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狀況
鹹豐去世以後，中國進入一個特定時期，就是“同光中興”，曆史書上也稱為“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回光返照”。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日趨衰敗的清朝統治出現了所謂“同光中興”的局面，中外出現了“暫時和好”，洋務運動也蓬勃開展起來，中國人民的革命鬥争也“平息”了。
外交
“堅船利炮”是西方世界給近代中國的第一印象，由此，“洋務新政”的首要之舉即兵工建設，制造槍炮船艦。從安慶軍械所到江南制造總局，從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機器局，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桢等“中興名臣”用心用力，苦心經營，效果卻是不盡如人意。
簡單說，造槍、造炮、造船，都學會了，但無一不仿制，無一不落後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舉例而言，江南制造總局造了近30年的槍，還設計不出一支具有本國知識産權的步槍，更不要說大批量生産；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艦隊專供炮彈，卻造不出作戰急需的爆破彈。至于其他非軍工類的官辦企業，同樣是死氣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間資本又長期被壓制，毫無競争力。
事實證明，向西方學習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統工程，一個隻會仿照槍炮而沒有自我創新與自我造血功能的國家，除向列強買軍艦、送訂單，别無其他選擇。縱觀30年的“洋務新政”，清廷對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懼之（制度、實力）、又厭之（人種、文化），實行的是有距離的接觸政策，隻及器物、不及制度，隻知皮毛、不知根本，充其量是“不介入、跟着走”，這與日本采取的主動追随融入的戰略迥然不同，其發展速度與效果也由此差異巨大。
以對西方的考察為例，清廷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團、蒲安臣使團前往歐美各國，但這些人回國後大多被棄置不用；而同一時期，日本派出岩倉具視考察團前往歐美，其成員回國後大多成為朝中巨子。再以教育為例，日本仿照西方制訂了規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計劃，其“政府主導、全國動員、全民參與”的模式在數十年後成果斐然，到十九世紀末，日本小學入學率接近95%，而中國卻是科舉依舊，學習内容陳腐依舊，與時代越走越遠。
表面上看，清廷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對和平與穩定，經濟有所發展，年财政收入也恢複至8000萬兩左右，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與國土面積遠少于中國的日本，其甲午前的财政收入也已接近清廷，而其投向軍事的開支遠高于後者。由此可知，所謂的“同光中興”，不過是“蛋殼裡的中興”，在真正的考驗面前，其“表面繁榮”勢必一捅即破。
軍事
甲午戰争期間，清廷主戰派們意氣風發，認為日本不過“蕞爾小國”，必定一戰而勝，但外方評論對中方卻大多持消極态度，如上海《德國新報》稱日軍與德國勁旅無殊，與中國交兵必操勝算；英國海軍情報處也認為，“不管從哪個角度而言，中國軍隊都是前途未蔔的”；“日本軍隊之與中國軍隊，就像十九世紀的文明軍隊之與中世紀軍隊一樣”；“中日如果交戰，隻能有一種結果”。
事實究竟如何呢？當時的清廷，确實号稱有百萬大軍，并大體換上了近代槍械火炮，但扣掉60萬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綠營，其他湘淮勇營加上部分由綠營改編而來的練軍，可用兵力不過40萬人，其中李鴻章掌握的淮軍精銳隻有5萬人。與日本25萬的可用兵力相比，清軍并不占優勢，更何況在營制、訓練、指揮、參謀、後勤等方面都要遠遠落後于日軍。
至于當時國人引以為傲的北洋艦隊，此時也早已是明日黃花。不錯，北洋艦隊在1888年成軍時，确實是樯橹如雲、旌旗當空，并被國外軍事年鑒排為“世界前八”，但從這一年開始，北洋艦隊再未添過一艦一炮，而同時期的日本卻以每年增加一艘新軍艦的速度擴大規模。至甲午戰争爆發前，日本海軍實力已經超越了北洋艦隊。
當時的世界海軍技術可謂日新月異，日本後來者居上，無論是定購還是自造的軍艦，裝備的都是最先進的設備和武器，其平均航速遠超北洋艦隊，而軍艦上大規模裝備的速射炮，更是北洋艦隊所不具備的。就事論事，甲午前的北洋艦隊除“定遠号”、“鎮遠号”兩艘鐵甲艦在裝甲、噸位和巨炮上占據絕對優勢外，其他幾乎都處于劣勢。就這樣一支疲弱之師，最終被趕鴨子上架，輸得毫無脾氣。
究竟是什麼導緻了這樣一場悲劇？長期的文治主義傾向，對時代與大局的誤判，對海軍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等等，這些似乎都可以推到“女人當國”的替罪羊上，但歸根結底，還是農業社會的底子、“小政府”的治理模式導緻清廷嚴重缺乏戰争動員能力與機制，國家雖大、人口雖多、資源雖豐富，但根本應付不了這樣一場大規模的近代戰争。
政治
明清以後，中國傳統宗藩體制日趨成熟而穩固，但好景不長的是，随着歐美列強的東來及日本的崛起，這一體制從四面八方都面臨着解體之勢。其中，守衛東北藩籬、最為清廷重視的頭等朝貢國朝鮮，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日本強有力的滲透。
早在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使館及人員被毀被殺，駐朝公使花房義質乘英艦逃回國内。事後，日方不肯善罷甘休，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時，清廷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斷下令派慶軍入朝平亂，結果清軍在北洋兵艦的護送下搶先進入韓京，在兵力遠少于中方的情況下，日方隻得知難而退。
事後，慶軍六營全部留駐朝鮮并幫助其訓練新軍，朝鮮的外交事務與海關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員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勢力被大大壓制而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為增強。兩年後，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結親日的朝鮮“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大肆殺害親華的朝鮮重臣并控制了局勢。危急關頭，慶軍營務處總理袁世凱挺身而出，一舉挫敗了日方及“開化黨人”。由此，袁世凱嶄露頭角，繼而成為“朝鮮監國”，一代枭雄就此起步。
甲申政變後，李鴻章也意識到，“大約十年内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話雖金石之言，但國勢如此，李鴻章又豈能力挽狂瀾？
文化
同光年間中國京劇藝術走向成熟，湧現出大批優秀的京劇表演演員。徽調、昆腔的徽班進京後揚名的13位著名京劇演員最為突出，他們是：程長庚、盧勝奎、張勝奎、楊月樓、譚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時小福、餘紫雲、朱蓮芬、郝蘭田、劉趕三、楊鳴玉等13人。
曆史評價
但是同光中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興”。清朝自乾隆中後期就一直走下坡路，以後沒有可以稱為“治世”或者是“盛世”的。的确以休養生息為主要目的曆同治、光緒兩朝，清朝的經濟得到恢複，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産技術，我國進入了曆史上第一次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發展階段。
當然，滿清的對外開放不是統治階級自主的對外開放，是被别人強暴後的被迫開放。但是，畢竟也嘗到了甜頭。随着江南制造總局、福建馬尾船政的成立，一部分民族工業開始湧現、複蘇，天津、江浙紡織工業、湖北張之洞設立的金屬冶煉工廠、廣東的水陸運輸等行業、産業，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誕生。經過近30年的同光中興之後，中國，擁有了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一隻外表強大的海軍。
但我們在肯定“同光中興”的同時，我們也清楚的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敗和衰落，始終無法取得與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改變了國體，改變了社會制度。由過去的幕府、君主政體，改為君主立憲制政體。
當然，以今天的角度來看，君主立憲制在當時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是先進的政治體制制度，但對比歐美的共和制，還是有很大的弊端的，是相對落後的。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變，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經濟取得了極大的飛躍，一舉超過了當時滿清同光中興取得的成就。清朝同光中興時期，中國僅僅是逐漸吸收、引進、建立了單獨的某個企業、某個工廠、學校。是屬于個體的西化，其國家整體的建設，仍然以儒家思想、封建制度而建設的。
所以，企業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受到了當時既得利益者——封建勢力的嚴重制約。鐵廠缺礦石，成品賣不出去，整個社會沒有進入機械化大生産階段，單一的建造個别的工廠企業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整個社會、國家的落後局面依然繼續。1895年的一次海戰，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目的遠遠沒有達到，反而再次被“蕞爾小國”擊敗，不能不令人遺憾。中興的神話也就此破滅。總之，晚清的同光中興雖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絕對不能拔高到“治世”或者“盛世”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