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沿革
前期負責情報工作的是周恩來，他是中國共産黨秘密情報活動的發起人，從一開始就堅持在所有形式的情報（人事情報、技術情報、戰術情報、戰略情報）工作中投入較大資源。他認為，隻要階級鬥争存在一天，情報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戰勝敵人，非有情報工作不可。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1949～1955年中國的情報機構經曆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較好地适應了當時複雜多變的環境。20世紀70年代，英國一位著名記者兼學者提到朝鮮戰争帶來的重大影響時認為，朝鮮戰争“迫使共産黨加速建設中國的秘密情報隊伍。通常情況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壓縮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組織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錯誤”。
不過，現在看來，當時還不穩定的蘇聯情報機構在決定新中國的情報機構如何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俄羅斯情報史專家克裡斯托弗·安德魯和瓦西裡·米特羅欽稱，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的對外情報機構處于“混亂”狀态。當時正是情報委員會時期，該委員會試圖把蘇聯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和蘇聯軍事情報局歸并到一起，但這次改組的目标沒有完全實現，委員會建立一年後便出現問題，于1951年下半年撤銷。
因為來自莫斯科情報委員會的高級顧問們（他們形式上歸蘇聯大使館管轄，實際上直屬莫斯科）積極參與幫助中國建立情報機構，所以，這一時期他們給中國提出的建議現在看來可能同樣是“混亂”的。
1949年，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周恩來于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彙報會議，商讨情報、公安兩個部門的組建等問題。7月11日，周恩來同意中共華北局提出的建議，将華北局社會部并入中央社會部。
後來的結果表明，這是撤銷當時已有的最高機構的開始，因為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8月9日在給各解放區中央局及分局的電報中指出：“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設我們的保衛與情報工作，決定取消中央社會部，另成立情報、公安兩部（中央政府成立時，為政府的情報、公安兩部）。”該計劃後來隻實施了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後，中央社會部的保衛工作确實移交了，但列入計劃的情報部卻沒有成立。
1949年10月11日，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他公開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長）。此前，從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會部的負責人，先是擔任代理部長，後任部長。
1949年後，中央軍委在各地成立了“開展國際情報工作的專門機構”。李克農直接向周恩來彙報工作，這一時期擔任李克農助手的是羅青長。1955年中調部成立後，羅青長擔任秘書長，1983年從中調部最後一任部長位置上退休。他與周恩關系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負責情報工作。
從目前的資料中無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這段機構調整期，後來的調查部和此時軍委的情報部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曆史研究者可以根據現有資料确定軍委情報部何時成立，誰是領導人，但對于調查部，現有資料都語焉不詳。從一份有關羅青長職務的準官方列表看，有一個時期，這兩個單位實際上是一體的，羅青長同時擔任軍委的情報部一局局長和聯絡部一局局長，1950年底擔任聯絡部高層領導職務的人員中有後來任中調部主要領導的鄒大鵬、馬次青和馮铉。
1950年是中國高層情報官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的一年。李克農曾撰寫中共情報活動的（不公開的）官方曆史，這樣做的目的是“促進新中國情報工作的政治和業務發展”。而其同事則對中央社會部的政策和業務構架進行評審，使之适應新環境的需要。在這種背景下，向國外派遣情報人員是需要解決的衆多敏感問題中的一個。
它已經不單純是由一個革命政治組織（中國共産黨）派遣，從事實和法理上是由中國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開的情報工作會議對國家最初的一些情報政策達成了一緻意見。會前，在1月底召開的第4次東北公安工作會議上，對于大力開展境外情報工作指出：“必須建立反奸情報派遣工作。因此東北公安部、遼東、遼西省廳、沈陽、旅大公安局，應物色具有派遣條件的我之幹部或可靠關系，以及個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黨特分子，加以秘密訓練，派遣出去。
其工作任務：主要是以設法打入蔣、美、英、朝、日本特務機關内部，偵察其敵特活動情況、陰謀計劃和向我區派遣人員的線索等情報。但這種派遣，必須精幹隐蔽，長期打算，單線領導，不要濫竽充數，不準發展關系。但對其中利用分子，應時刻警惕，防範敵人的反間陰謀。”
當時情報工作（特别是國外情報工作）的總體政策是什麼？1950年4月1日，周恩來指出，情報工作要從單純的軍事情報向軍事和政治情報轉變，還需要增加經濟情報，科技情報還沒有搞，要開辟國外的情報工作。情報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輸出革命，完全是為了主動防禦。10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與副部長羅奇清和政保局局長陳龍談話時指出：“中國進行國外情報工作的原則和帝國主義分子不同，我們的目的是了解敵人針對我方的陰謀。我們的目的是防禦，是積極防禦。隻有了解對方，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後，周恩來等人設想的情報工作就總體而言仍處于初始階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各地情報部門業務幹部量少質差，主動不夠，尚影響工作開展。”李克農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進。這些改進最終促成了1955年中調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軍事情報、技術情報和政治情報正式劃歸新設立的機構——總情報部負責，由李克農任部長，直屬中共中央而不是由總參謀部管轄。這種組織形式有助于橫向協調，但對于提高獲得情報的能力幫助不大。1953年1月29日，總情報部撤銷，李克農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并繼續分管聯絡部的工作。
他一直患心髒病，此時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離崗治療。1954年春，由誰通過什麼渠道給聯絡部提供經費出現了争論，這個問題通過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部長鄧典桃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磋商得以解決。這是源于1954年中共中央對各直屬機關的“預算外資金”進行規範管理。1954年秋，機構改革的時機成熟了。
2001年，《楊尚昆日記》出版之前，外國學術界對于中調部成立的确切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于它的成立時間和成立經過，漢學家和情報史專家們隻能猜測。楊尚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4年中一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了他日記中提供的信息，終于可以勾勒出一個大概的時間輪廓。
1955年2月23日，聯絡部的羅青長、鄒大鵬和馬次青拜訪楊尚昆，毛誠陪同前往，商談聯絡部的“歸宿”問題，他們表示願意回到黨的系統中來，稱這是“群衆的一種情緒”。28日，楊尚昆找到李克農，和他談聯絡部（在日記中稱之為“政情部”）歸屬單位的問題。李克農的意見是放在黨的組織内為好，可成立一個部，名稱可以叫做調查研究部。周恩來傾向于讓李克農兼任這個新部的負責人，以便統一管理，并且要經書記處讨論後再決定。
3月4日，在周恩來的辦公室舉行了一個會議，出席者有周恩來、楊尚昆、粟裕、李克農、羅青長等。會議決定把聯絡部中的軍事情報單位劃歸中央軍委，在黨内成立一個調查部，仍由李克農兼任部長，由周恩來當晚提交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批準。晚上8點在劉少奇的辦公室召開了書記處會議，讨論持續到3月5日淩晨1點30分，中央書記處批準了周恩來起草的文件并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什麼時候批準這份文件現在還不得而知，但4月8日，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準成立中央調查部”。
一份資料中稱：“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把原屬總參謀部的聯絡部歸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起名為‘中央調查部’。”李克農的兒子稱：“1955年7月，總參聯絡部調整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由我父親兼任部長。”
曆任部長
孔原（1962年11月-1967年被“打倒”)
軍管小組負責人（1967年-1969年6月）
1969年6月至1973年3月，中調部并入總參情報部。
羅青長于2014年4月15日15時45分，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同志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6歲。
機構設置
幹部局
聯絡局：負責管理中調部派到北京市内各國家機關兼職的調查部幹部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
曆史評價
“中央調查部”是為适應新中國建設的實際需要而設立的，是在組織體制上的一種探索與發展。
中央調查部以“調查”命名，是由黨領導下的情報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與中共中央在建黨20周年之際發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以加強調查研究，實現情報工作由搜集警報性和保衛性的情報向搜集軍政戰略性情報的轉折所分不開的。
當時，中央設置的調查研究機關即中央調查研究局，下設有情報部等，其職能是收集國内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等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中央調查部正是繼承了這一工作“調查研究”的曆史傳統與基本精神，并适應新中國建設的實際需要而在組織體制上的一種探索與發展。
關于中央調查部的工作機制，楊尚昆在日記中記載，日常工作由他與李克農聯系，大的事情請示鄧小平解決。李克農是中央調查部成立後的第一任部長。李克農之後，孔原任中調部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該部也未能免于沖擊。
1969年6月13日，中央決定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接管調查部，至1971年後逐漸恢複正常。至1983年，鑒于中央調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曆史遺留問題，同時為适應改革開放以來情報工作的新形勢，中央決定撤銷該部建制，并以其為主體，同公安部的反間諜部門及其他部分相關單位合并，組成了國家安全部。
“中央調查部”在隐秘戰線上為黨和國家提供決策情報，成為黨中央工作的重要參謀與助手。
中央調查部存續近30年，作為新中國一個時期以來情報工作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它通過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在事關黨和國家安全利益等重大問題上，而且往往在關鍵時刻，為黨和國家提供決策情報，成為黨中央工作的重要參謀與助手。
總之，中央調查部在隐秘戰線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曆史性貢獻，為黨和國家的情報工作積累了豐富曆史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