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原因
章太炎因早年熱心維新運動的反清革命，成為一個學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報》，魯迅常去報館聽他講學。魯迅不僅折服他淵博的學識及和藹可親的長者風度，更欽敬他的革命精神。
後來，“五四”運動後，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話文運動多年後，他不在維護文言攻擊白話，魯迅素所敬重的老師“原是拉車的好身手，”現在卻“拉車屁股向後”了，怎麼辦？是尊師還是重道？魯迅選擇了後者，寫了《趨時和複古》等文章，對章先生進行了尖銳批評。
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後，國民黨反動派把他打扮成“純正先賢”宣布要進行“國葬”；也有一些報刊貶低他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蓋起來。于是，魯迅不顧病重，于逝世前10天寫下了著名的《關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為自己的老師鳴不平。
作品全文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2〕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于是有人慨歎，以為青年們對于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于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歎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于甯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将為大多數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闆的《訄書》〔3〕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4〕和作鄒容〔5〕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6〕。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志《浙江潮》〔7〕，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并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并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隻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8〕見殺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隐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
螭鬽羞争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9〕。我愛看這《民報》，但并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10〕，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11〕鬥争，和“××”的×××鬥争〔12〕，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争〔13〕，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14〕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
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衆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15〕，卻僅止于高妙的幻想；
不久而袁世凱〔16〕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源于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17〕，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
既離民衆，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18〕，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并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19〕，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20〕，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21〕了！
但革命之後，先生亦漸為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镳。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22〕，是出于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讦，至于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贻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于期刊的鬥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于《詩錄》中。
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衮，粹然成為儒宗，執贽願為弟子者綦衆，至于倉皇制《同門錄》〔23〕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将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鬥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
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鬥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注釋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之一《二三事》一書。
〔2〕太炎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号太炎，浙江餘杭人，清末革命家、學者。光複會的發起人之一，後參加同盟會，主編《民報》。他的著作彙編為《章氏叢書》（共三編）。
〔3〕《訄書》參看本卷第193頁注〔21〕。
〔4〕康有為參看本卷第43頁注〔11〕。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國外，組織保皇會，後來并反對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這裡所說“駁斥康有為”，指章太炎發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蘇報》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它批駁了康有為主張中國隻可立憲，不能革命的《與南北美洲諸華裔書》。
〔5〕鄒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縣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留學日本，積極宣傳反清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回國，于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革命軍》一書，書前有章太炎序。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拘捕，次年三月判處監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租界獄中。
〔6〕這就是當時有名的“《蘇報》案”。《蘇報》，一八九六年創刊于上海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日報。因它曾刊文介紹《革命軍》一書，經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和七月先後将章炳麟、鄒容等人逮捕。次年三月由上海縣知縣會同會審公廨審訊，宣布他們的罪狀為：“章炳麟作《訄書》并《革命軍序》，又有駁康有為之一書，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鄒容作《革命軍》一書，謀為不軌，更為大逆不道。”鄒容被判監禁二年，章炳麟監禁三年。
〔7〕《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學生創辦，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一九○三年二月）創刊于東京。這裡的兩首詩發表于該刊第七期（一九○三年九月）。
〔8〕沈禹希（1872—1903）名荩，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長沙）人。清末維新運動的參加者，戊戌變法失敗後留學日本。一九○○年回國，秘密進行反清活動。一九○三年被捕，杖死獄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載《浙江潮》第九期（一九○三年十一月）。
〔9〕《民報》月刊，同盟會的機關雜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東京創刊，一九○八年十一月出至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又秘密印行兩期後停刊。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直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編。
〔10〕“俱分進化”章太炎曾在《民報》第七号（一九○六年九月）發表談佛法的《俱分進化論》一文，其中說：“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并進。專舉一方，惟言智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并進，如影之随形……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自标吾論曰：‘俱分進化論’。”
〔11〕梁啟超參看本卷第319頁注〔6〕。他逃亡日本後，于一九○二年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編的《民報》曾對這種主張予以批駁。
〔12〕和“××”的×××鬥争“××”疑為“獻策”二字，×××指吳稚晖。吳稚晖（名敬恒）曾參加《蘇報》工作，在《蘇報》案中有叛賣行為。章太炎在《民報》第十九号（一九○八年二月）發表的《複吳敬恒書》中說：“案仆入獄數日，足下來視，自述見俞明震（按當時為江蘇候補道）屈膝請安及賜面事，又述俞明震語，謂‘奉上官條教，來捕足下，但吾輩辦事不可野蠻，有釋足下意，願足下善為謀。’時慰丹在傍，問曰：‘何以有我與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黃，嗫嚅不語……足下獻策事，則rrr言之。
……仆參以足下之屈膝請安S胛盼康び锒?嫔?嗷啤??幸災猺r之言實也。”後來又在《民報》第二十二号（一九○八年七月）的《再複吳敬恒書》中說：“今告足下，rrr*艘荒揮眩?八昀創擻衛??肫拖嗉??燈涫隆??阆錄燃?震，而火票未發以前，未有一言見告；非表裡為奸，豈有坐視同黨之危而不先警報者？及巡捕抵門，他人猶未知明震與美領事磋商事狀，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與明震通情之的證乎？非足下獻策之的證乎？”
〔13〕×××指藍公武。章太炎在《民報》第十号（一九○六年十二月）發表的《與人書》中說：“某某足下：頃者友人以大著見示，中有《俱分進化論批評》一篇。足下尚崇拜蘇轼《赤壁賦》，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所見如此，仆豈必與足下辨乎？”書末又有附白：“再貴報《新教育學冠言》有一語雲：‘雖如汗牛之充棟’，思之累日不解。”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晨報副刊》發表有藍公武《“汗牛之充棟”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一文，說：“當日和太炎辨難的是我，所辯論的題目，是哲學上一個善惡的問題。”按藍公武（1887—1957），江蘇吳江人。早年留學日本和德國。曾任《國民公報》社長、《時事新報》總編輯等職。又章太炎函中所說的“貴報”，指當時藍公武與張東荪主辦的在日本發行的《教育雜志》。
〔14〕一九○八年作者在東京時曾在章太炎處聽講小學。據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從章先生學》中說：“章先生出獄以後，東渡日本，一面為《民報》撰文，一面為青年講學……我和魯迅極願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沖突，因托龔未生（名寶铨）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
〔15〕章太炎這幾句話，見《民報》第六号（一九○六年八月）所載他的《演說錄》：“近日辦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沒有感情，憑你有百千萬億的拿坡侖、華盛頓，總是人各一心，不能團結……要成就這感情，有兩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
〔16〕袁世凱參看本卷第128頁注〔3〕。
〔17〕《中華民國解》發表于《民報》第十五号（一九○七年七月），後來收入《太炎文錄·别錄》卷一。
〔18〕投壺參看本卷第321頁注〔22〕。一九二六年八月間，章太炎在南京任孫傳芳設立的婚喪祭禮制會會長，孫傳芳曾邀他參加投壺儀式，但章未去。
〔19〕七被追捕，三入牢獄章太炎在一九○六年五月出獄後，東渡日本，在旅日的革命者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說：“算來自戊戌年（1898）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連，或是普拿新黨，不專為我一人，後來四次，卻都為逐滿獨立的事。”（載《民報》第六号）至于“三入牢獄”，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可考者為兩次：一九○三年五月因《蘇報》案被捕，監禁三年，期滿獲釋；一九一三年八月因反對袁世凱被軟禁，袁死後始得自由。
〔20〕“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語出《論語·顔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21〕“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語見韓愈詩《調張籍》。
〔22〕《章氏叢書》浙江圖書館木刻本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共收著作十三種。其中無“詩錄”，詩即附于“文錄”卷二之末。下文的《章氏叢書續編》，由章太炎的學生吳承仕、錢玄同等編校，一九三三年刊行，共收著作七種。
〔23〕《同門錄》即同學姓名錄。據《漢書·孟喜傳》唐代顔師古注：“同門，同師學者也。”
賞析
本文是一篇悼念性雜文，與傳統的悼念文章相比，它并不重在寄情于死者的在天之靈，也決不僅僅是為了表達對師長個人的懷念，而主要是為了無産階級的革命事業，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因此不僅在死者身上寄生者之情，更要從中求生者之道。這是這篇雜文在藝術上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魯迅在逝世前10天，先後寫了這篇文章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為何連撰兩文來評論章太炎呢?這自然是有重要原因的。章太炎是清末著名的資産階級革命家和學者，在孫中山領導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他積極參與反對清政府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在總統府痛罵妄圖複辟帝制的袁世凱，但以後逐漸脫離現實鬥争，鑽進書齋，成為“甯靜的學者”。
1936年章太炎逝世後，國民黨反動派及其禦用文人正是利用這一點，以追悼、紀念為名，大做文章，企圖“将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以達到誘導青年逃避現實革命鬥争，對抗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運動和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文化鬥争的反動目的。因此，如何評價章太炎的一生就顯得十分必要，這不隻是章太炎個人的問題，而直接關系到現實的階級鬥争。這就是魯迅寫作此文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根本原因。
在這篇文章中，魯迅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分為二地總結了章太炎的一生，公正地評價了章太炎的是非功過，回擊了反動派對章太炎的故意歪曲，表明了魯迅堅持革命、反對倒退的立場。文章開頭從上海官紳為章太炎開追悼會，當時有人慨歎“青年們對于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于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談起，駁斥這種慨歎是“不得當的”，指出章太炎“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于甯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所以“為大多數所忘卻”。
接着針對當時反動派大肆宣揚章太炎在學術方面的成就，故意抹煞他前期革命業績的陰謀，對章太炎作出總的論斷：“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然後文章緊扣總題“二三事”轉入回憶，用事實予以說明，從章太炎撰寫駁康有為的文章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到因《蘇報》案而被捕，再到出獄後主持同盟會機關雜志《民報》，同梁啟超、吳稚晖、藍公武等人鬥争，以及因反袁世凱而被軟禁。
在列舉了這些事迹後，作者熱情洋溢地贊揚道：“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充分肯定了章太炎的本質和主流。與此同時，魯迅也指出，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後，“既離民衆，漸入頹唐”，“參與投壺”，“接受饋贈”，對這種倒退是應該否定的。
但衡量功過，作者認為這隻是“白圭之玷，”，“并非晚節不終”，不能以此否定他前期的革命業績，不能借此歪曲他的“全人”。文中魯迅對章太炎的蓋棺論定無疑是科學的、全面的、正确的，他對太炎先生的革命業績熱情贊賞，指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是青年們應該學習的地方，從而有力地反擊了自鳴得意的文儈們對章太炎的奚落中傷，澄清了反動派在這個問題上有意制造的混亂。顯然，這篇悼念文的寫作不僅是為了死者的昨天，而更是為了生者的今天和明天。
相對于魯迅其他偏重議論的雜文而言，本文是一篇側重記事的雜文。在記事方面，它也是很有特色的：一是簡潔概括，詳略得當。這篇文章的叙事顯然不同于人物傳記的記事，并未去羅列人的一生，也不同于叙事散文的記事，未詳加鋪陳和描寫，本文的記事主要是用來說明作者的論點，作者用精練扼要的文字隻記述了二十世紀初年，1906年前後及辛亥革命之後三個重要曆史階段章太炎的幾件事情，其中對他的革命活動寫得較詳，學術上的成就則一筆帶過。
在革命活動中，又突出章太炎不怕犧牲、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和與保皇複辟勢力鬥争中“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戰鬥鋒芒。這樣更有利于說明全文的中心思想。二是多用正反對照的方法。譬如魯迅從自己的親身經曆和感受出發，說他的知道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為《革命軍》作序以至被監禁；愛看《民報》，并非因為章太炎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而是因為他與保皇派等進行鬥争，“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
文中所否定的一面正是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及文儈們欣賞、歪曲的一面，從而加強了文章的針對性。三是叙事中加入議論。如針對章太炎死後的哀榮遠不如高爾基而有人發出慨歎的駁斥和申述；對章太炎一生“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的精辟論斷；對章太炎同梁啟超等保皇複辟勢力鬥争。
“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褒贊；用兩個“并世無第二人”對其一生革命業績的稱頌；對他晚年“既離民衆，漸入頹唐”，“粹然成為儒宗”的分析；以及對章太炎一生功過的衡重量輕等。這些議論，文字精當，言簡意赅，與叙事結合，既飽含着記事升華的情感，又将事理表達得更為深刻，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戰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