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撒切爾可謂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外國女政治家，在她的政治生涯中素來手腕強硬、作風果斷，以其強悍有力、不拖泥帶水的行事方式被世人所知，并被稱作“鐵娘子”。她是英國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而且蟬聯三屆，任期長達11年。她曾四次訪問中國，1984年，在北京代表英國政府與中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為香港回歸奠定了基礎。
本書由與鐵娘子撒切爾共事多年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其摯友的約翰·布倫德爾執筆。布倫德爾自1970年認識撒切爾夫人後，一直是撒切爾夫人的密友和戰友。他曾擔任英國政界最具影響力的智囊團——倫敦政治經濟事務研究所所長一職，為撒切爾勵精圖治出謀劃策。作為親密好友，布倫德爾不僅知悉撒切爾夫人的仕途曆程，也熟悉這位懷有堅固柔情的“鐵娘子”的童年經曆，乃至她與家庭成員以及摯友同伴之間未曾公開的親密故事。其中就包括，撒切爾夫人的丈夫丹尼斯與她的相扶相持以及撒切爾夫人與裡根總統的牢固友情。
撒切爾時代是挽救了一個國家的重要轉折點，這位偉大的女性喚醒了她的民族和民衆，并再一次使其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這本傳記并非僅僅講述了撒切爾夫人的人生，更圍繞着各重大事件，對相關理念、利害關系和背景進行了檢視。
本書為唯一一本經過撒切爾本人授權撰寫的傳記。
作者簡介
（英）約翰·布倫德爾，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密友，撒切爾任内智囊。曾任倫敦經濟事務研究所所長。BBC著名記者、主持人安德魯·馬爾稱該機構為“現代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囊團”。約翰·布倫德爾是自由企業經濟模式最有力的鬥士之一，而他所緻力的這種經濟模式已在世界各地獲得發展并繁榮。因而，由他來向美國人解釋被稱作“撒切爾主義”的那些信條和原則最合适不過。n
序言
我與撒切爾夫人數度相逢，确切地說，自她擔任教育大臣（1970~1974年）起，在她所有職位的任期裡我都見到過她，包括影子環境大臣（1974年）、财政副大臣（1974~1975年）、女王陛下的反對黨黨首（1975~1979年）、首相（1979~1990年）以及其後的行政任職。每次見面，她的見識和才智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所見過的全世界衆多傑出人物中，撒切爾夫人與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①和FA哈耶克②是并列榜首的。
信仰、家庭和國家占據了撒切爾夫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但她依然對科學懷有興趣（早年學習），閱讀廣泛，樂于享受音樂之旅。甚至如我所寫的那樣，我們報紙的體育專欄中還刊有她在溫布爾頓觀看網球比賽的照片。青年時期，她是個很棒的歌手、鋼琴演奏家、獲獎的詩歌朗誦者③、步行者、業餘演員和辯手。交際舞如同音樂、戲劇和繪畫一樣，也是她的摯愛。她總是那麼讓人着迷和起興，是個絕佳的舞伴。
撒切爾夫人對政治的興趣與我所見過的其他99%的政治家都大不相同。她真誠地庇護着所有的男女同胞，并滿腔熱情地為使全世界更加美好而不懈奮鬥，這點與裡根總統很像。
作為首相，撒切爾夫人是問題解決者。她充分運用自己的果敢、睿智以及通過科技與法律學習獲得的素養來處理問題。
當你和撒切爾夫人在一起時，要保持機敏，更貼切地說是要保持機警。對不知所雲者，她會毫不留情地一劍封喉，切中要害——讓其徹底折服。她能夠很快抓住問題的關鍵并使其明朗，在這一點上，我見過的人中能和她媲美的隻有米爾頓·弗裡德曼（至于FA.哈耶克則多一分深思少一分争鬥）。
在就任首相之時，撒切爾夫人的從政經驗已相當豐富：在做了一段時間的普通後座④議員（MP⑤）後，她先後出任了一個初級大臣的職位；六個影子職位⑥，其中三個為影子内閣職位；近四年的内閣教育大臣；再次擔任了兩個更高級别的影子内閣職位後，她又擔任了四年的反對黨黨首。在通往首相的征途中，她曆經二十年的曆練。
我對撒切爾夫人的第一印象是她擔任教育與科技大臣時。當時我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保守黨聯誼會的主席，接下來一年我擔任了倫敦大學保守黨聯誼會（LUCA）的主席，而倫敦大學保守黨聯誼會實際上擔當的是保守黨同學聯誼會（FCS）倫敦地區分會的角色。
這就意味着我在負責倫敦大學之外，還要負責其他大學的相關事務。那時我們經常以保守黨同學聯誼會代表的身份拜見她，告訴她我們的想法以及校園裡的情況。我們每次會見的時間大約為15分鐘，可我們要為這15分鐘準備一整天。
撒切爾夫人是自己領地的掌控大師，即使我們談論到一些新問題時，她也能冷靜分析并極富洞察力。而且，無論她和誰會談，好像都是如此。
我的前任、經濟事務研究所（IEA）總管拉爾夫·哈裡斯（Ralph Harris）（後來的海克羅斯的哈裡斯勳爵）過去常對我說起，20世紀70年代初期撒切爾夫人任教育大臣時，為了創辦英國第一所私立大學白金漢大學，他和同事經常去見她。現在這所大學在全國學生滿意度調查中穩居榜首，而且已經持續相當一段時間了。
有一次他們到了那兒，撒切爾夫人則因為參加有關莉拉·哈立德（Leila Khalid）事件⑦的内閣緊急會議（會議的主題為是否遣返此次被捕的恐怖分子）不在辦公室。
拉爾夫和朋友們就坐在那兒等。初級大臣們則對他們奇特的新想法支吾搪塞。最後大臣們直截了當地說，“哦，你們别指望從我們這兒得到幫助，”似乎這樣說便必定能令白金漢代表團洩氣。
代表團還未來得及回應，教育大臣撒切爾便從内閣返回，徑直地走了進來。她一步沒停地走到長椅一端坐下，開始分析代表團的想法：
“現在，你們的确别想，也别指望從我們這裡得到'幫忙'，”她開口說道。但從她說“幫忙”的口氣中，他們知道她指的是“阻礙”。
“我們能為你們所做的就是最好不介入。
“如果教育部幹涉了你們的進程，請告訴我，我會處理他們的。”她最後這樣說。
撒切爾夫人非常清楚他們想聽什麼。叫政府不要幹涉！
這就是她的訣竅，她切中問題要害的超強能力。
我擔任保守黨校友聯誼會地區主席的日子結束時，一貫蠻橫的曆史學家布萊克勳爵（Lord Blake）為我在貴族院舉辦⑧一頓豐盛的晚宴。具體時間為1974年3月的一天，希斯先生那年第一次落選。
我原先邀請撒切爾夫人以教育大臣的身份給我們講話，但當她出現時，身份已經變成影子環境大臣了。
那個夜晚在我的記憶裡揮之不去，原因有三。
那個夜晚的每件事情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主桌上的八位貴賓也适時地相伴而入。忽然之間，大約200位賓客都站在那裡，看着我。而我卻暗自納悶，“現在我們忘記了什麼？哎呀，肯定有什麼不對的。為什麼每個人都站着？他們為什麼不坐下？”
就在我慌亂之時，撒切爾夫人用左腳踢了一下我的右踝：“該謝恩禱告了，你這個傻瓜。”她輕聲說道。
哦，是的！“願幸福者幸福。”我們終于坐下了。噓！
後來，她聊到首席上酒水的供應。我解釋說，作為退休的主席，由我負責是職責所在。
“哦，不，”她說，“我不可能讓一個像你這樣的年輕人為我買單。”說着伸手從錢包裡掏出了一疊鈔票遞到了我手裡，金額不多不少。
幾分鐘後，輪到我講話。我的講話的确很糟糕，而且非常不合适，因為我隻是拿她的錢開了幾個玩笑，别的什麼也沒做。她那天晚上非常有雅量——不過請接着往後看。
那年稍晚一些，撒切爾夫人還在擔任影子環境大臣。為了選舉，她來到北倫敦選區，我參與了迎接。由于是選舉時期，她來為下面提到的議事日程在公共場合做推介宣傳。她表現得非常完美，我們所有人都為之傾倒。她就是女王，小寫的“q”⑨。一切表現是那麼不可思議，令人難以置信。無論她随我們同到何處，都能令每個人陶醉；攝影上的絕佳機會都落到了我方身上。就是在那天下午，我依稀看到了政治的未來，看到了我們的期待。
幾個月後，我們都參與競選了各自的高級職位。
我參與競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生會職位，如果當選，則是繼約翰·摩爾（John Moore）⑩（後來任職于撒切爾首相的内閣）1960年當選主席之後15年以來的第一個保守黨成員。
撒切爾夫人則參與角逐保守黨黨首（見後文）。
我比她早一兩個星期當選自己在學生會的小職位，主要是負責看管叫作“三大桶”的學生酒吧。
為此，當時的保守黨黨首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先生還專門給我發來賀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左派們截取這份賀信，并披露給了媒體。最終《每日電訊報》上刊登了一份全面報道，其結束語稱以上行為導緻的後果就是布倫德爾先生已經在為撒切爾夫人努力工作了（對希斯先生來說，這是個很不幸的消息）。在她當選保守黨黨首那天，我提議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生會的名義發封賀信——這當然也遭到了抵制。
在撒切爾夫人擔任女王陛下的反對黨黨首期間，我們在多個場合見過。第一次是在她就任黨首不久，特德·希斯交給她一個任務，在倫敦大學保守黨聯誼會的年度晚宴上就次年的工作開展發表講話。她向自己的右邊瞥了一眼，目光越過首席落到了我的身上，然後開口說，她希望這是倫敦大學保守黨聯誼會而不是倫敦大學滑稽演員聯誼會！哎喲！真夠損人的！
1979年之前，我們經常去拜見撒切爾夫人。我向她提出了将公共房賣給現任租戶的想法，關于她的回應我将在下面介紹。也是在那次晚宴上，我的一位密友（也就是彼得——他最後在内閣的位子上離世）說，撒切爾太過強調經濟自由了，而沒有給個人和社會自由以充分重視。
“就拿大麻來說，”他說道，“到處都能弄到，那為什麼不正視現實，把它合法化？”他補充說，“我的朋友就知道去哪兒弄！”
“彼得，”撒切爾說，“我的偵探就坐在外面。我希望你現在就把他叫進來，把你朋友的情況說個仔細！”
啊，一聽這話，他身子一縮，抽身溜開，撒切爾也并未深究。
其實，值得回憶的時刻不限于此。
後來，在邁克爾·福賽思（Michael Forsyth）擔任保守黨學生聯合會全國主席的時候，我擔任全國副主席，負責宣傳工作。對我們來說，即将到來的撒切爾夫人的生日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在生日到來的一個星期前，我們就在離史密斯廣場不遠的、轉彎就能到保守黨中央辦公大樓的格蘭貝馬奎斯酒吧裡進行了籌劃。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最終我們決定，那天早上7∶30，我們将來到她位于切爾西弗勒德街的家門口，在一群由我召集來的年輕而富有朝氣的倫敦學生的簇擁下，邁克爾向她送上很大很大的一束紅玫瑰。很快，一切安排妥當，媒體也已待命。到了那天早上，我首先在威斯敏斯特中部的休街接上邁克爾，然後到伯克利廣場一家著名花店拿上紅玫瑰。那束紅玫瑰大得車裡根本放不下，以至于我們在路上掉了好幾朵。
當我們抵達時，媒體的相機已經一字排開，有一名警察，可是一個學生影子也沒見到。我有點慌了，就很嚴肅地對福賽思說：“等在這兒。”我快步上前，用眼睛掃了一下街道，最終走向那個警察。
“也許，我想您剛才是否看到過一些學生？”我不安地問道。
“哦，當然，先生。”他回答說，“二十分鐘前，撒切爾夫人看他們站在外面，就請他們進屋喝茶去了！”
“我想，您現在準備好了，先生？”他最後說。
不一會兒，學生們都出來了，組成了一個背景。撒切爾夫人來了，邁克爾獻上了紅玫瑰，随後這照片傳遍了整個世界。據我所知，她之後的每個生日，邁克爾都會送她紅玫瑰。
将撒切爾夫人帶入唐甯街10号的大選那天，保守黨的競選安排是巡遊倫敦選區；除了工黨确保的或擁有巨大領先優勢的選區外，重點巡遊工黨占有中等優勢的選區。那天我在西諾伍德協助保守黨候選人參選，因為我當時是朗伯斯區市政委員。
1979年5月3日下午，撒切爾夫人在随從的陪同下突然來到位于倫敦西南27區諾伍德路495号的保守黨總部。她看上去滿面容光，顯然她清楚自己要赢了——但她要赢得的并非僅是那個職位。她的目标還很遠大。一切需從長計議。
我對撒切爾夫人擔任首相後的個人記憶隻有三次。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從1982年4月到1993年1月我都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和弗吉尼亞工作。
第一次是1982年1月，我在那時的全國私營企業聯合會（NFSE，現在被小企業聯合會即FSB所取代）的媒體與議會研究室工作。我們的新主席是大衛·德克斯特（David Dexter），一位來自首相故裡林肯郡的會計師。
大衛成功邀請撒切爾夫人過來吃午飯，并在拉塞爾廣場帝國賓館二樓一個隐秘的房間裡對他的全國理事會發表講話；拉塞爾廣場距離唐甯街隻有一英裡，是個花團錦簇的地方。不幸的是，那時撒切爾夫人唯一的兒子馬克參加汽車拉力賽時在撒哈拉沙漠中失蹤了，而且一連幾天都沒有蹤影。關于他已經被找到的報道更是增添了緊張氛圍——因為這些消息随後又被證明是假的。
德克斯特先生的歡迎詞在幾天之前就通過媒體發布出去了。結果，那天有200多名記者，數不清的鏡頭聚集到了大廈之外。撒切爾夫人的同事和安保人員組成了防護人牆。在她還有幾步就要走到我的跟前時，有人喊着詢問有關馬克的消息。
撒切爾夫人的腳步沒有按照随從的指示繼續走下去，而是有些紊亂；她努力控制住情緒，說了一些類似“沒有消息，我非常擔心”的話。我想，那應該是馬克六天失蹤中的第五天。此時，她整個人完全崩潰了。兩名大漢一邊一個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架起來，徑直而迅速地向我走來。我示意向我的左邊，也就是他們的右邊走出大廳，來到一個空着的會議室。
很快，我們就随便找了把椅子讓撒切爾夫人坐下來；她的同事則站成一排，擋住了窗外的記者。“您想喝點什麼，首相？”我問她。“清咖啡，謝謝。”她回答道。正像第二天《每日電訊報》首頁上報道的那樣——每份報紙都在頭版報道了——“接着，一個年輕人（我）從房間沖出來，抓住服務生的領子說，'給我一杯清咖啡，要快。'”
其中，關于撒切爾夫人在公衆面前哭泣了30秒甚至更長時間的報道純屬無稽之談。她很快就鎮定下來，并順利地完成了會議。
賓館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是新移民）向撒切爾夫人贈送了一大束鮮花；大衛·德克斯特則告訴她，為了感謝她的來訪，聯合會将向其辦公室推薦的慈善基金贈送一筆豐厚的捐款。
由于住在華盛頓城外不遠，1987年我有機會聆聽撒切爾夫人在美國遺産基金會（THF）的演講。至此時，她對部分人（全是男性）掠美“撒切爾主義”明顯感到些許不安。這也暗示了她的著名語錄：“但是請記住，公雞隻會打鳴，而母雞才會下蛋。”講這話的那天晚上，裡根總統就坐在喬·庫爾斯（Joe Coors）邊上，他說：“哦，不錯，這一定是'米勒時刻'！”
三年之後，我受邀參加為慶祝社會事務小組成立10周年而在倫敦改革俱樂部舉辦的聚會。我準時到場。當我身着西裝拾階而上時，我認出了走在身旁的英國著名電視劇《是，大臣》和《是，首相》的合着者安東尼·傑伊爵士（Sir Antony Jay），他一身黑色短禮服。我們聊着走進了活動現場。一個小時之後，我和他又碰在了一起，這時首相也忙着滿屋子和人寒暄。她從我們旁邊的一群人中轉過來，認出了穿着短禮服的托尼——他是整個屋子裡唯一穿禮服的人。
“哈，托尼，”她說，“你一定是之後還要去什麼更重要的地方。”
“不，首相，”他懊悔地回答說，“是我看錯了請柬啊！”
你瞧，我親耳聽到《是，首相》的作者對當時的首相說“不，首相”。要知道，幾個星期之後，她就不再是首相了。
當擔任經濟事務研究所總管時，我發現我們已經出版了一本前任哈裡斯勳爵的演講集，而書名就叫《不，首相》。所以，當他70歲時，我将他的精華之作彙編出版時，也毫不猶豫地将之取名為《不，首相》。
正如我後文所述，撒切爾夫人從來都沒有退休，即使現在已是80多歲，依然日程繁忙。我常去看望她，而正如我們後文中所看到的，她對今天所發生的一切都興緻盎然。
幾年前，我和撒切爾夫人一起參加了一個40多人的圓桌晚宴。飯後，我們和很多貴賓聊了起來。問題來了：出席的賓客都是來自媒體、行政機構、企業和政界的元老；45歲的我已是很年輕的了，但是有個人更年輕，隻有31歲，他是代表自己老闆出席的。說實話，那晚，他才是那個房間裡引領話題的專家。
在貴賓們談論的極短的間隙中，這個年輕人立即插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可是沒有人能聽到他說了什麼。“大點聲，年輕人。”撒切爾夫人命令道。
他又試了一次，可顯然還是不達标。
“大聲點，年輕人！”撒切爾夫人再次命令。
他試了第三次，還是不濟。撒切爾夫人順着桌子瞪眼怒視。
“年輕人，”她說，“站起來，扯開嗓子。我們都想聽聽你要說的是什麼。”
他滿臉漲紅，站了起來，扯開了嗓子。他們聽着，最後他們（男士們）都拍手喝彩。
有一次，我做東宴請一位著名的外國政治家。撒切爾夫人辦公室詢問她和丹尼斯爵士可否參加，我回複“可以”。
那天晚上，丹尼斯爵士因故沒能到場，這樣我就面臨空着一個位子的問題。
我很快又請了一個朋友，他也是保守黨議員，比撒切爾夫人年輕一輩，個子高、身闆直；用我妻子的話說，就是英俊得讓人想施虐的那種。
我們坐了下來。這時我輕輕地敲了敲杯子以引起注意，宣布了一些事項。最後我說，今天晚上丹尼斯爵士的位子已經安排了議員X先生。
“當真？”撒切爾夫人高聲說道，“可沒人告訴過我啊！”
頓時，整個屋子裡爆發出了長時間的笑聲。她對幽默時機的把握絕頂了——她不僅僅叙述演講撰稿人編的笑話，她根本不需要！
在過去的15年裡，我個人最大的快樂在于為已故的司令勳章獲得者阿瑟·塞爾頓博士和海克羅斯的拉爾夫·哈裡斯勳爵組織生日聚會，他們是經濟事務研究所編輯主任和主管。在2005年12月拉爾夫先生80壽辰聚會上，我将撒切爾夫人安排坐在他的右邊——還能坐在别的什麼地方呢？送上禮物的時刻到了，這一環節由我的執行助理克萊爾負責。禮物之一是一款全新的筆記本電腦，不巧的是，禮品帶對拉爾夫來說系得太緊。在他還沒弄明白怎麼回事時，撒切爾夫人已經将它奪了過去；在四下飄落的紙屑中，她又把它遞了回來。正如第二天《金融時報》“每日記事”欄目中所寫的那樣，“幸運的是，電腦幸免于難！”
1993年1月1日，在成為被稱為撒切爾夫人的智囊團的經濟事務研究所的主管之時，我發現了一份檔案。其内容是時任經濟事務研究所編輯主任阿瑟·塞爾頓于1969年10月24日寫給一位處于上升中的保守黨議員傑弗裡·豪（Geoffrey Howe）的，内容為：“我們能否對瑪格麗特抱更大期望？”
傑弗裡·豪的回複是：“我對瑪格麗特根本沒有把握。她的很多經濟成見無疑是合理的。但是她有過于武斷的傾向，在諸如教育這樣敏感事項上憑個人喜好行事，過于簡單化的處理可能會誤事。我們當然應期待她能表現得更好——但我認為，她需要受到你性格中人性化一面的影響，以及純福利市場模式的考驗。在成功與災難之間，存在着一個可對她施加影響的廣袤空間。”
很幸運，最終的結果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