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甯鐵騎

關甯鐵騎

明末騎兵部隊
明末有三大軍,分别是袁崇煥、祖大壽——關甯鐵騎,孫傳庭——秦兵,還有盧象升——天雄軍。其中最為出名的就是袁崇煥組建的關甯鐵騎。關甯鐵騎是明末組建的一支兵力并不多、但戰鬥力相當強的騎兵部隊,是明末最精銳的部隊,能與後金的八旗軍正面交鋒。“關”是指山海關,“甯”指甯遠,山海關、甯遠、錦州等遼土是大明抵禦後金的重要防線,[1]
    中文名:關甯鐵騎 外文名: 别名: 時代:明末清初 兵種:步騎 戰績:甯錦之戰、己巳之變、大淩河之戰

簡介

史料記載

關甯鐵騎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精銳部隊,是曆代騎兵中的強悍軍隊之一。關甯鐵騎與三國曹魏的騎兵方隊;漢武帝的重裝騎兵;唐太宗李世民的”玄皂騎兵”;嶽飛的“背嵬軍”,共同記載于曆史典籍。明朝的多種書籍中記載了關甯鐵騎的作戰曆程;《明季北略》中明文提到,三桂手下有“關甯鐵騎”數千,皆敢戰,建州為之懼。關甯鐵騎全部使用當時最先進之三眼神铳,極為強悍。這種武器全身帶刺,即可遠戰,也可近戰當狼牙棒使。天啟七年(1627年),崇祯帝即位,袁崇煥被二次啟用,督師薊遼。關甯鐵騎其實是祖大壽最先創建的,蒙古難民逃到遼東時,他收編了其中的精銳,然後加以訓練,一直當親兵用。直到袁崇煥到了遼東,才開始重新整編,所謂”以遼人守遼土”。

史籍求證

翻閱的史籍中,吳偉業在清順治九年成書的《綏寇紀略》中明文使用“關甯鐵騎”這四個字。但是依據當時的輿論傾向,“關甯鐵騎”不大可能是指袁崇煥訓練的騎兵,而有可能是戚繼光抗倭之兵中的一個分支。袁崇煥當時有“投敵叛國”之嫌,直到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人根據《清太宗實錄》編寫《明史》時,乾隆下诏為袁崇煥翻案,而這時已經是150年後了。而《綏寇紀略》成書于順治九年,此外《太宗實錄》六十八卷,吳偉業本人沒有參與《太宗實錄》的編纂,不可能有機會提前知道内幕,所以他本人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為袁家軍歌功頌德。

根據《綏寇紀略》明确指出所謂“關甯鐵騎”指的就是祖大壽的家将入關所帶的軍隊。祖寬(胡人,見明史)是祖大壽的家仆,祖大樂是祖大壽的堂弟。此兩人攜家将部隊入關清繳農民軍,記載如下:

二将悟,揖而去,徐驅至龍山之毂熟集,遇大樂,與賊戰大勝,追來,二将以其屬逢迎急擊,賊号呼走曰:何處來此鐵帽子軍,六家大寇,漏刃破膽,竟全開、歸焉。-------------二将乃大樂手下,因擅自行動被攆走,路遇某官,被勸說回營。偶感興趣的是,賊稱二将所領人馬為“鐵帽子軍”。

《明通鑒》中曾記載:祖大樂之兵強于祖寬,其人稍恭謹。兩家所部,皆緣邊鐵騎,又養曳落河(胡語為壯士。另外還是一種軍中養父子關系,即被主帥認為養子)為摧鋒,虓阚而狠戾,二将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方過河,噪而逸。其在大樂軍者一千二百,飲食嗜欲不與中土同,非可以法令使也。往者官軍多秦人,臨陣以鄉舊相勞苦,抛生口,棄車重即縱之去。邊兵不通語言,交手即殺,然所過焚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見賊竄,淹旬不可定,自以為客将,無持久心。

《綏寇紀略》中有“雖關甯鐵騎至,無能為也。”這樣一句話,到了《明通鑒》中,變成了“雖官軍至,無能為也。”其動機值得商榷。

根據《明季北略》明确記載祖大壽組織家丁,形成一支善戰的部隊。《明季北略》明确給出了關甯鐵騎的定義:“鐵騎者,山北近河北、山西、遼陽人,俱控弦習戰之士。”可見家丁中的來路是比較複雜的,多是弓騎的戰士。同時《明季北略》裡說吳三桂也有一支”關甯鐵騎“。考慮祖大壽與吳三桂的關系(祖大壽是吳三桂的舅舅,吳三桂之父吳襄是祖大壽的部下),這是同一支部隊。談遷的《國槯》參考了《綏寇紀略》等書,這裡談遷稱之為”關遼鐵騎“,同樣指出是漢人組成。

《明史》中介紹遼東将領尤世威中,也有這麼一段:“七年命偕甯遠總兵官吳襄馳援宣府。坐擁兵不進,褫職論戍。未行,會流賊躏河南,诏世威充為事官,與副将張外嘉統關門鐵騎五千往剿。”與《綏寇紀略》《明季北略》,經查詢史料确定,此為楊嗣昌崇祯四年任山永巡撫時在山海關所編練的關門鐵騎營。與傳聞中的關甯鐵騎無關。

所謂鐵騎,不外乎兩種解釋:1、披挂鐵甲的戰馬的騎兵,2、借指精銳的騎兵。因祖大壽和吳三桂的兵屬于關甯軍,才稱其為“關甯鐵騎”。這與傳聞中的鐵血軍團沒什麼關系,可證傳聞為假。

而關甯鐵騎也并非為孫承宗所編練,根據熹宗實錄,天啟六年袁崇煥上書遼鎮軍編制,依然沿用孫承宗所額定的編制,并沒有關甯鐵騎。到天啟七年,戶部尚書郭允厚疏言:"關門内外兵馬自樞輔裁定,而後連匠役雜兵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一員名在内共一十萬七千三員名馬騾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頭。”又一次證明關甯軍依然是孫承宗所定編制。

根據《明檔》記載,崇祯元年三月前後,有約十萬衆蒙古部落歸順明廷,被時任遼撫安置在錦州附近,遼鎮将領即從中招募大批精壯善戰之夷人充做家丁,時錦州總兵祖大壽更直接将部分蒙古人整編為降夷左右營,以蒙古部落首領為将,成為了祖大壽直屬指揮的一直精銳軍隊,人數約三千人左右。

關甯鐵騎也并非袁崇煥所編練,袁崇煥被任命薊遼督師是崇祯元年四月,七月入都見皇帝,後面一直忙着平兵變,策劃殺毛文龍,然後就是己巳之變被捕下獄。短短一年多時間并未來得及對關甯軍做出變動。梁啟超《袁崇煥傳》與金庸所着《袁崇煥評傳》也均無關甯鐵騎的記載。

袁崇煥下獄後,祖大壽成為了遼軍方面的軍事首腦,任遼鎮總兵官。從此,以祖大壽為首的以降夷為主要戰力的祖家軍跨上了主導明代遼東十數年的曆史舞台。随着崇祯八年,祖家軍的将領祖寬、祖大樂帶以降夷家丁為主的部隊入關剿匪,祖家軍的善戰之名即在關内傳開,至崇祯九年,有人開始以“關甯鐵騎”稱呼祖大壽所領的以家丁為主力的祖家軍。

吳三桂其父為吳襄,與祖大壽是姻親關系,也屬于祖大壽軍事家族内的一員。當祖大壽于松錦之戰投降于皇太極後,吳三桂即成為祖家軍在明朝遼軍方面的代表。其麾下三千家丁也成為其所依賴的重要戰力。

綜上,曆史上真實的關甯鐵騎實為祖大壽為首,以家丁為主要戰鬥力的一隻家族化的軍隊。因大淩河之戰與松錦之戰,祖氏家族大部降清,這隻軍隊也得以為清廷所用,成為了漢八旗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甯遼軍中的蒙古兵

明朝在開國伊始,即收編大量蒙古人入軍東征西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庚戍之變,蒙古俺答部兵臨北京城下,據說當時增援北京的明軍,有的竟辮發搶劫,“患甚于虜”。

這些辮發搶劫的人就是明軍中的蒙古人。明末,後金在遼東稱雄,明軍更是收編大量蒙古人入軍,以對付後金。而後金亦對蒙古諸部采取招撫的政策,聯合與之掠奪明境。這就造成了明與後金交戰時,雙方的軍隊中均有大量蒙古人的事實。一位明軍軍官是這樣評價明軍中的蒙古人的:“我收養夷丁(指蒙古人),謂其善于攻戰,可以禦虜故也。孰知臨陣不肯砍殺,反與奴(指後金人)講夷語日:我本夷人,爾莫傷我,我無害爾,某處是南兵(指明軍),使奴酋隻向南兵攻擊,夷兵徑遁。”

後金首次入關,亦有大量蒙古兵跟随作戰。例如後金軍在北京廣渠門、德勝門與明軍作戰,均出動了蒙古兵。反觀袁崇煥坐鎮遼東時也對蒙古諸部進行過招撫。有史籍記載崇祯二年己巳之亂時,袁崇煥率“蒙古壯丁萬餘騎”回援。可以肯定,在廣渠門與後金對峙的袁崇煥部有大量的蒙古人。此外,在德勝門外防禦的明軍滿桂部亦有蒙古人(滿桂就是蒙古人)。也就是說,在北京之戰中,雙方的軍隊均有蒙古人參戰。而上述的蒙古人在臨陣對敵時,很可能會像以往那樣用夷語交流,互通聲氣以求自保。北京城上的守軍“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遊戲者”,當然義憤填赝,甚至作出了過激的行動——明京師守軍曾用火炮攻擊城外的甯錦援兵;而滿桂軍在德勝門戰鬥時,“城上發大炮,誤傷桂兵幾盡,桂創卧關将軍廟中。”

盡管明軍在保衛北京之戰中,不排除出現了個别臨陣動搖的蒙古人,但袁崇煥仍然在廣渠門之戰中挫敗了敵軍。後金汗皇太極在廣渠門之戰後懲罰了參戰的蒙古紮魯特及喀爾喀部落首領,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曆史沿革

明末,在練兵的問題上,袁崇煥力主“以遼人守遼土”。袁崇煥将這些客兵歸納為“南(江南〕兵脆弱”。說到最後,還是民風剽悍,有切身利害關系,而且多善騎馬的遼人最适于守遼土。因此,孫承宗與袁崇煥在歸附的十餘萬遼民(流民,一般與後金有深仇大恨)中精選身體強壯者,充實各軍,同時大力栽培祖大壽等一大批遼将。借着甯遠大捷後明軍士氣有所回升,開始敢于與後金軍騎兵作戰的機會,袁崇煥苦練出了一支兵力并不很大,但戰鬥力相當強的騎兵。這支部隊後來被人們稱作 “關甯鐵騎”,是明末最精銳的部隊,能與清的八旗軍正面交鋒(明末三大軍:關甯鐵騎——孫承宗,袁崇煥;秦兵——孫傳庭;天雄軍——盧象升)北京之戰的硝煙剛剛散盡,崇祯皇帝讓士兵用大筐把袁崇煥吊進北京城,随即以通敵的罪名将袁崇煥下了大獄。北京城外的關甯鐵騎帶着一身的血迹返回關外。清軍先是在盧溝橋殲滅明軍7000餘人,又在永定門外擊潰滿桂等人率領的40000餘人,全殲山海關援軍4000人。

此時北京城外的明軍全軍複沒,已無再戰之兵。崇祯想起了關甯鐵騎。但祖大壽此時接到調令卻按兵不動。崇祯無奈,便讓在獄中的袁崇煥寫信給祖大壽,祖大壽這才帶着關甯鐵騎再次入關勤王。皇太極得知關甯鐵騎出兵入關,立即撤兵,留下了由堂兄阿敏指揮的重兵守衛遵化、永平、灤州、遷安四城。可是,令皇太極極為吃驚與震怒的是,他前腳回到盛京,阿敏後腳就跟着回來了——自此開始,在數日之内将阿敏軍全部擊潰,盡複關内四城,史稱“遵永大捷”。關甯鐵騎如此善戰,而且連皇帝的命令都敢不聽,隻聽袁崇煥的,這讓崇祯更加不安。“遵永大捷”後,北京警報解除,崇祯立刻下令将袁崇煥淩遲處死。同時将關甯鐵騎一分為三,一部分歸祖大壽指揮,一部分歸吳三桂指揮,還有一部分被調進關内,鎮壓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不久,祖大壽率領的關甯鐵騎在與皇太極的作戰中全軍複滅,隻剩下吳三桂所部碩果僅存。

一戰成名

明天啟七年5月,皇太極領着百戰精兵來到甯遠城下,在甯遠外圍紮下九座大營,形成了對甯遠的包圍之勢。剛剛登基不久的皇太極面對甯遠城,心情很是複雜。當年,父親努爾哈赤就是在這甯遠城下,被炮火轟成重傷,不治而亡。所以,皇太極這次有備而來,就是要打下甯遠,為努爾哈赤報仇雪恨!三聲号炮響起,數萬八旗騎兵如同決堤的洪水一般,直向甯遠城下沖去。戰鼓咚咚,馬刀閃閃,喊聲震天。

明軍還是延續以往的戰法,在城上用大炮轟擊。一排又一排的八旗兵在炮火中倒下去,人仰馬翻,血肉橫飛。皇太極面無表情,堅定地一揮手,八旗軍冒着炮火繼續沖擊。為了這場勝利,他已經研究過明軍的戰法,他知道,隻要沖過這片開闊地,一旦進入炮火的死角,就是八旗軍的天下了。

然而,随後發生的事情把皇太極吓愣了,也讓八旗軍的将領們驚呆了。大炮仍在城上轟擊,炮火硝煙中卻殺出一支幾萬人的馬隊,馬上士兵手持三眼鐵铳,離八旗軍百八十米就開始射擊,鉛彈如狂風般向八旗軍掃來。八旗軍還沒等明白過來,明軍已經沖到近前,把三眼鐵铳調過來,掄起如鐵錘似的槍把便向清兵頭上砸來。一場短兵相接的大混戰,從早晨一直持續到了中午,八旗軍的屍體鋪滿了曠野,甯遠城外血流成河。眼見着傷亡越來越大,皇太極隻好下令撤軍。戰後,皇太極才知道,這支兇猛異常的部隊就是袁崇煥新組建的關甯鐵騎。

九千鐵騎守北京

有了這支鐵騎駐守在甯遠,八旗軍再也沒敢進犯。崇祯二年秋,皇太極避開關甯鐵騎,率軍繞道蒙古草原,于10月26日突破喜峰口入塞。毫無準備而且剛剛才因為欠饷鬧過兵變的明軍在如狼似虎的八旗軍沖擊下,頃刻間土崩瓦解。30日,清軍合圍了北京的最後一道門戶遵化。

袁崇煥得知後大驚失色,要是皇太極攻進北京城,北宋徽欽二帝被金軍掠走的那一幕可就重演了!時間緊迫,袁崇煥再次想到了手中的關甯鐵騎。命令離北京最近的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帶領4000輕騎立刻出發,急援遵化;自己親率九千鐵騎随後跟進。然而,出乎袁崇煥意料的是,趙率教領軍趕到之前,遵化已經陷落,趙軍于城外幾十裡處中伏,全軍殉國,趙率教英勇戰死!随後跟進的袁崇煥得知兇訊後,下令,人不下鞍,馬不停蹄,全軍轉向薊州,一定要把清軍攔截在薊州。九千關甯鐵騎趕到薊州時,狡猾的皇太極卻已帶領軍隊繞開薊州向通州進發。通州離北京隻有四十裡,是京師的門戶,容不得半點閃失。袁崇煥又率領鐵騎來到通州,剛剛駐紮下,得知八旗軍已開往北京城。就這樣,袁崇煥率關甯鐵騎,追着八旗軍的屁股,在京畿之地疲于奔命。待趕到北京城下時,已是人困馬乏,有的戰士累得連刀都拿不起來了。

皇太極要的就是這樣的結果,他采取拖兵之計,先把關甯鐵騎累垮,然後再在北京城下,當着明朝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全殲關甯鐵騎。

清晨,關甯鐵騎與八旗軍在北京城下拉開陣勢,這決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鬥。一邊是皇太極親自指揮的數萬八旗大軍,兵精糧足;另一邊,則是袁崇煥和他的疲憊之師關甯鐵騎,人數隻有九千!

袁崇煥深知此戰關系到明朝的存亡,他的戰前動員很簡單,也很有煽動性:“我們的身後是什麼? ”士兵回答:“是北京,是皇帝!”袁崇煥說:“還有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兄弟姐妹,如果不想讓他們落到鞑子兵手裡,成為他們的奴隸,我們應該怎麼辦? ”士兵揮動手中的刀槍大聲喊:“殺死他們,殺死他們!”喊聲如雷,聲震原野。

此時,皇太極正在調兵遣将,他認為,關甯鐵騎不過萬人,肯定采取守勢。他準備調集全部人馬,以泰山壓頂之勢,一舉沖垮關甯鐵騎,拿下北京城。卻沒有想到,袁崇煥竟然乘他們調動之時,率軍突然發起沖擊。九千騎兵一人一支三眼铳,密集的彈雨猛烈地向還沒做好準備的八旗軍掃去。清兵猝不及防,隊伍馬上被沖得七零八落。經過四個時辰的激戰,八旗軍終于支撐不住開始退卻。皇太極再一次敗在關甯鐵騎手下。九千關甯鐵騎打敗了數萬的八旗軍,完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大明王朝因此而延續十多年。

沒落

關甯鐵騎在吳三桂的反動統治下,幫助清軍占領了北京。後來在吳三桂的帶領下徹底擊敗農民軍,随後又協助吳三桂反清,一度幾近将清朝推翻,康熙喪失了50萬軍隊。随着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被平息,曾經威名赫赫的關甯鐵騎終于在炮火硝煙中歸于沉寂。

由于關甯鐵騎歸袁崇煥指揮過,所以明朝對這支部隊的記載隻是輕描淡寫。清朝立國之後,由于關甯鐵騎曾是八旗軍的死敵,且最後又助纣為虐,參與吳三桂的反叛,所以,清朝的記載也是能貶則貶。這種“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境遇,使關甯鐵騎在後人的眼中,印象一直模糊不清。

關甯騎兵是明朝統治者學習先進軍事産業的一次嘗試。話說天啟年間,兵部尚書王在晉主持遼東戰事,當時正值廣甯大敗,遼東官軍已是全線崩潰,各個膽寒。王在晉勘察前線之後,認為朝廷邊軍已不堪再戰,縱然僥幸收複廣甯,也無力堅守。而且國家财力疲敝,根本無法與建奴長久對峙,于是主張盡數放棄遼東、遼西,以長城為邊境,重修山海關作為最後防線,隻以水師騷擾建奴腹地,如此便可大大減少軍費開銷,所需工程費用總共亦不過一百萬兩銀子。

但當朝諸公皆以為,王在晉不謀劃恢複遼東失地,反而還要再丢棄遼西,實在怯懦無用,于是将其罷免,改由帝師孫承宗督師遼東。孫承宗倒是一心想要打回遼陽和沈陽,收複遼東,但朝廷官軍在野戰之中實在打不過後金,便想出一條堡壘計,在山海關外大興土木,不斷往東修堡壘。建奴來了,軍民就縮進堡壘堅守,建奴退去,就再往前繼續修新的堡壘,一邊挺進一邊施工,最後把堡壘修到沈陽為止。

此策如果用在永樂、嘉靖年間,國家财計充裕之時,或許倒也可行。然而自從天啟年間以來,天下災荒頻繁,賦稅難以征齊,戶部銀庫早已入不敷出。孫承宗為了推行堡壘戰術,在遼西集結十餘萬大軍,還要修堡壘、鑄火炮、囤積糧秣,卻依然無力主動出擊,反而每逢野戰必敗,未能收複一寸失地,不能遣散大軍休養生息,軍費開銷自然也降不下來,還白白送給了後金大筆的糧草、兵器、馬匹和饷銀。而且每一次女真兵來襲,摧毀沿途各堡壘之後,官軍還得再一次重修,于是朝廷又要拿出一大筆的工程開銷。

結果,朝廷在遼西關甯軍身上每年花費的軍饷,居然高達五六百萬兩白銀之多,而之前朝廷戶部的歲入,也不過每年四百萬兩上下,戶部很快就開始哭爹叫娘。孫閣老看看似乎不行,于是又想要自力更生,在遼西屯田,但遼西之地能夠收獲的糧秣賦稅,折合白銀隻有十五萬兩。而且在關外屯田的話,如果關甯軍無法在野戰之中擊敗建奴,沒辦法阻止敵軍劫掠,那麼你這些屯田裡的莊稼就等于是為女真人種的。

這般入不敷出之下,朝廷不得不一再加征遼饷,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可是依然無法彌補這個無底洞。由于在遼東要修築這麼多堡壘,工程用度太大,朝廷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于是西北各鎮的糧饷長期欠發,導緻山陝邊軍嘩變,西北流寇橫行之勢遂不可遏止。而中原、山東也是不堪重負,民變蜂起。無論大淩河之戰勝負如何,隻要孫承宗靡費巨萬的堡壘計不改,以朝廷财力之窘迫,遲早要被活活拖垮。

舉一個更加顯着的類似例子來說吧,自從大明遷都北京以來,北京的糧食供應,就仰賴于大運河上的漕運。但問題是,一條運河從南到北,從地方到中樞,從漕丁運兵到戶部尚書、内閣大佬,不知道多少人在這上面分肥,每年按規定從江南往北京運糧八百萬石,沿途各種莫名其妙的耗費卻近三千萬石,還有那修繕運河、維護水閘的花銷,當真是每年都要把潑天一般的金銀掏出去,壓得江南百姓喘不過氣來。

于是,江南的有識之士就在心想,既然漕運從南到北幾千裡,漕船、漕丁、沿途官府、各種規費盤剝層層剝皮,開支怎麼也節省不下去,而且都得攤在江南人的頭上。那麼為何不釜底抽薪,索性不走運河,改走海路呢?要知道,海船的運量遠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遠快于人力拉纖的漕運,如果能改漕運為海運,那麼運輸成本和沿途耗費肯定會大大減少,江南百姓的負擔也就會大大減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所以,自從戚繼光平定倭寇,海疆恢複平靜之後,就不斷有人在朝堂上提議将漕運改為海運,減輕整個江南的負擔。但這一切倡議最終都是石沉大海——上千裡的運河漕運,近百萬人牽扯其中,每年有幾千萬石糧食可供分潤,就是幾千萬兩的銀子。面對如此巨大而穩定的收益,有誰願意去改變?又有誰敢觸碰?

哪怕江南的東林黨掌控了明末朝政,但他們背後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紳富商集團,而不是江南的小民農戶,漕運對江南百姓盤剝吸血得再狠,對于擅長偷稅漏稅的他們也影響不大,自然沒有什麼改變的動力。

結果從明朝一直拖到清朝,哪怕蒸汽輪船和鐵路火車都出現了,因為牽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漕運依然還是老樣子不變。最後到了二十世紀初,因為大運河北段實在是淤塞得根本不能行船,而剛剛鬧過庚子義和團之亂、簽署辛醜條約賠了列強四萬萬五千萬兩白銀的清廷,又無論如何也拿不出治河經費了,隻得不顧一衆官吏們的幽怨眼神,毅然廢止了漕運——丢了飯碗的漕幫從此變成了青幫,有的改行去闖蕩上海灘,有的去投靠孫中山成了革命黨。在日後的辛亥革命之中,這些下崗纖夫還對推翻清王朝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同理,孫承宗閣老的堡壘戰術,不僅每年花費五百萬兩銀子,全國賦稅投進去都不夠,而且一旦真打起來,攻也攻不動,守也守不住。所謂的甯遠大捷和甯錦大捷,不過是全部二十多座堡壘,被後金軍掃蕩得隻剩最多四五座,大量的錢糧物資和人員都被擄走資敵,隻是有幾座特别堅固的堡壘沒有被攻破而已。

而為了守住這幾座堡壘,還有巴掌大小的一塊地皮,代價卻是四海騷然、中原大亂,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邊軍斷饷絕糧、紛紛嘩變,無數流寇橫行陝西、山西、甘肅、河南各省,攪得全國動蕩不甯。隻要稍微比較一下得失,就該明白明末的朝廷國力,已經根本支撐不起這種堡壘戰術了。既然這種堡壘戰術如此糟糕,既浪費錢又沒成效,還有巨大的後遺症,為何明廷還硬是要抓着不放呢?因為它跟漕運一樣,有一個最大的好處,那就是方便大家伸手貪污!

顯而易見,花費巨資搞那麼多個根本守不住的工程,對于有關部門來說,真是太适合貪污工程款了——敵人來襲,堡壘陷落,然後被劫掠和拆毀,在造成大量的财産損失和人員傷亡之餘,也會将有關人員全部貪污工程款的痕迹給毀滅得幹幹淨淨。所以,隻要堡壘修到哪裡,貪污就延伸到哪裡。那些黑心官兒把堡壘修成豆腐渣工程還是輕的,直接在賬單上瞎編一些不存在的據點,專門用來向朝廷騙錢也是常事!反正等到女真兵一來,就是玉石俱焚,一片廢墟哪怕朝廷事後想要派人來查賬,也無處可查……除此之外,朝廷花名冊上的十幾萬關甯軍,分散在二十幾處堡壘裡,互相無法支援,女真軍一旦來掃蕩,明軍自然是兵敗如山倒,死亡潰散無算,一場敗仗下來,所有吃空額的痕迹也被消除得幹幹淨淨,真應了王在晉的那句話:“食糧則有,臨敵則無!”

于是,孫承宗在遼西建立的堡壘群,不但成為了女真人定期組隊刷怪、爆出糧草軍械的固定補給站,還成了遼西将門每年敲詐朝廷的聚寶盆。更要命的是,遼西将門也是官場老油子,很懂得法不責衆和抱團發财的道理,于是就跟漕運一樣,自從遼西堡壘群開工之後,從内閣六部到地方大員,不知道多少人都從這裡面沾手分肥——朝廷的财政收入幾乎都在這裡了,凡是有點能耐的家夥,都會想辦法從這裡撈錢啊!

結果,大明帝國每年砸鍋賣鐵地往遼西投入五六百萬兩銀子,為此搜刮得天下百姓群起而造反,結果卻是養肥了從中樞文官到遼西将門的一大幫吸血鬼、吞金獸,還把遼西将門給養成了不受朝廷控制的藩鎮,隻肯大把地拿糧饷,不願意好好打仗,捎帶着讓女真人搶走大量錢糧和物資,變得一日比一日強壯。

所以,盡管遼西堡壘群把朝廷财政拖得基本崩潰,但從内閣重臣、朝廷六部到參與遼西堡壘群建設的各方勢力,當然還有作為直接當事人的遼西将門,都不願意改用王在晉的方略,撤回山海關節省開支,讓朝廷喘一口氣。因為朝廷一旦花費的少了,他們這些貪官污吏能撈到的好處也就少了。而膽敢強行推行這種策略的家夥,非但會擔上“丢棄祖宗之地”的罵名,還會得罪一大堆人,多半連性命都未必能保得住!

這樣一來,為了這麼多人的灰色收入,大明朝廷隻能硬着頭皮繼續堅持遼西堡壘戰術,一直拖到整個國家垮掉為止——其實到了後面,就連孫承宗自己也隐約感覺到,這套看上去很好很強大的堡壘戰術,已經變成了好像漕運一樣的害民玩意兒。但事情到了這一步,連他這個創始人自己都沒有辦法改弦更張了。

後記

明亡後,李自成對吳三桂誘降不成,親率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地殺向山海關。吳三桂自忖難以抵擋李自成,便投降了大清,與清兵一起,在九門口一片石與李自成的大順軍血戰。關甯鐵騎再次顯示出強大的戰鬥力,與清軍一起,血戰一晝夜,将李自成的十萬大軍幾乎全殲。并一鼓作氣攻進北京城,把隻做了十八天皇帝的李自成從皇宮裡趕出去,踏上逃亡之路。清軍占領北京後,關甯鐵騎在吳三桂的帶領下,躍進中原,對李自成窮追不舍,直至把李自成的部隊全部殲滅。随後,兵鋒直入四川,又消滅了張獻忠的農民軍和其他地方的明朝義軍,打遍了多半個中國,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成為清王朝最得心應手的一支部隊。吳三桂受封雲南後,關甯鐵騎也随之駐防雲南。康熙十二年春,康熙皇帝做出撤藩決定,吳三桂起兵反清,關甯鐵騎再次充當吳軍先鋒,浩浩蕩蕩地出雲貴,殺向北京。隻不過,此一時彼一時,當年骁勇善戰的那批戰将或已作古,或已告老還鄉,此時的關甯鐵騎早已沒有了當年所向披靡的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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