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解釋
公車上書
拼音：gōng che shàng shū
解釋：公車：漢代負責接待臣民上書和征召的官署名，後也代指舉人進京應試。原指入京請願或上書言事，也特指入京會試的人上書言事。
出處：《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牍。”
《漢書·張敞傳》：“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 在召敞。敞……即裝随使者詣公車上書。”
例句： 制台原是不得已之舉，台民不甘臣日，～反抗，列名的千數百人。
用法：作賓語、定語；用于政事
典出
《史記·滑稽列傳》載：漢武帝時，齊地人東方朔喜歡古代流傳下來的書籍。他廣泛地閱讀了諸子百家的書，因此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他到長安後，到公車府那裡給皇帝上書，共用了三千個木簡。公車府派兩個人一起來擡他的奏章，才勉強擡得起來。武帝花了兩個月才讀完東方朔的奏章，讀完後龍心大悅，下令任命東方朔為郎官。
典義
漢制規定，吏民上書言事均由公車令接待。上書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指普通人向當權者上書言事
曆史背景
公車上書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中國敗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正在北京考完會試，等待發榜。《馬關條約》内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根據傳統的曆史學教材所載:反對者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上書被清政府拒絕，但在社會上産生了巨大影響。之後，康有為等以“變法圖強”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複、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後，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等，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主要内容
“公車上書”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
一、下诏鼓天下之氣；
二、遷都定天下之本；
三、練兵強天下之勢；
四、變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為指出前三項還隻是權益應敵之策，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大計。
曆史影響
“公車上書”雖然失敗了，但維新思想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并拉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公車上書”标志着醞釀多年的資産階級維新變法思潮已發展為愛國救亡的政治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從此取得了維新運動的領袖地位。
專家觀點
《公車上書》封面及首頁2005年北京大學曆史學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發表《“公車上書”考證補》，根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及其已公開發表過的檔案文獻，從政治決策高
層的角度，重新審視公車上書的背景、運作過程及其影響力。其觀點是：“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
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禦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産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18省聯
名上書，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由此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而激烈的讨論，并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
事件經過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馬關條約》簽訂後，康有為聯合各省在京應試舉人1300餘人為要求“拒和.遷都.變法”而聯名上書請願事件（漢代以公家車馬送應舉之人赴京，後以“公車”為入京應試舉人之代稱）。
1895年3月18日，康有為偕弟子梁啟超赴北京參加會試，正當中國在甲午戰争中失敗，李鴻章赴日乞和之時。三月二十一日，即《馬關條約》簽訂前二日，空前喪權辱國的條約内容已傳到北京。當時雲集京師的舉人義憤填膺，奔走相告，強烈要求清廷拒絕批準條約，繼續抗戰。起初各省舉人自為單位，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康有為、梁啟超發動廣東、湖南領先，别省繼之。數日之内，書呈紛飛，“章滿察院，衣冠塞途”，舉人們甚至“圍其長官之車”，情緒激昂。台灣省舉人更是捶胸頓足，垂淚請命，強烈反對割讓台灣。而清政府竟毫不理睬。于是，康有為又倡儀18省舉人聯名共上一書，向清廷提出強烈要求。衆人即推舉康起草。康有為壯懷激烈，熱血沸騰，用一晝兩夜時間，起草了一份長達1.8萬餘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亦為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
《公車上書》情詞慷慨，氣勢磅礴，極言救時之方，詳陳自強之道，引經據典，文貫中西，可以說是當時愛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一篇宣言書。上書首先強烈反對割讓台灣，指出割台灣給日本是“棄台民”、“散天下”，會造成“民心先離”，中國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又反對議和，認為言和是“解散民體，鼓舞夷心，更速其亡”，故要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并提出了他的全部變法維新主張：一、下诏鼓天下之氣。要求光緒帝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慘敗于日本，皇上應特下明诏，深刻反省，承擔責任，以便激勵國人，同雪國恥，鼓舞将士，慷慨效死。
二下“明罰之诏”，對那些主和辱國、大僚屍位、無補時艱的昏庸大臣；陣戰不力、聞風潰逃、克扣軍饷的貪鄙将帥；擅許割地、辱國通款的賣國使臣；守禦無備、調度非人的大小疆吏，應區别情況，給以處罰，重者處死，輕者革職，以蔽其辜。而對那些有功績的将帥疆吏，則予以獎賞。三下“求才之诏”，建議光緒帝應懸賞求賢，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參與決策國家大事，應令中央、地方各級官吏各舉所知，不論已仕未仕，均可引見擢用。三诏一下，賞罰既明，天下士氣必大受鼓舞，則可上下一心，以赴國家之急。二、遷都定天下之本。
康有為認為，京師近海，容易為外國侵略者所脅制，而今旅順、威海衛已為日軍攻占，京師屏障全失，建議迅速遷都西安，使日本失其脅制之術，則不必割地，也能達成和議，即使和議不成，我大軍雲集都畿，扼守潼關、函谷關之險，亦可言戰。三、練兵強天下之勢。康有為認為，中國所以屢戰屢敗，将衰兵弱、武器落後是重要原因，所以主張訓練重兵，尤其強調選将和購械。選将應注意挑選年少力壯、出身卑賤者，肯為國家效力；而不用那些精力衰竭、暮氣沉沉的老将。建議令各地紳士舉辦團練，并令州縣各薦一位慷慨知兵之士，十中挑一，則必能選拔出優秀将才，為國家所用。購械則需選拔精于制造技術、又能廉潔奉公的人，向外國購買近代化槍炮，使“器械精利，有恃無恐”。康認為隻要有精兵猛将，再配以精銳武器，即可強天下之勢，對外能穩操勝券。四、變法成天下之治。康有為認為以上三者，還隻是“權宜應敵之謀”；而惟有“變法”，才是“立國自強之策”。他發揮變易的哲學思想，指出清朝制度沿襲明制，已經數百年之久，而“物久則廢，器久則壞，法久則弊”。他向光緒帝建議說: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清朝應更新百度，再不能率由舊章了。如何變法?他提出了富國之法、養民之法、教民之法三項建議。
曆史更正
關于“戊戌變法”的所有“定論”中， “公車上書”都是一個重要情節。随手翻出《中國近代史辭典》（上海辭書82年版）說：“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争失敗後，派李鴻章赴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激起中國人民強烈反對。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會議，聯名上書光緒皇帝……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中國廣泛流傳，是資産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2006年，姜鳴也再版《被調整的目光》一書，改名為《天公不語對枯棋》，堅持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是一場大騙局的觀點，并明确表示不同意湯志鈞的意見。姜先生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論證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公車上書”的這件事,大多是根據康自己的《公車上書記》一文為本的，但當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中說，5月2日那天，公車們“聞局已大定，不複可救，于是群議渙散”。作者又考出翁同龢當日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證明那天肯定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公車到都察院遊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再據宮廷檔案證明“被拒”之不存在。當時上書反對簽定條約的遠不止公車們，先是大批現職官員從4月14日就開始接連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舉人上書，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342人；這樣轉奏到5月8日才結束，上書總量31件，簽名者1555人，其中梁啟超領銜廣東舉人80人上書，隻是諸多上書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曆史事件并不存在，頂多隻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拟上書’而已。”
曆史在細節中！有時候，“證實”不厭其煩，“證僞”一條足矣!才發現，幾個時間、地點、人物和人數都合不上那篇要聞播報，所以它基本上是個假新聞！接着，又從心性、品性、目标、手段、官場制度、入仕之途、宣傳包裝、曆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為其人，揭示出這一道“假新聞”的生發原因。
常識上，動機與效果，目的與手段，标簽與内裡時常是兩回事。比如康有為編造的關于“公車上書”的假新聞，作者就有觀照曆史的通達之判：“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曆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