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曆
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曾先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曆史學、經濟學等，并以論文《論謝林思想中的矛盾》獲哲學博士學位。
1961年以《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已有中譯本）一書獲得教授資格。
1961-1964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
1964-1967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
1971-1983任德國馬格斯。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條件研究所（Max-Planck Instut zur Erforschung der Lebensbedingungen der wissenschaftlich-techneschen Welt）所長。
1983-1994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
1994年退休。
退休後仍然從事研究、著述和學術政治活動。90年代，他同弟子以及現任（2008年）德國外長、當時的黑森州環境部長菲舍爾一起組織政治俱樂部，定期舉行政治沙龍，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讨論内政外交問題，對現政府外交政策發生了直接影響。有人認為，德國提出的歐盟改革的一攬子計劃的建議就同哈貝馬斯的話語政治模式有内在的聯系。
1998年德國大選中，哈貝馬斯在關鍵深刻為社會民主黨大造輿論，提供理論支持。哈貝馬斯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理論社會學家，哲學家，在德國、歐洲、北美哲學社會學有着廣泛的影響，是已經載入各國哲學教科書和社會學理論教科書的重要思想家。他是一為多産作家，幾乎每一兩年就有重要著作問世。90年代有人曾說過，哈貝馬斯的每一本著作的出版都是哲學界的一件大事。
生平著作
1929年6月18日，哈貝馬斯出生于德國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他剛4歲。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納粹統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度過的。不過他對當時發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在清華的演講中，有人問及希特勒統治對他的影響時，他說當時在德國的所有人（無論是成年人，老人還是孩子）看來，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1945年納粹投降，看過集中營的電影後，才知道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也許正是這種對孩提時代經曆的否定決定了他思想中極為濃重的批判意識。他在以往的一次回憶中說，“這場經曆對于我們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決定了我們的思想。”哈貝馬斯一生不但對諸多先輩哲學家如黑格爾、馬克思、M·韋伯、海德格爾、阿爾多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而且與當代著名的理論家伽達默爾、福柯、德裡達、布爾迪厄等人發生過激烈的論戰。
1949年—1954年，哈貝馬斯先後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曆史學、德國文學和經濟學。期間1953年的海德格爾事件對他觸動很大。這一年，海德格爾隻字未改地發表了1935年所作的演講稿《形而上學導論》，闡述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為納粹德國進行辯解。這使他認識到哲學和政治并不是兩個彼此隔絕的領域。1955年，哈貝馬斯來到法蘭克福，進入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領導的社會研究所。正是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視引發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
1964—1971年，哈貝馬斯擔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和社會學系教授。60年代中期，哈貝馬斯發表的許多政論性文章在青年學生中産生了巨大影響。他的思想和理論成為1968年學生抗議運動的精神力量。由于對聯邦德國當時形勢的認識分歧，他同學生“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決裂。他指責學生們脫離現實、理論立場上過于教條主義，認為議會中的不民主現象隻能采取說服或者啟蒙的形式解決，而不應該借用暴力。學生運動領導人則宣稱哈貝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于這種矛盾，哈貝馬斯于1971年離開法蘭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貝格，擔任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技時代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1983年，哈貝馬斯重新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主要思想
尤爾根·哈貝馬斯繼承和發展了康德哲學，為“啟蒙”進行了辯護，稱現代性為“尚未完成的工程”，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的理論，對後現代主義思潮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哈貝馬斯在知識論上的一個主要信念就是：任何一個認識都起源于興趣。
他提出人類旨趣的三種類型：
a．“經驗─分析的科學研究”包含技術的認知旨趣；
b．“曆史－解釋學的科學研究”包含實踐的認知旨趣；
c．具有批判傾向的科學（critically oriented）的研究，包含解放的認知旨趣和與之相應也有三類知識，否認曆史一解釋知識、經驗一分析知識和技術控制旨趣的統治地位，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
為了克服動機危機和信任危機，批判理論必須重視互動過程和溝通過程，隻有通過溝通行動才有可能把人類從被統治中解放出來。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說、技術統治論和溝通行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思想曆程
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題是資産階級公共領域的曆史分析以及認識論的曆史重建。哈貝馬斯通過對實證主義和曆史主義的批判，提出了一種批判科學的概念。n
交往期（1969-1981）
哈貝馬斯從重建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的建立。n
後交往期（1982-1989）
這期間，哈貝馬斯主要緻力于對現代性範疇的曆史清理和形而上學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後現代主義和闡述一種建立在語言學轉向基礎上的“後形而上學思想”，從縱向（思想史）和橫向（形而上學批判）的角度，對交往行為理論進行元論證。n
反思期（1990-2000）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哈貝馬斯開始有意識地把交往行為理論向政治哲學和法哲學領域推進，通過對自由主義政治要領以及社群主義政治要領的批判，主張建立一種新型的話語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義來重建民主制度。n
哈貝馬斯堅持認為基礎的問題（也就是為批判理論提供可靠的、标準的根據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并且還很關心批判理論的哲學支柱的發展。這就牽涉到重新建設古典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的若幹中心命題，真理與道義的不可分割性，事實與價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
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框架結構，它能夠兼收并蓄社會科學研究中許許多多顯然是互相匹敵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識形态批判，行動理論，社會制度分析以及進化理論等等。
主要著述
哈貝馬斯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流派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豐富，迄今（2008年）有數十《公共領域的結構變化》部著作問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領域的結構變化》、《理論和實踐》、《知識和人類旨趣》、《技術和作為意識形态的科學》、《社會科學的邏輯》、《合法性危機》、《文化與批判》、《曆史唯物主義的重建》、《溝通與社會進化》、《溝通行動理論》、《真理與論證》、《包容他者》、《事實與價值》、《認識與興趣》、《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交往行為理論》、《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後形而上學思想》等。
主要貢獻
截至目前（2008年）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曆史探讨尤•哈貝馬斯：《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1962年德文版；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尤•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理論與實踐》（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會》（1968），1970年英文版；對行動理論的發展《交往的理論》，1981年德文版。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機》，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
普遍主義思想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使冷戰的國際态勢成為曆史，一場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變革也随之而來。這其中包括經濟過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場經濟的迅速擴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國的自由民主觀念為主導的價值觀在全球的擴展。美國一直是這場全球化浪潮背後的一個主導力量。然而，市場和民主的推進并非一帆風順，它們雖然順利地進入了蘇聯、東歐等國家的肌體，但在其他一些地區卻遇到了阻礙，于是，美國的決策者轉向了武裝幹涉。針對美國的全球主義外交政策，一些國際政治思想應運而生，其中包括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的普遍主義思想。
哈貝馬斯通過評述美國發動的1999年的科索沃戰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争，展現了他的普遍主義國際政治思想。哈貝馬斯對這兩次看起來相似的戰争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從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張的普遍主義的内涵。1999年3月24日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後，世界輿論嘩然。哈貝馬斯在德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上發表了《獸性與人性：一場法律與道德邊界上的戰争》一文，明确表示自己支持這場戰争。文中的基本觀點是：在二十世紀末，國際社會應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權，這是任何國家統治合法性的底線。現代國際社會在力所能及範圍内應不受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的約束，以阻止大規模人道悲劇的發生。哈貝馬斯認為，科索沃戰争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雖然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但“它的幹預是作為對一個被迫害的少數種族(以及少數宗教群體)的緊急救援而進行的”。也就是說，戰争手段雖不可取，但在事态緊急且無其他更佳選擇的情況下，它作為迫不得已的辦法可視為正當。他指出，在空襲前幾個月，科索沃大約有三十萬人受到了殘酷的殺戮、恐怖和驅趕。種種迹象表明，在南聯盟進行的是對種族的清洗，而美國和歐盟中富有政治責任的成員國有義務保護阿族人的人權不受侵犯。他認可美國幹涉的動機，否認戰争背後有任何利益的驅動；認為南聯盟嚴重地踐踏人民的人權，國際社會可以越過其國家主權進行直接幹預。
其次，他為戰争提出了第二個合法性理由，即盟軍的“空中打擊”不同于以往的戰争，“外科手術般精确的”空襲可以有效地保護平民不受傷害。然而，用這些為戰争辯護顯然不具說服力，因為戰争必然會造成人民的苦難。此外，他還擔心世界強國會以人權為借口而肆意侵犯他國内政，因此，他需要從學理上為此次戰争的正當性進行求證，并闡明他所主張的人權政治前提和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