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轶事
平步青雲
自隋朝開科考試至晚清的1200年間，狀元難計其數。然而， 中國的曆史卻不是在學術考試中獲取高功名的狀元們書寫的。在狀元們紛紛被曆史的煙塵掩埋的時候，有限的幾位狀元，卻為後代留下了顯赫的曆史功績。作出千古傳頌《正氣歌》的文天祥，在宋理宗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考中狀元時年僅21歲。其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被主考官譽為“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而另一個彪炳史冊的狀元則要數翁同龢了。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心存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後為同治帝師。自此，翁氏家族進入鼎盛時期，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 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 。既然41%的清朝狀元都來自江蘇等吳地，翁家的興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鹹、同、光四朝， 翁氏兩代累任高官。當鹹豐六年（ 1856年） 翁同龢以27 歲中一甲一名進士後，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病逝後，光緒繼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慶宮，為光緒師傅。
從教授光緒啟蒙識字到被撤職回鄉，翁同龢與皇帝之間以師生關系相處長達24年。僅憑這層關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發揮重大作用。甲午戰争至戊戌變法時期，翁同龢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銮等官僚士紳形成了與後黨抗衡的帝黨集團，進一步加強了在政壇中的地位。
事實也是如此。舉凡翁同龢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卷入甲午戰争洪流；支持盛宣懷等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戶部撥100萬兩“生息官款”存于中國通商銀行，實際上也成為開辦伊始的中國通商銀行的最初營運資金；再就是舉薦康梁等維新人才，親自草拟《明定國是诏》。
楊乃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錯案之首（四大冤案為：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楊月樓案、張文祥刺馬案、淮安奇案）。此案發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馀杭縣楊乃武案發生，懦弱無知的葛畢氏（死者葛品連之妻，即小白菜）被百般威逼欺哄，誣楊乃武（與小白菜相識的舉人）為奸夫，楊乃武“被屈打成招”定為“謀夫奪婦”之罪。此案經杭州知府、浙江巡撫、刑部侍郎三審具結，草率奏報，使楊乃武、葛畢氏枉坐重罪。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本案第五審開始（晚清死刑案審判是五審終審制）。這時，楊乃武的姐姐葉楊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訪申冤。于是此案發回浙江再審。審訊中，楊乃武、小白菜均推翻原有供詞，所以沒能審結。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紳士汪樹屏等以“複審疑獄有官員間相袒護的事實”聯名向都察院控訴。于是皇帝和太後開始關注此案。此時，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負責重大案件的審辦，他細閱全部案卷，發現供詞與訴狀的疑點和漏洞甚多。在詢閱了楊乃武姐姐的呈詞和浙江紳士的聯名控訴，走訪了浙江籍的京官，聽取了刑部經辦人員的各種意見之後，經過認真研究，訊問犯人，調查證人，重新檢驗屍骨，終于查清葛品連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辦理此案的大小官員以及做僞證的證人全部受到懲治。《清史稿》記載此事時說：“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連獄，巡撫楊昌浚、侍郎胡瑞瀾褫職，知府以下論罪有差。申谕各省理刑，期情真罪當，毋輕率。”
此案可謂晚清中國獄訟、法制體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職責、為平民平反的職業精神，也可謂一代帝師應有的風範。
選拔人才
翁同龢中狀元後，被授為修撰，在翰林院供職，參加庶吉士學習。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正在參加庶吉士學習的翁同龢被鹹豐皇帝破格任命為副考官，奉命典試陝西，正考官則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蔭。這對翁同龢來說，是一種殊榮。可并沒有引起他多大的熱情，因不久前他的愛妻湯孟淑不幸病逝，此時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聖命不可違，且按規定考官必須準時到達考點，容不得半點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極力克制自己，打點行裝，辭别親友，同潘祖蔭一同踏上了西去陝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隸出發，取道山西，經近一個月的車馬勞頓，到達陝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試開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個考場，要求極為嚴格。
由于氣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當天就病倒了，寒熱發作，徹夜難眠。但他為報皇恩，強忍病痛，堅持支撐着批閱薦卷，直到三場試作閱畢。
發榜時有人告發，獲第三名的考生張批績所答試卷為抄襲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監臨核準後奏請，将張除名。對張之所為，翁同龢極為憤慨，本想嚴加訓斥，後得知張已60有馀，大自己兩旬還多，隻好作罷。事後，翁同龢曾大發感慨，認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處，同時對名落孫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陝西典試結束，即将回任的考官們欣賞翁同龢的書法，紛紛請他題字留念。此時雖翁同龢病體尚未痊愈，但他不負衆望，揮毫潑墨，來者不拒，一寫就是幾日，緻使病情加重，經多方調養，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時，一道聖旨飛傳西安，翁同龢被任命為陝西學政，視察陝西全省各府、縣考試童生及生員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帶病上任，足迹遍布800裡川，經過兩個多月的勞累，至鹹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視學完畢。鑒于病魔纏身，他便上書奏請開缺。
鹹豐九年（1859年）一月，皇上恩準翁同龢開缺，返京調養。二月，翁同龢從陝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後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為鄉試正考官，典試山西。這以後，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屢次充任考官，所以門生故舊遍布朝野，為清王朝選拔了大批人才。
備受信賴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四日，"垂簾聽政"的慈安、慈禧兩太後谕令翁同龢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書倭仁、翰林院編修李鴻藻、實錄館協修徐桐負責教育年僅10歲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師，這是朝廷對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賴，翁同龢非常高興，向兩太後表示，一定竭盡全力，輔導皇上，報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進宮授讀。天剛剛廉亮，翁同龢就來到弘德殿候駕，倭仁、徐桐也随後來到。待同治帝駕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禮，同治帝喊了一聲"師傅"，随後君臣趨步進入書房。同治帝坐兩面東，師傅們坐東面西，一天的授讀正式開始。
這一天首先授讀的是倭仁和徐桐，講授的是《尚書》和《孟子》的有關章節。膳後，翁同龢接着講授，他講的是《帝鑒圖說》。此書内容更深，但圖文并茂。翁同龢針對同治帝年幼的特點，深入淺出，使同治帝聽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學問，翁同龢第一次授讀成功。
翁同龢講完《帝鑒圖說》後，又給同治帝講授了《聖祖庭訓格言》、《國（清）朝開國方略》、《經史語錄》、《毛詩》、《孝經》等課程，并指導同治帝學詩作論。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學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學成否，直接關系到清朝的興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讀格外認真。每天寅時（早晨四點左右）入值，申時（下午五點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幾乎日日如此，有時甚至帶病進講。有時為弄清一個問題，查找一本書，跑遍北京大小書鋪。為使皇帝能學會作詩，他專門編輯了《唐詩選讀》，親自抄呈，交同治帝帶回宮中閱讀。同治帝閱讀古文有困難，他便将常用文言虛詞集錄成冊，附上例文注釋，供同治帝閱讀。因筆不合手同治帝書法不佳，翁同龢親自到筆店買了兩支上等筆送給同治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極為講究。當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時，就停止授課，讓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勞；當同治帝表示作論太難、提議不妨先由師傅作幾段時，翁同龢便如此照辦。翁同龢不但在授讀上下功夫，而且對妨礙同治帝學習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後所為，他也敢直言勸阻。所以，翁同龢的講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後的好評，稱贊他"講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間，還奉命去養心殿為兩宮皇太後進講《治平寶鑒》一書的有關章節。對翁同龢來講，給垂簾聽政、掌握實權的兩宮皇太後進講比給年幼無知的同治帝進講更為榮耀，但一旦出錯，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職為民，身敗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給兩宮皇太後進講的前夜，他将要進講的内容溫習再三，幾乎一夜沒睡。他第一次進講的題目是《宋孝宗與大臣陳俊卿論唐太宗能受忠言》。在進講中，翁同龢反複闡述了君主虛懷納谏、禮賢下士與國家利益的關系，講得不僅儀節規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語言流利、剖析精當，兩宮皇太後及在場王公大臣無不感到滿意。此後，他還給兩宮皇太後進講了關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個專題。在進講這些專題時，他将曆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并借兩太後的提問，根據個人所見所聞，如實陳述，大膽批評當朝弊政，并相應提出改正意見，其中許多意見後來被采納。他如此敢于直言進谏，這在當朝上大夫中是極少見的。
同治十年（1871年），正當翁同龢為進講再作努力之時，其母許氏病逝，翁同龢上奏獲準回籍治喪，離開弘德殿上書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治喪期滿才回京複職，再次入值弘德殿，擔任同治帝師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間，由于他聰明能幹、備受皇帝和太後信賴，所以屢受榮譽。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閱看文宗實錄，按例隻有親王、大學士才有資格閱看前朝皇帝實錄。在仕途上，由譽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講，再擢為國子監祭酒，進而提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親政後，推恩賞給他一品頂戴，真可謂一帆風順，步步登高。
得到重用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一日，兩宮皇太後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擔任毓慶宮行走，充任剛剛即位、年僅四歲的光緒皇帝的師傅。
翁同龢接旨後，喜憂并舉。喜的是兩宮皇太後一再重用自己，再為帝師。憂的是要将一個年僅僅四歲的孩童塑造成一代聖主，責任重大。他考慮再三，一再推辭，但終未獲準，且西太後慈禧溫谕再三，要他"盡心竭力，濟此艱難"，翁同龢隻好勉力從之。
光緒二年（1876年）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緒帝進講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緒帝寫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個字。接着，又教光緒帝朗誦了"帝"、"德"二字。最後，進講了《帝鑒圖說》的首篇《三皇五帝》。從這一天起直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毓慶宮書房被撤，翁同龢擔任光緒帝師傅達20多年之久。20多年中，翁同龢盡心盡力，循循善誘光緒帝，彼此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讀的前兩年，主要是教光緒帝認字、讀生書、背熟書。翁同龢規定生書每天讀20遍，熟書每天讀50遍。當時課文雖短，但由于光緒帝年幼不谙世事，且體弱多病，常常讀到一半就不再讀了。師傅催促，權作耳旁之風。每每見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時不免和風細雨申斥幾句，光緒帝則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開口讀書。翁同龢見硬的不行便來軟的，慢慢左勸右勸，但光緒帝軟硬不吃，翁同龢隻好面奏兩宮皇太後，西太後聽後極為不滿，決定用不準多吃食物來嚴加懲罰。翁同龢則于心不忍，又生一計，何不去求助于光緒帝的生父醇親王奕環。奕環來到書房，先是厲聲訓斥，接着良言相勸。對父親的一威一震，光緒帝多少有所顧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認為長此以往總不是個辦法，遂與其他師傅商定，相對減少讀書遍數，每讀完一遍由師傅當着光緒帝的面記下，讀完為止。采用此法後光緒帝好了一陣，但時間一長，舊病複發，且與師傅們辯論，認為讀書不在遍數多少，應以是否熟練為标準。但對于"熟練"的标準，師生認識不一，彼此争論不休。師傅們一計不成又使一計，規定：如光緒帝不讀完規定的遍數，便請他在位子上久坐不準動。可一個四、五歲的孩童哪能坐得住，為此光緒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計，見光緒如此鬧騰，便宣布取消，事情才歸平息。
光緒二年（1876年）至光緒四年（1878年）毓慶宮書房是半天上課，随着光緒帝年齡的增長，自光緒四年（1878年）改為全天上課，要讀的書越來越多，本來畏懼的光緒帝越來越畏難。翁同龢見光緒帝年已漸大，不督促他讀好書會贻誤光緒帝終生，禍及整個大清王朝，便與其他師傅商定采用罰讀法，少讀一遍罰加兩遍。此法采用之初，光緒帝以閉口不讀相對抗，接着便大聲哭叫，對此翁同龢和其他師傅們全然不顧，并将光緒帝所作所為記錄下來，上奏西太後。有一次，光緒帝一怒之下離開書房，罷學回宮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師傅們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後慈禧。後經西太後慈禧良言相勸，再加上師傅們承認自己的行為偏激，光緒帝才答應回書房。這樣，一場轟動皇宮的裡學風波才歸平息。
經過光緒帝罷學這場風波，翁同龢和師傅們得出教訓，認為罰讀法也并非一個勸學的好辦法。于是，經翁同龢提議，師傅們決定改用表揚法，每讀完一遍表揚一番，從正面進行教育。表揚法采用後，光緒帝感到心情非常舒暢，學習的積極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學風，學業不斷長進。
翁同龢不但在學業上是光緒帝的良師，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緒帝的益友。光緒帝從小體弱多病，膽子小，每逢雨天電閃雷鳴之時特别害怕。每當此時，翁同龢總是将光緒帝抱在懷中，安慰他不必懼怕；光緒帝從小離開父母進宮，由太監服侍，太監們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詐，當得不到滿足時，便怠慢光緒帝。翁同龢得知後，有時當面訓斥不規太監，有時上奏兩太後責罰。為此，光緒帝視翁同龢為知己，有什麼喜悅都願意與翁同龢述談。
年複一年，至光緒七年（1881年）光緒帝已是11歲的英俊少年，開始明事知禮。此時，西方列強的侵略已開始從沿海地區向中國内地深入，中國面臨着危機。因此，翁同龢決定加強對光緒帝的教育，在保留《四書》、《五經》等20多門有關封建倫理道德課程的同時，又增設了有關中外史地、洋務運動和早期改良主義者着作方面的課程。
翁同龢在給光緒帝講授新增設的課程時，結合當時發生的重大政治、軍事、外交事件，積極引導光緒帝思考現實問題，從而将毓慶宮書房與整個社會聯系起來。光緒帝聽了這些新增設的課程後，感到受益非淺。這對他在政治上成熟較早，特别是後來發動維新變法運動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翁同龢除在學業上教授光緒帝外，還注意對光緒帝加強道德修養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給光緒帝進講時，就給光緒帝講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後長達22年之久的授讀過程中，翁同龢時常規勸光緒帝在言行舉止、待人接物方面應莊重大方，不要迂腐。
經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誨，光緒帝随着年齡的增加，變得越來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樣的一代聖主，因此讀書非常勤奮，每天黎明前就進書房讀書，一年四季，幾乎天天如此。每到春節放假時，他仍堅持到書房讀書。為滿足自己的學習欲望，他常常向師傅們索取新書，所讀書的範圍越來越大，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親政前總共讀了八、九十種書。這些知識為他親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光緒十五年（1889年）光緒帝親政後，翁同龢同往常一樣仍到毓慶宮書房給光緒帝授課。為滿足光緒帝對西學的探求，他還繼續不斷向光緒帝呈送有關西學的着作，并且常在書房同光緒帝讨論時政。這一切引起了西太後慈禧和帝黨官僚的疑忌。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西太後慈禧下令裁撤光緒帝的毓慶宮書房。至此，翁同龢結束了長達22年之久的毓慶宮教授生涯。
兩任軍機
光緒八年（1882年）十月，廷命翁同龢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軍機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軍機大臣，主要參與了兩項重大政治活動。一是參與處理雲南軍費報銷舞弊案；二是參與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緒五年（1879年），雲南巡撫杜瑞聯就雲南非法軍費報銷一事，派崔尊彜和潘英章二人攜巨款赴京打通關節。崔、潘二人進京後在軍機處、戶部四處活動，最後以向軍機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戶部經辦司員、書吏行賄8萬兩為條件，了結此項報銷。
軍機處是清代自雍正以後的最高決策機構。翁同龢兩參軍機，第一次是光緒八年(1882)十一月至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正值中法戰争時期。第二次是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正值中日甲午戰争與戊戌變法時期。他參與了對法、對日主戰的決策。在對侵略者的态度問題上，他與主和派進行了堅決的鬥争，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也證明正是他的失誤導緻甲午戰争的慘敗，翁同龢不考慮當時的兩家實力就知道打，而沒有作戰計劃〕
甲午戰争慘敗直接引發的戊戌變法，對中國近代社會政治來說是一次空前深刻的變革。翁同龢順應曆史發展潮流，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等進步人士，被康有為譽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他力主變法維新，為門生天子光緒帝拟定并頒發了戊戌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定國是诏》，揭開了百日維新的序幕。由于觸犯了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的利益，翁同龢為此被開缺回籍。“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後馀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龢革職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七十老人以清廷重臣、一品大員的顯赫地位，為國家、民族存亡，難能可貴地站到了時代的前列，因而名垂青史。
書畫成就
翁同龢工詩，間作畫，尤以書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傳》稱贊翁同龢書法“自成一家，尤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類鈔》謂：“叔平相國書法不拘一格，為幹嘉以後一人……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翁方綱）、南園（錢沣）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劉墉)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禅悅 ，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楊守敬《學書迩言》對這位雄視晚清書壇的巨擘稱許：“松禅學顔平原（顔真卿），老蒼之至，無一雅筆。同治、光緒間推為第一，洵不誣也。”譚鐘麟對翁字推崇備至：“本朝諸名家，直突平原（顔真卿）之上，與宋四家馳騁者，南園（錢沣）、道州（何紹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譚延闿、澤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廬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從習歐、楮、柳、趙，書法崇尚瘦勁；中年轉學顔體，取其渾厚，又兼學蘇轼、米芾，書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見精神。他博采衆長，對唐代顔真卿和北魏碑版潛心揣摩，參以己意，并吸收劉墉、錢沣、何紹基等人之長，将趙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暢溶入其中。他深得顔真卿書法之精髓，寫出具有自己個性的書法藝術作品，從而形成了翁字的獨特書風，成為晚清頗具影響的書法家。
個人愛好
翁同龢在京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書，居官朝中時常去琉璃廠訪書，陸續購進許多好書。其中有乾隆進士、嘉慶帝師彭元瑞的知聖道齋藏書，怡親王死後流散出府的樂善堂舊藏，其中不乏極其珍貴的海内孤本。所藏南宋《松桂堂帖》，為明末睢陽袁樞（袁可立子）、袁賦谌父子家藏精品，得以流傳至今。隻可惜翁同龢在考證睢陽袁氏舊藏南宋《松桂堂帖》時，跋語中竟因資料匮乏無考睢陽袁氏而将袁伯應（袁可立子袁樞）和袁賦谌（袁可立次孫）誤斷“其為一人無疑也”的千古學術錯誤。清朝末年，時值戰亂，公私藏書多有散出，現存翁氏藏書的主要部分，都為此時購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學界認為“學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善本，以國内标準論應屬國寶級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國國家圖書館在内的國内外圖書館所無的珍籍”。翁同龢富藏書；詩文簡煉凝重；書法縱橫跌宕，力透紙背，有顔真卿風骨。
家世代富藏書，稱清末民初中國著名藏書家之一，他寓居京師時，左圖右史，典籍充棟。藏書室有“一經堂”、“韻齋”，在家鄉祖居有“寶瓠齋”，自己築有“瓶廬”。戊戌變法失敗後，革職歸裡，典籍碑帖，悉留于京師舊居，家藏抄本多，其收藏的宋元刊本數百種，且珍秘罕見。如宋版孤本《集韻》、《會昌一品詩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施顧注蘇詩》、《長短經》、《愣嚴經》等，世無二本。去世後，藏書中的精品包括《翁同龢日記》和《自定年譜》手稿悉歸翁之廉珍藏，秘不示人。藏書由侄孫翁弢夫續管。弢夫去世後，子翁之熹珍藏遺書又數十年。解放後，北京圖書館趙萬裡研究員勸翁之熹将藏書歸公，翁之熹慨然答應。翁氏藏書，遂盡歸于北京圖書館。藏書印有“叔平所得金石文字”、“松禅”、“松禅居士”、“翁同龢觀”、“常熟翁同龢藏本”、“虞山攬秀堂翁氏藏書”等。拓曉堂着有《翁同龢鑒藏大系略稿》對其藏書事迹有記載。
附錄；翁同龢名聯
文章真處性情見；談笑深時風雨來。
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