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喻嘉言，自小聰明，清史稿載，喻嘉言“幼能文不羁，與陳際泰遊”。天啟年間考中貢生。喻嘉言雖才高志遠，但在仕途上卻并不得意。崇祯年間，他以副榜貢生到京城就讀時，仍然躊躇滿志，希望因此而有所作為，曾以諸生名義上書朝廷，陳述輔國政見，要求“修整法治”。

但因人微言輕，他的意見沒有引起已經風雨飄搖的明王朝的重視。喻嘉言在京城三年，郁郁不得志，隻得乘興而去掃興而歸。後值清兵入關，于是轉而隐于禅，後又出禅攻醫。往來于南昌、靖安等地。

50歲時，他削發為僧，遁人空門，潛心研究佛學和醫學，苦讀《黃帝内經》、《傷寒論》和其他醫學著作。幾年後，他終于選擇了“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道路，蓄發下山，以行醫為業。清代初期（公元1644~1661年間），喻氏又移居江蘇常熟，醫名卓著，冠絕一時，成為明末清初著名醫家，與張路玉、吳謙齊名，号稱清初三大家。著有《寓意草》、《尚論篇》、《尚論後篇》、《醫門法律》等。

人物背景

喻嘉言出生于書香門第，喻嘉言隻有一位同胞姐姐，嫁給新建鄰縣靖安的舒某為妻，姐弟感情深厚。他晚年當醫生時，經常來往于南昌、新建、靖安之間。他在靖安時間最多，常為廣大農民治病，據《靖安縣志》記載：“嘉言居靖安最久，治療多奇中，戶外之履常滿焉。”

人物生平

嘉言喜歡外出雲遊，生性灑脫，喜好遊曆。足迹遍及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數省。成年後習儒，攻舉子業，精力過人，博覽群書，自命不凡。雖才高志遠，但仕途不順。崇祯年間，以副榜貢生入京就讀，在京3年，郁郁不得志，敗興而歸，旋即削發遁入空門。

出家期間，苦讀《内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醫著，為日後成名，打下良好基礎。後出禅攻醫，往來于南昌、靖安一帶，足迹遍曆贛、浙、蘇、皖。1644年，應錢謙益先生之邀，終結廬定居于江蘇常熟城北虞山腳下。江蘇常熟的大文豪錢謙益是喻嘉言的好友，他挽留喻嘉言，于是喻嘉言便在常熟縣城北門外虞山下定居下來，并開了一棟草廬醫所，緻力于為當地百姓治病。

喻嘉言的學生頗多。他培養了一大批有成就的醫學家，如徐忠可、程雲等。清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喻嘉言還大開講堂，向來自各地的求學者及同仁講解“瘟病”。

喻氏所到之處，皆以善醫聞名。其治病不分貧富，審證用藥反複推論，德高而術精，深為同道所敬。順治年間，朝庭下诏征聘，奈何其早已絕意于仕途，力辭不就。

晚年不滿足于其赫赫的臨證醫名，曰：“吾執方以療人，功在一時；吾著書以教人，功在萬裡。”因之著書立說，廣收門徒。先後撰寫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論篇》和《醫門法律》3種醫書，集中體現了其學術思想，并因之确立其醫學史上的地位。

此外，喻氏尚撰有《尚論後篇》、《喻選古文試驗》。在《傷寒論》研究史上，喻氏被認為是錯簡重訂派的代表人物。喻氏認為《傷寒論》為四時感證診治全書，提倡傷寒太陽三綱說，發展了方有執的認識；對《傷寒論》重加編次，這些皆是喻氏在《傷寒論》研究方面的主要工作。

其弟子徐彬、陳骥等，皆以醫知名。喻氏生平善奕，據《常熟縣志》記載：清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八月，喻嘉言突然中風昏迷達200餘日，直到第二年六月才開始好轉。在病中，他還為自己最後的一部醫書《會講溫證語錄》題辭。

公元1664年(清康熙甲辰年)，80歲高齡的喻氏與圍棋國手李兆遠對奕，時達3晝夜，局終收子時，溘然逝世。因無子女，由外甥赴常熟扶柩而歸，停柩于靖安蕭寺達五十餘年。

至雍正年間（1723—1735），始由醫家曹必聘倡議，與衆醫迎柩至南昌百福寺中。後人在寺中立塑像和畫像以祀。百福寺僧人又在寺旁建喻先生祠，并将其柩安葬在東漢徐稚墓側，蓋以喻征士配徐高士，相得益彰。

新建文人羅安在畫像上題詩：“醫國藏高手，床頭寓意篇。成名甯在藝，萎地或疑仙。真像留荒寺，遺骸表古阡。行人識征士，瞻拜敬加虔。

”百福寺的僧人為了表達對喻嘉言的崇敬之情，又于寺旁建喻先生祀奉祠，并将其柩安葬在東漢高士徐孺子墓側。著名文學家蔣士铨撰有《喻嘉言先生改葬告詞》。1957年喻嘉言墓被定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66年墓被毀，現改葬于新建西山萬壽宮之西。

主要著作

晚年，喻嘉言深感“吾執方以療人，功在一時；吾著書以教人，功在萬代”。因此，他除行醫外，将主要精力用于著書立說和教授生徒。他先後撰寫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論篇》和《醫門法律》三部書。

《寓意草》是喻嘉言的醫學處女作，也是中國醫學史中較早又較著名的一部個人自訂醫案，初刊于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它以筆記體裁寫成，書前有醫論二篇，強調“先議病，後用藥”的診療程序，并自訂議病格式。

然後記錄了自己以内科雜病為主的疑難醫案60餘則，案中詳錄病因和病情，讨論辯證精辟明細，并指出每案的關鍵之處和疑難之點，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同時，該書還較早地記載了我國人工種痘以防治天花的病例。

《尚論篇》全稱《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又名《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初刊于公元1648年(清順治五年)。本書主要是參考明代方有執《(傷寒論)條辨》編撰的，但編次有所不同，内容也有所補正。卷首有“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等六篇醫論。其後詳論傷寒六經證治。

書中論述六經，以太陽經為大綱，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并認為《傷寒論》中的397條條文是397法，分隸于大綱之下。喻嘉言的這種見解，成為《傷寒論》研究中一個重要流派。

《醫門法律》是一部綜合性的醫書，初刊于1658年。本書結合臨床病證，正面闡述辨證論治的法則，謂之“法”；同時指出一般醫生在臨床辨證治療上容易發生的錯誤，指示禁例，謂之“律”。以法和律的形式确立行醫時的規範，故書名為《醫門法律》。這三部書集中體現了喻嘉言的學術思想，也确立了他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

人際關系

喻嘉言還有過一段與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錢謙益鮮為人知的交往。錢謙益是明代崇祯年間的翰林編修、大學士。某日，錢赴朋友的家宴回家，當轎子路過迎恩橋時，因為轎夫跌跤，緻使主人倒仆在地而受了驚吓，由此得了奇疾——站立時雙眼上視，頭眩暈像要倒翻于地，躺下時卻無異于常人，多方醫治不效。當時，喻嘉言就在城裡。錢謙益立刻派人前往邀請。可是喻嘉言正好出診。過了數日，喻得訊後立刻趕到錢府，得知緻病的經過和原由，便讓管家把府中強壯有力善于行走的轎夫叫幾個來，命家人用酒飯款待，對他們說：“你們盡管吃飽喝足，接下來要做的事情，隻不過是令你們快樂嬉戲一般。”轎夫吃飽後，他令轎夫分别站在庭院的四角，兩人夾持主人，合力奔走，先由東奔西，再從南奔北。然後互相更換。轎夫可以休息，而主人無一刻停息。主人奔得上氣不接下氣，雖然疲備不堪，但是病已霍然而愈。

醫學觀點

1、倡導傷寒三綱學說，他是研究《傷寒論》的著名醫學家之一。其傷寒太陽之綱說源于《千金翼方》，如太陽經篇，以風傷衛為一類(上篇)，寒傷營為一類(中篇)，風寒兩傷營衛為一類(下篇)，即傷寒三綱說，對後世有一定影響。

他認為，四時雖均有外感，但仲景獨詳于傷寒，治傷寒之法，可變化而用于其他外感，故傷寒為四時外感之大綱。而在“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這就形成了喻昌三綱學說的主要觀點。

風傷衛用桂枝湯，寒傷營用麻黃湯，風寒兩傷營衛用大青龍湯。用之得當，風寒立時解散，不勞餘力。喻氏倡導三綱說的含義在于，麻黃、桂枝、青龍三方主治太陽表證。若表證辨治得法，則不會出現種種變證及傳經之病，而能将傷寒病治愈于得病初期。

因此，喻氏之三綱學說體現了仲景早期治病的思想，雖然後世對此觀點是否符合仲景原意，有無臨床實際意義提出異議，但應當看到喻氏之說的積極意義。

2、提出秋燥論。他在《醫門法律》一書中專列《秋燥論》一篇，對秋燥獨加闡述。辨證《内經》“秋傷于濕”之誤，頗有卓有見，特别對溫病學秋燥之治，影響很大，被後世醫家推崇。

至于燥氣病機，喻氏認為，入秋并不遂燥，是大熱之後，繼以涼生，涼生而熱解，漸至大涼，燥令乃行。雖然燥生于秋冷，但其性異于寒濕，卻常偏于火熱，這是因為“燥位之下，火氣承之”，燥盛而兼火化之故。《内經》提出“燥勝則幹”，故臨床所見，幹于外則皮膚皴揭，幹于内則精血枯涸。

津液耗竭，出現種種變化。總之，燥之為病，火熱為盛而緻。燥為秋金主氣，故易傷肺髒。早在《内經》中就有“諸氣膹郁，皆屬于肺”，“諸痿喘嘔，皆屬于上”的認識。這是燥傷于肺的病症。對于燥病的治療，喻氏創立了著名方劑清燥救肺湯，該方由桑葉、煨石膏、生甘草、人參、胡麻仁、阿膠、麥門冬、杏仁、枇杷葉等藥組成，以治療諸氣膹郁，諸痿喘嘔，肺之燥者。其用藥的宗旨，強調治燥忌用辛香行氣之品，以防傷津助燥。

總之，喻氏于燥之論述，從其邪氣生成，病邪性質，緻病特點，臨床表現，治療原則，臨床用藥一一加以論述，可謂對燥症深刻認識的一大家，其影響十分深遠，被後世醫家所推崇，至今仍有很大影響。

3、大氣論，他于《醫門法律》中撰寫“大氣論”一篇，對“大氣”進行闡述，他認為，大氣即胸中之氣，包舉于肺之周圍而行治節。所謂“五髒六腑，大經小絡，盡夜循環不息，必須胸中大氣，斡旋其間。”他的這一學術觀點對後世很有影響。喻氏認為，人體之中存在有“大氣”統攝于周身。

正是由于大氣的作用，才使五髒六腑、大小經絡發揮各自的功能活動。若大氣一衰，則人身的氣機運動無源，既不能升降，又不能出入，緻使“神機化滅，氣立孤危”，再甚者則危及生命。正由于大氣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喻氏深刻加以研究。

他認為人身之大氣，即胸中之氣，其氣包舉于肺之周圍。由于大氣的作用，使髒腑經絡功能得以發揮，營衛之氣得以統攝。而大氣充斥于周身上下内外，無處不到，環流不息，緻使通體活動功能正常，生命活力旺盛。大氣雖為胸中之氣，然胸中還存在着膻中之氣、宗氣。喻氏認為，膻中之氣、宗氣與大氣雖出于同一部位，但有所不同，應當加以區分。

4、治病必先議病。他認為，治病時必“先議病，後用藥”，這裡對辨證治論精神的很好發揮。怎樣才能做到弄清病情，有的放矢的予以治療，他認為“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識病是議藥的前提和依據，并提出了識病的具體要求。膻中之氣為臣使之官，有其職位，說明有其具體的作用。

大氣則無可名象，沒有具體作用，有如太虛之中包舉地形一樣，主持着整個自然界。宗氣與營氣、衛氣分為三隧，雖為十二經之主，但有隧而言，說明有具體所指，而不同于大氣之空洞無着落，二者亦不相同。

因此，大氣高于宗氣、膻中之氣以及髒腑之氣、經絡之氣。人身各種氣均在大氣的統攝之下，才能發揮各自的作用以維持全身的功能活動。此即喻氏論大氣的主要觀點。該觀點對後世産生了不小的影響。

如張錫純著《醫學衷中參西錄》論大氣，創立升陷湯等，均與該思想有着密切的關系。但是，文中論大氣雖強調其對人身生命活動的重要意義，而在治療時仍停留在既往一般用藥水平，理論與治療似有不合拍之處。其将大氣與宗氣、膻中之氣加以區分，但其如何運用于臨床實際，尚未闡發十分深入，故而後人不采納其說者亦有之。

曆史評價

晚年，喻嘉言深感“吾執方以療人，功在一時；吾著書以教人，功在萬代”。因此，他除行醫外，将主要精力用于著書立說和教授生徒。他先後撰寫和刊出了《寓意草》、《尚論篇》和《醫門法律》三部書。

《寓意草》是喻嘉言的醫學處女作，也是中國醫學史中較早又較著名的一部個人自訂醫案，初刊于公元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它以筆記體裁寫成，書前有醫論二篇，強調“先議病，後用藥”的診療程序，并自訂議病格式。然後記錄了自己以内科雜病為主的疑難醫案60餘則，案中詳錄病因和病情，讨論辯證精辟明細，并指出每案的關鍵之處和疑難之點，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同時，該書還較早地記載了我國人工種痘以防治天花的病例。《尚論篇》全稱《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又名《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初刊于公元1648年(清順治五年)。本書主要是參考明代方有執《(傷寒論)條辨》編撰的，但編次有所不同，内容也有所補正。卷首有“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等六篇醫論。其後詳論傷寒六經證治。

書中論述六經，以太陽經為大綱，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并認為《傷寒論》中的397條條文是397法，分隸于大綱之下。喻嘉言的這種見解，成為《傷寒論》研究中一個重要流派。《醫門法律》是一部綜合性的醫書，初刊于1658年。

本書結合臨床病證，正面闡述辨證論治的法則，謂之“法”；同時指出一般醫生在臨床辨證治療上容易發生的錯誤，指示禁例，謂之“律”。以法和律的形式确立行醫時的規範，故書名為《醫門法律》。這三部書集中體現了喻嘉言的學術思想，也确立了他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

主要影響

喻昌在中醫學理論研究方面頗有貢獻，不僅于《傷寒論》的研究獨有體會，倡導三綱學說，而且對于中醫基礎理論問題頗有建樹。其大氣論、秋燥論的觀點亦為後世所稱許。此外，其強調辨證施治，倡導診治規範，亦很有學術價值。至于其臨床經驗亦十分豐富，治痢用活人敗麥散以逆流挽舟，治關格用進退黃連湯升降陰陽等，都被後人所推崇。

總之，喻昌于中醫學理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不僅于《傷寒論》研究獨有體會，倡導三綱學說，而且于中醫理論亦有建樹，故此，被譽為清初三大著名醫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