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長:俄國作家普希金創作的短篇小說-中文百科頻道

作品簡介

《驿站長》中作者以伊凡•披得羅維奇•别爾金為筆名叙述了驿站長薩姆松•維林辛酸悲慘的一生，小說描述了一個名叫薩姆遜•威林的驿站長的苦難身世。他終身就職于驿站，倍受欺淩和辱罵。因早年失伴，他與女兒杜妮亞相依為命，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但不幸的人難免不幸。一個名叫明斯基的青年軍官路過此站并深深愛上了杜妮亞。他旋展妙計，騙走了杜妮亞。老威林得知後痛不欲生，四處尋女，結果遭到拒絕，隻得含淚而歸。老年失女的驿站長回家後生活孤寂不堪，便借酒澆愁，最後死于愁中愁。

小說通過别爾金的三次經過驿站的所見所聞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小人物”故事。“我”第一次在風雪中來到一個偏僻的驿站時，遇到了驿站長和他活潑美麗的女兒杜尼娅，父女倆相依為命的日子，單調但也其樂融融。當“我”第二次在風雪中來到該釋站時，驿站長變得衰老，絮絮叨叨的訴說他的女兒杜妮娅被一個骠騎兵騙走了的經過。而最後“我”經過此地時，驿站長已經死了。“我”站在驿站長的墳前，給了帶路的小男孩幾個錢。那小男孩說，幾年前有一個官家少婦帶着兩個小少爺在這墳前哭了一場，給了帶路的他好多錢。

小說通過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普希金在小說中深刻揭露了俄國社會的黑暗現實,批判了等級觀念和世俗偏見的惡習,并表達了對“小人物”的深切同情。

創作背景

19世紀30年代，俄國經曆了1812年的衛國戰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革命起義，衛國戰争激發了俄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十二月黨人革命起義促發了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展。此時俄國的社會體制極其落後，封建農奴制度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沙皇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企圖在思想上控制民衆的反叛，比如尼古拉一世提出所謂的“正統國民精神論”，頌揚俄國“東正教、專制制度、民族性”，企圖用宗教來遏制人們的反叛傾向。

但西方的啟蒙思想和先進制度還是不可遏制地沖擊着俄國的傳統體制和文化觀念。普希金和19世紀的許多俄國知識分子一樣，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徘徊在西方先進文化和俄國的宗法制文明之間。他熱愛人民和傳統文化，也深知傳統文化和宗教在民衆中的廣泛影響。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西方啟蒙文化對人們思想和思維習慣的沖擊。西方文化對于19世紀初期的俄國社會來說就像一把“雙刃劍”，其文化中以人為本的思想、強烈的個體意識激勵着人們追求個人幸福，但對個性和自我的過分追尋卻導緻人們私欲的膨脹，引發家庭和倫理的悲劇。在普希金看來，《驿站長》中杜尼亞對愛情的追求是時代的産物。

在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社會處于動蕩不安的環境之中，人民生活不安定，因此應時代的特征，現實主義文學産生了，而普希金的《驿站長》成為此類文學創作的開端。

角色介紹

驿站長維林

驿站長是個社會地位低微，下層貧苦的老人，他的生活充滿着屈辱和苦難，他的唯一安慰和幸福就是有一個聰敏、活潑的女兒，他與女兒相依為命。老站長對女兒深深的愛遠比一般的父愛要豐富的多，他的妻子死很早，僅留下這個人見人愛的女兒，又懂事、又伶俐，象她過世的母親，老站長是那麼地依賴自己的女兒。女兒杜尼娅是他孤獨生命中的唯一慰藉，把杜尼娅帶走了就等于帶走了他的一切，帶走了他的生命。

處社會金字塔的較底端，雖然不像最低層的農奴階級那樣飽受壓榨摧殘，但他們特殊的社會地位也造就了他們獨特的性格。小人物老驿站長生活境況悲慘，在這種等級森嚴的社會環境裡，他不得對“有來頭”的大人物卑躬屈膝，唯唯諾諾，不敢有絲毫反抗的奴性心理，生怕會有不周到。他的唯一安慰與幸福就是他聰敏、活潑的女兒。老站長對女兒的愛遠比一般的父愛要豐富得多，他的妻子死得早，僅留下這個人見人愛的女兒，又懂事、又伶俐，還能打理好家裡的上上下下，老站長是多麼依賴自己的女兒。因為美麗乖巧的女兒杜尼娅的存在，父女倆的日子雖然清苦、落寞但并不乏歡樂。

杜尼娅

文章中的杜尼娅，美麗善良，善解人意，是愛與美的結合體，是主人公維林的幸福和希望。她勤勞能幹，能把家裡的事料理的井井有條，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能做到如此地步，着實體現了她的能幹。同時，她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聽話，文章中表現在當明斯基自告奮勇順道送她到教堂時，她不是很興奮的立即答應，而是退疑未定的站着等待父親的态度。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她對父親的愛和依靠。當父親答應後，才順從的上了明斯基的馬車。十四歲正值青春期情窦初開的少女沒有反抗的随着明斯基一直往更遠的地方走了。

骠騎兵明斯基

明斯基是上流社會的公子，家庭富裕且有威望，他青春快活，俏皮健談，聰明機智，巧于“謀愛”。他為得到杜尼娅，使些生病的小伎倆，後來與驿站長父女短暫的交流又赢得了他們的信任與喜愛。并在老驿站長不知情的情況下帶走杜尼娅，不顧老驿站長失去愛女的痛苦之情，這是現實社會賦予明斯基的特權。但要那個社會承認一個貴族青年對于一個平民少女的愛情，卻也不是易事。

作品鑒賞

作品主題

小說采用了第一人稱的直接叙述,以訪問記的形式構成。故事中的“我”,既是驿站長的老友,又是讀者的新朋,這樣,不僅給人以親切感,而且還溝通了主人公、讀者和作者之間的關系,使其得以心靈交流,互為關照。小說一開始,造訪者并沒有急于講故事,而是開宗明義地為驿站長——“一個真正的、十四品的受苦受難者”作了聲辯。強烈指責了社會的不公平,指出其罪過不在于小小的驿站長,而在于社會的惡勢力。

接着,作者就以自己的關于驿站長威林的故事來引以為證。然而,普希金既不以引人入勝的故事來迎合讀者,也不拘泥于簡單的證明,而是力求通過藝術手段來使這個建立在生活真實基礎之上的故事達到藝術真實,從而深刻再現主人公的苦難身世,并以此打動讀者,喚起讀者對主人公的同情和對貴族社會的憤恨。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驿站長》無疑是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山之作。它标志了普希金從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從詩歌向散文過渡的勝利完成。

小說情節簡單,集中凝煉,通篇沒有絲毫多餘的描寫。作者把自己三次造訪威林的所見所聞按時間順序串聯起來,并加以精心剪輯,從而構成一部比較完整的驿站長的身世錄。對三次造訪的不同見聞,普希金并未作平均描寫,而是有輕有重,主次分明。例如,第一次見聞,作者用經濟的筆墨重點描寫了老站長的愛女之情。威林為自己女兒的美貌和聰明喜樂不已,他逢人便得意洋洋地說:“她是我的女兒,她這麼聰明,這麼伶俐,就象她母親一模一樣”。短短的幾句話便傳神地表達出老站長舐犢情深的情懷。

同樣,第三次見聞,作者巧妙地通過萬卡之口,寥寥數語便交代出老站長的飲酒之死和父女之情。而且,讀者也是以填補作者留下的空白。與之相反,普希金卻對第二次見聞加以濃彩重墨,尤其是把老站長的失女之情和尋女之苦寫得細膩入微,十分感人。得知心愛的女兒失走,老站長悲痛至極,帶病四下尋找。苦苦哀求,換來的竟然是50盧布。老站長愛女心切,一定要見上女兒一面,但也隻能是父女相見不相随。

通過尋女的描寫,普希金把彼得堡上流社會的黑暗背景推至讀者面前,從而造成了兩種社會和兩種命運的強烈對比。這樣,不僅加強了小說的直觀效果,而且,通過對比,讀者便不難看到小說中的組畫“浪子回頭”和驿站長老年失女的兩種不同現實的反差,同時,又不得不對此作一番深思。

普希金在《驿站長》中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俄國文學中的“小人物”形象。這一形象的刻畫具有較高的獨創性,他既不描寫主觀感受,也不追求人物的心理分析,隻寫客觀事實,并且通過人物的言行來展示其心理特征。例如,老站長氣憤地“把鈔票揉成一團,扔在地上,又用鞋跟踩了一腳”,這一動作準确無誤地傳達了主人公尋女不成的悲憤心理;同樣,老站長的悲傷之情又是通過“幾次象傑連吉伊奇那樣用衣裙拭着眼淚”的動作來體現的。這些都是普希金的妙筆。幾句話,幾個動作便使人物形象活動起來,加上寥寥幾筆的肖像描寫,一個善良溫順、逆來順受、含垢忍辱的“小人物”形象便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抛棄自己的階級限制，普希金站在百姓的立場上，深深地為他們的悲慘命運而打動，這也是作者對以維林為代表的小人物形象的同情和憐憫，是作者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如在“我”在省長的宴會上、受到了下人的冷落，這和驿站長在接待旅客時所受的侮辱一樣，讓作者覺得這是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境地，因此在這部作品中，普希金呼籲人們要對社會最底層的人民有一顆同情之心，希望這個社會能夠變成一個安定和諧，人人平等的社會，在這裡，所有人民都一樣而沒有地位、身份的差别，人格能夠得到充分的肯定，百姓相互之間理解關愛而沒有壓迫。

作者是從人性的角度來進行思考的，在維林、杜尼娅，明斯基的悲劇裡，他們每個人好像人都有過錯，但是他們每一個人所做的事情又都是他們所理所應當的，也是合乎情理之中的。我們能夠做的，隻能是從社會這個大的背景下去分析，這幾個小人物的人生悲劇，不是他們個人所為，而是在這個時代的典型環境裡，典型人物所必須做的選擇，那是人性的無奈，也是時代的無奈。年輕漂亮的杜尼娅，她也想念她多年不見的老父親，但是她卻不忍心放棄自己想要得到奢侈生活，而最終她還是沒有用親情改變自己的想法，離他的父親而去，而父親，想要保護女兒，不想讓女兒受到任何傷害，但是他卻隻是一個普通人，他也無能為力。

在小說中作者把描寫的重點放在驿站長悲痛的境遇上，同時還讓驿站長的女兒跟着明斯基走後仍然獲得幸福。顯然，作者對小人物的同情是超過他對當時社會罪惡的批判的。與此同時，小說還有另一層意思，這就是對當時迫使站長父女不能重聚的這樣一個不人道的社會進行批評。

藝術特色

《驿站長》的結構是非常嚴整、筒潔、緊湊的。社會性主題自然地通過個人的命運獲得了鮮明的體現，使人感到幹淨利落，一氣呵成。

《驿站長》中，一次次情節的突轉表明：父女之愛，思女之情，難敵貴族老爺的歧視偏見和社會專制力量及特權的擺布。在這樣的社會裡老人小可能有美好幸福的命運，主人公命運的突轉和悲劇性結局，既是社會制度使然，又是俄羅斯底層小人物命運的真實寫照。

作品隻用兩大部分“重複”的藝術性議論來構成情節，第一部也是演講式議論，普希金完全站在保護者的立場上替“小人物”鳴不平。第二部分緊接一般性的抽象議論而轉為個别性的具體形象論證，情節很簡單，僅借“我”從三次造訪釋站長維林的三個典型生活橫斷面，概括了維林苦難的一生，深挖了造成“小人物”悲劇的社會根源。作品中寫“我”三次都是帶着不祥的預感訪問驿站的，這不僅是結構上的承上啟下，更重要的是重申作家的立場觀點。

第一次訪問，“我”在驿站看到的維林面色紅潤、精神矍礫；他的女兒杜尼娅聰明、伶俐，美貌驚人。這兒是“欲抑故縱”，以短暫的“幸福感”為悲劇效果埋下了伏筆。第二次訪問，維林倒叙的父女生離死别的懾人心魄的故事把情節推向高潮。這次“我”來到釋站，沒有見到杜尼娅，僅三四年時間維林就變成了一個脊背佝偻的衰朽老頭，他聲淚俱下地向“我”泣訴愛女被“浪子”明斯基拐騙走和自己四處尋女的遭遇。

維林尋女三進明斯基公館的情節湧到了高潮的頂點。一進，維林在公館門口被明斯基用假言搪塞過去，茫然退到街上，怒而不發；二進，他懷着見女兒一面的“侈望”再次來到公館時，明斯基緊鎖廳門拒不見客，無奈而回；三進，他抱着最後的希望闖進明斯基家中，豈料“女兒相逢不相識”，驚叫一聲昏死在地，明斯基連罵帶推将他趕出門外，他忍氣吞聲回到驿站，從此萬念俱灰，一撅不振。

第三次尋訪驿站時，維林已過世，驿站也被撤銷了，“我”在村邊找到了維林那荒涼的土墳。随着這重複結構的逐次展開，如層層剝筍，步步深入，對比度次次加大，把貴族地主階級對“窮人”的殘酷壓迫和“小人物”逆來順受、馴良忍耐的宗教愚昧揭示得淋漓盡緻，好比詩人的“七弦琴”回環往複地奏出了維林由安樂到孤苦，終緻憂郁而死的悲劇主調，一遍遍扣擊着讀者的心弦，“使作者對貧困不幸者的憐憫之情，深入心曲”，進而不能不激起對野蠻的農奴制和宗教神權的仇恨。

作品影響

普希金在這部作品裡第一次廣泛、真實地反映了19世紀初至30年代俄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描寫了貴族文學不屑一顧的小市民、小官吏，擴大了文學的題材範圍，使其更加面向生活。這是普希金世界觀的進步性和民主傾向的表現。

1972年據俄國作家普希金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電影。

作者簡介

亞曆山大普希金（亞曆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俄語：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10日），俄國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曆史學家、政論家，俄國浪漫主義的傑出代表，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是十九世紀前期文學領域中最具聲望的人物之一，被尊稱為“俄國詩歌的太陽”、“俄國文學之父”，現代标準俄語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