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市场
世界上的碳交易所共有四个：
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European Un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
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UK Emissions Trading Group, ETG）
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
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 of Australia，NSW）
由于美国及澳大利亚均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所以只有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及英国排放权交易制是国际性的交易所，美澳的两个交易所只有象征性意义。截至2006年第3季，欧盟排放权交易制2006年的交易金额达188亿美元。
两种型态
根据以上的三种机制，碳交易被区分为两种型态：
配额型
（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如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交易，主要是被《京都议定书》排减的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
项目型
（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量单位”，主要是透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
三种机制
为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温室气体减量的最终目的，前述的法律架构约定了三种排减机制：
1、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2、 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
3、 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这三种都允许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国与国之间，进行减排单位的转让或获得，但具体的规则与作用有所不同。
《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规范的“清洁发展机制”针对附件一国家（开发中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之间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处的减排单位转让。旨为使非附件一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同时协助附件一国家透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获得“排放减量权证”（专用于清洁发展机制），以降低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成本。
《京都议定书》第六条规范的“联合履行”，系附件一国家之间在“监督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减排单位核证与转让或获得，所使用的减排单位为“排放减量单位”。联合履行详细规定于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规范的“排放交易”，则是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之间，进行包括“排放减量单位”、“排放减量权证”、“分配数量单位”、“清除单位”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排放交易”详细规定于第18/Cp.预计在2007年起，“排放交易”将在“国际交易日志”（各种减排单位核证的交易所）机制下进行。
产生根源
碳资产，原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它既不是商品，也没有经济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政治家们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
碳资产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100个成员国及《京都议定书》签署国。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产生了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
另一方面，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背景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没有减排约束，但中国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参与碳交易。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估计到2012年年底，这两家公司将获得5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此项目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规模每年将达到1000万吨，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
自2006年10月19日起，一场“碳风暴”在北京、成都、重庆等地刮起。掀起这场“碳风暴”的是由l5家英国碳基金公司和服务机构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求购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英国气候经济代表团。这些手握数十亿美元采购二氧化碳减排权的国际买家，所到之处均引起了众多中国工业企业的关注。
尽管我国早在2009年就已主动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至少在2020年以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绝对总量的减排。而且，我国尚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配额交易的条件，在全球减排的总趋势下，从履行承诺和控制国内减排角度，我国可以在部分省（市）进行配额碳交易的试点，明确相关行业或企业减排控制指标，但短期内建立与完善自愿碳交易市场仍然是推进国内碳交易市场建设的重点。
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特别是配额交易市场，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分阶段推进。而建立自愿碳交易市场是建立国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有益尝试，通过自愿碳交易市场的基础制度和管理办法的制定与实施，可为研究与制定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交易机制、法规政策等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从而为顺利推进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到2015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并强调要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对实现减排目标的作用。通过建立自愿碳交易市场，鼓励企业自愿参与碳减排交易，不仅可以培育与提升企业及个人减排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且可以激励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从而有助于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在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多个城市建立了多家环境能源交易所，但交易所内真正完成的自愿碳减排交易却非常少。当前达成的自愿减排交易也仅仅是一些环保意识强的买家的个别行为，很少有来自高耗能行业企业的参与。可以说，交易所大都处于“有场无市”的尴尬境地。
法律依据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又称为“地球高峰会”）上，155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此系清洁发展机制根本母法。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届缔约国会议，通过具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用10款文字“确定一种清洁发展机制”。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届缔约国会议，通过落实《京都议定书》机制的一系列决定文件，称为“马拉喀什文件”，包括：
第15/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机制的原则、性质和范围”；
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第17/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确定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方式和程序”；
第18/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的排放量贸易的方式、规则和指南”。
碳交易主要依据以上的法律文件进行。
带来弊端
碳交易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一些发达国家的CO2的排放量，并能给一些落后的国家以资助，但是谁能说这不属于一种资源掠夺。且这会限制落后国家一些工厂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排放量会被相应的挤去一部分，而且这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发达国家CO2的排放，使他们对如何减少CO2排放的研究有所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