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自稱是火德公之後，在南宋建炎二年，由福建汀州府上杭縣，遷到廣東嘉應州長樂縣（現在長樂縣改名五華縣，嘉應州改名梅州）。廣東一世祖敏公，二世祖上達公……十五世潤唐公，在雍正三年乙巳，舉家入蜀，住在隆昌縣蕭家橋，李潤唐公時年六十一歲。李潤唐為入蜀始祖，公為儒醫，卒年八十二，葬在蕭家橋，後遷葬到自流井文武廟後之柳溝壩。李宗吾家族入川後字輩為“唐景正文永，山高世澤長”。
生平介紹
李宗吾，原名世铨，入學後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25歲思想大變，與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為宗吾。其為人正直，為官清廉，其職位油水豐厚，而離任時清貧潦倒。
1912年，他以“獨尊”之名，撰寫了轟動一時的《厚黑學》，以後陸續寫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1927年發表的《我對聖人之懷疑》。1928年發表了《社會問題之商榷》。自诩學說與道、儒、釋相提并論，被譽為蜀中奇人，研究古之帝王将相權謀成功之道和英雄豪傑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觸類旁通二十四史都可一以貫之。吳稚晖稱其為當代的了不起的思想家。厚黑之說在抗戰末期以後以至于台灣、海外都曾風行一時。
1936年，他将曆年所作文字的一部分，融合自己的新觀點和想法，重新以随筆體裁整理為文，在成都《華西日報》上開辟《厚黑叢話》專欄，連載發表，以後同名結集單獨成書。
1936年，他還發表了被人稱為扛鼎之作的《中國學術之趨勢》。1938年，又将以前曾發表過的短文《心理與力學》重新整理成書同名發表。因作者認為此文所言是厚黑學在學理上之根據，所以人們稱此書為《厚黑原理》。
作品分析
作者的基本思想線索是在研究人性中，提出了“厚顔黑心”之說，由此而生“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變化”之說。作者認為後者，使“厚黑學就有哲理上之根據了”。
其論人性、論經濟、論政治、論國際關系、論學術，均循此線索。他自己認為世人多注意其“厚黑學”，而對其他作品“不甚注意”，其實，後者才是作者更為着重的作品。
這些着作八十年代又成為台灣、香港地區及日本的暢銷書。作者以強烈的使命感和敏銳的洞察力，對封建社會的政治黑暗和官場腐敗予以深刻揭露和嚴厲抨擊。
文筆犀利，諷刺辛辣，許多見解令人歎為觀止。作者視角獨特，觀點新穎，自成一家，使人不能不佩服其對傳統文化的切膚感受與妙悟能力。
《厚黑大全》收集了李宗吾的重要論文和專着，通覽全書，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全貌。就學術價值和曆史地位而言，《厚黑學》
、《厚黑原理》(心理與力學)、《厚黑叢話》、《中國學術之趨勢》、《社會問題之商榷》堪稱是李宗吾的代表作。
以“獨尊”之筆名，旨在取佛祖“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意，從此便以“厚黑教主”自号，被譽為“影響中國20世紀的二十大奇才怪傑”之一。它就像一面鏡子，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醜陋的中國人》等一系列抨擊落後國民性着作的先河之作。
其書有後續，是說男女關系，名曰《老婆經》，怕老婆才能有大發展，是現代中國人生活幸福的指導教材。
其有作品：《厚黑學》書最後是老婆經，《厚黑學後傳》，《心理與力學》，《厚黑大全》，《厚黑原理》(心理與力學)，《厚黑叢話》，《中國學術之趨勢》，《社會問題之商榷》。
後世影響
宗吾先生的着述涉及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甚至暢談物理學、經濟學，凡百餘萬言，在經曆40年代的轟動效應之後，逐漸在思想史上展露出深遠的影響力和沖擊波，開啟了對國民性反思的思辨之路。
在華人學術領域，林語堂、梁實秋、柏楊、李敖、南懷瑾、張默生、李石鋒等等學問大家對李氏思想進行了多方位的推演和研究，紛紛指出，李宗吾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是四川人為中國現代思想所做出的不可多得的貢獻。張默生先生的《厚黑教主傳》也很好的诠釋了這一點。
解放以後，海外對李宗吾的研究已經推演至更為廣闊的領域。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内各出版機構紛紛出版李氏着作，達數十種之多。其傳記也作為研究課題進入了大學課程。
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王磊等人專門寫出了30萬字的李氏思想傳記《厚黑教主李宗吾傳奇》，已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促進了李氏學術思想的發掘和研究。
在清華大學傳播學系2002研究生的課程裡，“從馬基雅維裡的《君主論》到李宗吾的《厚黑學》”的專論，已經進一步體現了其學術、思想的生命力。
當代學人谷照明、王善生、鐵波樂、笑蜀、陳遠、李加建、鄧遂夫、陳思遜、李波等人均從不同的層面對宗吾先生的多方面成就進行了研究，尤其是對其思想具有的“當下性”價值予以了特别關懷。
在對待宗吾先生的問題上，鬼才魏明倫倒是顯得比較理智，他在《奇奇怪怪的四川人》、《台北訪李敖》等文章裡高度頌揚了宗吾先生的精神與人格魅力。
厚黑大師
曆史發現
面對這樣一位“近代之新聖人”(林語堂語)，許多學者感到奇怪：李宗吾身後怎會如此蕭條，竟沒有—張照片，一頁手迹，一件遺物，—篇遺稿留存于世?直到近年，這一令人扼腕歎惜的奇怪現狀，才在其家鄉自貢—批熱心文化人的不懈努力下得以突破，有了驚人的發現！
一座曆史文化名城與一群"黑學"癡人地處大西南一隅的自貢，是一座以“鹽之都、龍之鄉、燈之城”聞名于世的曆史文化名城，僅在近百年曆史進程中便湧現出一大批名震華夏的曆史人物：紅岩英烈代表人物之—的江竹筠，秋收起義總指揮盧德銘，陣亡于遵義城下的彭德懷的軍事搭檔、紅三軍團參謀長兼紅五軍軍長鄧萍，革命家、教育家、曆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吳玉章，“戊戌變法”六君子之—劉光第，曾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的民主主義革命家雷鐵厘，還有傑出的詩詞書畫大師趙熙，著名鹽業資本家侯策名等。
自貢因鹽設市之前本屬富順縣和榮縣分别管轄的兩個大的鹽業區—一自流井和貢井，現自貢市所轄四區兩縣320萬人口，兩縣即包括富順縣和榮縣，前者為有名的“才子之鄉”，後者則為有名的“詩書之鄉”。“厚黑大師”李宗吾正是在這樣人傑地靈的人文環境和曆史氛圍中脫穎而出的。然而由于諸多原因，他在曾經的輝煌之後，卻在故鄉沉寂了，長久不為人知。
自發研究
當時間跨人21世紀後，在自貢這座曆史文化名城裡，有一群人終于坐不住了。他們自發地行動起來，研究《厚黑學》，開展李宗吾身後事件的大追蹤，揭示李宗吾的思想真谛，恢複李宗吾在中國現代文化史和地方文化名人中應有的地位。他們突然發現，這位已經辭世半個多世紀的瘦弱、高挑的老人，身後竟留下了—座精神富礦、思想寶庫，為後人留下了足可構建一座學術殿堂的“厚黑”奇學。而這—群人，就是被筆者在本文中稱之為‘黑學”癡人中的一撥熱心于文化事業的人。
2004年大年三十除夕，天下着漾漾細雨，有3個人來到了自貢市區一家名叫“天一閣”的茶坊裡品茗論詩。這天街上并不熱鬧，市民大多在家中與親人團聚，宰肉、殺雞、炖湯忙乎吃喝。茶坊在這—天也并不見擁擠，反而有幾許清靜。
在這—老兩少3個人中，一個是前面已經提到的青年詩人、散文家蔣藍，一個是年近七旬的市文聯退休老幹部、市作協名譽主席李加建，另一位30出頭的年輕人是李加建的學生龔偉。3位平時舞文弄墨的人今天聚在一起，竟沒了以往的詩興和豪語，不知是誰把話題拉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學》上，自然也是一番感慨，之後便各自心情沉重起來。
鄧遂夫早在10年前便開始關注李宗吾的研究，于2001年初從北京回鄉，與陳思遜、蔣藍等文友共商研究厚黑學、探尋李宗吾遺迹遺物之事，緊接着便寫了—篇長文《李宗吾斷想》在故鄉《蜀南文學》上發表，同時還向市領導寫信建議盡陝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成立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等。
後來他—直為此四處奔走呼籲，終于在2004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偶然聽說自貢市第二天就要召開人大、市政協“兩會”，便決定借此機會搞一個能夠真正引起人們重視的活動——以一個故鄉文化人的名義直接向“兩會”上書。當天晚上他就起草并打印好一份題為《關于盡陝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的建議》的意見書，然後在第二天早上打電話找到了正準備出席會議的市政協委員鄧科，請他在市政協會議上代為宣讀并遞交這份意見書。
鄧遂夫接着又去市人大送交材料，希望同時引起市人大代表對此事的關注。鄧科長期在市委宣傳部、市文聯工作，深知這—材料意義重大，便在宣讀了鄧遂夫的意見書後，與市中院副院長鐘達文、市政府副秘書長漆成康、《自貢日報》副總編林念勞和市公安局局長楊衛等委員—起，聯名向大會提交了《關于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的建議》的正式提案。大會《簡報》很快以《尊重曆史，打造品牌》為題，摘錄刊發了鄧科的相關發言，引起與會委員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墓地的真相
自貢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成立之前，籌備組成員便達成共識：設法解開這樣一種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即李宗吾本屬現代名人，去世時間并不長(1943年)，為何卻沒有留下—張照片、—頁手迹、一件遺物？比如李宗吾的照片，他去世之前照相館在社會已很普及，難道就沒留下一張與家人、與友人的合影?他本人難道就沒有一張生活照、社會活動照?現在所知的李宗吾像，僅有其好友張默生所着《厚黑教主正傳》一書的封面畫像，那上面寫得明明白白的是“厚黑教主李宗吾造像”，而不是真正意義的照片。
至于李宗吾的其它遺物，目前尚未有任何發現，也未見任何有關報道。還有，李宗吾一生着述頗豐，其着作手稿難道沒有被其後人收藏，沒有一篇文章手迹散存報館、流落民間，沒有隻字片語的題簽、書信被人保存?過去已知的李宗吾唯一手迹，僅為其贈送給北京太廟圖書分館—本書上的簽字：“太廟圖書分館惠存，李宗吾謹贈”。作為一代大師的李宗吾，其手迹就僅僅這13個字存世?大家都覺得應該各自努力去尋蹤覓迹，争取在這幾個方面有所突破，為此後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積累實物實證，為學術研究提供依據、拓寬領域。
此外，現在已知的李宗吾墓在市區的紅旗鄉大岩村七組，人們傳說那裡是李宗吾的衣冠冢。那到底是衣冠冢還是真正的李宗吾墓?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在人們心裡打上了一個又一個大問号。好在這些自貢的“黑學”癡人們紛紛行動起來了。很快有佳音，那就是确認了李宗吾墓的真正處所。
2003年，是李宗吾辭世60周年，自貢市詩詞學會會員李仁勳是《厚黑學》研究愛好者，與詩詞學會副會長陳思遜多有來往，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流研究心得。他在這—特殊的日子很想為這位名震海内外的先人做點什麼，于是想起了去李宗吾墓地拍照，配上文字在會刊《紫薇詩簡》上發表，以紀念大師。于是，李仁勳尋訪到了大岩村七組，拍下了李宗吾墓碑的照片，并記下了碑文：
吾祖李宗吾乃前清單人，同盟會員，四川自貢市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元月十三日，卒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終年六十五歲。早年畢業于四川高等學堂，曆任富順縣立中學校及四川省立江油中學校長、省教育廳督學、省府政聞編審委員、省官産清理處長、四川省府秘書、四川大學教授、省參議會參議員、省府委員、顧問等職。
1992年5月，李宗吾墓周圍經數十年變遷，已是房屋密布，老宅也已成了居民住宅街區，又因建設征地，埋于此處的各家墳墓均被通知遷移。李宗吾之孫李長靖、孫女李若英等孫輩後代，代表李家後人，準備好經壇、香燭、紙錢，前往富台山為祖父母遷墳。此時，所埋墓坑中的遺骨已無法辯認分裝，隻好将祖父母的遺骨收殓到一起放入經壇，考慮到此後有賴李氏宗族後人就近照看，也由于墳地之需，他們便将祖父母的遺骨送去了李氏宗族的祖居地之紅旗鄉大岩村七組，埋于青龍山上，并立了墓碑。
至此，李宗吾墓是衣冠冢的說法已不能成立，這裡确為真正的李宗吾墓，隻是從原埋葬地富台山遷葬刊師已。但讓人不曾想到的是：李宗吾作為一代大師，其身後竟遭如此大劫！
2004年4月4日清明節，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籌備組諸同仁和部分文藝界人士，自發地組織起來前往大岩村為大師掃墓，其情景一如媒體在報道時用的黑體标題那樣——《“厚黑宗師”身後不寂寞》。
手稿追蹤
尋源覓蹤，大師手稿今何在對于紅學家鄧遂夫來說，一個研究對象的手稿，對于研究本身有何等重要的價值，那是再清楚不的事了。早在3年前，他就開始追蹤李宗吾的手稿。
他堅定地相信，李宗吾從讀書開始到此後服務于社會直至最後去世，一生中幾乎在四川度過，雖然由于寫了《厚黑學》，使得不少人對他産生誤解，真正的知心朋友并不多，但他晚年着書立說之地畢竟在家鄉自貢，且其孫輩人數不少，是個大家庭，他的一些文稿的手迹應該極有可能在自貢被發現。
幾經努力，鄧遂夫得到一條極有價值的線索：李宗吾的堂侄、20世紀40年代便頗有名氣的李石鋒，曾于80年代去世之前，将一批李宗吾遺作手稿托友人轉交給自貢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希望在《自貢文史資料選輯》上面世。但此後這批遺稿似乎并沒見刊出，下落亦不清楚。
得此線索後，2002年春節前夕，鄧遂夫再度從北京回到自貢，請求市政協文史委知情的工作人員協助查找相關資料檔案，結果隻查到一篇署名王善生的《我對李宗吾先生的回憶》在該刊刊發。至于李石鋒托人交來的李宗吾手稿有沒有刊用以及後來的去向，因當年經管此類工作的何青、王柔德等人均先後謝世，則無從說清了。
文史委熱心的何桂清女士見鄧遂夫很着急的樣子，便答應再為他在現存的80年代的來稿登記案卷中查找一下。何女士查出來的結果，除發現孫柏蔚、梁思堯回憶李宗吾的文章各一篇登記未用外，其他再未找到以李宗吾署名的或别人寫李宗吾的文稿。既然是這樣一個結果，鄧遂夫也就隻好作罷另覓他途了。
事情過去兩年之後，閑時愛去舊書攤淘書的鄧遂夫，偶然在舊書攤上見到一本《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第15期，一翻目錄，其中有署名李世楷的3篇文章一一《廖緒初小傳》、《楊澤溥事略》、《王儉恒小記》。鄧遂夫刹時心跳加劇：李世楷不就是李宗吾的本名嗎?此前文史委的同志沒有查到李宗吾的文章，看來還是由于不熟悉李宗吾的各種名諱。這千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文章既已刊出，保存其原稿就應該是常理，鄧遂夫急不可待地立即聯系上在家養傷的何桂清，再次前往文史委查找曆年已用稿件的檔案。很快便查到了那3篇文章的原稿。但讓鄧遂夫吃驚的是：經仔細辨認，這3篇稿子并非李宗吾手稿，而是文史委作為編輯用的—種抄件。
李宗吾手稿又到哪裡去了呢?當年轉交這幾篇文章的金文達老先生明确告訴鄧遂夫：文章是用毛筆書寫在一種陳舊的黃紙上的，而不是現在見到的用圓珠筆和鋼筆寫在稿紙上的。那麼，李宗吾手稿會不會因其彌足珍貴而送交市檔案館保存呢?鄧遂夫又請市檔案局局長兼市檔案館館長許建同志代查一下，許建爽快地答應了，查的結果還是沒有。鄧遂夫又請當年負責處理這3篇稿子的何青遺孀曾德彬女士查找一下何青遺稿，看能否從中查找到一些線索。曾德彬女士當即回答道：“我因整理出版何青遺着，已對他的遺稿作過反複的清理，并沒有發現你說的這幾篇稿子。”
現在，所有的線索似乎都中斷了，那麼李宗吾手稿會不會直接退還給了提供稿子的李石鋒後人呢?抱着試一試的想法，鄧遂夫經多方打聽，終于找到了李石鋒的四子李長志家，但因李長志外出而未能見面。接下來的日子，鄧遂夫因忙于參與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的籌備工作，便暫時放棄了對李宗吾手稿的追蹤。但他—直放心不下此事，後來研究會籌備工作進入尾聲并終獲業務主管部門和登記審批機關正式批準，其成立大會也定于2004年8月8日召開。鄧遂夫便想利用研究會成立之前的短暫時間作一次最後的沖刺，看能否查找到李宗吾手稿。這—次，他決定到文史委去用笨辦法——親自對—些堆積如山的散亂文稿等資料進行一件件排查。
炎炎夏日，悶熱難當。鄧遂夫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文稿堆裡埋頭苦幹，直弄得汗流浃背、灰頭土臉，連續忙了兩天下來，仍無任何收獲。萬般無奈之下，他又去清查文史委工作人員借閱文稿的登記冊和來往公函，在這些讓人極可能忽略的東西中，鄧遂夫終于有了重大發現。首先，他從1984年明7日的登記中，發現了已去世的王柔德有—次在借閱這3篇文稿之外，還同時借閱過—份題為《謝绶青事略》的稿子。鄧遂夫在随即查到的省政協文史委公函裡證實：當年李石鋒托人轉交市政協文史委的稿子中，确有一篇題為《謝绶青事略》的李宗吾稿，而且後來将其轉交給了省政協文史委，省政協文史委甚至還給在文稿上署名的李世楷發了一封回執函：
李世楷同志：
來稿《謝绶青事略》共一件，已收到，辦理情況，另行奉告。
此據
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印)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收據編号：3243
有意思的是：當年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的經辦人員也不知道李世楷就是李宗吾，更不知道李宗吾已去世41年，以緻這份根本無法送達作者本人的公函，便被市政協文史委擱置保存了下來。如此看來，李宗吾的遺稿就并不隻《自貢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過的3篇，而是4篇。但這篇《謝绶青事略》，市政協文史委并沒有保存，隻能到省裡去查。但省文史委的資料檔案肯定更加堆積如山，而且經過20年的變遷，能否找出也是一個大問題。正在為難之際，鄧遂夫無意間查看了—下過去未加注意的一份稿件審閱處理意見表，上面清楚地批寫着當時任文史委委員的王柔德簽署的意見：“據何青同志說，李世楷即李宗吾，有名人也。此文作于1932年，不知是否曾在報刊發表，如未發表，同意編人15輯，定稿時請李石鋒同志将原稿攜來核對一下，以免訛誤。王柔德84、5、4。”這—處意見上明确寫着“定稿時請李石鋒同志将原稿攜來核對一下”，說明至少在此之前，李宗吾的原手稿已經不在文史委。這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原稿已退還李石鋒，二是李石鋒主動來要回去了。無論哪一種可能，都說明手稿還在李石鋒家裡。
得到這—結論走了多少彎路啊！鄧遂夫盯住那份審稿意見表，好一陣發愣，良久才長歎—聲，轉身直奔李石鋒之子李長志家。
找到李長志後，鄧遂夫了解到如下信息：李石鋒共有子女隊，現在有3個兒子居住在自貢，其餘則散居在湖南、北京、陝西、台北等地。李石鋒因在反“右”運動中錯劃為“右”派，糾正平反後又患多種疾病，晚景十分凄涼，于1984年去世。去世前将自己的文稿裝在一個編織袋裡，交給了好友李加建保存整理。過于—段時間，李石鋒的子女們從各地趕回自貢吊唁，聽說父親去世前已将文稿交李加建保存，覺得不太妥當，便去找李加建要回了父親的文稿，存放于四子李長志家。李長志後來又将文稿交給了來家探視的、原在市政協文史委工作的父親生前好友關繼西，請其代為整理保存。而在此之前，李家兄妹均未清理過這批文稿，亦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李宗吾手稿。
鄧遂夫得此信息先向李加建打聽，回答是當時還來不及翻看這批遺稿，就被李家的後人要回了。鄧遂夫經過多方打聽，與關繼西之子關白明聯系上了，才知道關繼西早已在12年前去世。鄧遂夫給關白明講清情況後，關白明回答道：“我爸爸這一輩子受了許多磨難，吃虧就吃在舞文弄墨上。他老人家去世後，我想這些東西留着也沒什麼用處，就清攏—堆，燒了。”但他又說，他在燒父親的遺稿時，并沒有見到鄧遂夫所描述的别人用毛筆書寫的稿子，不知道父親在世時是否見過，也不知父親是否放了稿子在其他什麼地方。他答應今後再找找。
線索追查到這裡，似乎是真正地斷了。
那麼，關白明燒掉的那些文稿中，有沒有李宗吾的手稿?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讓李宗吾這7000字手稿保留在人間?筆者同李加建在同一個單位共事，他退休後也同筆者多有交往，曾談及此事。李加建憶起往事，十分傷感，說：“石鋒臨去世之前的前三天晚上，曾帶信把我找去，将一大塑料包文稿交給我代為保管，并囑我以後在可能的條件下，将他未發表的文稿發表一些出來。我将文稿帶回家後，第三天他便去世了，我—直沉浸在悲痛中，—直無心打開塑料包整理那些文稿。後來他的子女們來要文稿，我有什麼理由不交還他們呢?如果這批文稿中有李宗吾的手稿，以後又被無意間燒掉了，也确實是太可惜了！”
鄧遂夫确實是努力過了，雖然最終未能尋覓到李宗吾的原手稿，但也不是—無所獲，畢竟查出了3篇遺作的抄件，可是第四篇還能找到嗎?鄧遂夫仍抱着一線希望。他和李石鋒的諸多後人在查找的過程中結下了深厚友誼，因而繼續請求他們不要放棄在各自的家裡尋找有關李宗吾、李石鋒的照片、文稿、遺物的努力，争取能有所發現和突破。這—願望果然很快有了結果。
李石鋒之女李長淑在外地勃口工作後很少回到家鄉。在鄧遂夫反複動員下她答應盡陝抽時間翻找一下家中的舊物。她說以前隻記得父親曾經放過一點舊稿在她家裡，但放的究竟是些什麼内容的稿子，已記不清楚了。
就在2004年8月8日早上8時，鄧遂夫驅車前往參加獲批準的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成立大會的途中，手機突然響了，是李長淑從陝西打來的。李長淑告訴鄧遂夫，找到了—部父親在解放前寫的書稿，是關于李宗吾先生的，裡面正好附有李宗吾的俏遺稿。鄧遂夫一聽，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上，趕緊問：“那4篇附錄的遺稿是李宗吾的手迹還是你父親的?”李長淑回答說是父親的。鄧又說：“你在電話裡給我念一念4篇附錄稿子的标題。”李長淑就念了，當念到第三篇《謝绶青事略》時，鄧遂夫差點在車上跳起來。于是，他請李長淑将她保存的這部書稿複印一套寄給他。很快，鄧遂大便收到了厚厚的一大袋書稿複印件。
鄧遂夫一看書稿題名為《破風樓文叢五：關于李宗吾先生》，是一本回憶錄性質的書稿，書中寫到了李宗吾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甚至專章寫到了李宗吾“戀愛的謎”。
查到了李石鋒書稿的手稿，又找齊了李宗吾的4篇遺稿，這當然也算是對鄧遂夫傾心努力的回報了，但他仍然感到不滿是——沒有查找到李宗吾這4篇遺稿的手稿。
同時，在李石鋒這部書稿的目錄中，還提供子—個讓人充滿希望的信息：第一行列着一一李宗吾先生單照一幀;第二行列着——李宗吾先生與作者合照一幀;第三行列着——李宗吾先生遺墨。既已列入目錄，當然是要刊于書中的，這說明李石鋒這部書稿中，原本附有李宗吾的照片和手迹，同時也說明：李宗吾與家人及親戚間都曾有照片的交換，有時還會—起合影留念。但迄今為止，卻一張也沒有找到。就連找出了這部遺稿的李長淑，也始終沒找到目錄上列出的照片，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難解的謎。
9月9日，鄧遂夫、鄧科、黃鶴邦鼎請自貢的文物鑒定專家楊源對李宗吾筆筒的文物質地和價值進行鑒定，鑒定結論為：李宗吾筆筒為清末民初瓷器一—珍珠瓷堆塑松鼠吃葡萄筆筒，其本身文物價值并不是很高，但因屬名人之物，價值自然不可估量。
後裔尋蹤
應當說，鄧科幾乎是在一開始籌備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時便注意起一件事來，那就是尋找李宗吾的後裔。
正是因為李宗吾為“黑學”癡人們留下了太多的謎，尋找他的後裔并試圖在他的後裔中尋求更多的突破，顯然是一種最便捷可行的辦法。如李宗吾照片、手稿、題簽、書信、遺物、與友人交往中的禮品等等，通常情況下是最容易在他的後人中發現的。
李宗吾原名世铨，後改為世楷，字宗儒，25歲時基于以其宗法儒家不如宗法自己的想法，又改字宗吾。8歲入塾，20歲就讀于自流井三台書院，次年入東興寺炳文書院，中秀才。1902年考入四川高等學堂，加入同盟會，1907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學部特授舉人，随即返鄉就任富順中學教習、監督。1912年應邀出任四川審計院第三科科長，旋出任四川官産清理處處長，此後先後擔任過自貢地方議事會議員，教育科長，富順縣視學、省立二中校長等職。1916年，升任省視學，1918年任省長公署教育科副科長，次年冬辭職返鄉，至北伐戰争開始後再度人省府任編纂委員職，1938年解職回鄉隐居，着書立說，于1943年謝世。
以上大抵便是李宗吾的簡曆。
相對而言，李宗吾的子女并不多，僅兩男兩女(其一女在6歲時即夭亡)。這在他所處的時代，應當說生育還是有節制的。且由于其長子澤恒、次子澤文均英年早逝，所遺後人并不算太多，尤其是澤文一房，僅—女一男，次子還是遺腹子。即便如此，其後人也達六七十口。另外李宗吾兄弟姐妹有8個之多，李宗吾行六，他在老家至晚年時，人稱李六爺。如以堂房計，從他那一代算起，李氏後人當逾千口以上。如果弄清李氏各支後人，實在是一個龐大的工程，非民間社團能力所能及。鄧科決意先弄清李宗吾一房的後人情況，以作聯系之需。
尋找到李宗吾嫡孫女李若英，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喜訊。當鄧科、鄧遂夫、黃鶴邦鼎、陳思遜等人先後和李若英女士見面後，才發現這個年近八旬的老人思維清晰敏捷，言談儒雅得體，不愧是李宗吾的後代！通過李若英女士，鄧科很快記錄下了李宗吾現健在孫輩的聯系電話。統計下來，李宗吾後人的分布地區大體為：自貢、重慶、都江堰、樂山、馬邊、犍為、河南、台灣等地，其後人已至五代，孫輩即達12人。
至于李宗吾第四代、第五代的後人，由于分散在各地，平時來往不易，連李若英女士也弄不太清楚了。
2004年明8日，自貢市李宗吾學術研究會成立這天，李宗吾的部分後人應邀來到自貢作為嘉賓與會。鄧科便想利用這次機會對李宗吾後人來一次全面統計調查，把名單搞出來。但後來正式與會的隻有李長城、李長玉、李詠雪、李素明、李若芳等少數幾人，鄧科的願望還是沒有實現。這是由于到會的李宗吾的孫輩和曾孫輩人士雖能大緻說出其他各房孫輩、曾孫輩、玄孫輩(包括外孫、外曾孫、外玄孫的人數，卻說不全所有人的名和确切地址、聯系方式。所以，會後鄧科一翻筆記本，連他自己也傻了，已記錄下來的李宗吾後代姓名，有的沒有分房，有的沒有列名，有的竟連輩分也分不清了。
鄧科決意重新統計登記，這—次，曾幹過會計的鄧科決定采用會計學統計法，将李宗吾後代分房、分代列一個統計簡表，統計登記完畢後再整理成—個檢索表。有了這個檢索表，便可以一目了然地盡知李宗吾後代各房各代的情況了。
鄧科再次來到李若英女士家裡，重新核對了孫輩各房的分布情況和電話号碼，然後回到家裡，分别打長途電話一房一房地了解記錄，最後終于形成了—個較完整的《李宗吾後裔檢索表》。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以李宗吾為第一代，其子女為第二代，并由此傳下各房後裔的大緻晴況。
鄧科說：“目前這—統計結果表明，李宗吾後人有69人，但還不能說完全準确，隻能說較為準确。因為目前在第五代中還有認隻搞清了姓而未弄清楚名，這是不完備的，我們目前還在想辦法聯系，以求最終編制出準确的李宗吾後人檢索表。”
現在已知的李宗吾後人中，不少的人已成為高素質人才。他們中，有高級工程師、主任醫師、高級教師、科學工作者，還有不少的人擔任教委主任、科委主任，直轄市人大代表和專業學(協)會理事長等職務。總之，在各條戰線上的李宗吾後人均多有建樹，有功于國家和人民。若一代大師李宗吾地下有知，也該大感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