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馬克思于1871年4～5月為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所寫的就巴黎公社問題緻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的宣言。馬克思先寫了這篇宣言的初稿和二稿，随後又寫了定稿。定稿本在1871年5月3日被總委員會一緻批準。1871年6月中旬在倫敦用英文印行，1871～1872年又出版了法、德、俄、意、西班牙和荷蘭各種文本。
1939年上海海潮社曾出版由郭和翻譯的中文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共産黨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着作編譯局重新翻譯了《法蘭西内戰》這篇着作，載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
《法蘭西内戰》精辟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發展過程和曆史意義，概括了巴黎公社的曆史經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的學說，特别是用巴黎公社的新經驗進一步論證和豐富了無産階級革命必須首先打碎資産階級國家機器的思想。
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體現了人民管理制的發展方向。巴黎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産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争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法蘭西内戰》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既尊重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又尊重群衆的革命首創精神，充分體現了馬克思鮮明的無産階級立場和徹底的唯物主義曆史觀。
恩格斯在1891年所寫的導言中說，這部着作善于“在偉大曆史事變還在我們眼前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正确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後果”，表明馬克思在剖析曆史事變中的“驚人的天才”，這部着作為“後來所有關于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
導言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内戰〉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曆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隻是一個幻想。曆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産階級進行鬥争的條件。
一八四八年的鬥争方法（引者注：指《共産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曆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争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争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群衆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産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争方式就開始被采用，并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原來，在資産階級借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争的。.....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
目标指向
人類政治發展史告訴我們，建設廉潔政治，就是讓政治權力為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也就是說，以最廣大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人民至上的政治權力目标指向，才是真正的廉潔政治。廉潔政治本身就具有典型的人民性特征。“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一脍炙人口的警言是廉潔政治人民性的切實體現。因此，堅持人民至上的目标指向和價值歸宿是廉政建設的重要内容。
馬克思的《法蘭西内戰》是馬克思揭露和斥責舊政府腐敗無能，倡導廉潔政治的一部着作。在整部着作中，“人民”一詞多次出現，貫穿整個着作。
在馬克思看來，人民的力量是打擊腐敗的根本性力量。恩格斯在序言中揭露并痛斥了當時整個法國資産階級政府的腐敗狀況，指出資産階級使經濟财富得到大幅度發展，不過，“得到更大程度發展的還是貪污舞弊和普遍的盜竊，幹這些事情的人麇集在皇帝宮廷周圍，從繁榮所帶來的财富中抽取巨額的紅利。”
要改變這種腐敗狀況，除了發動一場人民戰争之外，别無他法。當普魯士軍隊逼近巴黎，腐敗的法國政府宣布妥協停戰，可巴黎工人卻“不讓一個普魯士人越出”，“巴黎的工人們竟使一支讓全部帝國軍隊放下了武器的軍隊對他們那樣敬畏。”這種敬畏是對人民力量的敬畏。馬克思始終堅信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價值主體，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自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民就不可能存在。
當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成立時，馬克思就揭示了“這個使資産階級的頭腦怎麼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的本質，即“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充滿生氣的力量；這是人民群衆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衆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衆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
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隻能顯示出走向屬于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馬克思對公社本質的闡述告訴我們，公社通過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使人民第一次成為國家的價值主體，第一次感受到國家主人的地位。
與此同時，公社通過一系列廉政建設，防止權力腐敗，保障了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公社與舊政府的本質區别就在于公社體現了人民至上的價值目标性，而舊政府隻為腐朽的資産階級統治者服務。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作出深刻總結：巴黎工人發動革命，是“以人民群衆的名義，并且是公開為着人民群衆即生産者群衆的利益而進行”，而人民組成了公社，更是将“權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
公社實行普遍選舉權，消除這個國家軀體上存在的寄生贅瘤，“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麼人在議會裡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于組織在公社裡的人民。”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所倡導的“人民至上”指向是其整個廉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充分凸顯了政治倫理學中政治價值理念的人民至上性。在政治倫理學的發展進程中，政治價值理念和價值歸宿是什麼？這是政治倫理學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民群衆創造着曆史，是曆史的“劇中人”和“劇作者”，“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産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運動”，“我們的道德完全服從無産階級鬥争的利益”。
在馬克思主義視域中，政治活動及其發展應該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和幸福，而不是成為少數人謀利益的工具，即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的原則，始終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政治道德和倫理建設亦是如此。政治倫理及其産物是人民群衆創造性活動的結晶，必須着眼于人民群衆的願望、需求、評判、心聲和信任。
對人的全面、終極關懷，努力提升人的幸福能力是政治倫理追求的價值目标。一種政治文化是否先進，關鍵就看其是否敬畏民意，是否為人民謀利益和幸福，是否以人民利益的實現程度作為根本的價值和倫理評判标準。因此，堅持人民至上，才是政治價值理念目标的正義定位和指向。
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闡述廉政思想及實踐時，價值指向就是人民。馬克思通過闡述巴黎公社采取的一系列打擊腐敗，建設廉潔政權的措施，就是為了說明在無産階級執政的國家，權力的主體是人民，權力服務的動力是人民的需求，權力使用的評價尺度是人民的滿意程度和幸福程度，權力的終極目标是人民利益的實現和維護以及人民的全面發展。人民至上是馬克思廉政思想的價值定位和歸宿。這正好凸顯了政治倫理所追求的人民至上的目标指向性。因此，馬克思廉政思想是一種以人民至上為目标指向的政治倫理文化。
民主反腐政治制度倫理的訴求
廉政建設與腐敗“水火不容”。建設廉潔政治，就必須徹底防治腐敗，而防治腐敗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主。民主既是一種政治價值理念，又是一種政治制度，是自由、平等、人權的保障。俞可平教授曾指出：“民主政治最契合人類要求自由、平等、尊嚴的本性，最有利于人類個性和人格的完整。”在階級社會，隻有民主政治，民意才能成為價值。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民意就可能被阻擋、被扭曲，人民賦予的權力就會被濫用，進而導緻腐敗滋生。
隻有通過真正的民主來實現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腐敗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因此，民主反腐是打擊腐敗，建設廉潔政治的關鍵。民主反腐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現實展示。
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充分表達了民主反腐的價值正當性，闡述了以民主反腐為主要内容的廉政思想，從而闡發了打造廉潔政權的關鍵，這使得馬克思廉政思想凸顯了政治制度倫理的必然訴求。
馬克思認為，在私有制社會，國家政權是少數人利益的代表，不可避免地導緻權力使用的異化，進而滋生腐敗。防止權力腐敗的根本出路，就是建立無産階級民主制度。針對當時法國資産階級政府的腐敗狀況，馬克思認為這主要源于社會最醜惡的東西，即表面上高高淩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而與這個醜惡東西的直接對立物就是公社。公社成員是通過民主的手段普選出來的，“
公社完全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公社裡的市政委員由人民民主選舉産生，普選權的真正意義在這裡得到凸顯。在公社體制下，小資産階級和中等資産階級能公開地團結在工人周圍，“他們和工人一起構成國民自衛軍的主體，他們和工人在公社裡一起開會，他們在共和國聯盟裡為工人做中介人。”
這在以往的國家體制中是不可能出現的。馬克思認為要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不被濫用，使權力幹幹淨淨為人民服務，做到廉潔奉公，僅靠民主選舉是不夠的，還要加強民主監督。
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馬克思多次贊揚公社采取的對權力的監督措施。公社行使的職能“應由公社的勤務員執行，因而總是處于切實的監督之下。”在馬克思眼裡，“公社可不像一切舊政府那樣自诩絕不會犯錯誤。
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來，把自己的一切缺點都讓公衆知道。”公社不同于以往的集權專政制度，必須時刻處在人民的“視線”中，接受人民的監督。馬克思曾滿懷信心地指出：“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樣組成公社，那麼，……國家寄生蟲大軍将被搬掉；教師将代替各級僧侶；國家法官将換成公社的機構；國民代表的選舉将不再是總攬一切大權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
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反腐，民主是弘揚廉潔精神，抵制腐敗的有效手段和尖銳武器。無産階級民主制度使人民掌握了原來由剝削階級掌握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從而能從根本上對政府工作人員形成有效的制約和監督，鏟除腐敗賴以滋生的溫床，實現廉潔政治。巴黎公社被馬克思稱為“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新社會的光輝先驅”，主要就是因為無産階級民主制度的實施。
正因為公社踐行無産階級民主制度，使民主精神内化為公社成員的道德信念和價值尺度，才防止了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機關人員在腐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所闡述的民主反腐的廉政思想，為建設廉潔政治提供了保障，符合政治制度倫理的現實訴求，是政治倫理的真實表達。
現代政治倫理學認為，政治制度倫理是整個政治倫理的軸心和關鍵，是政治倫理的核心支撐。任何政治制度本身都蘊含着一定的倫理追求、道德原則和價值判斷，因為政治制度本身就是通過已經确定的規則方式，對政治生活中利益關系加以穩固化，從而體現出政治制度的利益與價值取舍、傾向或偏向。
正如萊斯利·利普森所言：“政治的核心包含着選擇……在政治中，我們總是永不停歇地争論是與非，辯論互相替代的政策的優與劣，争辯那些終極目标的明智性，并且衡量可能方法的有效性。一句話，我們置身于對價值的探索之中。”政治制度倫理有諸多本質規定，如公平、正義、民主、效率等。其中，民主是關鍵。
健全的民主制度，能形成對權力運行的有效制衡和監督，防止權力成為少數人謀利益的工具，從而使權力始終為最廣泛人民謀幸福。沒有民主，公平正義的“善治”将無從談起，政治制度倫理便無法保障。
馬克思《法蘭西内戰》中彰顯的民主反腐的價值正當性，既體現了緻力于“人的解放”的政治價值理念，又凸顯了民主、公平、正義的制度倫理意蘊，是維護、支持和保障政治制度倫理的題中之義和必然訴求。因此，馬克思民主反腐的廉政思想具有深刻的政治制度倫理意蘊，體現了政治制度倫理在政治權力運行、政治體制保障中的必然訴求。
敬畏責任政治主體倫理的自覺
廉政文化對于政治行為主體具有倫理約束，又具有道德的規範和責任的要求。從“社會人”的角度考察，廉政文化是一種道德責任文化。廉政，是為政者之本，賦予為政者高度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
廉政和責任在本質上是一緻的。要做到廉潔奉公、執政為民，就必須負有高度且真實的政治責任感；隻有堅持廉潔政治，才能保持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因此，敬畏責任是廉政文化和廉政建設的重要内容。
衡量一個政權、一個階級或一個執政黨是否廉潔為民，一個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是否對國家、社會和人民負責，是否保持高度責任心，敬畏責任。
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所實行的民主原則，并反複強調要對人民負責。
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消除了以往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事情的錯覺，它“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随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僞的責任制。”在公社裡，每個人公開地、樸實地做他們的工作，從不貪圖享樂、以權謀私，像普選産生的市政委員必須對選民負責，随時可以罷免，法官和審判官這樣的高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務人員一樣，今後均由選舉産生，要負責任，并且可以罷免。”
公社之所以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就是因為其第一次使人民成為國家管理的主人，對人民賦予的權力負責，而人民“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國，必将很快地對它産生信任。”在馬克思看來，資産階級政府标榜着“民主”，但卻将公共權力和生産資料掌握在自己手裡，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公仆變成了社會主人，因此，這種民主必然是虛假的民主。
這種虛假的民主是對道德責任的亵渎和忽視，加速了少數人對公共權力的濫用，緻使資本主義國家政權“這個實體從頭到腳污點累累，其集中表現是，在國内腐敗透頂，在國外極端無能。”馬克思在總結公社經驗時特别指出，公社在摧毀舊政府的物質力量後，便急切摧毀作為壓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侶勢力”，這恰好證明了公社鏟除腐敗，建設廉潔政府，對人民負責的高度責任心。
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所表達的“敬畏責任”的廉政思想，具有深刻的政治倫理意蘊，凸顯了政治主體的倫理要求。在現代政治倫理建設中，我們提出了民主、法治、誠信、幸福等“善治”目标，而完成這些目标的前提就是具備高度的政治責任感。
責任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不僅是政治主體的道德要求，更是政治主體最基本尺度，是政治倫理建設的基礎工程。洛克曾指出，公共權力是人們讓渡自己部分權力的産物，是通過契約而建立起來的。
從這一意義上講，政治主體與公衆之間是一種委托與代理的契約關系，這種契約關系要求政治主體承擔更多的道德責任，對公衆負責，保障公衆的合法權利不受侵害。在現實政治實踐中，尊重民意、屬守職責、取信于民、服務人民，是政治主體敬畏責任的邏輯基礎和道德要求。沒有責任，沒有起碼的政治責任感，政治主體倫理無從談起。
政治主體對責任的敬畏和倫理評判體現了一種主體的自我意識。在責任的倫理約束與規範下，作為外在理性和善惡标準的道德規範逐漸積澱到政治主體的内心，紮根并得到穩固，最後形成道德規範和倫理習慣，實現由他律向自律的轉化。因此，敬畏責任是政治主體倫理的現實體現。
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認為隻有建立責任政府，才能取得權力的合法性，才能取信于民，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從而抵制腐敗，建設廉潔政治。馬克思的這種“敬畏責任”的廉政思想符合政治倫理主體的基本道德規範和要求，體現了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權力來自人民，并為人民服務，政治主體敬畏責任，就是對人民負責。
勤廉節約政治生活倫理的應然
勤儉節約，廉潔自律是廉政文化的基本内容。廉政文化要求執政者營造“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健康向上的政治廉潔氛圍，做到勤政為民、艱苦樸素、克己奉公。這是政治主體在政治生活中應該自覺遵守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規範以及養成的生活修養。一旦政治生活背離了勤廉節約的準則，就會陷入腐化的泥淖。因此，勤廉節約是廉政文化的基本要求，也是考量政治主體生活的基本指标之一。
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闡述了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一系列勤廉節約的措施，從而表達了其廉政觀的倫理訴求。馬克思指出，公社由普通工人組成，他們每天勤懇、樸實地工作，并公開宣布“公社一旦被逼到絕境，就會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廢墟中。”這種鞠躬盡瘁的精神體現着無産階級打碎資産階級舊政權，建設廉潔為民政府的堅定決心。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是一個真正的廉政組織。
他曾指出，對農民來說，公社的勝利是他們唯一的希望，因為“公社能使農民免除血稅，能給他們一個廉價政府。”這與秩序黨“向他們索取寄生的、糜費的國家機器的費用”是截然不同的。馬克思還指出了公社實行的兩大節約措施，一是“取締國家寄生蟲的非生産性活動和胡作非為，從根源上杜絕把巨量國民産品浪費于供養國家這個魔怪”，二是“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隻能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随着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
由此可見，“公社一開始就不僅進行整治改造，而且還厲行節約，實行經濟改革。”⑥對于公社采取的這一系列勤廉節約措施，馬克思給予了高度肯定和贊賞。在馬克思看來，建設真正的廉潔政治，就必須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厲行廉政、勤儉節約，優化配置執政資源，維護無産階級勞動人民的利益，防止任何形式的政治私利和腐化。
馬克思《法蘭西内戰》中的勤廉節約思想充分凸顯了政治生活的倫理訴求。在政治實踐中，政治倫理更多體現在政治主體的行為選擇和日常生活中。評價政治主體行為選擇和日常生活是否符合政治道德規範和倫理要求，關鍵看其是否自覺遵守勤廉節約的倫
理規範。勤廉節約倡導勤政愛民、清廉無私、節儉樸素，是執政者必備的道德素質和倫理尺度。在政治活動中，為了保障政治資源能合理優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執政黨就必須高度重視勤廉節約。勤廉節約是政治生活倫理的重要價值基礎。
通過勤廉節約來規範政治主體的政治生活，能真正體現出政治活動與政治權力的民衆性基礎與價值取向。
馬克思《法蘭西内戰》中勤廉節約思想，不僅以鮮明的态度批判了腐朽思想，揭露并痛斥了舊政府奢華糜爛的腐化生活，還為無産階級政權整合全社會的智慧與資源，達成政治主體與民衆的共識，優化權力組織模式，降低權力運作的成本，提高權力的運行效率，減少權力的腐化，及時矯正政治權力的價值取向對人民切實利益的偏離，達到政治廉潔與清明的目的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價值牽引。這充分凸顯了日常政治生活應該遵守的政治道德規範和倫理要求，具有深刻且現實的政治倫理意蘊。
結論與啟示
從政治倫理視角來看，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表達的人民至上、民主反腐、敬畏責任以及勤廉節約的廉政思想，對當今我國建設服務、法治、責任和廉潔政府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第一，以“人民至上”為指向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馬克思廉政觀的人民指向性告訴我們，任何政黨或政府如果脫離人民群衆必然導緻腐敗，不可能有良好的黨風政風，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治理腐敗。
隻有以人民利益為方向，以依靠人民為根本，才能打造真正的廉潔為民政府。在中國，人民群衆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是黨的執政基礎。建設服務型政府，就必須時刻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依靠人民群衆的擁護和支持，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拜人民為師，不忘人民利益宗旨，當好人民的公仆，保證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幸福。
在實踐中，各級領導幹部要多關注人民切實利益，多傾聽人民真實心聲，把人民關注的問題作為頭等大事來處理，多幹實事，全心全意服務于人民，切忌形式主義，空口言談。
第二，以“民主反腐”為契機加快法治政府建設。法治不僅僅是法律治理，還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善德等社會價值。法治如果沒有民主的保障和注入，就會顯得僵化而無法體現為人民謀利益這一價值取向。因此，法治政府離不開健全的民主制度。
馬克思廉政觀彰顯的民主反腐價值理念啟示我們，發展黨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構建反腐倡廉的長效機制，保證黨的廉潔性和純潔性，就必須充分發揮民主政治的價值和優勢，健全和創新現有民主機制。一方面，不斷改進和完善黨内民主制度，創新黨内民主的機制，如，消除“一把手”的特權；推行黨務公開；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改進黨代表候選人提名制度和選舉方式；創新黨内權力授受方式，實行黨代表直選和競選等。
另一方面，以黨内民主帶動人民民主，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加強民主監督，充分保障人民群衆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建議權、批評權和監督權。積極完善民主反腐制度，推動廉政建設，必将能為法治政府建設提供穩定保障。
第三，以“敬畏責任”為尺度加快責任政府建設。馬克思廉政觀敬畏責任的道德自覺性告訴我們，廉潔是一種價值觀念，一種道德尺度，但更是一種道德責任。一個政黨的責任性高不高，是衡量其是否清正廉潔的一個重要指标，從廉潔的角度來審視責任，以責任的尺度來評判廉潔，是馬克思廉潔觀的重要特征。在當代中國，我們黨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彰顯清廉奉公、執政為民的廉潔特色，必須本着對人民負責，為人民謀幸福的高度責任感。
既要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負責，又要在責任的清單中凸顯“人民幸福”的鮮亮字眼，允許人民大衆提出追求幸福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思想和主張，對人民的幸福生活負責。唯有如此，反腐倡廉工作才能獲得人民群衆的支持和參與，取得令人民群衆滿意、高興的成效。
第四，以“勤廉節約”為準則推動廉潔政府建設。馬克思廉政觀所體現的勤廉節約理念，為我國建設廉潔政府，推進政府改革，保證政府的高效運轉提供了積極的價值牽引和倫理指導。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就推行政府改革，但到目前為止，政府改革的使命尚未真正完成。機構臃腫、人員膨脹、程序複雜、政府開支過大、行政效率低下等現象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要杜絕這些問題，就必須推行以勤廉節約為核心的政府改革，打造廉潔政府。
在具體實踐中，可以引入市場競争機制，理順政府内部職權關系；減少公權審批數目，精簡政府人員，縮小政府規模，減少政府公費消費，把更多的事交給市場去做；根除政府中職能的交叉重疊現象，保證政出一門，提高行政效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