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争議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4篇，戰國時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開塞》、《劃策》等十數篇，或先綜合後分析，或先分析後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
關于《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頻有争論。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僞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另一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除史志的編着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着與其他法家遺着的合編，此書非作于一人，也非寫于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确着有此書。
《韓非子-内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緻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商君書》正好有《開塞》、《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着作，基本都在《商君書》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着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産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産的精華，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惠王對公叔痤囑托不以為然，也就沒有照做了。公孫鞅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欲收複秦之失地，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商鞅三見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種君主之策。隻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贊許，并成為秦國強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曆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複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準備。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内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複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昂将軍，魏割河西之地與秦，将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镬烹之刑。尤其是軍功爵制度，造成秦國貴族多怨。秦國公族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于鄙”、“不貪商、于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讨之，殺鞅于鄭國黾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于彤，滅商君之族。
書籍篇章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
班固注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書》之名，又稱《商子》，《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5卷。現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無文，第21篇有錄無文，實存24篇。舊題商鞅撰。據後人考證，多為商鞅之後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四庫全書總目》)。
《商君書》有嚴萬裡校本，近人朱師轍撰有《商君書解诂定本》，王時潤撰有《商君書集解》。未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隻有篇目而無内容，加上《群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隻有24篇半。
先秦法治理論的宣言
戰國末年，秦國所以能統一六國，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這個曆史功績不能不歸功于商鞅在秦國進行的兩次革新變法。商鞅變法的指導思想是什麼，政策措施是什麼，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書》中，《商君書》是記載商鞅思想言論的資料彙編，又稱《商君》、《商子》。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5卷。
末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今本《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隻有篇目而無内容，加上《群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隻有24篇半。
關于《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頻有争論。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僞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雲眉、顧實、劉汝霖等。另一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于一人，也非寫于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們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确著有此書。
《韓非子·内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緻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書》中。但此書在後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書》側重記載了法家革新變法、重農重戰、重刑少賞、排斥儒術等言論，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變法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争論變法的問題。
針對秦孝公怕變更法度、改革禮制受天下人非議的想法，商鞅說："行動遲疑就不會有名，做事猶豫就不會成功。我勸君王還是趕快下決心變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評議論。法度是愛護人民的，禮制是利于國事的。所以聖人治國，隻要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法度；隻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舊的禮制。"針對甘龍"因襲人民的舊禮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麼事就能成功。依據舊法度治理國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說法，商鞅說："這都是俗人的言論。
夏、商、周三代的禮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業；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業。所以聰明的人創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賢人改革禮制，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我們不能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針對杜摯"效法古人就沒有錯誤，遵守舊禮就沒有奸邪"的說法，商鞅說："古代的政教不同，我們效法哪個古人？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制？禮制、法度要随着時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實際的需要。所以我說，治理人民，并非一個方法；為國家謀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成為商鞅倡導變法的名言。《開塞》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論證了戰國末年隻能實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國道路。"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于時，修今則塞于勢"。從而說明隻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
其次是重農重戰思想，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書》中有關重農重戰的論述最多。如《農戰》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善為國者，倉廪雖滿，不偷于農。""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靳令》說："農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朝廷讓人民拿剩餘的糧食捐取官爵，農民就會賣力耕作。《算地》說："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勝敵而革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緻也。"國家富強的功效就在農戰兩項。
《去強》說："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墾令》篇還提出了20種督促人民耕墾土地的辦法。如國家按統一标準征收地稅，農民負擔的地稅就公平了，國君講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農民就會積極耕種土地。可見。重農重戰。是法家治國的根本大計。
就三是重刑少賞的思想。加重刑罰，輕微獎賞（有時也說厚賞）、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錯法》篇說："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勞，賞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則民競于功。為國而能使其盡力以竟以功，則兵必強矣。"《去強》篇說："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加重刑罰，減輕賞賜，就是君上愛護人民，人民就肯為君上死。加重賞賜，減輕刑罰，就是君上不愛護人民，人民就不肯為君上而死。《去強》又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改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也就是說，用刑罰來免除刑罰，國家就治；用刑罰來招緻刑罰，國家就亂。《開塞》說："治國刑多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可見法家是重刑而輕賞的。
對如何執行刑罰時，法家主張要統一刑罰。《賞刑》說："所以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将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于後，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後，不為虧法。"這就是說，執行刑賞對誰都一樣。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對儒術。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壹言》篇說："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謂"末"就是指的商業和手工業。《農戰》篇說："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豪傑務學《詩》、《書》，随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可見，法家對儒家的儒術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産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産的精華，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名句
1.疑行無成，疑事無功。
2.法者，所以愛民也。
3.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4.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
5.固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6.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7.法者，國之權衡也。
自治觀
在中國語文中，“自治”二字作為一個固定詞組連用，蓋始自《商君書》，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詞，凡三見。曰：“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敢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曰：“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願悫而各自治也。”又曰：“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從字面的意思看，《商君書》中的“自治”，是指民衆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學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視“法”的功能，他們強調整個社會應在法制的控制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這個前提下，民衆做好自己份内的職事則可，此即為“自治”。但是，在《商君書》特定的語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制框架下的“自治”，實際上是法制框架下的無條件順從；第二，從中可能體察出民衆自由和權利的缺失。筆者不揣淺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于方家。
一
《商君書》中，“壹”，是被反複讨論的命題。其提出“壹”的概念，要求整個社會的思想和行動高度一緻，立意将整個社會控制在來自上方的專制的權力之下。《賞刑篇》曰：“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又曰：“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言篇》雲：“聖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于壹而已矣。”是為其證。
“壹”，有兩方面的意思。首先是思想的統一，再者就是政令的統一。理論言談統一于上，不得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必導緻盲目服從于君主，《戰法篇》即曰：“凡戰法必本于政勝，則其民不争；不争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又曰：“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思想的高度統一，正是為維護君主的權威服務的。《靳令篇》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亂。”《弱民篇》曰：“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守一則治。”《農戰篇》曰：“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民不偷淫則多力，多力則國強。”又曰：“能壹民于戰者，民勇；不能壹民以戰者，民不勇。”《壹言篇》曰：“治國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
在這種強調上下一緻的思路下，必然形成專制、威權的政治結構。《算地篇》曰：“主操名利之柄，而能緻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修權篇》曰：“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于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算地篇》曰：“立官貴爵以稱之，論勞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壹言篇》又雲：“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所以，君主所有的舉措，都是為加強自身權力而考慮；而百姓的興作，也不得不依違于其間。《君臣篇》曰：“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遊宦，可令學問……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
君主大權獨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來控制政治及社會的一切，令百姓官吏富貴之途皆出君主之手，正如《去強篇》所言“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三官無虱，國強；而無虱久者，必王”。如此，則民衆之自由及運命完全操于君主之手，像《慎法篇》所雲“民倍主儉而向私交，則君弱而臣強”這樣的現象，是絕對禁止出現的。
在君主獨大、社會完全一體化的情況之下，必然出現一個結果，那就是民衆自由與權利的嚴重缺失。
首先，沒有思想的自由。《商君書》反對詩書，反對言談，反對私教，禁除遊學，甚至提出“燔詩書”的主張，對民衆進行思想控制，目的就是厲行愚民政策。《說民篇》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辯慧，亂之贊也。”由此看，《商君書》認為思想、學術、文化不利于富國強兵，甚或導緻亡國。究其原因，是因為《商君書》認為，民衆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會對政策産生質疑，如此則會損害君主的權威和尊嚴，破壞統一的政治格局。因此，《農戰篇》雲：“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則國力搏。國力搏者強，國好言談者削。”
其次，沒有生産的自由。《商君書》提出“利出一孔”。這個唯一的孔道，就是“農戰”。除此之處的商業、娛樂等事項，盡在禁除之列。《農戰篇》曰：“聖人之治國，作壹抟之于農而已矣”。《農戰篇》曰：“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于農。”《農戰篇》雲：“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畜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其例不勝枚舉。
沒有思想能力的民衆個體，隻能把自己交由君主，個人服從整體，下服從于上，在整個社會中，再也找不到單獨的鮮活的個體。而且，在社會組織上，還為此思想創制了相當的制度措施。《史記·商君列傳》雲：“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從制度上把所有個體民衆組織進整個政治統治體系，凡事皆賴于聽命于上層之官吏的舉辦，民衆的自由，隻留下附首聽命了。
二
由上所述，《商君書》所談的“自治”，并沒有凸顯民衆的自由和權利。事實上，《商君書》在富國強兵和穩定的口号下，進一步壓制了民衆對自由和權利的訴求。
在《商君書》裡，君主作為一個明主、作為一個聖人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實現“富國強兵”。《商君書》内所談論的所有問題，基本上都是圍繞這個“富國強兵”這一個核心來展開的，其中論及“強國、國強、國富、強兵、兵強、無敵”的字眼貫穿始終。事實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國變法，也正是為了此目的。《更法篇》曰：“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是為其證。
視實力為立國之本、實現國家的強大是《商君書》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則。《慎法篇》曰：“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農戰篇》曰：“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畫策篇》也說：“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史記·商君列傳》雲：“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君主以戰得強兵，民衆以戰獲軍功，在整個社會言戰的氣氛之下，秦國社會組織、思想意識及行政政策均準軍事化，最終形成一個厚具有濃軍事意味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絕對服從和嚴格等級成為主要特征。
維持穩定也是《商君書》中的主旨之一。《弱民篇》曰：“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農戰篇》雲：“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抟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壹言篇》曰：“治國能抟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抟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抟，抟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抟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農也。”
同時，在《商君書》中，還有轉嫁國内危機于外國之策劃。《靳令篇》曰：“國貧而務戰，毒輸于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去強篇》曰：“國強而不戰，毒輸于内，禮樂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于敵國，無禮樂虱官，必強。舉勞任功曰強，虱官生必削。”把一切鬥争的矛頭指向于外，從而保證國内局勢的穩定。《史記·商君列傳》雲秦人“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又雲秦人“勇于公戰，怯于私鬥”，可見在法令及政策上是有相關的規定的。
富國強兵與政治社會穩定相互表裡，富國強兵，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前提。而關鍵在于，社會及政治的穩定，不會打破當前的政治格局和社會階層關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損害社會的整體利益，既得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就可得以保全。穩定主張的提出，就具有尊重當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由上述看，民衆仍然是政治統治的工具。為了能使民衆成為馴服的統治工具，《商君書》反複重申法制、以法治國的原則。
在《商君書》中，“法”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可重視的因素。《畫策篇》曰：“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又曰：“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錯法篇》曰：“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慎法篇》曰：“法任而國治矣。”
為了厲行法制，法令必須掌控在君主所能控制的法官系統之内。《君臣篇》曰：“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聽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靳令篇》曰：“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不以善言害法。”執法是法制的重要環節。《慎法篇》雲：“劫以刑，驅以賞。”執法的精神要充分體現在刑賞上。民之情，皆懼死，是以《商君書》重刑賞。民怯，則以刑驅之，《去強篇》雲：“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又輕罪重處，“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有功，則重賞，《錯法篇》雲：“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于功，則兵必強矣”；“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随之，無私德也，故教化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着而兵強矣”。違法則重刑，曰“以刑去刑”，甚至“刑于将過”。
法及刑、賞作為其實現政治統治的措施，而非“自治”下的民主手段，《商君書》所言“自治”與民衆的自由與權利無涉，由此更加明了。
三
綜上所述，《商君書》所言“自治”，不是關切與培育民衆的政治權利與民生發展，說到底，而是為了“弱民”，讓民衆服貼地做政治威權的奴隸。《說民篇》雲：“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畫策篇》雲：“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因為，“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在這樣的前提下，正如《弱民篇》所雲，君主須“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所惡者，一是窮，二是刑，所以方法就是驅民以農戰，陷民以法網，教民以愚樸，由此，可以探知《商君書》的基本的政治傾向，那就是，其所主張的政治，不是民本的政治，而是君主的政治，民衆隻是不過政治統治的對象而已。君主利用民衆，也隻是蒐集民力，以為己用。作為工具的民衆，是不會也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權利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君主對民衆采取何樣的措施，都是被允許的。
《商君書》雖言“尚公”的觀念，但此“公”非《禮記·禮運篇》所雲“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公”，也非《呂氏春秋·尚公篇》所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之“公”。《禮記·禮運篇》、《呂氏春秋·尚公篇》中的“公”的思想，是強調“天下”之意，突破了為君主一人之私的狹隘觀念，是對君主專權的否定，是以天下、國家、民族立意的，有一種博大的民衆利益關懷。而《商君書》中的“公”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君主本位，不是政府、民族本位，更絕非人民本位。其“尚公”的政治理念是集體利益口号下的“君利”中心說，是對民衆利益以及個人正當權益的壓迫，是把個體民衆作為政治統治工具的理論依據。
因此，《商君書》中“自治”的思想，不能作為民衆自己治理自己理論的張本。正如筆者在拙文《<商君書>中的“公”觀念與整體主義政治觀》中提出的，《商君書》提倡的是一種集體主義，其将民衆個體所屬的社會組織作為一個完全的整體，并将這個整體賦予共同的立場和利益，加強民衆對整體的歸屬和依賴，使他們戮力同心維護整體的利益。但同時，它在強調整體益的基礎上，崇貴重君，以君主為該整體的利益代表，視民衆為政治統治工具。民衆沒有個體的權利和自由，必須服從于統一的意志，服從所屬集體的整體利益要求。因為這個整體社會組織的意志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專權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組織政權同樣也不可避免，秦代政治制度由此而創設，其行政集權、君主專制的色彩自然難以消除。這樣，“自治”非但沒有推演出非威權的政治體制，反而使民衆成為威權體制下服服帖帖的政治奴隸。所以，《商君書》中的“自治”觀念，并沒有體現出多少現代意義，更不能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建構的思想資源和制度資源。
主要版本
《漢書-藝文志》着錄《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書》之名，又稱《商子》，《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着錄《商君書》，或着錄《商子》，皆曰5卷。現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無文，第21篇有錄無文，實存24篇。舊題商鞅撰。據後人考證，多為商鞅之後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四庫全書總目》)。
《商君書》有嚴萬裡校本，近人朱師轍撰有《商君書解诂定本》，王時潤撰有《商君書集解》。未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今本《商君書》共有26篇，其中兩篇隻有篇目而無内容，加上《群書治要》卷36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隻有24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