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楊承宗，1911年9月5日生于江蘇省吳江縣，中國放射化學家。1932年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曾任北平研究院物理鐳學研究所副研究員。1946年去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居裡實驗室作研究生。1951年獲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化學系教授、副校長，合肥聯合大學校長，安徽省第五、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第三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合著有《原子能原理及其運用》、《同位素化學》。
楊承宗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後在暨南大學任教。1934年-1946年，在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從事放射化學研究工作。1947年-1951年，在法國巴黎大學鐳學研究所随約裡奧•居裡從事放射化學研究，獲博士學位。
楊承宗1951年10月回國後，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改名為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放射化學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線應用研究室主任。1958年起，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系主任。1961年-1969年，兼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北京鈾礦選冶研究所副所長。1970年-1983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副校長，1980年兼任安徽省合肥聯合大學校長。1979年起，任中國化學會核化學與放射化學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核學會核化學與放射化學學會理事長、安徽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
楊承宗長期從事放射化學方面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最主要是從事放射化學及其測量的研究。他曾從大量鉀鹽中分離制備很強的UX1 2β放射源，發現β射線的吸收系數随放射源周圍物質的量及原子序數而改變(即背散射法）。後來他從事鈾的化學純化和分析制備、天然放射性元素及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分析制備、放射性活化分析、輻射化學以及放射性同位素應用等衆多的學科研究。
楊承宗在天然放射性元素的分離、分析方法及其應用方面有許多重要論著。例如，他的《關于β射線的散射現象》著作成為研究β射線的散射現象及其應用的基礎文獻。他在國内外的期刊上發表重要論文20餘篇。他為中國核科學技術的發展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2011年5月27日上午8點45分，新中國放射化學奠基人、中國科大建校元勳、原副校長、中國科大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首任系主任楊承宗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出庭作證
一份法國大理院的傳訊通知，送到巴黎中國學生會副會長楊承宗的手裡，傳他出庭作證。在中國内都沒有上過法庭的楊承宗，居然打起了官司，要上外國的法庭，知道一些内情的同學，都為他捏着一把汗，懸起擔憂的心。大理院如期開庭了。楊承宗目光炯炯，一身正氣，莊嚴地坐到證人席上。這不是一般的民事糾紛，這是正義與邪惡、忠貞與背叛的搏鬥。
新中國成立，苦難的人民終于站起來了。流落異邦的學子，誰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駐法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孟鞠如領頭召開慶祝會，領事錢能欣等官員，以及華僑代表、學生代表都出席參加，宣布從此起義。這事非同一般，自然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國民黨當局考慮駐法使館情況的變化，便派了駐荷蘭的代辦陳雄飛來按管使館工作。但原任大使未走，而使館工作人員也有所防範，陳雄飛無法及時介入，隻好躲在外邊，做幕後指揮。
那天，楊承宗穿着整齊，高高興興，容光煥發，以巴黎中國留學生代表的身份，出席新中國誕生的慶祝會。人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楊承宗開會來得早，到的人還不多，他謙虛地坐在後排房門口，進出方便。大門已被人把守，隻準進，不準出。這時，楊承宗找出個理由要出去，但仍隻準走指定的一條道，後面還有人偷偷跟着。楊承宗穿來穿去，終于看到，這裡形勢緊張，樓道裡有人在搬運齊腰長的燒火木柴，顯然是準備行兇打人的。形勢緊張到一觸即發。他把情況告訴了費老。
大廳裡，慶祝新中國誕生的會照常進行，人們慷慨陳詞，對會場外隐伏的暴力、殺機全然不顧。慶祝會勝利閉幕，人們魚貫而出，楊承宗坐着未動。他在回味什麼，估量什麼。會場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楊承宗也跟着走出會場。這時，裡邊突然傳來救命的喊聲。果然出事了，特務終于不肯放過正直的人們。楊承宗不顧一切，順着喊聲沖去。參贊孟鞠如、領事錢能欣等四人，被一群手持燒火木柴的暴徒毆打。孟鞠如被打得最重，眼看就要發生危險。楊承宗也不管特務是不是會沖過來打他，立刻放聲呼喊，叫那些尚未走散的同學趕快回來相助。特務看到人多，驚散了，孟鞠如等人得救。
楊承宗要作證的，就是那天發生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這驚人的一幕。法國報紙刊登了這一事件。楊承宗用條理清楚的陳述，親曆目睹的佐證，伸張了正義，讓正直的人們揚眉吐氣，陰謀破壞泊人受到譴責。剛剛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也要為之歡呼，祝福遠方兒子的勝利。
遭受屈辱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中國人揚眉吐氣，舉國歡騰。楊承宗則更是積郁頓消，暢快不已。因為，在此之前，一提到香港，他總會想起那一幕難以忘卻的“胯下之辱”。
那是1951年秋，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楊承宗在法國學成歸國。應錢三強的囑托，他在法國購置了大批祖國建設所急需的原子能研究設備的資料，準備回國一展身手。離開巴黎後，因為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導師約裡奧•居裡夫人的關照及其助手布歇茲的護送，“行李”一路免檢。他帶着這些“違禁品”順利地登上了歸國的輪船“馬賽”号。由于當時法國沒有直通中國的航線，隻能先抵達香港才能轉到大陸。而此時的香港屬英國管轄，對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非常敵視，港英當局不讓中國人踏上這片本屬于中國的土地。
楊承宗并不知道這些。當“馬賽”号抵達香港後，他正準備搬運行李下船，忽然聽到廣播，通知他與另外幾個中國留學生留在船上“聽候關照”。楊承宗很擔心自己攜帶的設備被扣，一直守着不敢離開。過了不久，來了幾個英國警察，拎起他的提包命令道：“跟我們走！”，不由分說便把他和另幾個中國留學生帶上了一艘飄揚着“米”字旗的巡邏艇，他們被集中到甲闆上，強制坐下，楊承宗剛剛好坐在最前端，此時，天空霧氣蒙蒙，氣氛非常的壓抑、緊張。
英警繞船而立，楊承宗擡起頭，正巧，一個英國警察叉開雙腿站在他前面，荷槍昂立，他透過英警不可一世的皮靴恰恰望到被英國掠去的香港的畫面。巡邏艇搖曳着前行，凄風苦雨中的香港像一個可憐的孩子在瑟瑟發抖，一陣屈辱感頓時襲上心頭，楊承宗默默地取出相機，按下快門，拍下了這令他終生難忘的“胯下之辱”。
沒想到，巡邏艇沒有把他們送到警察局，而是把這些中國留學生連同攜帶的行李直接押上了中國輪船“石門号”，楊承宗因為有英警的特别“護送”而将設備安全順利地帶回了中國大陸。而正是在這過程中恥辱的一幕使他更加堅定了為祖國富強而獻身的理想！
挺身救人
抗戰以前的北平協和醫院，為了醫療的需要，曾由中美“庚款”資助，向美國買了507毫克鐳，密封在一個玻璃系統的容器裡，鐳的容器外加保險櫃封閉、鎖牢。可恨的是，這個玻璃系統在抗戰時就被日本人敲壞了。這種強烈放射性元素發生的氣體，即使有很好的密封裝置，尚且還擔心跑掉。如果裝置破裂，豈不将嚴重擴散？507毫克鐳，它放射的氡氣跑出來，污染環境，對人是有害的。日本人又把那個聯接破裂玻璃管的橡皮管子通到上邊放空。上邊是樓，是病房，住着不知多少不知厲害的病人。
誰能伸出神奇之手，來堵住這507毫克鐳産生的強烈放射性氣體？誰有這種能耐，可以把那個十分複雜的玻璃系統修複？更重要的是，誰有這種勇氣，敢于冒着危險，沖進這靜谧而毫不聲色的殺傷之地？
醫院的主管人員急如燃眉。這時終于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楊承宗聽說樓上住的是病人，便什麼話也沒說，帶着兩個學生和一位玻璃工師傅，前往協和了。他推開那間放置鐳的地下室房門，一切靜悄悄，無聲無息。但憑他一個鐳學研究者的眼光和敏銳的臭氧感覺，他清楚地意識到，這裡污染嚴重，危害非常。他應該穿特制的防護服，戴特制的工作帽、手套和口罩，還應穿上膠鞋。但這一切防護用具，這兒都沒有；其實，那時别的地方也都沒有。需要他以一個毫無裝備的身子去“肉搏”。
這是肉搏。是與比上刺刀的敵人還要可怕而危險的鐳肉搏。楊承宗沒有讓年輕的沒有經驗的女學生去接觸最危險的那個貯藏鐳的保險櫃，他考慮到她們未來的長久的工作和生活。在最後關頭，他打開保險櫃，代替玻璃工的吹氣工作。他思維敏捷，動作迅疾，處理裡斷得當，加水密封，做好要做的一切，一舉成功。那複雜的玻璃系統修複好了，鐳的魔力被牢固地封閉。協和醫院的病房安全了，住在樓上的病人安全了。楊承宗似乎也是好好地離去。但是，誰也沒有注意，他的右眼已受到超劑量的照射，壞了，10年以後，白内障網膜剝離，失明了。他似乎沒有過多的抱怨、苦惱。
那眼睛的代價，是許多人的安全和健康。
傳遞口信
1951年6月21日，楊承宗剛剛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得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就接到了錢三強歡迎他回國的信函，同時托人給他帶去了一筆錢，請他代購一些儀器設備。對此，楊承宗興奮得夜不能寐。
1936年，為應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華北挑起的事端，楊承宗受嚴濟慈先生之托，單槍匹馬赴上海建立起一個實驗室，為北京的研究所南遷做準備。日本侵略軍占領上海後，汪僞政權幹将、大漢奸褚民誼派人來拉攏楊承宗，要他留在已經被汪僞集團“接收”的研究所工作。楊承宗卻輕蔑地一笑，義無反顧地揚長而去。抗戰勝利後，在嚴濟慈的推薦下，錢三強向瑪麗•居裡的女兒、著名科學家伊萊娜•居裡介紹了楊承宗的愛國事迹，伊萊娜•居裡深受感動，欣然接受楊承宗到居裡實驗室學習和工作。
就在回國之前，楊承宗曾接到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聘書，除了說明繼續聘任兩年外，還特别說明：“年薪為555，350法郎，另加補貼。”這在當年可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但是對楊承宗來說，再沒有什麼比建設新中國更有吸引力的了。雖然明知回到祖國後，他的工資隻是每月1000斤小米，但他仍婉言謝絕了法國研究機構的聘請。
得到錢三強托人給他帶來的美元，楊承宗展開了“瘋狂大采購”，恨不得把回國開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儀器、圖書統統買回去，為此不惜“挪用私款”，将在法國的四五年中省吃儉用積蓄的一筆錢，彌補了公款的不足。同時，通過居裡夫婦的幫助，他得到了10克碳酸鋇鐳的标準源和一台測量輻射用的100進位的計數器，這些都是原子能科學研究的利器，當時不能随便購買得到的。1951年10月，楊承宗帶着十幾箱資料和器材，曆經曲折，從香港回國。
他安排好工作，就去蘇州接妻子和兒女。當妻子拿出一大疊欠債單放在他面前時，他愣住了。他沒有想到自己在法國時，家中生活竟如此困難。怎麼辦？他沒有向組織索要那筆被他挪用的“私款”，而是把自己心愛的蔡斯牌照相機和歐米茄手表變賣了。隻是從此之後的近40年裡，這位業餘攝影愛好者竟再沒有錢買一台像樣的照相機。
在楊承宗踏上歸國的征途之前，當時擔任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的弗雷德裡克•約裡奧•居裡特地約他進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談話。約裡奧•居裡說：“你回去轉告毛澤東，要反對原子彈，你們必須自己擁有原子彈。原子彈不是那麼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也有自己的科學家。”楊承宗激動不已，當他将這番話轉述給錢三強時，錢三強卻收斂了笑容，鄭重地對他說：“我要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彙報。這是非常機密的大事，我們對誰都不要說，哪怕是我們的妻子，也不要講。
”錢三強把約裡奧•居裡的話報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後來，中央又專門派人找楊承宗核實了約裡奧•居裡的口信，并且再一次強調了這件事的保密性。楊承宗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可是這件事他卻一直守口如瓶。後來人們知道，這個口信對新中國領導人下決心發展自己的核武器起了積極作用。直到30多年之後，楊承宗才向原子能所的領導談到了這件事。1988年10月，二機部老部長劉傑才正式公布了當年約裡奧•居裡請楊承宗向毛主席傳話的事。錢三強的夫人、著名科學家何澤慧聽說後驚訝地說：“啊！這個三強，真會保密，連我都不告訴。”
研制原子彈
在黨中央确定研制“兩彈一星”的計劃後，中國科學院動員了當時幾乎全部相關科研力量的精華，承擔“兩彈一星”的前期基礎性和關鍵技術的研究任務。楊承宗與許多科學家一起，踏上了“秘密征程”。
楊承宗回國後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工作，錢三強所長請他擔任該所第二研究大組的主任。當時該所的科研工作分為四個大組，第一大組的主任是趙忠堯，第三大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組的主任是彭桓武。
當時近代物理所人才濟濟，但精湛于放射化學研究的唯有楊承宗一人，又加之受西方國家的封鎖和禁運，缺乏寶貴的技術資料和實驗方法，工作非常困難。他親自編寫放射化學方面的教材，開設“放射化學”和“鈾化學”等專業課，為那些從來沒有接觸過放射化學的新的大學畢業生們系統講授放射化學專業理論知識和實驗技能；後來又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授課，為國家培養更多的放射化學人才。
當近代物理所的大樓裡容納不下這支放射化學的新生大軍時，楊承宗在大樓旁邊籌建了全國第一個放射化學實驗小樓。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從事放射化學的專業人才已從他回國時僅他和郭挺章及兩位年輕大學畢業生，發展到兩個研究室近30人，他則同時出任這兩個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他又被請到剛剛組建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主任。
身為“洋博上”的楊承宗不僅開創了中國的放射化學研究，在危險工作面前也身先士卒。解放初期，在北京協和醫院鐳輻射源（美國人遺留下來，後遭日本人破壞）的修複中，楊承宗在當時毫無防護設備的情況下，挺身而出，連續奮戰，終于以他精湛的技術将其修好，保護了人民群衆的生命安全。可這卻導緻了他後來一隻眼睛失明，另一隻眼睛視力也大幅下降。
1961年3月，楊承宗的人事關系從原子能所調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個星期以後，他又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借調到二機部所屬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長，主持全所業務工作。同時，他仍要在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趕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授課和處理系裡的各種事務。在兩副領導的重擔壓力下，忙得很難見到子女一面。
楊承宗剛剛到五所時，面對的是一個蘇聯停止援助，撤走專家，又深受極左路線和反右傾之害的大攤子，科研秩序混亂、人心渙散。垃圾、加工後的廢礦渣、未破碎的礦石到處堆放，整個所區像一個破舊的工地。在這個“破舊的工地”上怎麼可能研究并最終提煉出核燃料來滿足第一顆原子彈試爆的需要？無怪乎二機部劉傑部長要問他：“為什麼中國的原子能事業不能大踏步地前進？”并親自把他安排到五所主持業務工作。楊承宗隻好又一切從頭開始。
為了消除極左思潮對廣大科技人員的影響，身為非黨員業務副所長卻要從鼓勵科技人員勇攀高峰、為中國造出自己的原子彈而努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開始，還要配合所内各級領導設法改善所内員工的物質生活，讓他們在三年困難的特殊時期有基本的能量供應。他整頓所内的科研秩序，為五所的科學研究工作大量購買圖書和增加必需的儀器設備。不久，一批世界先進水平的水冶流程、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有機材料等重大研究成果便不斷地從五所産生。五所從一個爛攤子一躍而成全國一流的研究所，中國的鈾工業也從無到有，開創了天然鈾工業生産的曆史。
這期間他領導全所科技人員,在中國第一批鈾水冶廠還沒有建成的情況下，在五所因陋就簡，自己動手建成一套生産性實驗裝置。經過兩年多的日夜苦戰，純化處理了上百噸各地土法冶煉生産的重鈾酸铵，生産出了符合原子彈原材料要求的純鈾化合物2.5噸，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成功試爆提前3個月準備好鈾原料物質。二機部下文給研制原子彈有功人員晉級嘉獎，但由于楊承宗的行政關系隸屬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不屬于二機部，所以盡管他為此立下了汗馬功勞，卻與此次嘉獎晉升無緣。
他從來不對别人提起過此事，即使是其子女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什麼事情都被抖落出來的時候才知道。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後，站在學科最前沿的楊承宗馬上為二機部五所的前途擔憂起來。他多次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像五所這樣上千人規模的鈾礦選冶研究所；中國的鈾礦資源并不豐富，總有挖空的一天，到時沒有飯吃就來不及了！原子彈不能當飯吃！五所要改變單一方向，要注意應用！今天回想起來，這是何等的遠見卓識！可是忠言逆耳，他逐漸不被重用。這些勸誡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口實。1969年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搬遷，五所軍管會不同意他留下來，楊承宗再一次從事業的高峰被迫離開，搬到安徽省合肥市。
創辦大學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楊承宗被任命為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後來他又擔任安徽省第六、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科協主席。在此期間，他創辦了合肥聯合大學——建國後第一所自費走讀大學。這是他晚年集中一生作為教育家和科學家兩方面的經驗和智慧，辦成的最後一件大事。這創舉的智慧火花來自于不經意中聽到的同事之間的一段對話。1979年8月，在安徽省高教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科大參加會議的幾位同事在中午休息聊天時，有幾句話飄進了楊承宗的耳朵。有人問：“你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學了嗎?”回答是：“咳！别提了，隻差0.2分。”楊承宗的心久久不能平靜：高考擇優錄取這條很好，但能精确到0.2分嗎？他做了一番調查，不同的老師評卷差個幾分，非常正常。
“文化大革命”後，累積了多年的中學畢業生同時進入高考場地，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某些好馬失蹄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考生因在不同省、市而高分落榜低分被錄取更比比皆是。他不由得萌發出一個設想：能不能給那些分數接近高考錄取線的學生提供一個深造的機會呢？1980年3月他參加全國科協大會時，聽胡耀邦講，全國有1600萬失學青年怎麼辦？
這更激起他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熱情。1980年6月13日，方毅副總理視察安徽，并在中國科技大學全體師生職工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我們需要千方百計地實驗和探讨改革的途徑，創造多種多樣的辦學形式和辦法，廣開學路。”對此格外敏感的楊承宗深受鼓舞：與其抱殘守缺，何不獨辟蹊徑？遂正式提出了在不增加國家負擔的前提下，綜合利用合肥地區高等學校的師資、設備優勢，創辦一所自費走讀大學的設想。
1980年6月23日，《光明日報》記者胡羊首次獨家報道了楊承宗關于招收自費大學生的主張。文章見報後，讀者紛紛來信，更有一群教育志士積極擁護該項主張。真是“一呼百應”！同年7月，關于成立一所民辦公助的自費大學的議題擺到了省領導的辦公桌上。8月，省政府批準成立這所大學。但讓楊承宗意想不到的是，省領導請他出任校長。他一再推辭，畢竟已是年近古稀，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時他的雙目幾近失明，妻子從北京搬到合肥後就一直重病纏身。
但省領導以那些被高考分數拒之門外的學生之名再三誠懇邀請時，他最終被打動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校名，當時提議的校名有“安徽自立大學”、“星津大學”、“江淮大學”等等。抗戰時期有個“西南聯大”，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合辦而成，辦學效果很好。這個也叫聯大，體現聯合辦學的精神。
1980年8月23日，合肥聯合大學正式成立，全部的家當就是從科大借來的一間20平米的房間、幾張辦公桌、包括楊承宗在内的6名兼職人員。
楊承宗再一次表現出獨樹一幟、銳意創新的精神，實行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改革：學校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由合肥市委書記鄭銳兼任董事長，這是對當時處于主導地位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一種創新；沒有校園校舍，所有教學都是“聯辦”，插在科大、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等的教學空檔中完成；沒有固定的師資隊伍，所有的教師都是從合肥地區12所高校中擇優聘用，并邀請國内外著名科學家、學者如任之恭、錢緻榕、龔昇、楊紀珂等來校講學，體現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思想。
學生全部“走讀”、自主擇業，改變了當時普通大學包吃、包住、包分配的做法，甩掉了沉重的後勤包袱；國家部分撥款，“适當”收費，每年文科40元、理科50元，改變了建國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由國家單一投資的體制；倡導公民享受高等教育、大衆化教育理念，一改高等教育隻注重選拔尖子、培養精英的宗旨。上述高等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今天，很多已經得到普遍認同和實踐。
合肥聯合大學“聯辦公助，自費走讀，不包分配，擇優錄用”的辦學模式，在當年是中國高等教育制度的一種創新。《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安徽日報》、《中國教育報》、《中國青年報》、《文彙報》等先後多次詳細報道，在國内外産生了一定的知名度。繼合肥聯合大學創辦之後，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廣州、杭州等地也相繼成立類似的大學，有些直接套用了“聯大”的名字，有些名字雖然不同，但辦學宗旨、教學形式基本相同，如北京聯合大學、南京金陵大學、武漢江漢大學、上海大學等。當時全國有許多城市和教育部門的領導來合肥聯合大學參觀訪問，楊承宗還專門抽調人員接待來訪。
2002年，合肥聯合大學與合肥教育學院、合肥師範學校合并組建合肥學院，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楊承宗雖然早已退休，但他對此仍是高度關注，非常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