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

清朝時期的一次政治改革
戊戌變法,又稱維新變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領導人物的資産階級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1]但戊戌變法因損害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分别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6人被殺,曆時103天的變法失敗。百日維新是戊戌變法的一部分。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中文名: 外文名: 發生地點:北京 主要人員: 中文名稱:戊戌變法 外文名稱:Hundred Days Reform 别稱:百日維新 時間:1898年6月11日-1898年9月21日 主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 結果:慈禧發動政變,變法失敗 曆史背景:《馬關條約》的簽訂 創辦報紙:《時務報》《國聞報》 性質:一次資産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 目的:學習西方,改革制度,發展工商業 影響:有利于資本主義思想的傳播和發展 正式開始: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诏》 拉開序幕:公車上書

變法背景

國際局勢

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并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後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後,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産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紀後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衆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示範。

國内局勢

社會背景

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範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争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着“自強”、“求富”的口号,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産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産階級的壯大。随着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産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鴉片戰争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于受到種種限制,并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将“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争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并不能救中國。

早期的資産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産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曆了甲午戰争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将“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隻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産生了廣泛影響,并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産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将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産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嚴複認為要挽救中國,必須維新,要維新,必須大侶“西學”。他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着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複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

三個“要不要”的論戰,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種新思想的産生,必然會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對,維新派和頑固派的論戰不可避免。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争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主要人物

戊戌政變時,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大肆捕殺維新黨人,維新志士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慘遭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

經過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史稱“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失敗後,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着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制造輿論,培養人才。維新變法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

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

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制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

1897年冬,嚴複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

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

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嚴重民族危機的激發下,維新變法運動迅速高漲。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後來,光緒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面籌劃變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诏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诏書,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期間,光緒帝先後發布上百道變法诏令,除舊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後迫使光緒連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

變法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變法運動的開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後,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後“垂簾聽政”;禦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内外傳言将廢除光緒,另立皇帝。

1898年7月30日,光緒帝頒密诏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诏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将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

1898年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曆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骙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并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骙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挾制。”

1898年9月4日,光緒下令将懷塔布、許應骙、堃岫、徐會沣、溥颋、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後有親戚關系,遂向太後哭訴。

1898年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并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1898年9月13日,光緒帝拟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後不允。光緒帝手谕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1898年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後事。

1898年9月17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诏。

1898年9月18日,禦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贻禍宗社,籲懇皇太後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于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并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将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铎。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内。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 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後。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

1898年9月19日,慈禧回宮。

1898年9月20日,淩晨康有為攜仆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回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太後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後。康有為離開北京。

1898年9月21日,1898年9月21日淩晨,慈禧太後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寝宮,将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後發布訓政诏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緻靖、張蔭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剛毅奉太後谕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诘問慈禧太後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1898年9月25日,譚嗣同在浏陽會館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緻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

領導人物

康有為

1858-1927,廣東南海人,出生于世代書香門第的封建家庭,自幼熟讀四書五經,飽讀經書。據說,康有為小時候就頗有靈氣。一天,祖父為了考考他的才思,即景出了一上聯“柳成絮”,康有為應聲答對“魚化龍”。内容貼切、對仗工整。“魚化龍”三字寓意康有為自幼有遠大的隻想。

梁啟超

1873-1929,廣東新會人。他小時候有“神童”的美稱。他聽康有為講俄國和日本如何通過變法使國家富強,覺得很新鮮,于是,就誠懇的拜康有為為師,成為康有為推動變法活動的得力助手。

變法内容

新政内容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标,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着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的。

舉辦京師大學堂 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遊曆,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 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曆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 設譯書局 頒發着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緻人才。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并在各省設分局;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頒發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在各地設立工廠;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饷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學科

裁減冗員;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準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開放新聞自由;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軍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号為“維新”,斷發易服,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所講,自軍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目的

目的:在保護清政府的前提下,使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擺脫民族危機。

①兩大政治目标:挽救民族危亡 ;發展資本主義

②救國方案:主張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地改革,興民權、設議院,走君主立憲道路,改革内政,抵禦外侮,将古老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結果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等發動戊戌政變,曆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影響

戊戌變法雖告失敗,但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台。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轉至加拿大,在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醜诋慈禧太後。

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内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後來又傳光緒久病,由太後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皇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窦納樂亦稱假若光緒皇帝去世,将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内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雲無大礙。

守舊派大臣恐光緒怨于将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後廢掉光緒,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後,于元旦入觐诘問理由。慈禧太後恐引起列強幹涉,為測試列強态度,遂依榮祿建議,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诏,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俊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诏書一出,随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禦,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後對列強怨恨甚深,在守舊派大臣慫恿下,對義和團采放任态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内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 戊戌政變直接導緻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清朝亦畫上句号。

評價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是一次資産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雖然被慈禧太後扼殺了,但也為13年之後爆發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

一、推動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後帶着光緒逃到西安,這給慈禧以慘痛教訓。簽訂《辛醜和約》後,慈禧太後下令實行新政,其内容有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咨政院、咨議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經超出了當年維新變法的内容。

二、激起了民衆對滿清政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戊戌政變失敗後,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

三、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

(1)變法理論更加深入人心。人們普遍認為,不變沒有出路,變是古今通理,中國還應該大變、全變。

(2)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維新派隻敢講“民權”,承認人民有參與管理政治的權利,但是不敢講“民主”,不肯承認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戊戌維新之後,民主思潮就充分發展起來了。

(3)激起了新一輪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戊戌維新失敗後,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思想界更為活躍。

四、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戊戌維新後,新式文化事業勃興,國内出現辦學熱,創辦新式報刊熱,出版新書熱。戊戌時期,維新派為了對人民進行“啟蒙”,曾提倡白話文和“小說界革命”。維新運動失敗後,白話報刊更多出現,白話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說界革命”外,維新派繼續倡導“詩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學革命”。

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比較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雖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運動,但是,它們各自所擁有的力量,和作為其對立面的力量,卻有很大的不同。戊戌變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為,他是這場變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權威或旗幟,則是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應該說,在思想理論的準備和宣傳上,都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為這個運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然而,無論是公車上書也罷,建立學社也罷,以及後來的行走軍機也罷,都主要是在發表言論、提供方案的範圍内行動。這一切,在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誠然發出過耀眼的光芒,在其時沉悶喑啞的思想、政治界中所發生的震撼,也類乎核的裂變。而光緒皇帝,在名義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統帥一切、指揮一切。但是,維新志士們全是手無寸鐵的書生。

譚嗣同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而可悲的正在于,他們手中沒有刀,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至于光緒皇帝,又是一個瑟縮在西太後淫威陰影之下的兒皇帝,在沒有武裝力量擁簇的條件下,他表面上的“無限權力”事實上卻是極其有限的。

光緒一生處于無權的地位,早在他入宮時已經确定了。光緒生于深宮,但他通過審閱奏章,認識到封建官僚集團的腐敗無能、營私舞弊;軍隊無戰鬥力,對外戰争一敗塗地;洋務企業耗費國家大量錢财而虧損有加。

光緒面對處于列強虎視眈眈威脅下的這樣一個爛攤子,認識到不改革、不維新隻有亡國。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識,這使他接受維新派的政治主張成為可能。他比較早地接觸到維新思想代表人物如馮桂芬、康有為、湯震等人的着作,也積極主張向西方尋求治國之道。

光緒,這個處于喪權辱國時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紀末中國的社會條件和局勢中,力圖變革,他主戰、支持變法都是順應曆史潮流的。

然而,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鬥争,其鋒芒所向,直指封建專制制度及其腐朽勢力,維新改革必遭專制制度的衛道士及盤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維新的精神也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

中國與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這種制度已經發展到它自身極精制和極完備的地步,不改變它已經無法與時代共同發展,要改變它又必然觸及那些深層的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這就好比舊時單身娶親、妻喪續弦或者隻是納妾,都比較好辦,但若喜新厭舊、休妻另娶,問題就複雜了。

這從光緒帝與隆裕皇後、珍妃三者之間關系上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光緒帝納幾個妃子這是沒什麼問題的,但如果廢皇後重新立後可以說阻力極大,頑固派是不會允許的,好比在廢墟上另起高樓,相對容易,但要把已經建好的樓房推倒重來,談何容易。

到19世紀末,中國的頑固派仍主張“治國之道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慈禧太後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斥責為“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維新派抓住光緒,開明官員擁戴光緒為首領,于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舊勢力就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支持光緒的均遭貶斥。

善于權謀的封建統治勢力的總頭領慈禧太後将一切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勢力和集團都集合在她的旗幟之下,正當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谕,開始新政改革之際,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逼迫光緒在明定國是上谕頒布的第四天連發三道上谕,除罷黜翁同龢外還有兩項重要舉措:

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要具折到皇太後前謝恩。這是慈禧企圖再度“臨朝訓政”,并操縱用人大權,既籠絡上層官僚,又防止光緒帝任命維新派為高級官員,扼制維新派進入權力中心;二是任命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領北洋三軍。

這是守舊派部署政變的關鍵步驟。榮祿曾對慈禧太後說:“以皇上任用匪黨(指維新派),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軍可資鎮制。”所以軍機大臣被罷黜。

總之,維新派沒有軍政實權,也沒有廣大人民作後盾,隻有一個連自己地位也朝夕難保的傀儡皇帝,所以,當決戰關頭逼近,變革與反變革力量短刀相向時,他們找不到一隻救生之筏,而隻能把袁世凱當作“諾亞方舟”。

而當袁世凱把他們出賣以後,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所謂“六君子”,也就隻能或則瀛台被禁,或則亡命天涯,或則京華喋血,而決不能鎮懾強敵、笑傲江湖。

反觀日本,日本明治維新時也面臨淪于半殖民地的危機,但明治維新發生在1868年,那時世界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大多忙于其他事物還未顧及去争奪殖民地。日本史學家井上靖說:“英、法、俄的對立……使各國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牽制。美國的内戰及其善後工作,使它沒有馀力在東方發動侵略。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擺脫半殖民地危機。”

在明治維新前夕,以長州藩、薩摩藩為首的革新派是中下級武士為主,也就是日本版的康有為、梁啟超,有自己武裝力量和組織基地,以“開港倒幕”、“強藩割據”為口号,展開反封建的倒幕運動。長州、薩摩、土佐、肥前諸蕃,不僅有“船中八策”、“王政複古”、“辭官納地”的方案、綱領,還有事實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權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領導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另一個重要區别點是,它們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開放性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曆史傳統。戰後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兩千多年的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國為師的。其後日本又從朝鮮、印度學習到不少東西。

在幕府時代,盡管實行鎖國政策,但它仍然向荷蘭吸取了許多新知識,形成了相當有意義的所謂“蘭學”。而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統治者由于嘗到了苦頭,并從殘酷的現實中醒悟到,必須從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上向西方學習,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學習,成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風氣。

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對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合理吸收經過創造性的再熔煉,使其具有新的性質而逐步成為日本傳統的組成部分,是一個穩定而又“開放”的文化系統。

中國的情況比較複雜。曆史進入近代,先進的中國人肩負“救亡”和“興中”的使命,為救國也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旨在維護大清國的獨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單一神權”的天國;康有為、梁啟超推行變法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這些隻反映了中國近代國情之一面。

從曆史上看,漢、唐兩朝是曆史的大開放時代,然而,自安史之亂以後,特别是唐末以後,卻逐步陷于封閉狀态。比較地說,宋還不是很封閉的,鄭和下西洋以後的明清社會,基本上就封閉起來了。閉關自守帶來的社會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如果說,經濟上的閉關自守,是中國近代經濟落後的重要根源的話,那麼,思想文化上的閉關自守則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落後的重要原因。

幹嘉漢學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人們不要忘記,當幹嘉學者将自己橫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銷熔于經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謂“幹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斓然如日中天”之時,正是西方資産階級學術思潮勃起之日。

戴震、惠棟、焦循、阮元之輩,不是生活在但丁、蔔伽丘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鸠、狄德羅的時代。當紀曉岚在編纂《四庫全書》之馀,開始寫《閱微草堂筆記》,宣揚“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的前因後果說時,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和進行的歲月。

翻閱曆史至此,常常使人廢書長歎:若是其時的中國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能夠睜開眼睛看看世界,以幹嘉漢學諸大師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當會有嶄新的面貌,中國的學術思想當不會落後如許,以緻第二次鴉片戰争時,鬧出封疆大吏葉名琛靠呂洞賓的乩語來對付外敵的笑話。正是在這樣封閉的曆史氛圍中,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号,才顯得特别的孤獨。

再次,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日本,則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島國,這種空間背景的差異,也給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如上所述,其時中、日兩國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就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總量而言,中國似乎勝于日本。但以中國之大,而日本相對很小,就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這個比例比中國的要高。

從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來說,天皇登高一呼,就會影響國内的許多地域,甚至能震動國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國,京城發生的一切,哪怕要傳遞到國内主要經濟發達地區,都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遑論僻遠地區了。

面對蒼茫大地,面對層層疊疊的官僚機構,光緒皇帝的诏書也罷,康、梁等人的獅子吼也罷,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變得杳無蹤影。

中國社會這種的閉塞性,使辛亥革命後的農村,仍然處于對政治茫然無知的狀況。關于這一點,讀讀《阿Q正傳》即可了然。

最後,從革新派所運用的策略來比較,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維新派顯得較為條理、有序,有階段性,而戊戌變法在操作上則顯得紊亂和操之過急。

也就是說,改革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須讓社會各階層有一個适應的階段。1868年明治維新政權建立以後,通過廢藩置縣,各藩全部解體,實行“四民平等”;通過地稅改革,廢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對資本主義發展有重要意義;文化開明、殖産興業、富國強兵使西方文化大量進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國就學率已超過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發布《教育敕語》,把學校、社會、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規範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正是這條理有序的政治、經濟、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時代,開始接受資産階級人權、民主思想,為建立資産階級近代國家奠定了基礎。

戊戌維新在策略上似操之過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輕重緩急,措施失當。103天的新政,頒發上谕達100多道,改革的内容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瑣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紛至沓來,每一措施都重要,結果究竟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連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臃腫龐雜,更缺乏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措施。

從改革機構這一新政内容來看,康有為曾主張不必裁減舊衙門,隻需添置新衙門,并主張官爵分離,給年事已高的冗員爵位及優厚物質待遇,這是較穩妥之措施,而光緒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個衙門,這樣就觸犯了大批官員的特權和地位,必然會使矛盾激化,使他們群起而反對變法。

變法的影響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卻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掀起了近代中國第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對中國人民的覺醒和進步起到了顯着的作用。它以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初次登上政治舞台為特征,成為中國資産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前奏。

使越來越多的人對清朝統治者感到失望。他們認為,要救中國,必須進行革命,推翻清朝統治,仿效西方國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由于變法的失敗,中國失去了一批傾向在原有體制内下實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造成了清朝的複亡,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亦畫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來較為開明有為的大臣在政變後有些被貶,其他亦多被排擠到中央以外;間接亦造成了之後發生的義和團運動。

變法的意義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産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曆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産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

高考簡答題

戊戌變法(1895年~1895年)

背景:甲午戰争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民族資産階級日漸壯大;

西方啟蒙思想在中國傳播,維新思想的傳播。

影響:是一場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民族意識;

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資産階級改革運動,标志着中國開始政治民主化的探索;

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傳播了民主、自由思想,促使近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

曆史教材

教學目标

康有為再次上書;康、梁組織保國會;百日維新的主要内容和曆史意義;戊戌政變和“戊戌六君子”;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

通過對戊戌變法内容的分析,引導學生認識戊戌變法的曆史意義,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通過引導學生對戊戌變法成敗得失分析、概括,培養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逐步掌握辯證的觀點評價曆史事件的能力。

通過本課的學習,使學生認識到:以康、梁為代表的中國近代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民族危難之際,為改變現狀,救亡圖存,努力向先進的西方學習,要求維新變法。培養學生關心時政,關心祖國的前途命運,形成正确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通過戊戌政變過程的教學,以維新志士為變法圖強勇于犧牲的事迹為榜樣,培養學生愛國救國的意識和優秀品德。

教學建議

“百日維新”

這是本節課的重點。教師首先在電腦屏幕上顯示變法诏書的主要内容,通過設問的方式引導學生分析戊戌變法的曆史意義,主要圍繞:有利于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參與政權、有利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利于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來設問。然後指導學生回答書上的思考題。從而得出變法反映了資産階級的願望和要求,是一場資産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啟蒙的作用,有利于資産階級思想傳播。

百日維新的主要内容及其曆史意義

百日維新是康、梁為代表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奔走呼号,努力奮争的結果,集中體現了維新派的變法的具體要求,是學習和認識這場變法運動的重點。變法雖然失敗,但其進步性、積極作用不可抹煞。了解這一内容,可使學生認識到社會發展的曲折複雜性,加深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對戊戌變法曆史意義的認識,使學生認識到這場運動的進步性,同時對培養學生全面、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很有幫助。

保國會的成立

這一目教師隻要講清帝國主義的瓜分狂潮促使維新變法運動進一步發展,為了宣傳和籌劃變法,康有為、梁啟超在光緒帝的支持下,組織保國會即可。

如何認識戊戌變法的曆史意義和失敗原因

對戊戌變法的評價需要學生有較強的分析、理解、綜合、概括能力。這對初中學生比較困難。因此,需要教師向學生講清楚戊戌變法的性質、作用,或給學生提供思路。失敗原因中涉及對資産階級的軟弱性、脫離群衆等特點的認識,學生理解起來有困難。

戊戌政變

教師引導學生認識封建頑固勢力為什麼要反對變法,然後按照書上的材料講清政變的經過,指出戊戌政變标志着戊戌變法的失敗。書中戊戌六君子的事迹可以通過學生閱讀教材并播放教學課件中的視頻資料,讓學生認識到譚嗣同等愛國志士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惜抛頭顱、灑熱血,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最後,就戊戌變法為什麼會失敗,教師可組織學生展開讨論,然後由教師加以歸納概括。

導入新課

教師可以提問學生“公車上書”在當時起了什麼作用?在學生回答的基礎上,教師進一步指出:1897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帝國主義開始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不久,光緒帝召見康有為,頒布《定國是诏》,正式開始變法。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戊戌變法”。

教學設計示例

重點:百日維新的主要内容及其曆史意義。

難點:戊戌變法的曆史意義和失敗原因

教學思想:

本課涉及的理論知識較多,特别是重點、難點部分,初中學生理解起來有困難,教學中教師要把講述、體溫、讨論等方法結合起來,精心設問,引導學生參與教學過程,尊重學生,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自主學習的意識和關心時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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