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簡介
由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榮新江撰寫的第一部敦煌學教材，最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内容分三部分：
第一，介紹敦煌的曆史及其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敦煌藏經洞寶藏的發現和流散，各國敦煌學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第二，分類概述各類敦煌文獻及其對相關學科研究的貢獻，包括政治史、社會史、宗教史、科技史、考古和藝術史、民族史、中外關系史、語言文學等方面，兼有作者的心得。
第三是敦煌學方法論，介紹敦煌寫本外部特征、研究方法和真僞辨别。後附有參考書目和簡要注釋。本書作為北京大學敦煌學教學的基本教科書，同時也可供其他院校的同類課程選做教材。
圖書目錄
作品鑒賞
21世紀的敦煌學将别開洞天，仍能保持青春活力。敦煌學百年——海外漢學的奉獻。本書介紹了敦煌文獻新材料與新問題，敦煌的發現及其學術意義。
2000年，甘肅人民出版社曾推出一套“敦煌文化叢書”，受到學界好評和讀者歡迎。最近，甘肅教育出版社又出版“敦煌學研究叢書”。兩套書的相繼面世，使我們對開創敦煌學研究的新局面增強了信心。
“敦煌學研究叢書”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教授主編，由12部專著和論文集組成，作者多為學有成就的中青年學者。這套叢書涉及敦煌學理論、敦煌學史、敦煌史事、敦煌語言文字、敦煌俗文學、敦煌蒙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與中西交通、敦煌壁畫與樂舞、敦煌天文曆法等諸多方面，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近20年來敦煌學研究的新成果和研究動向，大體上亦顯示了中國新一代敦煌學者的整體學術水平。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對這套叢書的每一種著作進行全面、詳細的評述，而隻能就其體現的共同特點談一些粗淺的體會。
首先是敦煌學研究中的新材料、新觀點和新課題的問題。衆所周知，作為20世紀初掀起的“世界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新材料”的發現。我們的前輩學者幾乎是花了畢生的精力，來收集、整理主要是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古文獻材料，并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後，随着許多大型敦煌石窟及文獻圖錄本與錄校本的面世，獲取敦煌材料的條件大大改善，敦煌學的論著成百上千地湧現，有的學者便認為“新”材料已經不多了，整理工作也差不多了，剩下的隻是“拾遺補缺”，搞不出更多的名堂了。其實，敦煌文獻中的材料與研究者的視角、觀點以及選擇的課題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有許多大家熟知的材料，其中蘊涵着不少新意，關鍵在于發掘。
另一方面，随着過去長時間蒙着神秘面紗的俄藏敦煌寫本及英藏6981号以後寫卷的逐步刊布，令人欣喜的新材料也層出不窮。我們看榮新江的《敦煌學新論》，看陳國燦的《敦煌學史新證》，裡面就既有作者運用的新材料，也有他們在原有材料基礎上着力闡發的全新的論題與結論。
又如莫高窟壁畫圖像，已在敦煌鳴沙山麓存在數百上千年，觀賞、臨摹、研究者衆多，而40多年裡與它們朝夕相處的史葦湘先生還是不斷地從中撷取材料，提出獨到的見解。在他的《敦煌曆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中，有一篇題為《線描與造型》的文章，篇幅不長，卻精要地提出了“用線描追索造型”這個中國繪畫史上重大的論題。再如鄭汝中先生在《敦煌壁畫樂舞研究》裡對古代樂舞的研究，正是建立在他費數年之心血調查492個洞窟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之上的。
他從壁畫中找出樂器44種4000餘件、樂伎3000餘身、樂隊500餘組，而且發現了新的樂器圖形，為改寫中國古代樂器史提供了珍貴的新材料。在鄧文寬的《敦煌吐魯番天文曆法研究》中，有作者對編号為俄藏Цх.02880印本曆日小殘片的校考，作者抓住這一新材料，通過自己的努力，考定其為唐大和八年（834）具注曆，将現存雕版印刷術的實物證據提早了34年。在其他人的書中，也有不少這樣頗有創獲的例子。如果我們稍加留意，這套叢書中的新材料、新觀點與新課題俯拾皆是。我以為，這正是敦煌學的魅力之一。
其次，敦煌學學術史與學科理論的問題。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由于條件尚不成熟，研究敦煌學史與構建敦煌學學科理論，都提不上議事日程。因此，敦煌學究竟能否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成立，一直受到質疑。近幾年來，許多研究者開始關注與重視這個問題，除了對此做專題的探索外，在從事各具體課題研究的過程中也注意了學科史的線索與相關理論的闡發。例如劉進寶的《敦煌學通論》，是在作者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的《敦煌學述論》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的，除了增補新材料和近年的學術信息外，更重要的是較為自覺地突出了學術史的框架、内容與一般理論。
又如榮新江的《敦煌學新論》，其第二部分即為有關敦煌學史的專門論文，第四部分是作者以不同體裁撰寫的紀念敦煌學史上的前輩或學習他們著作的體會。這也是撰寫敦煌學史不可或缺的内容。為此，我們還要提及這套叢書中陸慶夫、王冀青主編的《中外敦煌學家評傳》一書，這是1989年版《中外著名敦煌學家評傳》的增訂本，編者特别注意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整理分析材料及評述傳主，努力複原一些人物、事件的曆史真面目。
當然，此書的不足則在于挖掘與利用新材料（尤其是曆史檔案）還不夠。我們應當承認，敦煌學學術史的研究工作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敦煌學理論也較零散，遠未達到系統、科學、成熟的地步，但我們畢竟開始邁出了重要的可喜的一步。
第三，敦煌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問題。近幾年來，不斷有學者呼籲“敦煌學要回歸各學科”。實際上，這是針對兩種傾向提出的：一種傾向，過分強調敦煌研究的獨立性、個别性，忽視與其他學科的内在聯系，使敦煌學各分支的研究與相關學科研究相脫節，結果極易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失去了比較研究的優勢；另一傾向，有的從事其他學科研究的人，輕視甚至無視（或不利用）敦煌的寶貴材料與研究成果，這就自動封閉了一條創新的途徑。
從這套叢書中，我們高興地看到敦煌學研究者正在努力克服第一種傾向，力圖将各個敦煌專題的研究置于更為廣闊的曆史文化背景之中，并使之成為各學科史的别有特色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孫修身的《敦煌與中西交通研究》，就特别強調将敦煌放在整個絲綢之路與河西文化圈的範疇來考察；鄭阿财、朱鳳玉的《敦煌蒙書研究》則注意将敦煌的童蒙讀物與整個中國古代童蒙教育融合為一體分析。
張鴻勳教授在他的《敦煌俗文學研究》的“代序”裡有幾句很中肯的話：“敦煌文學既然是一種文學現象，那她就與同時代的其他文學有密不可分的血肉聯系，了解研究敦煌文學不應當也不可能脫離那個時代總的文學發展曆史。”“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都必須将敦煌文學現象放到整體中國文學的大背景下進行宏觀觀照，才好進行對她的研究探讨。”敦煌文學如此，其他分支學科同樣如此。
鄭汝中研究員具體研究的是敦煌壁畫裡的樂舞圖像，而着眼的卻是補充與改寫中國音樂史，這在他為自己書寫的“前言”中講得非常明确。在黃征的《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中，作者雖然十分明白地提出研究敦煌語言文字是為了“填補語言學的空白”，而其研究範圍與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音韻學、詞彙學、語法學、修辭學、書體學等幾乎完全一緻，在研究方法上也一脈相承。賈應逸、祁小山的《印度到中國新疆的佛教藝術》，是這套書中唯一不标注“敦煌”的著作，書中豐富的材料與細緻的分析卻正好生動地證明了敦煌藝術與印度及我國新疆地區佛教藝術的血緣關系，我們需要大大拓寬研究敦煌藝術的視野。
作者簡介
榮新江：男，河北人，1960年生于天津。1978年入北京大學曆史系學習，1985年研究生畢業。曾走訪英、法、俄、日等海内外敦煌收藏單位，著作《于阗史叢考》、《歸義軍史研究》、《漲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鳴沙集》等。現任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研究會理事、副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唐研究》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編委、《中國學術》學術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