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谷梁傳》所記載的時間起于魯隐公元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範甯撰《春秋谷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勳作《春秋谷梁傳疏》，清朝鐘文烝所撰《谷梁補注》為清代學者注解《谷梁傳》的較好注本。
《谷梁傳》着重宣揚儒家思想，務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它是我們研究秦漢間及西漢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創作背景
《谷梁傳》（拼音：gǔliángzhuàn）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傳》的簡稱，是為《春秋》作注解所著，為儒家經典之一。傳說孔子的弟子子夏将這部書的内容口頭傳給谷梁俶（亦名谷梁赤，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寫成書記錄下來，但實際上這部書的口頭傳說雖然早已有了，但其成書時間是在西漢。
《谷梁傳》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用這種方式來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從戰國時期到漢朝演變的重要文獻。由于《春秋》言辭隐晦，表述過于簡約，給後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春秋》經文的内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诠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5傳。後來《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亡佚，
隻有《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流傳至今，被稱為“《春秋》三傳”。據後人考證，《谷梁傳》書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話并加以辯駁，因此認為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作品鑒賞
《谷梁傳》以各種有文字痕迹可尋的義例，所探尋出來的孔子自己的思想或所謂微言大義，隻能看作是《谷梁傳》自己的思想，而不能強加給孔子，以作為孔子的思想。可以說谷梁子是《谷梁傳》的第一作者，《春秋谷梁傳》最初的底本的寫作年代當在戰國中期，在漢武帝之前的後代《谷梁傳》學者又有所補充。真正意義上的《春秋谷梁傳》當始于谷梁子。
谷梁子從傳說的子夏所傳之籠統的《春秋》闡釋之學中分離出來，形成了《谷梁傳》最初的學術特色。荀子是《谷梁傳》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使《春秋谷梁傳》“親親上恩”的學術特色得到進一步加強。《谷梁傳》之學術不符合漢武帝對内大一統、對外大攘夷的政治需要。
《谷梁傳》本身的學術特色是《谷梁傳》在漢宣帝時期的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基礎。《谷梁傳》的經學知識分子倒向更為理想主義的屬于古文經學的《春秋左氏傳》，《谷梁傳》的學術由此衰微。《谷梁傳》的民生思想的本質是在維護君權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義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農經濟思想。《谷梁傳》的處理内外關系的思想包括處理諸侯國内部關系的思想和處理諸侯國之間關系的思想兩個大的方面。
《春秋谷梁傳》有不少内容說得很好的，比如：
隐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桓公五年：《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莊公十八年：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莊公三十一年：（一年春夏秋築三台）不正罷民三時（即疲），虞山林薮澤之利。且财盡則怨，力盡則怼。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魯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薮澤之利，惡内也。（與民争利）
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
成公十八年：庚申，晉弑其君州蒲。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焉。（與《左傳》宣公四年“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可以比較。）
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除了語言簡潔外，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對于君主的批評，是非常強烈的。
後世影響
《春秋谷梁傳》是中國漢代經學派的經典之一。該書是研究戰國至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讀《谷梁傳》可以看《十三經注疏》本，漢代何休解诂，唐人徐彥疏的《春秋公羊傳注疏》，晉人範甯集解、唐人楊士勳疏的《谷梁傳注疏》（均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标點本）。或清儒莊存與、劉逢祿、孔廣森、鐘文烝、侯康等人的相關研究。
漢代以後，《公羊》和《谷梁》關注的人不是很多，隻是到了晚清，公羊學有過短暫的複蘇。但在漢代，二傳可都是立為博士官的顯學，尤其是《公羊傳》，可是用來“《春秋》決獄”的利器，能夠流傳兩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語言上有不可抹煞的價值。尤其是是探讨漢代的學術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谷梁傳》。
範甯所做《谷梁傳序》，寫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講到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時，講到“一字之褒，寵逾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說得還是比較誇張的，畢竟春秋三傳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評價，《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師戰于泓，說些什麼“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之類的話，最後大敗，受傷而亡身。（《左傳》）
《公羊傳》雲：“已陳（列陣），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把這個腦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誇獎了一番，甚至還和傳說中的賢君周文王相提并論。
《谷梁傳》二十三年與此不同：“茲父之不葬（意為宋襄公死不書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一句話，根本不配當國君，死了就死了。
範甯在《春秋谷梁傳序》中，還曾把三傳作比較，說出一番很高明的見解：“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滞，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争之說。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讷。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
興盛原因
在《春秋》三傳中，屬于今文的《公羊傳》和屬于古文的《左傳》，都曾長期受到人們的矚目和重視，與《公羊傳》同屬今文的《春秋谷梁傳》則少有問津，顯得門庭冷落。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公羊傳》由此大興，而衛太子劉據喜讀《谷梁傳》 。
劉據之孫劉詢即位後，聽聞祖父好《谷梁傳》，令名儒在殿中辯論，平均《公羊》《谷梁》異同，各自用經論處是非 ，群臣多贊同《谷梁》，而宣帝亦喜歡《谷梁傳》的解釋，設立谷梁《春秋》博士 [5] ，由是《谷梁傳》大盛 [6] 。西漢後期《谷梁》之學大盛，影響了當時社會政治的各個方面。同《公羊傳》相比較，《春秋谷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适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1.尊王思想
《谷梁傳》強調尊王而不限王，例如莊公三年五月，葬周桓王，《谷梁傳》認為這是“舉天下而葬一人”。天子即王，而“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天下之民心都歸服于天子，所以他擁有無上權力，皇權不應受到限制。
《谷梁傳》處處維護周天子的利益，雖然春秋時周室已衰微，但《谷梁傳》認為還是應無條件地尊王，因為“朝服雖弊，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僖公八年）”；作為諸侯，必須向周天子進貢，謂“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征求（桓公十五年）”。
《谷梁傳》強調君臣各有職分，各有行為準則，如謂“君不屍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襄公十九年）”，“死君難，臣道也（桓公十一年）”，否則，“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宣公十五年）”。
《谷梁傳》主張必須嚴格貴賤尊卑之别，說：“《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昭公四年）”。同時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為，說“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迩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襄公二十九年）”。還說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過國君，如謂“夫人之義，不逾君也，為賢者崇也（成公十五年）”。
可見，《谷梁傳》處處突出君主的絕對權威，但傳文中卻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辭。
2.禮樂教化，仁德之治
同《公羊傳》相比較，《谷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這恰恰适應了西漢後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漢武帝死後，随着戰争機制的解體和人民要求安居樂業的呼聲高漲，與《公羊》有密切關系的刑名法術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對和斥責。昭帝時，議鹽鐵而罷榷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生産得到迅速恢複，社會矛盾趨于緩和。宣帝即位後，要求“稽古禮文”，實行禮樂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衆口一辭的呼聲和為政治民的準則。
在《谷梁傳》中，稱引古禮之處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載：“禮，赗人之母則可，娼人之妾則不可。”《隐公二年》雲：“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桓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阙門。”《春秋谷梁傳》屢屢高揚傳統禮儀，倡導禮樂教化，貶斥非禮行為。清代鐘文說：“《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内夏外夷之旨。”
從重民的思想出發，《谷梁傳》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認為那些昏君暴主敗亡出奔，“民如釋重負”。對那些愛護百姓，在志民生的聖主明君，《春秋谷梁傳》認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連連稱道魯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經文有贊揚之意。同時，《春秋谷梁傳》又認為對那些隻顧個人享樂，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譏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築鹿囿。”《谷梁傳》說：“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說，魯成公築囿以為虞獵之地，是奪民利，是不正确的。
漢宣帝在《谷梁》學的興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歡讀《申子·君臣篇》，“頗修武帝故事”，曾拒絕王吉“述舊禮，明王制”的建議，反對太子劉奭專用德教儒術，認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因而後世常以武宣帝并稱。但另一方面，宣帝“由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闾閻，知民事之艱難”，注意采取措施撫恤百姓，濟貧救難，多次頒布假民公田、減免租稅、赈貸種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獄，廢除了武帝時的許多嚴刑峻法。宣帝意識到禮樂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強傳統禮儀對社會的控制力量，使“海内興于禮讓”。漢宣帝非常重視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動向，重視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說，而這時的儒家學說，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學偏重刑名法術的理論，更多地繼承了先秦思孟學派偏重仁義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傳》。于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學被立為官學，成為統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3.強調宗法情誼
在力主禮治的同時，《谷梁傳》還強調宗法情誼，這可以利用來緩和統治階級内部特别是劉漢宗室内部的矛盾。這是《谷梁》學在漢代一度興盛的又一原因。《春秋公羊傳》雖有強調宗法倫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春秋谷梁傳》則不然。在解釋《春秋·昭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時，《谷梁傳》認為，稱招為弟，不合王朝禮制，但《春秋》為顯其惡，特意如此，以說明招對骨肉之親的極端殘忍。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種現實意義。
西漢立國之初，發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學和《公羊》派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後當然不能容忍《公羊》獨尊的現象延續下去。宣帝非常重視宗法情誼和血緣之親，意識到它對鞏固劉漢大統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诏說；“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複屬，使得自新。”武帝時行首匿相坐之法，雖父子、兄弟不得例外，緻使“骨肉之思廢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後下令予以廢除。宣帝還多次垂青于那些講究宗法．兄弟間禮讓為懷的臣下。丞相韋賢選定長子韋弘繼承自己的爵位，但韋弘卻因罪入獄。韋賢去世，族人，門生假托其命，立其次子韋玄成為繼承人。韋玄成“壞容貌，蒙恥辱”，假裝病狂，“欲讓爵辟兄”，拒不應召。有些官吏要求懲處韋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韋弘為東海太守。宣帝此種舉動，頗合《谷梁》之旨而與《公羊》相左。《谷梁》學的興盛已經水到渠成。
4.個人因素
《谷梁》學的興盛，除了它有利于當時的封建統治，适應了社會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着很強的個人因素。晉代範甯在談到“石渠分争之說”時指出。“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讷。”此論可備一說。漢宣帝喜《谷梁》，确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遺愛。據《漢書·儒林傳》等，“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谷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谷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谷梁》”。于是宣帝“善《谷梁》說”，将《谷梁》學者蔡千秋提拔為谏大夫給事中，“複求能為《谷梁》者”，還派劉向等十多人從江博士和周慶、丁姓習《谷梁》，“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随後在甘露三年，宣帝“诏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讓太子太傅蕭望之“平奏其議”，從中襄助，并親自“稱制臨決”，終使《谷梁》一派獲勝，周慶、丁姓皆為博士，取得了與《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谷梁》之學大盛”。
為什麼宣帝去請教韋賢等魯人并聽從他們囿于鄉土之見的建議呢？一是因為以《谷梁》為代表的魯學守先王典章之遺，多聖人流風餘韻，二是因為宣帝祖父衛太子劉據也好《谷梁》，三是因為宣帝與魯人的關系特别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魯國。當初，年幼的宣帝幸免于巫蠱之禍，丙吉見他無所歸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裡，由良娣的母親貞君撫養。丙吉也是魯國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議讓宣帝即位的人。韋賢、夏侯勝都曾在宣帝即位時“與謀議”，出了大力。史高則是史恭的長子，因舊恩封侯得官。可見，宣帝喜《谷梁》，确與其好惡有關。宣帝善《谷梁》說，又選劉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慶、丁姓學習《春秋谷梁傳》。劉向等都是聰明好學、娴于辭辯的年輕人，二十出頭即“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并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當時持《公羊》義的博士嚴彭祖等人則略遜一籌，未見有什麼口才。劉向等人出色的論辯才能，是《谷梁》學在石渠會議上取勝的一個因素。
史學價值
《谷梁傳》起自魯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傳用問答體，逐字或逐層解釋《春秋》，是曆史文獻注釋的一種形式。通行的注本，《谷梁傳》有晉範甯《春秋谷梁傳集解》。
《谷梁傳》解釋《春秋》的用辭和文法，體現出一種準确、凝煉的文風。例如，《谷梁傳》莊公七年，對經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有細緻的解釋，反映了中國史學史上的好傳統。在史實記載上，《谷梁傳》遠不及《左傳》豐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反映春秋時期社會情況的寶貴史料。其他可與《左傳》相補充的史實還有不少，諸如：《谷梁傳》僖公二年記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十九年記“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後導緻梁亡，等等。
《谷梁傳》對于史學發展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曆史思想方面産生的影響。《谷梁傳》主張“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指出史家應遵從忠實記載史實的原則，并能夠将這一原則貫徹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譴責宋襄公拘守成說，“失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等等，體現了上述忠實于曆史的原則。
流傳情況
《谷梁傳》與《左氏傳》、《公羊傳》一樣，都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書。據《漢書·藝文志》，在漢以前，解釋《春秋》的有五家，除《左傳》《公羊》《谷梁》外，還有《鄒氏傳》和《夾氏傳》。到漢初，《鄒氏傳》因為沒有人把它傳下來，《夾氏傳》又沒有文字記載，這兩家就失傳了。而《公羊》與《谷梁》則用漢時流行的隸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立于學官，即在中央國立大學設立課程，專門備有博士加以傳授。
《谷梁傳》在戰國時一直是口耳相傳的。據唐朝人的說法，最初傳授《谷梁傳》的，是一個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說是曾受經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據後人考證，《春秋谷梁傳》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稱引自己；又引“屍子曰”，屍子是戰國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見唐人說法不一定可靠。書中還有引用公羊子的話并加以辯駁的情況，因此有人認為它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同樣解釋《春秋》，《左傳》主要是闡述史事，是一部史書，《谷梁》則與《公羊》體例相同，采取自問自答的方式解說《春秋》的旨意，是闡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經書。《公羊》着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強調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思想，與現實政治配合較密切；《谷梁》則主要以文義闡發《春秋》經文，較為謹慎，認為應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主張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因此宋代的《春秋》學家胡安國曾說：“其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谷梁》。”
《谷梁傳》與《左傳》《公羊》一樣，最初與《春秋》也是“别本單行”的。到晉朝範甯作集解，就把經傳合為一書。後來唐朝楊士勳又進一步為之作疏，稱《春秋谷梁傳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幾家為《谷梁傳》作注。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經注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