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钱玄同出生在浙江吴兴的一个贫苦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幼年随父生长在苏州。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亲自教他学习《尔雅》和其他儒家经典。长大后，钱玄同求知若渴，但因家境贫寒，只得四处借书自学。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碰到了学识渊博的徐元钊先生（江南最大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楼主）。他改变了钱玄同一生的命运。徐元钊先生认定他是一个可塑之材，于是将他带回家，安顿在自家的藏书楼读书，还免费提供吃住。
钱玄同在清光绪未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拜见章太炎（炳麟）于《民报》社，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学音韵学。结识的许多章门弟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宣统年间归国，任浙江嘉兴中等学校国文教员。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
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人物年表
1906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读师范，曾与鲁迅同听章太炎的文字学，并结交革命志士和大批追求新思潮的青年。
1907年，加入同盟会。曾从章太炎习国学，开始致力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及《说文解字》研究。
1910年，回国后，在浙江、北京等地中学任教。
1911年的2月间，钱玄同在故乡吴兴拜访了经学大师崔适。钱玄同读了崔适所著的《史记探源》稿本，又从崔适那里借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阅读，自此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钱玄同到北京后，仍去信向崔适请教问学。这样钱玄同在经学上有了两个正式的老师，一个是章太炎，一个就是崔适。
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来，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
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钱玄同任国文部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1916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
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后又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同年，钱玄同为林玉堂（后改名林语堂）的《汉字索引制说明》作跋语。钱玄同在《跋》里，提出了按拼音字母音序编纂字典词典的方法：以注音字母附记字旁，仿英法日本字典之体制。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曾任《新青年》编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倡导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
1920年，曾化名王敬轩发表《致新青年诸君子》一文，与刘半农演双簧信，鼓欧文学革命。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他列名发起人，与周作人、胡适过从甚密。不久，取名“疑古玄同”，鼓吹尊古、信古。著有《文字学音篇》、《说文部首今读》、《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
1928年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音大辞典股主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委。
1933年，日冠侵入华北，他曾把眷属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当年他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可见他精神的痛苦。
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
1938年春，钱玄同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
1939年1月14日，钱玄同还到孔德学校处理李大钊的遗留图书《九通》，把它卖给当时的北京女师大，帮助解决李大钊的子女生活窘迫问题。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德国医院逝世。终年52岁。
思想转变
大约在1910年，钱玄同和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办《教育今语》杂志，出过六期。杂志的宗旨是给一般失学者灌输文字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国学常识，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那时章太炎等一班民族主义者主张光复旧物，钱玄同也浸渍于中国古典文献里，写起文章来，春秋笔法时出。
钱玄同原来是坚定不移要复古的。他以为清王朝既已推翻，就当恢复汉民族一切更古的古制——除了“皇帝”之外。然而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决议把政府迁到北京。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帝制。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他由“反清排满”时代的恢复以前汉民族的“古”，进而发展到反对复古，并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性格特点
在钱玄同生活的年代，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
20世纪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20世纪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倡导白话
1918年，钱玄同开始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这一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他催生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杰出的白话短篇小说，同时也唤醒了鲁迅沉睡着的文学写作热情。由于钱玄同的不断约稿和催促，才使鲁迅创作了他的《狂人日记》。如众所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胡适写作白话，时间更早一些。1917年10月，胡适把他一年来写作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给钱玄同看，并请他作序。钱玄同在给胡适的白话诗作的序中，发挥了他对白话入诗的见解，以他汉语史的学术修养，从历史的变迁里阐述“言文一致”的道理：“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代表现代中国新文学最早创作实绩的两部白话文学作品：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都与钱玄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与刘半农
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的那一方面的“响儿”，苦于一时不见，两位就商量着制造一个。于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历数新文学的坏处；刘半农则一一予以驳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双簧信”。真刘半农骂倒假“王敬轩”， 新文学乃告成立。这样事情现在看来，有些行为艺术的意思。钱玄同能假扮“王敬轩”，因为他旧学问根底太深，刘半农早先是“鸳鸯蝴蝶派”，没有学历，在北大为美国博士胡适所鄙视，遂弃教授之职到欧洲苦苦当了五年多留学生，考得一个法国博士回来，接着当他的教授。
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性情中人，写文章倒在其次，虽然都是散文大家。钱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观点，鼓励别人写作，自己很少动手，甚至授课都不写讲义，只做图表。刘半农兴趣广泛，无所不能，写诗，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考古，谈音乐，还有摄影。
两位都没有活到很大岁数，刘死时四十三岁，钱死时五十二岁。他们晚年，都曾被讥为“没落”，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位作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坚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场。另外他们都是“业余作家”各自有其专业，而且都是绝学。钱玄同集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传人于一身，是经学和小学大师；刘半农是实验语音学专家，他们不过是继续从事其学问研究而已。刘半农往绥远调查方言，为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去世，乃是以身殉职。钱玄同最后抱病为故友刘师培编辑遗著，死而后已。
与鲁迅
钱玄同鲁迅闹得很不愉快。他们既是师出同门，又一起在《新青年》上打打杀杀，临了却分道扬镳。众所周知，鲁迅写小说，是因为受一个叫金心异的人教唆，金心异就是钱玄同。那时候，鲁迅埋头古籍，整日抄古碑，是钱玄同把鲁迅从古书堆里拉了出来，促使他成为新文化的一名旗手。可是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做朋友，对鲁迅则敬而远之。
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省亲时偶遇钱玄同。这两位章门弟子，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发生争执，不欢而散，从此竟断了往来！鲁迅和钱玄同共同的朋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及此事，并转述过鲁迅的自述。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后，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也说起这事：那天，他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马隅卿（孔德校务主任）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当时钱因信奉疑古学派而常署此名。在钱玄同看来，是鲁迅给他吃了一个“闷葫芦”，之后就“自然回避了”。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还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相同，只是在小岔道上有些分歧。人各有志，钱玄同的奋斗目标，和刘半农一致，是语音方面的革命。刘半农带着大批科学仪器，从法国载誉归来，钱玄同曾非常激动，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知音。
儿子
钱玄同在古越藏书埋头苦读之时，他那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感动了徐元钊的长女徐婠贞，在父辈的撮合下，这对有情人成了眷属。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儿子。
父亲钱玄同从小教育他不要乱花钱，要养成俭朴的好习惯；要爱国，追求真理，学好知识技能，长大后去改造世界。钱玄同在家里，常向儿子钱三强灌输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情，时代是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
钱三强牢记父亲的教诲，中学时代就阅读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方略》一书，立下了研究科学、使祖国繁荣昌盛的志向。钱三强进了北大预科班。上课时，学生问答都得用英语，这对只学过法文的三强来说，困难不言而喻。在父亲的鼓励下，钱三强如愿以偿地考取清华大学，攻读物理。
1937年，钱三强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又在钱玄同鼓励三强去应考留学公费生考试中有一名镭学的名额，结果考中了。经过努力，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成归国，成了一位著名的原子能专家。
尊师与执著
1935年末，潘景郑先生为太炎先生主持国学讲习会会刊《制言》的编辑工作，并遵师嘱向钱玄同催稿。当时的钱玄同似乎颇感踌躇，这不仅因为钱氏回信所说的：“信笔涂抹之文，必不敢以入馀杭师主编之刊物也”，更因为他所潜心研究的注音字母及“新式标点”等，恰恰与章太炎先生的主张相左。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极有意思的文字：
“抑尚有欲奉商者：白话文虽为馀杭师摈斥，然新标点、新行款（即每节首行低两格等）及国际音标、罗马字母、注音符号等，是否可用？弟见《制言》已出之六期，中有蒋维乔、王纶、陈朝爵、汪辟诸君之文，已用新标点、新行款及注音符号等，似乎拙文若亦用此，或不至为馀杭师所诃乎。弟非必用此新标点及新行款，但觉用之似较醒目耳。
若师意不以为然，即不用亦可。惟注音符号及国际音标，鄙意实较旧时用反切与直音为恺切，故颇思用之（或兼用反切与直音亦可）。此事所以琐琐奉读者，缘弟夙承馀杭垂爱，教诲备至，今不愿因此末节拂长者之意。故拟请先生费神，便中探询师旨，并希示复，以便遵行。”
很难想象，这段文字出自一代文字改革的先驱之手，何等坦率，又何等恳切。钱玄同在自辟治学门径的同时不忘敬师之情的话，后一段文字则显示了他在尊师的同时不忘对学术创新的执著追求。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采用新标点之意，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丝毫的猖狂忘形。中国学术史上像钱玄同这样能自立门户又如此尊崇师道的人，并不很多。
晚节
1918年以后，钱玄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从此之后，同时又是参加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位勇士，大有希望成为一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士。但是钱玄同却在这时突然止步了，决意退回书斋，专攻语言文字研究。此后虽然成就突出，著作颇丰，却与世事隔绝，如同隐士，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大革命的爆发，不过问也不参与。至于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四·一二”大屠杀，汪精卫“七·一五”分共等反革命暴行，也都不闻不问。因此，钱玄同曾遭到鲁迅的批评，但他依然故我。
但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玄同却充分地显露出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面对凶恶侵略的日寇，毅然走出书斋，公开宣布与日本同学或日本朋友断绝来往。当1936年国难深重，华北危机时刻，他四处奔走，会同北平各个大学的教授们共同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所签订的“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不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坚决主张取缔殷汝耕、王揖唐的伪组织。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患高血压重症在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终日闭门谢客，拒绝给日伪组织干事，宁可杀头也不当汉奸。同时改钱玄同之名为钱夏，“夏”则乃炎黄之夏，是为正统，绝非“夷人”，表明他永不做日伪政权的“顺民”。 1939年1月，钱玄同在忧国之情中于北平故去，终年53岁，其高尚的民族气节，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华彩乐章。
幽默教授
三十年代的北大著名教授钱玄同，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庄谐杂出，有“幽默教授”之称。在一次音韵学课堂上，钱教授讲到“闭口音”与“开口音”，有个学生站起来请他举个例子说明二者的区别。于是这位幽默教授讲了一个简短的故事——
北京有个唱京韵大鼓的美女，她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十分引人注目。后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使她在宴会上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于是她就尽量避免不讲话，万不得已有人问话要答话时，就全用“闭口音”回答。如问：“贵姓？”答：“姓伍。”问：“多大年纪？”答：“十五。”问：“家住哪里？”答：“保安府。”问：“干什么工作？”答：“唱大鼓。”
这位女艺人把掉的牙齿补好了，再在宴席上与人交谈时，就全用“开口音”，以炫耀她的一口美牙。如问：“贵姓？”答：“姓李。”问：“多大年纪？”答：“十七。”问：“家住哪里？”答：“城西。”问：“干什么工作？”答：“唱戏。”
成就贡献
在语文改革运动中，钱玄同是冲击封建文化的一员猛将。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于1918年第4卷第1号始用白话文出版。他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193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典》由当时的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并负责最后审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读都做了细致的描述。
钱玄同积极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他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他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文学学音篇》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这种历史的观念，超越了传统音韵学有点有面而没有历史的研究方式。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观念指导下，《文学学音篇》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当时尚未正式颁布的国音字母—注音字母上。
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此外，钱玄同还著有《〈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等。其中多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分析音理，拟测古音，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在文字学方面，他著有《说文部首今读》《说文音符今读》和《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