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時（1795年12月4日），徐繼畬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台縣（今屬忻州市）東冶鎮東街“司馬第”的清貧的士宦之家。父親徐潤第，進士出身，任過内閣中書，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職。
徐繼畬自幼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學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師，師從著名文學家高鹗等名人。嘉慶十七年（1812年），十八歲入縣學。次年中舉人。
道光六年（1826）中進士，朝考第一，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七年（1827年）丁父憂在籍，整理完成父親徐潤第的《敦艮齋遺書》。此書以心靈自由為主旨，熔心學、氣學、易學為一爐，深入批駁了宋元以來的官學——朱熹理學，繼畬因此完成迎接西方挑戰的思想準備。
道光十年（1830年）服阕入都，授翰林院編修。
道光十三年（1833年），補陝西道監察禦史。期間上疏彈劾忻州知州史夢鲛以及保德知州林樹雲等人，并且上疏提議實行簡政，深合道光帝意見，因此道光帝召徐繼畬入朝觐見，向他詢問各種時事，徐繼畬都對答如流，深得皇帝欣賞。據傳道光帝讀其《政體宜崇簡要疏》，“大感動，因召對前席，與談時事，至為流涕”。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廣西省浔州府知府。從此青雲直上，曆任福建延津道、汀漳龍道等職。鴉片戰争時在漳州前線奮勇抗英。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繼畬入觐，疊蒙召見，道光帝詢各國風土形勢，奏對甚悉。遷兩廣鹽運使，旬日，擢廣東按察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遷福建布政使。道光帝讓他以布政使之職，以專派之員辦理開放廈門、福州兩口通商通行事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繼畬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雅裨理在廈門進行了曆史性對話，中國人始知以古希臘為孤本、為母體的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過選票取得合法性、創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國共和政體和華盛頓。徐繼畬又廣泛接觸了西方來華人士，對自己國家的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深表懷疑，五年數十易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版的《瀛環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識和華夷觀念，将中國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進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價值體系，紀錄了當時世界以民主政體為主導的各國各類政體，宣揚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對通過選民的選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國民主制度推崇備至，在黑暗的東方專制大國點燃了幽微的民主燭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廣西巡撫。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撫。當時，正值閩浙總督劉韻珂因病乞假，徐繼畬便兼任閩浙總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公曆7月4日，華盛頓特區為華盛頓紀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國征集紀念物。在來華美國傳教士幫助下，鹹豐三年（1853年），浙江甯波府向美國贈送了一塊花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書中贊美華盛頓總統的上述兩段按語。這塊石碑鑲嵌在該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現了東方人的見識，成為中美早期友好關系的裡程碑。
太平軍北伐，朝廷命徐繼畬督辦上黨防堵。事竣後主講平遙超山書院以自給。其間研讀《後漢書》，探索曆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道理，有批語兩千餘條、十餘萬字，原書在山西省博物館。
道光三十年（1850年），徐繼畬因在處理神光寺事件時的方法與林則徐等人的意見不合，被言官多次上書彈劾，終在鹹豐元年（1851年）因“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的理由被革職，并召回北京，接受鹹豐帝的當面問詢。與鹹豐帝對答完畢後，鹹豐帝評價他為人樸實，但因言官彈劾勢重，還是被降為太仆寺少卿。
鹹豐二年（1852年），上《三漸宜防止疏》，勸鹹豐帝勿大興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聽偏信。鹹豐上谕：“意深辭婉，‘置諸座右，時時省覽，可當箴銘。”未經考差授四川鄉試正考官。同年，吏部追查徐繼畬在巡撫任内逮捕罪犯延遲一事，徐繼畬因此被徹底罷官，回到故裡。當時正逢撚軍之亂以及回民起義，徐繼畬協助官府率領團練協防遼州、上黨、陽城等要地，深受當時兼任山西巡撫的沈桂芬的好評。
鹹豐六年（1856年）他被平遙超山書院董事會特聘為書院山長，于教業之餘，傾心寫詩作文、從事學術研究。
同治四年（1865），兩宮皇太後命其入京，徐繼畬被重新起用，命參通商事務，以三品京堂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協助恭親王奕訢辦理洋務。
同治五年（1866年）總理衙門重印《瀛環志略》，“中外奉為指南”。同年，授太仆寺卿，授二品頂戴。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2.25）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即中國現代第一所高等學校的首任校長，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初創時期。他與總署王大臣推出激進的同文館改革計劃，因倭仁等守舊派的阻撓而失敗，日歔欷不自得。同年秋，美國第17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和國務卿西沃德，請著名畫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圖爾特的華盛頓畫像的複制品，由駐華公使蒲安臣将這幅畫像贈送徐繼畬，并舉行贈送儀式，蒲安臣緻辭。徐繼畬答辭稱：“因思貴國中華盛頓首建奇勳，創為世法，以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必傳于世無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在時間和地域上的适應性和生命力。
同治七年（1868），為美國新教傳教士、同文館教習丁韪良編的中國第一部系統自然科學聲光電化著作《格物入門》作序。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年三月十五日），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頂戴緻仕。
同治十二年（1873年），值徐繼畬中舉60周年，奉旨準其重赴鹿鳴宴，以惠耆年，并賞給頭品頂戴。同年三月初三日辰時（1873年3月30日），徐繼畬在家中去世。
主要影響
徐繼畬體恤民情，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過紮實的儒家教育，“民為貴”的觀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養民論》一文中曾說：“古聖人陳谟贊化，不曰治民，而曰養民”，又說：“富國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養。”在他看來，為官者的主要任務是“養民”而非“治民”，任何傷害百姓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因此，他對當時官場上的貪污腐化之風深惡痛絕，始終堅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說：“弟雖外任十餘年，家中并未置有田産”，“在平遙館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遺薄産，折變殆盡。”竟到了貧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後期的官吏中，象徐繼畬這般清廉的，雖不能說沒有，但實在很少。
轶事典故
禁鴉片論
徐繼畬是位愛國的官吏，他在任福建汀漳龍道期間，著有《禁鴉片論》，詳細論述了“鴉片之害與禁治之方”。他認為鴉片貿易是“英夷之剝我元氣而富強其國者”，乃“唯利是圖”。在如何禁煙問題上，徐繼畬主張嚴禁，他指責把“英夷為寇，擾亂海疆”歸咎于鴉片之禁的論調是“因噎而廢食”。他提出的懲治之法是“先貴而後踐，先富而後貧，先内而後外，先豪猾而後良弱”。基于對資本主義國家情況的了解，他主張既要禁止鴉片貿易，又使殖民主義者找不到發動侵略戰争的藉口。在當時國力十分虛弱，無力抵抗外國侵略的情況下，這種意見不失為一種比較穩妥的辦法。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徐繼畬的建議，并沒有受到當局的重視。
英國發動侵華戰争後，為保衛民族利益，徐繼畬堅決抵抗。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英國軍艦駛入穿山洋，閩邊騷動。七月徐繼畬調晉江漳龍道。時廈門告急，徐繼畬沉着備戰，親自調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樁塞鎮門各港口，指揮軍民共同扼險固守。敵知有備，未敢侵擾徐繼畬防守的地區。第二年（1841）七月，英軍強占廈門，他督兵勇晝夜防守與廈門一水相望的漳州，曾與城門共存亡。徐繼畬曾向家人表示：“城如不保，陳忠愍公（隋朝的陳啟泰）祠内，吾盡節處也。”表現了赤誠的愛國之心。八月，浙江定海、鎮海等地接連失敗，徐繼畬親眼目睹了清軍的慘敗，他總結失敗的直接原因時說：“我之官兵則承平日久，人不知戰，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此其所以敗也。”又慨然長歎道：“二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為七萬裡外逆夷所困，緻使文武将帥，接踵死綏，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米。興言及此，令人發指眦裂，泣下沾衣。”其憂憤之情溢于言表。
主要作品
《瀛環志略》
《禁鴉片論》
人際關系
父親、徐潤第
師、高鹗
曆史評價
論曰：鹹豐中四方多故，文宗悒悒，恒抱疾。京師用不足，大錢鈔票，法立弊滋。王茂蔭屢進谠言，均中利害，清直為一時之最，宋晉亦其次也。袁希祖、文瑞皆有所論列，而徐繼畬直箴君德，所舉三防，陳義尤高，發桂言軍事亦有識。廉兆綸助守江西，雷以諴分防江北，并著事功。陶樑為文學老宿，吳存義、殷兆镛并侍從清望，存義視學滇、浙，能得士心，兆镛慷慨論事，於鄉邦疾苦冀有補苴，何言之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