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史
在中國，中西文學比較也有悠久的曆史。早在清末，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就把黃遵憲的長篇詩歌比西方史詩；王鐘棋認《水浒傳》為“社會主義小說”、“虛無黨小說”，說它可以與托爾斯泰、狄更斯比美；蘇曼殊以李白、李賀比拜倫、雪萊。雖然他們做的還隻是膚淺的比附，但也足以說明在我國民族覺醒的胎動期，中西文學比較就已有了粗陋的開端。
我國正式的比較文學論文約于三十年代初期出現，範存忠、陳受頤等人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對西歐的影響。之後，在朱光潛《論詩》、錢鐘書《談藝錄》、朱自清《新詩雜話》、李廣田《詩的藝術》以及李健吾的若幹論集中都出現了有真知灼見的中西文學對比研究，而戴望舒等人則開始譯介西方比較文學理論着作。五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戈寶權研究中俄文學影響史的許多論文。但是，無論哪個時期，都不能比最近兩年比較文學收獲之面廣量大，一九七九年我國接連出版了一些解放後比較文學内容最集中的文集，尤其是錢鐘書先生《管錐編》的問世，被海内外學者認為是中西比較文學史上的大事。
什麼是比較文學呢？其實遠在早期，就有人對各朝各代的不同文學作對比研究。讓我們先從發生在中國文學史上并持續達千年之久的一樁“公案”談起，并循此步步走近并認識比較文學。
遠在唐代，就有人對南朝時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所寫的“許彥鵝籠”故事的來源作過研究。“許彥鵝籠”故事說的是，陽羨（即今江蘇宜興）地方一個名叫許彥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歲的書生，這位倒在路邊的書生聲稱腳痛，要求坐進許彥的鵝籠裡。許彥以為是說着玩的，誰知書生真的入籠與雙鵝并坐，而許彥提起鵝籠竟不覺得重。等走到樹下休息時，書生出了鵝籠，說要設宴答謝許彥，說完就從口中吐出美酒佳肴來款待許彥。
晚唐時與李商隐、溫庭筠齊名的詩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紀中期寫成的《酉陽雜俎》一書中，通過與印度佛經《譬喻經》中的“梵志吐壺”比較後就曾說過：“釋氏《譬喻經》雲：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子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複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複與共卧。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餘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為至怪也。”後來，還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魯迅，才對這一“公案”作了透徹明斷。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然此類思想，蓋非中國所故有，段成式已謂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當又為梵志吐壺相之淵源矣。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于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如晉人荀氏作《靈鬼志》，亦記道人入籠子中事，尚雲來自外國，至吳均記，乃為中國之書生。
象魯迅與段成式二人，對中印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作品進行的這種研究，比較其相似，追溯其淵源，探究其聯系與原因，實際上就是一種比較文學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學之間，在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聯系，因此就出現了如下文學現象：日本的古典小說《源氏物語》中，就運用了不少中國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作；我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孫悟空能七十二變，就吸收了印度佛經中神猴哈奴曼會三十六變的成分，孫悟空大鬧天宮又發展了印度佛經《賢愚經》中頂生王鬧天帝宮殿的故事；相傳李白首先創作了《菩薩蠻》，但據考證，《菩薩蠻》是古代緬甸的樂調，經雲南而傳入中原；更早的《楚辭·離騷》，開頭就是“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相似特點
無論在中外文學還是各國文學之間，也無論是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還是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或是文藝思潮、流派和運動之間，都還存在着衆多的并無影響事實聯系卻又十分相似的情況。如唐代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寫過無聲之美：“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無獨有偶，英國詩人濟慈在他的《希臘古甕頌》中也寫道：“聽得見的聲音固然美，聽不見的聲音則加倍幽美。
在白居易與濟慈、明代《樂府吳調》與歐洲古代戲劇、《悭吝人》中的阿爾巴貢與《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等之間的異同，并非彼此有過“影響聯系”，而是作家們在各自民族的現實生活中觀察、體驗與加工塑造的結果。要說受到“影響”，倒是在東西方各自文化體系與文學傳統中可追溯到各自的源頭。如嚴監生之前的元雜劇《看錢奴》中的賈生，就同嚴監生臨死前的吝啬勁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賈生要兒子舔盡沾了油漬的手指方肯咽氣；更早的可追溯到北魏《笑林》中的“儉吝老人”，甚至戰國時《商君書》中的“東郭敞”，都是以愛物勝過愛人的吝啬與貪欲而影響後世。
同樣，莫裡哀塑造的阿爾巴貢，可上溯到古羅馬劇作家普拉圖斯的喜劇《一罐金子》中的守财奴，和更早的古希臘作家西俄夫拉斯培斯的論文《性格論》，因為論文裡勾勒出了吝啬人的性格類型。崇尚古典主義并又熱衷于從古希臘羅馬文學中汲取創作題材的新古典主義作家莫裡哀，受其歐洲文學傳統的影響，連他本人也直言不諱。
因此，在研究這二者相似的問題上，就要撇開影響研究而從經濟、政治和社會曆史等方面去探索其“文心相通”的規律。通過對阿爾巴貢與嚴監生這組中外文學形象的比較，可以更清楚地發現：貪欲與吝啬盡管古已有之，然而到了資本降世之時，由于金錢漸漸成為取代封建社會等級與特權的一尊“至聖”，于是在市民中最早出現的那批商人資産者身上，吝啬就是他們積累财富與貨币的一種手段，又同他們拼命獵取剩餘價值的貪婪與世俱存，從而構成了他們性格習慣與心理狀态的一大特征：吝啬到将一錢一物都視為一本萬利的萬能之神的典型性格，才各自成為中外文學史上的不朽藝術形象。
平行研究
這種對各民族文學所作的比較研究，由于其研究的對象是彼此之間并無直接影響交流的各民族文學，恰如互不相交的平行線，因此，被稱為比較文學中的另一大類——“平行研究”。又由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學者首先提倡與實施的，故又被稱為“美國學派”。20世紀60年代，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雷馬克教授，其給比較文學所下的定義最被學界稱道：“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文學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這一定義，除了強調對并無相互影響或聯系的各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也是比較文學外，它還提出了比較文學還應包括對文學與其他學科或信仰等“表現領域”的關系研究，即被學界稱之為“跨學科”研究，也屬比較文學。
如将心理學、生理學的“通感”說來研究文學創作中的修辭手法，就可視為一種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了。對事物的繁多，如何描寫？無聲的景物又如何描繪？夜空的星星夠多也夠亮晶晶的了，詩人們又作過什麼出色的抒寫？而一般的批評家又作何評說？宋代詩人宋祁寫的《玉樓春》中有“綠陽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用一“鬧”字形容無聲杏子的茂盛。
無獨有偶的是，這種把無聲的事物寫成有聲的佳句，在西方文學中也有：19世紀意大利詩人巴司古利（Pascoli，Giovanni，1855—1912），有句寫星星的名句：“碧空裡一簇星星啧啧喳喳象小雞兒似的走動。”18世紀的聖·馬丁（Saint Martin）也說：“聽見發聲的花朵，看見發光的音調。”
以李漁、紀曉岚之見，這些寫法都違背了常識，因為無聲的繁星怎麼可能有聲呢？是寫錯了。但是，心理學與生理學告訴我們，人的感覺會有“感覺挪移”的現象，叫“通感”。即視覺、聽覺、嗅覺、觸覺與味覺往往可以打通、相交。顔色似有形象，冷暖會有重量，氣味變有鋒芒。如：臭氣刺鼻，高音區響亮，顔色有冷色熱色之别等。這些不是比喻，比喻是同類特征的擴大與縮小，而且不發生“感覺挪移”。同樣，星星太多，此閃彼閃，影鬧如沸水；紅杏盛開在枝頭，你紅我更紅，似乎在争鬧一樣。從通感來說，這正是作家形象地反映了人類感知通感規律的記錄，因此才成為千古流傳并魅力不減的修辭佳句。
無論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或是跨學科研究，它們都是不同于通常的文學史、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的一種文學研究。這種被稱作為比較文學的文學研究新興學科，有其自己的研究對象，即都是以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文學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是一種更注重打破地理空間與學科界限的文學比較研究，這種研究不是為了比優劣、賽高低，而是以世界文學與總體知識的視野，來參照比較地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學和他者的外國文學，以構建更為科學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體系。因此，比較文學為文學研究開辟了一個順應當今全球化進程的認識新天地。我國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季羨林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曾在《人民日報》上着文，對什麼是比較文學作過準确而又精當的回答：
“比較文學就是把不同國家的文學拿來加以比較。這可以說是狹義的比較文學。廣義的比較文學是把文學同其他學科來比較，包括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在内。”
而到了20世紀末，英國女學者波斯奈特博士，在她《比較文學批評導論》一書的開頭也說：“對什麼是比較文學的簡明回答是，比較文學是關于跨越兩個以上文化的文本的跨學科研究，也是對跨越了時空的兩個以上文學相關模式的關系研究。”
研究意義
可見，跨國族界、跨語言界和跨學科界的比較文學，是一門順應時代發展需要的新興人文學科，它有自己的曆史，自己的體系，自己的任務，自己的特點與要求。它是産生于各國文學文化交往的基礎上，随之發展而成熟，并與當今全球化時代認識同步的文學研究綜合性學科。比較文學不是單純的文本細讀和靜态的叙事比較，而是逐漸形成一種視野、方法和思維，為我們看視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提供了新目光。
“比較文學”這個說法是法國的學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來的。在當時的歐洲，由于民族國家的形成，各國學者都緻力于各自民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從社會背景，作家生平來诠釋作品，也就是所謂“知人論世”的套路。後來，法國的學者卻認為僅僅對國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夠的，文學的研究應當跨越國族的界限。
德國的大詩人歌德（J．W．Goethe）支持這種超國界的視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國學者的“比較文學”還是歌德的“世界文學”，着眼點都在歐洲，這是需要說明的。法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從事的是一種“影響的研究“，關心的是一個國族的文學怎樣被另一個國族的文學家接受，模仿和創造性地轉化，追溯和清理文學跨越國族疆界旅行的軌迹。
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留學西洋歸國的作家學者如梁宗岱、錢鐘書、陳铨等人都曾努力推動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遺憾的是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停滞，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虧台灣和香港的學者不曾因政治的負面影響而使研究有所中斷。
二戰以後，美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了所謂“平行的研究”，即國别文學之間即使沒有發生過關系，照樣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所以莎氏比亞可以和湯顯祖比較，《紅樓夢》可以和《源氏物語》比較。比較文學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學科，比如文學與音樂、與哲學、與宗教、與心理學甚至數學，都可以進行比較。中國的古詩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麗意象，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據說無非是在用文字圖解幾何學中的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而“騷人遙駐木蘭舟”和“萬戶搗衣聲”都可能在暗示性活動，所以可以給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等等。近一、二十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又開始朝比較文化研究轉向，比如所謂後殖民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性别批評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