者”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命與死亡都是她的命運，而那六百萬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萬被納粹奪去的性命，他們也有着自己與别人不同的命運……但她的命運，依然使我們明白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影響是如此廣泛，如此的深遠。
”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認為，安妮的日記大大提高了公衆對那些在紐倫堡審判中已被确認的屠殺罪行的注意和認識，因為“人們都認識這個女孩。人們都知道大屠殺對她的影響，這也是在我的家庭、你的家庭也發生着的事，所以人們都能明白這個罪行的影響。”
負面評價
自1950年代起受到公衆關注後，批評與質疑也開始不斷出現。有着作申述了這些批評，最早的着作來自瑞典及挪威。在這些負面評價中，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不是安妮·弗蘭克，而是劇作家梅耶·萊文。
1958年，當安妮日記改編的舞台劇在維也納上演時，出席的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群抗議者的滋擾。那些抗議者認為安妮·弗蘭克這個人實際上不存在，并向維森塔爾挑釁，要求他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軍官以資證明。後來維森塔爾于1963年找到了當時的警察卡爾·西爾貝鮑爾，在會談中，西爾貝鮑爾對當時的罪行直言不諱，并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認出了安妮·弗蘭克。他還供認了整個逮捕過程，也記得在過程中曾翻倒了一個裝滿紙張的公文包。這些證詞後來全被其他目擊證人，包括奧托·弗蘭克予以證實。這次事件也平息了對安妮·弗蘭克存在與否的質疑。
除此以外，有批評者提出了對作者的新質疑。這些批評者認為，安妮的日記實際上是親猶太組織的宣傳品，而奧托·弗蘭克亦被指為騙子。1959年，奧托·弗蘭克于德國呂貝克對一名曾為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的教師洛塔·斯蒂勞（Lothar Stielau）提起訴訟，控告該名教師在校報上诋毀日記為赝品。後來奧托又同時控告了在呂貝克一份報紙上刊登來信支持斯蒂勞的海因裡希·布德貝格（Heinrich Buddeberg）。開庭審訊後，法庭分析了日記的手稿，在1960年确認日記筆迹與已知的安妮·弗蘭克筆迹相同，并确定日記為真品。法庭判決後，Stielau撤回其言論，而奧托·弗蘭克也沒有繼續追究。
1976年，奧托·弗蘭克控告弗蘭克福的海因茨·羅特（Heinz Roth），指他印發诋毀日記為赝品的小冊子，法庭其後判決海因茨·羅特罰款500,000馬克及監禁6個月。羅特其後提出上訴，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翌年上訴也被駁回。
1976年，奧托·弗蘭克也對恩斯特·羅默（Ernst Romer）提起訴訟，指他印發一本名為《暢銷書〈安妮日記〉的謊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Bestseller,A Lie）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叫艾德加·蓋斯（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發此本小冊子，結果他也被起訴。法庭其後判決羅默罰款1,500馬克，而蓋斯則被判監禁6個月。在上訴後刑期雖然獲得減少，但此次案件卻因為奧托·弗蘭克後來對刑期的再度上訴，超逾了當地有關诽謗的法律規定範圍而結束。
在奧托·弗蘭克1980年死後，安妮的日記，包括書信與分散的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争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後來在1986年委托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鑒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記的筆迹并與過往案例作了對比，證實筆迹吻合，而且日記上的紙張，漿糊與墨迹亦被确認為與日記撰寫年代吻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荷蘭司法部确認為真迹。後來荷蘭國家戰争文件研究所綜合研究結果與原稿及其他資料，出版了所謂的“評論版”。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院對此版日記進行了确認。
作者簡介
安妮·弗蘭克（1929-1945），全名安内利澤·瑪麗·弗蘭克，出生于德國法蘭克福。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全家于1933年移居到阿姆斯特丹，在那裡她的父親奧托自己做生意為生。納粹德國占領荷蘭後，她和家人（連同其他數名猶太人）在兩年多的時間中（1942-44年）藏身于她父親辦公室和倉庫所在的建築的一間密室内。在這段時間内，安妮一直用一種尖銳、深刻、幽默、天真動人而又不時帶有深刻觀察的風格撰寫日記。1944年，安妮和全家因叛徒告發被捕，之後15歲的安妮因傷寒死于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
後記
《安妮日記》是荷蘭籍猶太少女安妮·弗蘭克在二戰中遺留下來的一部個人日記，它真實地記述了她與家人以及另兩個猶太家庭為逃避納粹迫害而度過的長達兩年的隐蔽生活。安妮從13歲生日寫起，一直寫到1944年8月4日他們的隐居地被德國黨衛軍查抄後不久。這個不到16歲就被納粹奪去了生讓哥哥過熱而特瑞特惹人特讓他命的孩子的日記在戰後成為人們對那場人類夢魇進行深刻反思的珍貴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