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周初太公望所著兵書-中文百科頻道

作品簡介

《六韬》又稱《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據說是中國先秦時期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缜密嚴謹，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精華的集中體現。

最早明确收錄此書的是《隋書·經籍志》，題為“周文王師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呂望。但是自宋代以來，就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從此書的内容，文風及近年出土文物資料等分析，可大緻斷定《六韬》是戰國時期典籍。全書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廣泛，對有關戰争和各方面問題，幾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戰略論和戰術論。

該書據說是由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西漢國家藏書目錄《漢書·藝文志》曾有著錄曰：“《太公》237篇，其中《謀》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注“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清沈欽韓說：《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但從南宋開始，《太公六韬》一直被懷疑為僞書，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為僞書，但是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太公》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太公》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僞書之說也就不攻自破了。一般認為此書成于戰國時代。

《六韬》又稱《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的兵書。中國漢族古典軍事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缜密嚴謹，是古代漢族軍事思想精華的集中體現。全書有六卷，共六十篇。

《六韬》的内容十分廣泛，對有關戰争和各方面問題，幾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戰略論和戰術論。《戰國策》卷22《魏策一》：“蘇子引《周書》曰：“綿綿不絕，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将奈之何？””蘇子即蘇秦，這裡的《周書》指的就是《太公金匮》或《太公陰謀》。《開元占經》卷6、卷11引《尚書金匮》，據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太公金匮》引嚴可均曰：“疑即《太公金匮》異名。”

《戰國策》卷3《秦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太公陰符之謀”，《史記·蘇秦列傳》作“周書陰符”。《莊子·徐無鬼》釋文引司馬彪、崔撰曰：“《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銀雀山漢墓竹簡》也認為：“太公之書，古亦稱周書”，并舉證曰：“敦煌寫本《六韬》殘卷中有《周志廿八國》一篇，文字與《周書·史記》略同。古書所引《周書》之文，亦頗有與太公之《六韬》《陰謀》《金匮》諸書相出入者（參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

《呂氏春秋》所謂“周書”可能也即指太公之書。”（嚴可均案，《陰符》謂陰符之謀。《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周書《陰符》”，蓋即《漢志》之《太公謀》八十一篇矣。雲“周書”者，周時史官紀述，猶《六韬》稱周史。諸引周書《陰符》，或但稱“周書”，驗知非《逸周書》。錄附太公之末，與《六韬》《陰謀》《金匮》互出入，不嫌複見也。）

《太公金匮》，《隋書·經籍志》《意林》《舊唐書·經籍志》《通志略》均載2卷。

《太公陰謀》，《隋書·經籍志》：“《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3卷，《通志·藝文略》：“《太公陰謀》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确著錄《太公金匮》、《太公陰謀》雖最早見于《隋書·經籍志》，但實際上《七略》、《漢書·藝文志》中就有。《漢書·藝文志》之“兵書略·兵權謀”：“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西漢國家藏書目錄《漢書·藝文志》之“諸子略”：“《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欽韓說：《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

《漢書·藝文志》之“兵權謀”下注“省《太公》”，則“兵權謀”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錄之《太公》殆無疑問。顧實曰：“如本志《太公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參患》，《荀子·議兵》、《淮南·兵略》等篇之類，皆當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賢已經證明，《漢書·藝文志》著錄的《謀》就是《陰謀》，也就是《太公陰謀》，《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稱《六韬》、《太公六韬》。

錢大昭曰：“《謀》《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言，《太公》其總名也。”沈欽韓曰：“《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書諸金版。《大戴記·踐祚篇》《呂覽》《新書》《淮南》《說苑》所稱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說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顧實曰：“《隋》《唐志》《通志》著錄《太公書》多種，《通考》僅馀《六韬》而已，《莊子》稱《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縢豹韬》。”

《漢書·藝文志》之“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顔師古以為“即今之《六韬》也。”《四庫》館臣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兩種書。清沈濤《銅熨鬥齋随筆》證明《漢志》“六弢”當是“大弢”，《莊子·則陽》中仲尼問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以為“此證極精覈。”可見，《太公金匮》《太公陰謀》《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太公》。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脫羑裡，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困學記聞》卷11并引葉夢得說曰：“其說蓋出《六韬》。”宋戴埴《鼠璞》卷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為正經可耶？”宋何薳《春渚紀聞》卷5《古書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證處。”明胡應麟《四部正訛》中：“考《漢志》有《六弢》，初不雲出太公，蓋其書亡于東漢之末，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馀為此，即《隋志》《六韬》也。”

《史記·留侯世家》述張良得圯上老父贈書，“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前引《戰國策·秦策》，則更記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把《太公》看成是楚漢之際乃至漢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曆史上就有學者根據《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戰國著作。

宋葉适《習學記言》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困學紀聞》卷5：“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于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韬》言騎戰，其書當出于周末。”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中出土竹簡有部分内容與今本《六韬》基本一緻的太公書竹簡，被認為就是《六韬》。銀雀山《六韬》共14組，可分3類。1－7組為第1類，見于傳本《六韬》者，《文韬》4組，《武韬》3組。8－13組為第2類，均為《群書治要》《通典》《太平禦覽》等書曾加稱引而為傳本所無的佚文。14組為第3類，是一些零散殘簡，其簡式、字體與第1、第2類相似，簡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據此當屬簡本《六韬》。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40号西漢墓中，也發現部分竹簡上許多有文王、武王問，太公曰的字樣，或與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簡文的字體和其他簡文不同，書體遜于同出的其他幾種簡文，易于區别。這些簡早期被稱名為《太公》，後定名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這批簡的釋文。定州漢簡中根據漢簡的簡型、内容和字體等被确認為屬《六韬》的竹簡共有144枚，計1402個字，簡文《六韬》共發現篇題十三個。

銀雀山兩座漢墓，從出土的錢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140～前118年之間，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間。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抄寫年代應早于墓葬年代。銀雀山竹簡字體屬早期隸書，當是西漢文、景至武帝初期書寫成的。定州八角廊40号漢墓，墓主人為中山懷王劉修，劉修死于西元前55年，則定州簡《六韬》的成書年代肯定早于此時。銀雀山和定州簡還表明，《六韬》在西漢初年就廣泛傳播，其成書時間當然更早。銀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漢帝之諱，如漢高祖劉邦的“邦”字，漢文帝劉恒的“恒”字，等，定州簡《六韬》也不避漢文帝劉恒的“恒”字，也證明《六韬》成書時代在漢之前。

定州簡《六韬》中提到了禦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時晉國之善禦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應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憲曾評《漢書·藝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蓋《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書全收入儒、道、縱橫、雜各家，又擇其中之言兵權謀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筆者昔有一說曰：先秦無兵家。戰國時期，戰争是各種國家政治思想學說的主題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書，《六韬》或《太公兵法》無疑就是《太公》的兵書部分。《太公》著作為文王、武王與太公問答，太公呂望是周人滅商戰争的軍事指揮者，封于齊國，故《太公》著作出于齊國。《太公》是戰國時期齊國的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銘》中太公呂望還引了黃帝說，李零先生以為黃帝書“分布範圍主要是集中于數術、方技類的實用書，以及數術之學在兵學中的分支即兵陰陽；見于諸子，則主要是陰陽、道兩家及其小說雜記。”黃帝書中有“黃帝戰蚩尤”之類數術書、“黃帝素女問”之類方技書，《太公陰謀》、《太公金匮》則是名賢講治國用兵的陰謀書。

總之，《太公金匮》《太公陰謀》《太公兵法》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戰國齊國著作。

圖書目錄

《六韬》分别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标題，各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

卷一

《文韬》内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家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争準備。如對内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衆一心，同仇敵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卷二

《武韬》内分《發啟》《文啟》《文伐》《順啟》《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這一卷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争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克敵之短，才能制勝。

卷三

《龍韬》内分《王翼》《論将》《選将》《主将》《将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征》《農器》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争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将帥、嚴明紀律，然後确定如何發号令、通信息。還指出要注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卷四

《虎韬》内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絕道》《略地》《火戰》《壘虛》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五

《豹韬》内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衆》《分險》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注意的問題。

卷六

《犬韬》内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

曆史意義

太公望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韬》的基本理論和範疇，主張柔弱勝剛強、韬晦不露和安靜玄默等，同時又引用“黃帝”之書，通過周文王、武王與呂望對話的形式，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争的理論、原則，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

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韬》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韬》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曆史價值

《六韬》分為《文韬》《武韬》《龍韬》《虎韬》《豹韬》《犬韬》，（還有一種說法是：《龍韬》《虎韬》《鳳韬》《狼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做《六韬》）。《六韬》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六韬》通過周文王、武王與呂望對話的形式，論述治國、治軍和指導戰争的理論、原則，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家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韬》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韬》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現存的《六韬》一書當然是有争論的，有人認為是兵書，真書，有人認為是僞書，這可暫時勿論。我們且看章太炎本身是怎樣認識《金版》、《六韬》的性質的。章太炎認為《金版》《六韬》是《周書》的篇名，而不是兵書。他茌《胪書·訂禮》中引證了《莊子·徐無鬼》中的話：“女商學魏君也，衡說之以《詩》《書》、砷山、《樂》，縱說之以《金版》《六韬》在這段話下章自注稱：“《金版》《六韬》太公書也。”這是與其今可觀者，猶逸《周書》是一緻的。況且《金版》《六韬》為《周書》篇名也不是章太灸的發明，早在《呂氏春秋》中就有把《太公》稱作《周書》的記載，後來成玄英、司馬彪、崔謬等人皆認為《金版》“《六韬》是《周書》的篇名，而不是兵書。據晁公武《讀書志》記載，從宋“元豐中以《六韬》《孫子》号武學七書，則此書談兵者所稱之”，這就是說，現存的《六韬》被一部分人作為兵書也隻是《隋志》到來期間的事情。

後世影響

《六韬》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韬》，《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着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韬》注釋、集釋、彙解者，也不乏其人，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

《六韬》在國外頗受重視。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培養軍事顧問的學校）就曾把《六韬》與《三略》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有關書目記載日本研究譯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種。西方第一次翻譯的中國兵書共四種，合稱《中國軍事藝術》，于1772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種。此外朝鮮、越南等鄰國也相繼出版和翻譯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之一，是先秦兵書中集大成之作，受到曆代兵家的重視，曾被譯成西夏文，在少數民族中流傳。它不僅文武齊備，在政治和軍事理論方面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而且保存了豐富的古代軍事史料，如編制、兵器和通訊方式等。該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

人們不僅學習和運用《六韬》，還對它展開了研究。曆史上對《六韬》進行注釋、集釋、彙解的，不乏其人。據不完全統計，這類著述自唐以後約有近百種，僅明代就達四十多種。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目前存世的《六韬》版本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宋元豐年間何去非校定的《武經七書》本，朱服校刊的《武經七書》本，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武經七書》本，明嘉靖十年施德刊《校定武經七書》本，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抄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宋抄本，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等等。

軍事思想

《六韬》的内容十分廣泛，涉及戰争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軍事思想比較複雜，差不多先秦各家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韬》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于缗，人食其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鈎，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麼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發啟》）。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采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于文伐，不屬于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産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國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痹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系；六是收買敵人的内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财物，使其輕視生産，因而導緻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僞結親誼以麻痹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韬》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于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成之在于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于“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制，取得戰争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于兩陣之間，奇正發于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這裡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制。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韬》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勝敵者，勝于無形。上戰與無戰。故争勝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設備于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在《六韬》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麼，“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于軍隊的建設，《六韬》認為首先應注意将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将》）“社稷安危，一在将軍。”（《主将》）所以，對于将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将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将領的各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将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随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将帥的手中，但是将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局限在其一個局部，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并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我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于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韬》的一大創造。

《六韬》還系統地論述了将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将》明确記述了國君于太廟誓師，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将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将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鹜，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于外，功立于内。”這裡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禦”和“軍中之事，不聞君，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将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将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鈎、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複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與其将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緻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裡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别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于軍隊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賞并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将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将帥的威信，太公說：“将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将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膑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确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韬》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衆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治國思想

《六韬》一書向來以“規模闊大，本末兼該”著稱，其體系之完整，内容之豐富，均為古代兵書所少見，有的外國學者稱之為“像一本軍事百科全書”。《六韬》相傳為周朝姜太公所著，宋代以後許多學者進行考證認為《六韬》乃後人委托姜太公之名所作。七十年代初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和河北定縣漢墓分别出土了竹簡本《六韬》和《太公》，因而證明《六韬》确系先秦著作。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謀，皆宗太公本謀。”

《六韬》共六卷六篇，約兩萬多字，是先秦六部經典兵書中最長的。它以周文王、周武王與姜太公的對話的形式全面地的論述了治國、治軍和軍事戰略問題，在軍事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等許多方面都有不少創見。

陳錦松認為《六韬》一部兵書實為精辟之見。比較同為先秦兵家的《六韬》和《孫子兵法》，我們可以發現二者的風格完全相反，《孫子兵法》局限于讨論軍事領域的戰略問題，而《六韬》則更多的關注超軍事領域大戰略問題。如果說《孫子兵法》是軍事戰略方面難以逾越的理論高峰，那麼《六韬》則大戰略方面難以逾越的理論高峰。

《六韬》要求君主清心寡欲，勤勉治國，至于民衆是否要這樣則未必，治國的關鍵在于因勢利導，順應民心，此乃典型的治國之道。

《六韬》有着非常深刻的治國思想，從某種意義上看，《六韬》不僅僅是一部兵書，也是一部治國安邦定國的政治著作。

《六韬》對理想的治國境界作了描述，“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百姓戴變于形;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聖人聚人而為，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要達到這容家個理想的治國境界，《六韬》提出“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

《六韬》治國思想的基本思路是聖賢的君主通過使用賢能之人治國，并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内聖外王學說相媲美的治國戰略思想，即“心以啟智，智以啟财，财以啟衆，衆以啟賢，賢之有啟，以王天下。”要通過修煉個人心性以獲取智慧，通過個人智慧來獲取财富，通過财富來獲取衆人擁戴與歸附，從擁戴歸附自己的衆人中獲取賢才，通過賢才來提高自己，這樣就成為一個良性循環，遇到一定的時機，就以行動以獲取天下。《六韬》強調以道以智治國，在競争激烈的春秋戰國時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國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六韬》治國原則:“無為而治”《武韬·文啟》中當文王問太公“聖人何守”時，太公道:“何憂何音，萬物皆得;何音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複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明彰。”聖賢遵循“無為而治”的原則，天下也因之潛移默化。《六韬》君主治國應當“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無為乃是君主治國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則。《文啟》将國君能否掌握與推行無為政治視為其優劣的條件，“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争;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說最上等的聖人是會運用清靜無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為的統治者隻能造成天下的動蕩。

總體上《六韬》内容廣博，在各個方面都有比較精辟的理論分析，對人性有着深刻的認識，認為人“好德歸利”，并以此作為經國治軍的依據，提出需要從德和利兩個方面入手，要求統治者克制自己的私欲，愛民、少擾民，此外，其用人思想和文伐思想乃是其他先秦兵家所罕見的，至于其治敵思想則對戰争的一些細節問題關注較多。

《六韬》思考非常全面，涉及範圍廣，非常重視大戰略，并提出了獨特的文伐思想，把文伐作為武力競争的重要輔助手段。

軍事觀

《六韬》包含《文韬》《武韬》《龍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涉及戰争觀、戰争謀略、作戰指導和軍事人才思想等多方面的軍事理論，内容極為豐富廣泛，其中能反映呂尚軍事思想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強調争取人心

在《文韬》中，多次強調收攬人心的重要性，并提出收攬人心的具體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以及“愛民”、“惠民”、“修德”等，盡管這些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戰國時代，但其思想淵源則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湯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認識到人心向背對戰争的影響。對照呂尚在滅商戰争的準備和實施過程中的各項政策措施，我們不難看出《六韬》中收攬人心的思想與呂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與呂尚同時的周公也曾說過：“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後産生的軍事理論著作《軍志》、《軍政》也有“有德不可敵”等，與呂尚的思想亦可謂一脈相承。由此可見，通過對曆史經驗的總結，結合對敵鬥争的需要，作為周軍政大員的呂尚，完全有可能已認識到人心向背與戰争勝負的關系，因而采取了适合不同階層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争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和擁護。但是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強調的争取人心，主要是為了穩定奴隸制的社會秩序、緩和民衆及奴隸們與奴隸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實現既定的政治目标。如《文韬》第一章開篇就直言不諱地用釣魚米比喻收攬人心，即“缗（釣線——引者注）微铒明，小魚食之；缗綢餌香，中魚食之；缗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于缗”，“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盡力賣命——引者注）”，可見呂尚争取人心是以維護奴隸主貴族統治利益為前提的。

第二，主張政治攻心，瓦解敵人

《六韬》第二篇《武韬》中，有《文伐》一章，所謂“文伐”即今天所說的政治攻勢，與“武伐”相對。《文伐》的内容分為十二節，主要是談如何運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敵人，達到武伐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并為武伐創造有利條件，如“因其所喜，以順其志”、“親其所愛”、“尊之以名”，“輔其淫樂”、“養其亂臣”、“收其内，問其外”以及“賂以重寶”等等。這些内容雖然多是戰國時流行的思想，但就其思想本原而言，與呂尚輔文王時采取的麻痹纣王，分化瓦解商統治集團的種種措施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一緻的。可以說《文伐》中的思想是呂尚思想的記錄和闡發。可見呂尚已經認識到了軍事與政治的關系，即為了奪取戰争勝利，不能一味靠軍事進攻，還必須善于實施政治攻勢，隻有将二者緊密結合，才能順利地實現戰争目的。當然，呂尚在這方面的思想還很膚淺，還未系統深入，隻能認為《文伐》中的部分思想是呂尚已經具備的。

第三，文武并重，謀略為先

《六韬·武韬·發啟》中說：“全勝不鬥，大兵無創”，“大智不智，大謀不謀”，意為戰争在于以智取勝，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而要做到以智取勝。高明的人運用智慧于無形，使人不見其智，運用謀略于作戰之前，使人對其意圖不能察覺。又《三疑》章中提出：要“攻強、離親、散衆”，就要“因之，慎謀”，就是說要對付強敵，要使其衆叛親離，最好的辦法是表面順應敵人的意圖，實際上則秘密運用謀略。另外，在《兵道》章中還說：“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即用兵之道在于把握戰機，造成有利形勢，要造成“外亂而内整，示饑而實飽，内精而外鈍”的假象，以迷惑敵人。以上這些論述與呂尚在滅商之戰中不因自己勢力的迅速發展而立即發動決戰進攻，自始至終沒有忘記用智謀削弱敵人，壯大自己，當商王朝分崩離析之際，又不失時機毅然發動進攻等政治、軍事措施是大緻相同的。這足以說明《六韬》中重視謀略制勝的理論，實來源于呂尚的軍事思想，是呂尚謀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與三略關系

人們通常把六韬與三略一起看作一個整體，其實他們并不是相同作者所著，不知者容易搞混。

六韬的成書時間有幾種學說，但大緻都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大家公認《六韬》一書帶有鮮明的齊文化特色，而齊威王在位時間（前357—前320年）同周顯王的在位時間基本吻合，當時齊國都城臨淄的稷下學宮中，聚集着一大批學者，他們當中很多人具備編寫兵書的知識和才能。因此，筆者認為《六韬》作成于戰國中晚期的齊國，其述作者是齊威王、齊宣王在位時的稷下大夫們。

三略的成書時間大緻為秦末漢初。由于《三略》的文義、用詞、句法都不古奧，與殷末周初時期成書的文章文體大不一樣，這就見出其成書年代就更晚一些，但決不會晚于秦朝末年，因為在《後漢書》中就有提到《黃石公三略》這本書的記載，這些都可以說是第一種說法的佐證。對于第三種說法不可信的證據是東漢初年光武帝诏書裡面就大段引用過《黃石公記》，除個别字與今本《三略》稍有不同外，其餘全同。

所以說張良所接受的書很可能不是《六韬》即《太公兵法》，更有可能是《黃石公三略》。

不同版本

曆史版本

《六韬》雖題為呂望所作，實際上當成書于戰國中後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呂尚的某些軍事思想。其真實作者已不可考。《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較複雜，各本内容互有異同。從現存本看，大緻有以下四個系統：

（1）竹簡本，即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土的《六韬》殘簡和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大公》殘簡，這是現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來，有文物出版社鉛印本。

（2）唐寫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殘卷，共存201行（其中一行隻殘存半個字），20個篇目。原件藏法國巴黎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有縮微膠卷。這是現存最早的紙寫本《六韬》。

（3）《群書治要》本，是唐魏微給唐太宗編的摘要本，隻有文韬、武韬、龍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個系統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見于今本的俠篇或俠文。

（4）《武經七書》本，初刻于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現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刊本，藏日本靜嘉堂文庫，是現存最早的刊本，國内有其影印本即《續古逸叢書》本。明清以來衆多的總書本及其精本、白文本，大都屬于這個系統的版本。

《六韬》的篇目，最早在《漢志》著錄為《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經”本《六韬》共60篇，二者相差25篇。如今所能看到的兩種漢簡本和唐寫本殘卷中的篇題和内容，既有與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題，如漢簡中的《藻啟》、《治國之道第六》、《以禮義為國第十》、《國有八禁第二十》，唐寫本中的《利人》、《趨舍》、《禮義》、《大失》、《動應》等。這些與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當是60篇之外的15篇内容，或者為流傳過程中失傳，或者為宋朝廷頒定“武經”時删掉。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現有版本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

敦煌遺書殘本。

《群書治要》摘要本。

《四庫全書》本。

《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

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

丁氏八千卷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曆史記載

四庫提要記載

《六韬》·六卷（通行本）

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徐無鬼篇》，稱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撰雲，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韬》。謂《太公六韬》，《文》《武》《龍》《虎》《豹》《犬》也。

（案：今本以文武龍虎豹犬為次，與陸德明所注不同。未詳孰是，謹附識於此。）則戰國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為《太公六韬》，未知所據。《漢書·藝文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别為一書。顔師古注以今之《六韬》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欤？《三國志·先主傳注》，始稱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韬》《商君書》，益人志意。《隋志》始載《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唐、宋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間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将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案：《路史》有虞舜時，伯益為百蟲将軍之語。雜說依托，不足為據。）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驗。

又龍韬中有陰符篇雲：主與将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者不知陰符之義，誤以為符節之符，遂粉飾以為此言，尤為鄙陋。殆未必漢時舊本。故《周氏涉筆》謂其書并緣吳起，漁獵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文代、陰書等篇為孫、吳、尉缭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讀書志》稱，元豐中，以《六韬》《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缭子》《李衛公問對》頒武學，号曰七書。則其來已久，談兵之家恒相稱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踳駁如右。

内容節選

一。《六韬·文韬·盈虛第二》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

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绮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垩，甍桷椽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

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門闾，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鳏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奏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二。《六韬·文韬·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

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無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請釋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台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台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已物。此愛民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