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所謂“昭穆制度”，就是古代宗廟的排列次序。據《周禮·春官· 小餘伯》載：“辨廟祧之昭穆。”鄭玄注曰：“自始祖之後，父為昭，子 為穆。”也就是說，始祖在宗廟中居中，以下子孫分别排列左右兩列， 左為昭，右為穆。
“昭穆”裡的隔代愛：《禮記·曲禮》道：“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屍，子不可以為父屍”。也就是說，祭祀活動中，隻有孫才能為祖父主持儀制。這就是昭穆制度。
始祖之子為昭，始祖之孫則為穆；始祖孫之子又為 昭，始祖孫之孫又為穆。這樣一來，在昭穆的排列中，父子始終異列， 祖孫則始終同列。另外在墓地的葬位也同樣以此為準分為左右次序。 在祭祀時，子孫也要按照這樣的規定來排列次序，用以分别宗族内部 的輩分。正如《禮記·祭統》所說：“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 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昭穆濫觞
如果昭穆制度不代表父子的世代交替，那麼它的實質是什麼呢？例如：懿王世的弁敦在“周昭宮”，宣王世的克盨、寰鼎、寰盤、四十二年逑鼎和四十三年逑鼎均在“周康穆宮”，幽王世的頌壺、頌鼎又在“周康昭宮”。
因此可以假設昭穆制度是一種循環，也與冊命儀式有關：屬于昭的王在昭宮舉行儀式，屬于穆的在穆宮舉行。根據上述假設可作如下推理：昭王為昭，穆王為穆，龔王為昭，懿王為穆，孝王為昭，夷王為穆，曆王為昭，宣王為穆，幽王為昭。困難在于銘文顯示懿王為昭，與上述推理矛盾。
如果這種循環不是按照繼位順序編排，而是按照長幼次序編排，那麼結果就不同了：昭王為昭，穆王為穆，龔王為昭，孝王為穆，懿王為昭，夷王為穆，曆王為昭，宣王為穆，幽王為昭。這一次序與銘文完全相符。這裡，龔王與懿王為父子關系，但兩者均為昭，進一步顯示昭穆制度不代表父子的世代交替。
不過，問題并未完全解決。孝王繼位在懿王之後，但在昭穆循環中卻占了先，把懿王給擠到後面去了。這隻有在一種情況下有可能發生，即孝王在懿王死後繼位是在懿王繼位之前就已經安排好了的。這意味着懿王的生命期望值在他繼位時已經不長，可能與其健康狀況有關。當時的王室估計在懿王駕崩時夷王将仍然年幼，隻好暫時由孝王填補真空，于是事先給孝王留下一個“穆”的位置，結果先繼位的懿王反而變成了“昭”。
這裡我們引進了第二假設，而曆史的演化符合這一假設。懿王在位時間很短，隻有四年；而孝王在侄兒死後再登基，自然在位時間也不長，隻有七年。第二假設也解釋了孝王為何成為西周曆史上唯一打破父子繼承制的君王。當時做出這種安排顯然是汲取了周初周公輔成王引發暴亂的教訓。
根據“昭居左，穆居右”的說法，以康宮為正殿，則康邵宮為東偏殿，康穆宮為西偏殿。《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穆王十七年, 西王母來見, 賓于昭宮。”可見當時偏殿也可以作為國賓館。以上假設在西周的昭穆制度下，昭宮和穆宮兩者必有一個被使用于儀式，而另一個被閑置。
在穆王世，被閑置的是昭宮，該宮被用作國賓館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無論如何，昭宮絕不可能是昭王廟。西王母不但是穆王請來的國賓，也是他的情人。難道那些“康宮原則”的鼓吹者們真的相信穆王會把西王母和昭王的靈位安排在一起嗎？
既然昭宮不是昭王廟，穆宮也不是穆王廟，康宮也不是康王廟。對此，《谥号、康宮及其它》一文已經作了論證，要補充的一點是“康宮”一詞早在康王世就已經被使用了。令彜 (997 BC) 銘文有“用牲于康宮”的文字，同時有明保即周公旦之子的出現。當時距周公辭世已有33年，距武王末年則有45年，明保能活到那時候算是長壽了。
令彜銘文的下一個解在971 BC，該年距周公辭世則有59年，距武王末年有71年，無法想象明保能活到那時候并“尹三事四方, 受卿事寮”。由此可見，令彜不可能被排入昭王世，隻能排在康王世，于是康宮也就很難解為康王廟。如果有人堅持康王為自己立廟的話，“用牲于康宮”就隻能被解為用牲于康王；但是，銘文在“用牲于康宮”之後緊接着有“鹹既，用牲于王”的描述，可見“用牲于康宮”不同于“用牲于王”，因而康宮作為康王廟的可能性可以被排除。
康宮一詞雖然早已出現，其經常性的使用是在龔王世後期才開始的現象。直至穆王世，成周大室都是指宮廷正殿，銘文中的典型叙述是“王才周，各大室”。到了龔王世，其它政府部門也都可以稱大室，如周師量宮大室、周師司馬宮大室等等，于是宮廷大室必須寫作康宮大室以示區别。
從現有資料來看，康宮體系是以昭穆制度為基礎建立的，其核心部分包括康宮大室 (正殿)、康宮昭宮 (東偏殿)、康宮穆宮 (西偏殿) 和大廟 (文王廟)；其它部分則涵蓋了康宮新宮、康宮夷宮、康宮庠宮等。這一體系的建立當不晚于穆王世，有可能在昭王世。至于成康之際雖有大室，是否有昭穆制度就值得懷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