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陵:汉文帝霸陵-中文百科频道

历史沿革

地理位置2002年，发生在美国的一次拍卖会，第一次把霸陵推到了中国考古学家面前。6件从这里被盗出境的西汉黑陶俑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及时进行了交涉。经过中国多方努力，这6件陶俑于2003年回到西安。随后，相关部门对这6件陶俑的来历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是盗墓分子从古墓盗掘的。

2016年，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陵寝介绍

霸陵陵区外景灞陵，在灞河西岸，“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

灞陵在汉长陵未央宫前殿遗址东南57里，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隅，即今灞桥区席王街办毛西村西，群众称为“凤凰嘴”。灞陵“因其山，不起坟，”地面上没有封土。在白鹿原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其中以石砌筑，坚固异常。

至于为何霸陵选址在此，据推测和汉初仍被遵循的“昭穆制度”有关。但从《史记》来看，霸陵选择依山而建，防盗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加以考虑的。霸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凿穴为玄宫的帝陵，对六朝及唐代依山为陵的建制影响极大。

霸陵因“因山为陵，不复起坟”，即依山凿挖墓室，无封土可寻。并且史料文献对霸陵的记载也很少，所以，只能根据仅有的记载来推测霸陵的具体位置和内部结构。

霸陵陵园史称“盛德园”，内建寝殿、便殿等。但目前也没有发现陵园的遗迹。据记载，霸陵在白鹿原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内部以石砌筑，并有排水系统，墓门、墓道、墓室以石片垒砌，工程十分浩大。但估计，后来排水系统被沙石堵塞，以致墓门后来被水冲开，墓室结构遭到破坏。霸陵最迟在西晋即遭盗掘，并在当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

结构特征

地处西安东郊白鹿原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部约2100米处为原国保单位霸陵所在“凤凰嘴”地点。考古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为霸陵的可能。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定名“石围界”），边长约390米，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窦皇后陵也有独立的后陵陵园）。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发现陵园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一座大陵园内，大陵园东西长约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考古调查

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在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的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发掘了封土西侧的3座外藏坑，出土了上百件带有异域装饰风格的金、银饰品，薄太后陪葬大量罕见金器有草原风格。

自2017年至今，考古人员勘探发现了江村大墓（霸陵）的“石围界”、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墙，以及建筑遗址、陶窑等，发掘了江村北陶窑遗址、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栗家村汉墓等，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在考古中，出土的一件“青铜齿轮”，更让考古人员叹为观止。该青铜齿轮表面平滑，中间为圆孔，36齿排列规整。

关于文帝

文帝介绍

刘恒（公元前200年一前157年）是高祖刘邦和薄姬的儿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立其中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后迁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丞相陈平、太尉周劝和朱虚侯、刘章等粉碎了吕氏宫廷政变，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文帝刘恒进一步废除秦代的苛刑酷法，重视农桑。减少租税，加强边防建设，有效地阻止了匈奴对中原地区的侵犯，保卫了和平环境。

汉文帝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对他政绩的充分肯定。文帝名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薄姬。

刘恒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是很幸运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吕后仅生了一个，即惠帝刘盈。在惠帝去世后，吕后为了使自己长期掌握政权，对刘邦其他的儿子们大开杀戒，吕后共害死了四个。刘邦的大儿子刘肥最后未被陷害，得以善终。吕后最后死时，刘邦的八个儿子只剩下了刘恒和刘长。

在刘邦的众子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这和他的母亲有关。母亲薄姬原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在刘邦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刘恒。但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没有升到“夫人”，所以，文帝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刘恒七岁时，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虽然地位没其他王子那样显赫，但这恰好帮文帝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幸运地活下来，后来又幸运地登上了皇位。

刘邦的旧臣陈平和周勃在吕后死后，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然后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代替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他们觉得刘弘不是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最后，他们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相反，这使他起了疑心，他的属臣们也意见不同，有的认为是一个阴谋，有的则分析说不会有假。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的意思是：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我不久要即位天王，将父亲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启延续禹的那样。占卜的人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现在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一步步小心从事，深怕又中了计，丧命黄泉路。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又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平安地继承了皇位，住进了未央宫。

文帝当政的23年间，“宫室苑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在厚葬成风的秦汉时代，文帝要求修建灞陵用砖、瓦就可以了，不要用金银装饰，不要大兴土木来修坟，这样可以节省经费，不劳民伤财。对于一位封建皇帝来说，这些都是难得的。至于《晋书索琳传》记载，三秦人盗掘汉文帝灞陵时“多获珍宝”，这可能是他死后，其臣子违其遗嘱所为。

文帝功绩

文帝即位后继续惠帝的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是他开创“文景之治”的重要原因。在即位之初，他就连续下了两道诏书，表达了自己爱护百姓、体恤民情、关心老人的意愿。管理民政的政府机关向各县发布了命令：对八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赐给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二匹，絮三斤。赐给九十岁以上老人之物，必须由县丞（县令的属官，职权仅次于县令）或者县尉（仅次于县丞）送达；其他由啬夫（乡的官吏）来送达。

一、节俭表率

文帝在历史上还是个以节俭著名的皇帝。他曾严责各地各级官员要节省，防止扰民。在公元前178年，即文帝即位的第二年，他下诏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一律送到驿站使用。文帝在位二十多年，一直这样节俭。宫殿、皇苑等都是使用以前留下来的，从来不嫌简陋。他本来想造一座供宴游的露台，但看到工匠的预算，要用“百金”，就说道：“这等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露台就不用建了。”后宫所用的衣服器物也因为文帝的监督和表率，没有任何奢侈攀比之风。

二、虚心纳谏

通过纳谏，文帝纠正了自己错判的将军魏尚一案。魏尚原是云中郡的太守，他爱护将士，多次击败匈奴，使匈奴一直不敢轻易南下。但后来因为在上交的敌人首级时比原来报告的少了六个，文帝一气之下就罢免了他的官职，还判了刑。文帝在一次和郎署长官冯唐聊天时，得知冯唐祖先是赵国人，父亲住在代郡，文帝曾经做过代王，于是二人便很投机地谈起来。自然谈到了赵国有名的将军廉颇。文帝便很高兴地说，如果他能得到向廉颇那样的将军，就不怕匈奴入侵骚扰了。冯唐听了很不以为然，很不客气地说，如果陛下能得到廉颇那样的将军，恐怕也不能很好地重用。文帝听了很生气，就问为什么。冯唐说，廉颇之所以能经常打胜仗，是因为赵王信任他。但现在将军魏尚仅仅因为上交的首级比报告的少了六个，就落得个罢官入狱的结局。所以由此知道就是得到了廉颇那样的将军也不能很好地使用。

文帝听了，转怒为喜，同一天就派使者释放了魏尚，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对于敢直言的冯唐也给予了奖赏：提升他做了车骑都尉。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和铁面无私的法官张释之之间的事。张释之以正直、敢于和文帝争辩出名，文帝让他做了廷尉，即最高司法官。一次，文帝出巡路过中渭桥，结果拉车的马被一个行人惊吓，这在当时叫做犯跸，即触犯了皇帝的行动。张释之经过审理得知，犯法的行人原来听到了行车的声音，因为来不及躲闪，就躲到了桥下边。一会儿后，他觉得车马应该走远了，就从桥下出来，结果却恰好撞上了文帝的车驾。惊慌得拔腿就跑，就这样使马受惊。张释之依照法律规定，罚金四两。文帝听说了很不高兴，嫌他判轻了，张释之据理力争：“国法应该是天子和天下百姓一起遵守，如果违背律条，轻易重判或者轻判，就会使法律失去信用。既然陛下让臣来处理，就要按照国法办事，如果我带头任意行事，那岂不是给天下的法官们起了坏作用吗？”文帝听他说的有理，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再追究了。

还有一次，祠庙中高祖刘邦塑像前边的玉环被人偷走了，盗贼抓住后文帝让张释之重重处罚。张释之则按照法律规定判处弃市，即砍头再陈尸示众，以表示被众人唾弃。文帝听了恼怒不已，说自己让他负责处罚，是想让他处以族刑，即诛杀全族的人，而张释之却只杀他一人。张释之摘下帽子跪下说：“国法没有规定盗哪个庙的东西重处，盗哪个庙的东西轻处。如果现在判此人族刑，那将来万一有小民在高祖的陵墓上抓了一捧土，陛下又要用什么国法来治罪呢？”文帝觉得张释之说的有道理，又问了一下太后的意思，便承认张释之处罚得当不再追究了。

三、重农罢兵

文帝对农业非常重视，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为了劝农耕种，文帝还亲自耕作，以作表率，后来，他还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允许以粮食换爵位，或者用粮食来赎罪。重农最典型的措施还是减轻农民的赋税，在公元前167年，即文帝十三年，文帝宣布免除了农民的租税。

为了给重农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生产，文帝采取措施解决了南粤赵陀的独立问题，消除了战争。

赵陀原是秦始皇时的南海郡的郡尉，即郡的军事属官。秦始皇平定南方的领土后，曾设置了三个郡，即南海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州市）、桂林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西桂平）和象郡（官府所在地是现在的广西崇左），在秦朝末年，赵陀趁农民战争混乱之机兼并了其他两个郡，还自立为南粤武王。西汉初期，刘邦还没有力量征讨，就采取了缓兵之计，封赵陀为南粤王，让他治理当地粤族各部。在吕后当政时，觉得南粤是蛮夷之地，就限制对南粤的贸易，如不向南粤输出铁器，卖给他们的马、牛、羊都是公的，没有母的，就是不让他们得到的牲畜自己繁殖。赵陀见吕后如此对待，就干脆独立，自称为南武帝，还攻打长沙郡。吕后派兵镇压，却被赵陀打败。赵陀的老家在真定（即现在河北石家庄市东北部，现存有赵陀墓），在听说祖先的坟墓被毁，家族兄弟被杀后，发誓要替祖先和兄弟报仇。文帝命令修好赵陀的祖先墓，又派人抚慰其家族的人。最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礼品出使南粤，告诉赵陀只要他取消帝号，就恢复他南粤王的称号，照旧管理南粤地区。赵陀最后又归顺了汉朝。

对于北面的匈奴，文帝用和亲和积极防御相结合的措施，同时将内地的人迁到边疆，充实当地的经济力量，这也为边疆的兵力补充提供了保证。文帝上述的重农和罢兵措施使汉朝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四、法制改革

在古代的刑罚种类中，有很多的肉刑，如墨刑，即用刀划面额然后涂墨，劓刑，即割掉鼻子，刖刑，即砍脚，宫刑，即破坏生殖器。其他的刑罚如连坐法，也很残忍，一人犯罪常常连累家族的人一起受罚，处死或者是没为奴隶，丧失平民身份。

文帝废除的首先是连坐法，当时叫做首孥连坐法。当时的大臣陈平和周勃开始不同意，但在文帝的坚持下，只好按照文帝的意思起草了诏书，终于将连坐法废除了。其次是对肉刑的废除，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因为次数太多，有的三百，有的五百，还是太重，经常把人打死，于是又减轻次数，最终达到了减轻刑罚的目的。

还有“诽谤妖言罪”也在文帝时废除了。对于皇帝不能随便议论，更不能有所怨恨，如果触犯，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百姓不高兴时因为常诅咒天地，这又和“天子”有了联系，百姓因此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将这些罪名予以废除，说这些罪名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在上的皇帝也就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对国家政事是很不利的，无法招贤人纳良才。

在公元前157年夏，文帝去世，终年四十五岁，谥号“孝文”，庙号为“太宗”，一般都称他为“汉文帝”。文帝葬在霸陵，在现在西安市的东边。霸陵是个朴素的陵墓，据说是瓦做的，里面也没有什么珠宝玉器，所以很完好地保存到了现在，没有像慈禧太后的陵墓没多久就落得个被孙殿英掘墓散尸骨的可怜结局。

遗言遗产

汉文帝当皇帝的时间有23年，自从中国有皇帝以来，已经算是创造皇帝在位时间的第一个长时间执政纪录了：秦始皇12年，秦二世3年，汉高祖12年，汉惠帝7年，吕后8年。到了公元前157年的农历六月份，汉文帝患上重病。尽管他只是刚满了46周岁，可他却预知到自己快不行了，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感人的遗言

遗诏的开头部分以谈论人生哲学开始：“朕听说凡是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就没有不死的。死亡这件事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实在是用不着特别哀伤。现在世间的人们，都喜欢生而讨厌死，为了厚葬不惜倾家荡产，为了服满丧服不惜伤害健康，我很是不赞同。”

遗诏的以下部分把汉文帝一贯保持的低姿态做人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况且朕既不德，对于百姓没有什么帮助；现在要死了，还要使百姓穿着丧服很长时间，违反寒暑的穿着惯例，使父子悲伤，伤害长幼的志向，减损人们的饮食，断绝对于鬼神的祭祀，那不是在加重我的不德吗？！怎么对得起天下！”

“朕获得奉祀祖先宗庙机会，以眇眇之身而高居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全托天地之灵，社稷之福，境内保持了安宁，战事很少。朕既不敏，经常害怕犯错，以至于羞辱了先帝的遗德；时间长了，又怕不能善始善终。现在终于得以天年，也得以追随高祖。这是对朕之不明的嘉奖，怎么会有什么悲哀的感觉！”

这位细心的皇帝将自己的后事布置得也是无微不至：“其令天下吏民：丧事传达后只需要服丧三日，三日后吏民都要脱去丧服。各级官府不得禁止百姓取妇、嫁女、祭祀神灵、饮酒食肉。应该从事丧事事务的，都无需穿着给父母服丧的‘斩衰’丧服（不缝衣边的丧服），绖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也不要在车辆上和兵器上蒙上白布，不要动员男女百姓到皇宫里来哭丧。宫殿里按礼应该哭丧的，每天的白天和傍晚各放声哭上十五声，行礼结束后就停止。不是在白天、傍晚固定的行礼时间的，禁止宫殿里擅自哭丧。下葬后，有关人员穿着大功（粗的熟麻布）的丧服十五日，换穿小功（较细的熟麻布）十四日，再换穿细麻布的丧服七日，就可以脱去丧服。其他没有在本法令中明确规定的事项，比照本法令施行丧事。布告天下，使臣民都明知朕的意思。霸陵（汉文帝预定的墓地）山川都要保留原样，不要更改。夫人以下直至最低的少使称号的嫔妃（按照当时的法律，皇帝的嫔妃分为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七个等级）全部放回娘家。”

汉文帝还另外命令，由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负责指挥出丧的行列；典属国（管理降顺的外族事务的大臣）徐悍为将屯将军，负责指挥附近各地驻军；他最信任的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担任安葬汉文帝的棺柩的总指挥，并给陵墓复土封存。汉文帝还明确规定，出丧动用的人力：总人力为三万一千人，其中长安附近的属县征发一万六千人，关中地区的其他县征发一万五千人。

这些丧事的细致安排，突出的都是节哀与节俭，谨慎的防止大办丧事引起民力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