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美國貝克萊加州大學
1921年7月，高鴻業生于江蘇徐州，1944年獲上海交通大學工程學學士學位，1946年進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改學經濟學。1952年到1954年，任美國貝克萊加州大學經濟系助教，1956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并被美國密蘇裡大學管理學院聘為商業統計學副教授。1957年，高鴻業先生響應祖國号召，放棄在美國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毅然回國投身于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回國後，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從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上世紀60年代初，他與其他學者共同主編了《當代資産階級經濟學說》（1962-1964年），介紹和評析現代西方經濟學。改革開放初，高鴻業先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西方經濟學，堅決主張有批判地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他擁護黨的改革開放政策，認為有必要結合中國國情，有分析、有鑒别地吸收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有用的部分，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他率先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開設并主講研究生課程《西方經濟學專題研究》 ，與其他學者合著《現代西方經濟學》，并翻譯了薩缪爾遜的《經濟學》 （第十版），發表了《評薩缪爾遜經濟學》 ，全面系統地介紹、評價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在經濟學界産生了巨大反響，成為我國公認的西方經濟學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84年1月，高鴻業先生被國務院學位辦遴選為我國第二批博士生導師，由他直接培養的碩士、博士多達70餘人，其中許多人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科研領域的中堅力量。他于1983、1987、1992年三次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講學與合作研究，并被聘為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美國國際管理研究院客座教授。
高鴻業先生自50年代起，就緻力于研究西方經濟學說。西方經濟學所應持有的态度是：否定其整個理論體系，但借鑒其個别論點、方法和概念；對西方經濟學中數學方法應持有的态度是：數學是研究經濟問題的工具，它可以為正确的經濟學說服務，也可以為錯誤的學說披上虛假的科學外衣。因此，判斷經濟學說是否具有科學性，不能取決于是否使用數學方法，而要看其内容是否能經受住實踐的檢驗。
他還認為，數學在西方經濟學中被用于經濟管理的技術方面，也被用于經濟學的理論方面，由于前者所牽涉到的基本上是純技術的内容，所以數學方法取得了有用的成果，而後者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意識形态，所以數學方法的應用往往得不到與實踐相符合的結果。因此，不應隻看到數學方法在經濟管理技術上的有效作用而肯定它在意識形态問題上應用的結果，也不應由于數學方法在意識形态上的背離現實的結果而否定它在經濟管理上的有效作用。
關于西方宏觀經濟管理方法在中國的應用問題，他明确指出，西方宏觀經濟管理方法的重要前提條件是價值規律能發生它調節生産的作用，而價值規律要發生調節生産的作用又必須具備至少四個條件，即競争、有效率的市場、企業行為必須受利潤及虧損的制約以及經濟活動的水平必須處于資源所允許的範圍内。西方國家經濟的發達程度及其資本主義性質，使它能具備上述四個條件，從而為宏觀經濟管理方法提供了實施的可能性。
但中國在目前并不完全具備這幾個條件，因此，如果想借鑒西方宏觀經濟管理方法，必須首先使中國具備上述四個條件，才有助于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他的上述學術見解對于澄清學術界的認識和指導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對于批判地吸收西方經濟學說、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有一定益處。
高鴻業先生，于2007年5月17日上午9時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曾任職務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經團聯理事，國家計委對外經濟研究所顧問，山西省經濟管理學院名譽教授，甘肅省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兼職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獲獎情況
(1)1987年《評薩缪爾森經濟學》十篇系列論文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2)1988年獲北京市勞動模範。
(3)1988年“西方經濟學教學指導思想改革”(與人合作)獲北京市普通高校優秀成果獎。
(4)1991年《現代西方經濟學》(與人合作)獲北京市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
(5)1993年被吸收為國際性的經濟學榮譽學會成員，獲北京市十佳教師、人民教師稱号。
(6)1995年《評薩缪爾森經濟學》獲該年度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
(7)1997年主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被評為國家級教材。
主要研究領域
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研究貢獻
一、迻譯和評論西方經濟學的代表性教科書和經典專著
薩缪爾森的《經濟學》在為數衆多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是有代表性的教科書，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在為數衆多的西方經濟學專著中是經典專著。應商務印書館之約，高先生先後翻譯了這兩部西方經濟學名著。
在改革開放初期，薩缪爾森《經濟學》中譯本的出版，對我國讀者了解現代西方經濟學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多數讀者很難辨别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是非。高先生認為，自己的責任不僅是把薩缪爾森的教科書翻譯過來，介紹給中國讀者，而且有責任為中國讀者正确導讀。為此，除了寫作譯者序，他從1984年下半年起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上連續發表10篇評薩缪爾森《經濟學》的系列文章，對該書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分析和評論。
後來，這些文章彙集成冊，以《評薩缪爾森〈經濟學〉》為書名，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1988）。這一專著在當時代表了國内系統研究和評論西方經濟學的最高水平，對青年學子正确研讀西方經濟學産生了導向性的正面影響。
《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這本書的文字，連薩缪爾森等都感到晦澀難懂，翻譯成中文的難度當然更大。原中譯本譯文帶有早期白話文的特點，高先生按照商務印書館的要求，用标準的現代漢語重譯了《通論》全書，并對書中許多疑難之處加了重要譯注，為我國讀者閱讀提供了很大方便。為了全面評價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正确引導讀者研讀此書，高先生還撰寫并出版了題為《一本拯救資本主義的名著》的專著。
二、撰适合中國特點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
作為經濟學教育家，高先生深知教科書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重視我國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并為此做出了傑出貢獻。他編撰、主編或共同編撰、共同主編的教科書有：《當代資産階級經濟學說》、《現代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生用西方經濟學》等。
高先生的教材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廣泛參考多種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嚴格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原貌準确地加以介紹；一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西方經濟學進行評論。這樣的教科書堪稱是适合中國特點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多年來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子。這些教材多次獲獎，其中《西方經濟學》被評為國家級教材。
值得提到的是，高先生已被遴選為全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建設工程第二批教材《西方經濟學》的首席專家。令人痛心的是，當這部教材的設計和編寫工作即将啟動的時候，高先生與世長辭了。這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三、研究并提出正确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高先生總結了他回國後看到的國内經濟學界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兩個極端：全盤否定和全盤肯定。改革開放前，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偏向于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後，又偏向于全盤肯定。他認為，這兩種态度都失之于偏頗，都不能使我們達到“洋為中用”的目的。主張，對西方經濟學既不能全盤否定，統統罵倒；也不能盲目崇拜，全盤肯定。
經過長期深入研究，高先生對西方經濟學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觀點：西方經濟學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代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總結，具有科學意義。因此，必須反對前者，借鑒後者。他指出：這一論點不但符合西方經濟學的現實，而且也為西方學者所承認。
在這一基本觀點的基礎上，高先生對西方經濟學作了三個層次的區分：一是把西方經濟學中的一般經濟理論即有關意識形态的部分與西方經濟學中純技術的内容作了區分；二是把西方經濟理論的整個理論體系與其中的某些概念、論點和方法作了區分；三是把西方經濟學的某些論點、概念和方法本身與西方經濟學家對它們的解釋和運用作了區分。
高先生注意到現在國内對西方經濟學的潮流向全盤肯定的方向發展。他說：這一發展很可能帶來兩點不利的後果。第一，意識形态的混亂。任何社會，要想處于健康的穩定狀态，必須具有大體一緻的意識形态。否則便有可能陷入災難性的動亂之中。第二，對西方經濟學的誤用。即使以西方經濟學的有用之處而論，也要看它們是否适合于我國的國情。高先生常常為某些學者生搬西方經濟學教條硬套中國經濟現實的錯誤做法表示擔心。他說：“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一位前美國經濟學會會長曾語重心長地告訴我，不要把中國的前途，放在西方經濟學的幾個方程上。”
四、探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高先生一直注意研究和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他在這方面的重要成果很多集中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西方經濟學研究》一書中。比如，針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主張，高先生從理論和實踐上證明，私有化能提高企業效率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又如，能否把科斯定理作為我國所有制改革的理論基礎，高先生明确指出：我國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而在科斯定理中，根本沒有公有制存在的餘地。此外，關于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關于宏觀調控等，高先生也有一系列獨到的論述，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了自己的貢獻
相關内容
在中國的大學中，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西方經濟學：第一個把薩缪爾遜《經濟學》翻譯成中文，上世紀80年代初此書銷量超過10萬本；最先在中國人民大學講授西方經濟學；主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被全國近1000萬大學生使用；其課堂講義，被當作考研之人的“紅寶書”；在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經濟學家地圖》一書中，被稱為“一等公民”……他就是高鴻業。所有這些顯赫的聲名，竟然為一個不到一米七的、已經彎曲的身軀所負載。
2005年歲末，當我們走進人民大學西區教師公寓，初見這樣一位弱小的老人時，很有些吃驚，直到交談之後才發現，一個人的力量和智慧哪裡是外表所能完全代表的？即使歲月在他的身上蝕刻了許多印記，然而堅韌自信的生命依然發出熠熠之光。
30歲前高鴻業的人生，關鍵詞是“戰争”和“艱辛”。1921年生于江蘇徐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高勉之曾任徐州第一家報紙《醒徐日報》的主編，後因揭露軍閥縣長賈月壁貪污救災款項而被賈秘密殺害。畢業于山東女子第一師範的母親張蓮修做小學教員，将當時才4歲的高鴻業含辛茹苦養大。
從上海中學畢業以後，高鴻業面對的是抗日戰争的硝煙和困苦。在“工業救國”的思潮影響下，高鴻業考入當時已搬遷到重慶的國立交通大學機械系。1944年春，國民黨政府下令征召大學應屆畢業生充任援華美軍的翻譯。“因我的英文成績相對較好，短期培訓後，我被提前派到昆明炮兵學校做炮兵戰術課程翻譯。”1945年夏，高鴻業等100名翻譯被派遣到美國，實際是培訓國民黨政府的留美空軍。于是，他來到密西西比州一家飛機場擔任飛機維修翻譯。
1946年9月，翻譯任務結束後，經朋友聯系，天性傾向于文法科的高鴻業進入科羅拉多大學經濟系讀書，他一邊學習，一邊打工：洗盤子、做清潔工、幹農活。“1948年拿到碩士學位。想回國，已經買了船票。當時解放軍圍攻上海，船不能在上海靠岸，回不去了。”
孜孜不倦研“西經”守得雲開見月明
回國後不久，高鴻業就發現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還停留在馬歇爾的階段。他心裡想，這種狀況對中國很不利，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但他也僅僅是想而已，那時候被當作反動學說的西方經濟學，幾乎是不可能正常研究的。
1958年在人民大學，高鴻業先給經濟系老師講西方經濟學，後來人大和北大在全國首開西方經濟學課程，高鴻業主講。“當時不叫西方經濟學，叫資産階級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要想前進，必須有一個對立面。經濟學方面就是資産階級經濟學。我好比唱戲一樣，演曹操、演壞蛋。當時講西方經濟學，主要是樹立靶子，做批判對象。”高鴻業談起當時的情形不乏幽默。
作為靶子的還有一套書——《當代西方經濟學說》(包括《凱恩斯主義》、《壟斷經濟學》、《福利經濟學》、《人民資本主義》、《計量經濟學》)，高鴻業和北大幾位教授主編，并且合作撰寫其中的《凱恩斯主義》。“不是我們自願編寫的，那時誰敢寫？”後來有人提出把薩缪爾遜《經濟學第五版》最重要的十章翻譯成中文。高鴻業承擔了翻譯任務，書出版後不久“文革”爆發，這本書的命運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不要說西方經濟學，除了馬恩列斯毛著作外，誰都不能名正言順地看别的書。”于是有十年左右，高鴻業一直沒有機會接觸到西方經濟學。
1978年人民大學複校以後，已經50多歲的高鴻業才正式開起了西方經濟學課。“如果說有遺憾的話，有十年的功夫吃了睡睡了吃，想做任何事情根本不可能，耽誤了十年。現在想做事情，又做不到了。”高老依舊平和的語調中有些許的淡暗。十年後的西方經濟學，和高鴻業離開美國的時候已經不一樣了。他天天泡北京圖書館，差不多花了兩三年工夫，才把新課補上。
此時薩缪爾遜《經濟學》已經出到第十版。“上面對西方經濟學的認識不一樣了，這個玩意兒雖然也是資産階級的，要批判，但是也要吸收”。高鴻業花了三年翻譯全書，這本分三次出版的書在80年代初作為一本西方學術譯著，賣出了10多萬本。
60歲以後，高鴻業的學術研究仿佛才“上道”，1982年到1998年的16年間，他單獨編著、與人合著作品近十部。其中他主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被評為國家級教材，至今仍為全國很多高等院校首選；1998年，高鴻業以77歲高齡翻譯并評注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币通論》，并将書中凱恩斯未曾推導過的公式全部推導出來。
信仰終不改變
“中國之所以沒有出大亂子，就是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這點不能丢啊！”高老的話語重心長。“雖然不是黨員，我擁護共産黨。因為現在還缺少不了它，沒人能夠代替它。”
“有人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在沒什麼用，我說有用。什麼東西使得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快？就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沒有照搬西方經濟學所推祟的模式。如果完全照搬，跟前蘇聯差不多，整個經濟很快就會垮下去。什麼東西使得中國人采取局部、有限度推行市場經濟的辦法？我覺得是馬克思主義。”
一輩子浸淫在西方經濟學中的高鴻業，對馬列主義卻是情有獨鐘。回國後他“對馬克思主義下了點功夫”。通讀了《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書，業餘還學了俄文。對于現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有被邊緣化的現象，他說：“這不大好，甚至于可以說很可能其後果欠考慮。”
1991年，在《對〈西方經濟學〉教學大綱的簡要說明》中，高鴻業闡明了他對于西方經濟學一般理論的态度：“在整個理論體系上，對它加以否定；在個别概念、論點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資借鑒之處。”現在依然如是。他說：我們中國人學西方經濟學和西方人學習的目标是不一樣的。西方是培養西方經濟學家。中國人要培養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懂得西方經濟學的人，目的是為了中國所用：一方面指出它不對的地方，對中國有害的地方，好比藥不能亂吃；同時也要知道它有用和有害之處，必須加以鑒别。
對于目前國内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他認為，“缺陷是聯系中國現實不夠。”“西方的教學人員比較不空談，很注意實際的事例。在這方面，包括我在内，中國的教學人員，比較懶一點。”
“聯系實際”是高鴻業做學術的核心詞彙。“所謂學術，是為了解決實踐問題而存在的，不能直接或間接解決問題的學術研究，毫無意義。”“學術本身就來自實踐。沒有經濟現象，哪有經濟學啊？。”
高鴻業教授自述
寸草報晖暖心頭
我出生于中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高勉之，是孫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會的會員，曾任我原籍(江蘇徐州)出版的第一家報紙《醒徐日報》的主編。1925年，他因揭露當時徐州的軍閥縣長賈月壁貪污救災款項而被賈殺害。當時，我才4歲。母親張蓮修，小學教員，含辛茹苦把我拉扯成人。我的生活和教育得到了我父親的摯友滕仰支先生的大力支助。
我的童年和青年時期處于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年代，特别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中國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危險。
當我中學畢業時，已經是抗日戰争開始後的第二個年頭。那時，中國存在着被稱為“科工救國”的思潮，意思是說：日本鬼子之所以能欺負我們，原因在于我們科學落後，工業不發達。要想拯救國家，必須走振興科學和工業的道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并不特别擅長于理工科的我，也同許多青年一樣，選擇了學工的道路，進入當時已搬遷到重慶的交通大學機械系。1944年春，當我快要畢業時，國民黨政府下令征召中央、交通、複旦和重慶這四座大學的應屆畢業生，讓這些學生充任駐華美軍的翻譯。那時美國和中國是抗擊日本的同盟國。
通過位于重慶的複旦大學專門為這次征召進行的幾個星期的英語培訓，我随後被分配到昆明炮兵學校，任炮兵戰術課程的翻譯。一年多以後，在1945年夏，我和100多翻譯一起被派遣到美國，據說是為了美軍在我國沿海登陸襲擊日軍之用。到了美國才知道，這批翻譯是被用來培訓國民黨政府的留美空軍，而我則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的凱絲洛飛機場充任飛機修理翻譯。14個月以後，到了1946年秋，翻譯任務結束，我進入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讀書。
這時，抗日戰争早已勝利結束，對我說來，“科工救國”已無必要。因此，我改讀經濟。從改讀經濟到取得博士學位，花費了我特别長的時間。這是由于兩個原因。一方面，由理工轉入文法科，需要補修許多額外課程。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我完全沒有經濟來源，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我通過獎學金和充當家庭教師、廚房打雜、餐廳服務員、農場收獲工、幫教授改卷子、實驗室管理員等取得經濟來源。
1951年，我完成并通過了經濟學博士學位所要求的所有課程和各種考試，隻剩下論文寫作。按照美國大學的常規，論文寫作并不一定要學生住校進行。學生可以離校就業，隻要在規定的年份以内呈交論文并獲得通過，便能取得學位。我采取了離校寫論文的方式。因為，幾年的半工半讀的生活實在很辛苦，有時因沒有錢每天隻吃一頓正規夥食，剩下的兩頓以方便食品充饑。我想找個正式工作，改善一下經濟狀況。找到的第一個正式工作是西部地球物理探礦公司的計算員。
該公司的業務是尋找石油礦。我的工作很簡單，不過是根據給定的公式把勘探儀器得到的數據換算成石油蘊藏量的指标。這樣，我便成為石油勘探隊的一員，随着勘探隊在田野中過着流動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很難使人接觸到書本，更讀不到什麼專業書籍；如果這樣生活下去，我不可能完成我的論文。因此，當了三四個月的計算員以後，我便辭職不幹，到舊金山另謀新職。
在舊金山，靠着我學工的背景，找到了一份助理工程師的工作。幹了一年，雖然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但是，論文仍然隻字未寫。因為，工作一天下來，已經很累，不想再幹些什麼；另一方面，工程師的生活也不能提供寫論文的條件與環境。為了完成論文，我隻好再度辭職，到加州大學經濟系當了兩年助教。助教的收入給我提供了經濟來源；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易于向知名教授和學者請教并能經常和同行的青年教師進行切磋和交流。這種有利的環境使我在兩年的助教生涯中基本上完成了論文初稿。
帶着論文初稿，我于1955年回到科羅拉多大學。修改和通過論文占用了約一學期的時間。在取得博士學位的時候，已是1956年初。到了那時，取得學位後是否回國成了必須決定的問題。我總的傾向是回國。但是，已經離國12年了，在長期的遠離之後，又怕難于适應國内的環境。因此，關于回國，一直在躊躇，心情經常處于矛盾之中，非常苦惱。
正在此時，密蘇裡大學管理學院院長訪問我校，談到急欲聘請一位商業統計教授。由于我博士學位的輔系(即第二專業)是統計，我的一位老師推薦了我。通過面談之後，這位院長聘用了我。這樣，我想不妨暫過一段教書生活，令人苦惱的回國問題可以拖延一下，再作決定。于是，我成為密蘇裡大學管理學院的副教授。
教授的物質待遇是令人滿意的。我添置了衣物，購買了汽車，一天三頓正規的夥食，窮學生的處境一下子轉變成為中等程度的生活。盡管如此，我在精神上卻很苦惱。已經快40歲了，成家立業似乎不能再拖。一旦在美國成家，家庭的拖累使回國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許多朋友的經曆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那時正是朝鮮戰争結束不久，中美兩國處于沒有外交往來的敵對狀态。
如果留在美國，勢必終生為外國人服務，不能為哺育我的祖國做一點哪怕是力所能及的小事。對此，我将終生引以為憾。況且，留在國外，我也未必會有什麼成就。在舊金山的唐人街區，當時有一個小街心公園，我經常看到一些退休後的老華僑在公園的草地上曬太陽。我留在美國的歸宿也會如此，頂多有一輛汽車和一幢住宅。況且，在當時的美國，種族歧視依然存在。我經常有“二等市民”的感覺；正如一位華僑小姐告訴我的那樣，她自己可以說是“一個團體的成員，卻永遠不屬于這個團體”。那種滋味并不好受。考慮到所有這一切，我決定回國。
1957年春，我向學校辭了職，經由香港回到祖國，被分派到人民大學經濟系教書，一直到現在。以我個人的經曆而論，回國的決策是對自己有利的。改革開放後，我曾于1983年、1987年和1992年三次重回美國。前兩次分别應科羅拉多大學和國際管理研究院之聘，去兩校任客座教授，各講學一學期。後一次是作為富布賴特學者進行西方經濟學的調研工作。
舊地重遊，不免遇見一些昔日來自大陸的同學和朋友，他們都已退休或接近退休，而正如我過去所預料的那樣，物質生活比我優越，一般都有汽車和住宅，對此我固然羨慕。但是，他們卻為此而付出了一輩子為外國服務的代價，在這一點上，看來他們也并未取得突出成就。得失相比，回國對我有利。當然有的時候，懷疑自己對祖國所貢獻的力量是否能補償自己從它那裡取到的報酬。
總的說來，已屬垂暮之年的我，心情是舒暢和愉快的，能夠看到中國從一個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轉變為獨立自主的統一國家，特别是看到香港的回歸，消除掉了昔日的奇恥大辱，我的一生已經算是值得了。特别令人振奮的是：我們的國家前途光明，照我看來，隻要能維持政治穩定和使人口受到控制，我國的富強一定會實現。
然而，我現在也有不安的感覺，甚至是恐懼的感覺。我國目前仍然相對貧窮和落後，而國際上的敵對勢力正是想利用這種貧窮和落後，處心積慮，觊觎我國，企圖從我國的失誤中撈取好處，或重新獲得他們失去的天堂。這些都值得憂慮并且必須加以警惕。我此時的心情可以用我的一首打油詩表達出來。現錄之如下，以作這篇自述的結束：
龍套吟以明志
落葉歸根意未休，甘跑龍套跟旗走。
願為梨園添春情，不賣色相充名優。
末座有愧冷闆凳，寸草報晖暖心頭。
老來猶唱滿江紅，隻緣群夷窺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