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私塾是舊時私人所辦的學校，是私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私塾是東亞傳統社會的教育機構，也叫私學、民學、書館、私塾，或學堂；私塾大多由讀書人、秀才等私人開辦，由教書的人在自宅設立，入學者多系六歲至八歲孩童，由學生繳交束脩，富家門第則獨力延師授課，或由鄉井合赀開課，其教學宗旨主要是啟蒙識字，讀書内容多半與科考有關，包括四書，詩、書、易、和左傳；年齡較大者，則讀古文，習字，作詩文，修業年限視各人需要而定。
私塾通常教些人文的修養以及與科舉考試相關的學問，包括從以識字啟蒙教育為主的三字經、千字文，人文基礎以及考試必考的四書五經，生活修養方面的禮樂、以及能表現個人文學能力的詩文等等。
種類
私塾有多種：有塾師自己辦的教館、學館、村校，有地主、商人設立的家塾，還有屬于用祠堂、廟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興辦的義塾。私塾是私家學塾的簡稱，古代很少把“私”和“塾”兩個字直接連起來使用。私塾成為一個社會常用詞彙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以示與官立或公立新式學堂的區别。古人稱私塾為學塾、教館、書房、書屋、鄉塾、家塾，等等，這些字眼都帶有幾分文雅氣或親情味。私塾學生既有兒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們把私塾分成蒙館和經館兩類。蒙館的學生由兒童組成，重在識字；經館的學生以成年人為主，大多忙于舉業。根據私塾的設置情況，清末學部把私塾分為義塾、族塾、家塾和自設館。義塾帶有免費教育的性質，以出身清貧家庭的子弟作為施教對象。族塾依靠族産支撐，屬于宗族内部辦學。族塾往往設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兒童。富家大戶聘請名師宿儒在家專門教授自己的子女，這種私塾稱為家塾。自設館是塾師自行設館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過去，私塾多為蒙學程度，以自設館為最多。塾師文化水平懸殊，他們當中既有像蒲松齡、鄭闆橋那樣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源流發展
私塾産生于春秋時期，作為私學的一種。作為中國固有的民間辦學形式，私塾有悠久的曆史。人們一般都認為孔子在家鄉曲阜開辦的私學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個有名的大塾師。
追根溯源，私塾是從更早的塾發展過來的。西周時期，塾隻是鄉學中的一種形式。《學記》追述西周的學制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當時，學在官府，官師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歸的官員，負責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關于塾的記載不是出自《尚書》，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據裘錫圭先生考證，在殷墟出土的蔔辭中，有多處提到了塾。塾在蔔辭中作“孰”，兩個字旁為上下結構。不過，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兒童的場所，而是宮門側之堂。塾是怎麼得名的？清人顧震福的解釋是：“臣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隸經雜箸》甲編卷下）
先秦時期，孔子隻是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沒有被作為治國的工具使用。随着社會形勢的變化，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為一尊，變成了重要的社會統治資源。以傳遞儒家文化為己任的私塾從此在社會上站住了腳跟，雖曆經戰亂而綿延不絕。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出現推動了私塾的發展。當時，科舉考試主要是圍繞儒家經典“五經”展開的。明清科舉考試的重心向“四書”傾斜，而“四書”同樣屬于儒家經典的範圍。此外，宋明理學家注重對兒童進行倫理教育，并制訂鄉規民約，推行社會教化活動。宋明理學的興起，促成了族塾義學的興盛。曆代帝王都把教育兒童看成是家長自己的責任，對蒙學隻是略加提倡、引導而已。官府從不幹預私塾辦學，任憑私塾在民間自由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沒有中斷，長期扮演強勢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經濟基礎在古代少有變動，多種因素決定了古代私塾辦學的面貌變化不大。《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成書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們在流傳的過程中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可，成為明清兩代最常見的兒童識字用書。《論語》、《孟子》屬于經典讀物，這時，也變成蒙學教材的一部分。私塾曆來實行個别教學，塾師根據不同人的學習基礎、接受能力安排課業，體現了因材施教的原則。私塾對學生背書的要求特别高，讀書是私塾學生的主要活動。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義塾在條規中要求學生：“每日讀生書，朗讀百遍。”
對于文化的傳遞、人才的培養，私塾在古代曾經做出過貢獻，它适應了古代社會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與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現了距離，因此，私塾受到社會的質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責私塾不開設算術、曆史、地理、格緻，知識覆蓋面過窄；教材長期不變，知識老化問題嚴重。顯然，中國要想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不能不發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興學诏，鼓勵地方興學。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推行。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為興學讓路。教育發展離不開經濟基礎。中國近代工商業非常稚嫩，小農經濟無力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經費，經濟滞後制約了近代小學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前，兒童在小學的就讀率大緻為20%。另一方面，社會上還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與小學問題結合起來考慮，有人發現，轉化私塾可以作為發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長點。1906年，學部向各省轉發了江蘇士紳提供的《私塾改良會章程》，支持民間組織私塾改良會。1910年，學部頒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勵勸學所對私塾進行改良，調整私塾的課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學靠攏。20世紀前半期，受政府更叠的影響，近代私塾改良活動時斷時續。從全國範圍看，大緻出現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這幾段時間裡，地方教育行政機構加強對私塾的管理，勸導或者逼迫塾師調整辦學方式。
經館受廢科舉的直接沖擊，紛紛停閉。時間不長，社會上很少再有經館，剩下的幾乎都屬于蒙館。清末民初，義塾、族塾或者改辦小學，或者停辦。開辦家塾屬于家庭内部事務，地方政府不便過問。自設館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對象。據教育部不完全統計，1935年底，全國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經過改良的私塾稱為改良私塾，辦學介于新舊之間，是從傳統私塾向近代小學過渡的教育機構。1915年，商務印書館為改良私塾設計了一個課程表，其中有修身、國文、算術、讀經、體操、遊戲。國文、讀經采取複式教學形式，其他課則私塾學生合上。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對全市私塾進行常識抽考，發現各塾平時對于常識課都不甚注意。其實，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這樣的辦學水平上：都開國文（後改為國語）課，不少加授算術；部分采用小學教科書，但沒有完全放棄傳統蒙學教材。國文、算術需要塾師加以講解，改良私塾為此添置了黑闆、粉筆。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會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檢點的地方：對私塾辦學的特殊性缺乏考慮。私塾改良收效不大，農村的私塾還是以舊式私塾居多，鮮有改良者。每當私塾改良活動處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放松了對私塾的管理時，社會上就會冒出一批私塾來。在軍閥混戰的20年代以及抗戰期間，新開辦的私塾比較多。中國古代有私人辦學的傳統，崇尚文化知識。遇到戰亂，官學受到沖擊，私學便趁機填補官學被破壞所造成的教育真空。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體表現為私塾的反彈。
新中國成立前夕，共産黨在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學董因為土地被充公而喪失了聘請塾師的能力。同時，随着對塾師的思想改造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部分塾師感到不再适合設館謀生，便另圖他業。1949年夏秋間，江蘇省儀征縣對私塾的處理辦法有：1.分區舉行塾師甄别試驗，合格者發給設塾準許證，不合格者勸其轉業。2.組織塾師學習。3.組織少數塾師參加冬學研究會和冬學工作，成績優良的幫助轉為公辦小學教師。這一年，儀征縣有41名塾師轉業，主要是回家務農。然而，受戰争的影響，不少地方政府無暇顧及整頓私塾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有些縣還有私塾存在，多者達數百所；有些縣私塾所剩無幾，甚至已經完全消失了。教育部根據《共同綱領》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視為一種私立學校，當成了改造的對象。1949年12月，錢俊瑞副部長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示：“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一般采取保護維持、加強領導、逐步改造的方針。”（《中國教育年鑒（49—81）》）逐步改造和突擊消滅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暫時沒有被完全取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辦私立中小學：“為了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人民教育事業，以适應今後國家建設需要，本部已決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國私立中小學全部由政府接辦，改為公立。”（同上）随後，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學，有的主動關門。到了50年代後期，私塾基本上在社會上絕迹了。
1964年9月，北京一處偷偷辦學的私塾，被公安機關發現後取締。私塾的主持人當時被定性為“非法開辦私塾，宣揚封建禮教”。
改革開放後，中國傳統文化開始複蘇。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農村悄然出現了私塾。老塾師朱執中在家中重操舊業，教授鄉人讀“四書五經”。朱執中讓學生讀老書、習詩文、練書法，教學因人而異，注重背誦和體悟，這些做法都沒有超出傳統私塾的範圍。不過，朱執中不再體罰學生，比老私塾前進了一步。
近年來，伴随着“國學熱”、“讀經熱”的升溫，私塾補習班在社會上應時而生。2005年10月，張志義在蘇州開設“菊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調。塾師身穿儒士長衫，室内懸挂孔子畫像，兒童作揖打躬學習古代禮儀。張志義向學生講授《弟子規》、《三字經》、《千字文》、“四書”、《易經》、《老子》、《莊子》以及詩詞韻文，中間穿插講授古樂、書畫、茶道。張志義是一個國學愛好者，“菊齋私塾”的辦學宗旨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它與傳統私塾的精神是一緻的，盡管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教育方式
私塾乃中國古代私人所設立的教學場所。它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進程中，對于傳播祖國文化，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啟蒙兒童，使學童在讀書識理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
學時
私塾的教學時數，一般因人因時而靈活掌握，可分為兩類：“短學”與“長學”。教學時間短的稱為“短學”，一般是一至三個月不等，家長對這種私塾要求不高，隻求學生日後能識些字、能記賬、能寫對聯即可。而“長學”每年農曆正月半開館，到冬月才散館，其“長”的含義，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齡也長，二是指學生學習的時間長，學習的内容也多。
教材
中國古代通行的蒙養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以及《女兒經》《教兒經》《童蒙須知》等等，學生進一步則讀四書五經、《古文觀止》等。其教學内容以識字習字為主，還十分重視學詩作對。
教學方法
私塾的學生多六歲啟蒙。學生入學不必經過入學考試，一般隻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聖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個頭或作一個揖後，即可取得入學的資格。私塾規模一般不大，收學生多者二十餘人，少者數人。私塾對學生的入學年齡、學習内容及教學水平等，均無統一的要求和規定。至于私塾的教學原則和方法，在蒙養教育階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養教育，強調蒙童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如對蒙童的行為禮節，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視聽等都有嚴格的具體規定，為中國教育的傳統。在教學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講課時，先生正襟危坐，學生依次把書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後侍立一旁，恭聽先生圈點口哼，講畢，命學生複述。其後學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讀。凡先生規定朗讀之書，學生須一律背誦。另外，私塾中體罰盛行，遇上粗心或調皮的學生，先生經常揪學生的臉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這樣與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兩千多年前的書中，就稱之為“古之教者”，可見其年代的久遠，曆史的悠長。對現代人說來，“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況這樣很古很古的教育制度。不過雖說它那樣古老，而其壽命卻很長。由兩千多年前就稱為“古之教者”的遠古說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時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還是一直沿續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謂“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等縣學、府學、國學類似的國家教育機構，似乎隻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學習年限也頗自由，并未如遠古規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還是那遍布全國各省農村、城市、包括窮鄉僻壤的各種私塾。
從教學程度分，私塾是高低程度渾在一起的，全看教師的水平，有的教師程度很差，隻能在三家村的小書房中，教教識字課本“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論語》就困難了。這是極少數，隻能教程度極低的蒙學，稍微高些就不成。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師，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讀完《四書》、“五經”，而且會作八股文的，如前舉《儒林外史》第二回周進的例子，他在縣裡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經”、《四書》爛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錯了。可是時運不濟，所謂“文章雖好難入考官眼”，連個秀才也考不上，隻能到鄉間去作“孩子王”，但這樣的老師他教的幅度就比較大了，從啟蒙教育，教教識字課“三、百、千”小書，一直教完《四書》、“五經”，教會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狀元。
教育方法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比如同時十來個學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讀不同種類的書，比如三個讀啟蒙讀物、《三字經》、《千字文》這類書的，兩個讀《論語》的，兩個讀《孟子》的，三個讀《詩經》的，兩個讀《左傳》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老師的教導下、一個房間中共同高聲朗讀。同時同讀一種書的學生，教師也可以按他們不同的智慧，不同的記憶力，理解力分别讀不同數量、不同進度的内容。一般都以“句數”計算，即每天老師大體規定讀多少句生書。當時讀的書，都是沒有标點的。老師教學生讀生書時，用朱紅毛筆點一短句，領讀一遍，學生讀一遍，到一完整句時，畫一圈。如《論語》開頭“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老師在“子曰”邊點一小點，領讀“子曰”，學生也跟“子曰”，然後點讀“學而時習之”，然後圈讀“不亦悅乎”，學生均跟着照讀。這就是老師教學生讀書，也就是所謂句、逗之學。一般人如此讀書，皇子也如此讀書。福格《聽雨叢談》記“尚書房”，“皇子沖齡入學讀書，與師傅共席向坐。師傅讀一句，皇子照讀一句，如此返複上口後，再讀百遍，又與前四日生書共讀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謂之熟書約隔五日一複，周而複始，不有間斷。”可見皇子和民間讀書情況是一緻的。
意義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除秦朝曾短暫停廢外，2000餘年延綿不衰，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它與官學相輔相承，并駕齊驅，共同為傳遞中華傳統文化，培養人才，勤苦耕耘，不懈奮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私塾是中國傳統教育的重要組織形式之一。新中國成立後,私塾基本退出曆史舞台。但無可否認,私塾在曆史上有着極其重要的地位,其對于中華文化的形成及傳承發揮過較大的作用，對于今天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促進教學方法改革和全面實施素質教育，仍然具有現代價值。
古代私塾的教育是以自學為主教學為輔的，特别重視學習主動性的培養，是一種自主性的學習，老師隻起指導作用，不同于現行的“灌輸”式教育。以德為先，品德教育被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這與當下學校教育過多做來上課，平時要花大量的時間為生存而工作。不像現在的大中小學生，幾乎都是脫産教育，學到的很多知識，根本與現實不挂邊。
教學的靈活性和個性化。不同的私塾先生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安排都是不一樣的，比較個性化，沒有固定不變的教學模式，教學的靈活性也有助于學生的自主學習。教育的低成本，老師選擇的多樣性。一般是就近學習，學生跟随本村本鄉的私塾先生學習，還可以幾家合請一個先生來家裡教學，學費相對于現在比較低。對于不喜歡的先生可以馬上不跟他求學另請高明，不想現在的學校裡的課程安排，學生幾乎沒有發言權，學校怎麼安排課程和老師，學生就得聽從，學校教育成了一種教育壟斷，别無選擇。教師得通過口碑建立威望。沒有我們現在學校裡的職稱評定制度，老師的好壞水平高低在學生們的口碑裡，不是上級來認定的，教師向學生和家長負責而不是向教育部門的領導們負責。
而私塾教育是一種相當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隻要有個房子，有個桌子，再有個學究就可以開辦。農村的私塾教育功能當然首先是把個别的農村孩子教成讀書人，或者說是主要的功能則是教衆多的農家子弟認識幾個字。除此以外，私塾還存在着另一種功能，即與傳統農村的生活狀況緊密相連的。我們都說，傳統的農村是一個禮俗社會，禮俗既是農村日常活動，也是農村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但是，無論是婚喪嫁娶的各種禮儀，還是年節慶典的各色風俗活動，都離不開知書達禮的讀書人參與其間，既要主持喊禮，又要從事各種文字事務。顯然，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都要靠私塾這種舊教育，在學校是學不到的。從表面上看，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對生活并沒有特别緊要的關系，實際則不然，農村人不僅日常調解和叙事話語要依賴它，而且鄉村組織的活動，農村人的風俗行為沒了它也無法正常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