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郊區城市化或稱城市郊區化，簡稱郊區化。這是人口、就業崗位和服務業從大城市中心向郊區遷移的分散化過程。所謂的郊區指中心城市行政邊界以外的鄰接地域，主要是城市化地區核心以外的城市邊緣。郊區化包括三種外遷：一是人口外遷，主要是因城市中心的巨大人口壓力，以及這一壓力對生活環境的不利影響而引發的。二是工業外遷，主要原因在于市中心以外有大面積的價格低廉的土地，以及能更好地與鐵路、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設施相互配置。三是零售業外遷，這是由于人口和工業外遷後，市中心商業面對來自郊區商業激烈競争而被迫采取的措施。郊區化并不意味着大城市的衰落，隻是城市由高密度集中向低密度擴張的轉變，這一轉變中，建成區在擴張，城市人口在增長。
衍生問題
美國的郊區城市化始于19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進入了迅速的郊區城市化過程，其基本進程一直延續至今.本文旨在闡述美國郊區城市化及過程中衍生的區域問題。
一 郊區城市化的基本動力與表現
郊區城市化源自中心城市的推力和郊區的拉力的相互強化作用。一方面，從1920年代開始，由于許多中心城市面臨着基礎設施老化，公共交通和教育系統不堪重負，外來人口和貧困市民大量增加，城市環境和社會治安惡化等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中心城市對人口增長和産業發展的推力；另一方面，郊區良好的環境、低廉的土地成本和稅收以及巨大的開發潛力等因素對人口增長和産業發展有着很大的拉力。在中心城市的推力和郊區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社會的中層和上層開始向中心城市周邊的郊區遷移，從而開始了曆經幾十年的郊區城市化過程。
1.城市交通向郊區延伸是郊區城市化的重要前提
交通系統的發展對郊區城市化具有決定的意義。1956年，為促進交通系統的發展，美國國會通過了《州際高速公路法案》，以設立高速公路信托基金的方式來支持高速公路的建設。汽車、石油、橡膠、玻璃、鋼鐵和水泥等相關的産業也得到了發展。與此同時，有關部門在全國規劃建設了超過4萬英裡的州際和地方高速公路，其中超過5000英裡的公路都建在都市區中。聯邦高速公路計劃開辟了一條通向低密度、多中心的都市區的道路，使人口、産業和居住地重新分布。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設，中心城市的中産階層不再局限在市區，可以到更遠的郊區買房；各類商業、制造業和房地産業也發現了郊區發展的廣闊空間和潛力，人們不再把自己與有軌電車線路和鐵路的區位捆在一起，紛紛向郊區遷移。自1930年代以來逐步進入到“汽車時代”。1900年，平均每9511人才擁有一部汽車，而到了1930年，每5.3人就擁有一部汽車，此後逐步提高到并且穩定在平均每2人就擁有一部汽車。美國人願意在交通方面花錢，如1997年平均每個美國家庭的年收入為39926美元，交通費用的平均支出為6457美元，占總收入的16%。私人交通為6064美元，其中購買汽車2736美元、汽油1098美元、其他的交通支出2230美元；公共交通支出為393美元，其中飛機費用為249美元，其他公共交通費用為56美元，稅收為17美元。在整體的交通環境改善後，人們更容易進入郊區，為郊區城市化創造了極為重要的前提條件；交通網絡還決定了郊區城鎮的空間布局的框架。
2.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促進郊區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收入的提高和都市區交通環境的改善，居民有條件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一般而言美國中心城市環境髒、噪聲大、犯罪率高、貧困人口多、問題家庭多、房子擁擠質量差、選擇房子限制多，因此，舒适的環境往往在中心城市之外。為追求舒适的生活環境，人們願意舍棄中心城市而到較遠的郊區生活。郊區城市化與美國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也有一定的關系。1950年代，人們對家庭生活比較向往，已婚婦女大多願意作家庭主婦，形成了美國少有的高出生率時代。1957年，出生率達到3.77%，多子女家庭增多，家庭規模變大，大家庭需要大的房子，房子成為“美國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産生了對房子的巨大需求。傑斐遜式的民主培養了人們的強烈的鄉村意識。郊區生活被描繪為美國理想的生活方式，到小鎮居住是人們的生活理想之一。而人們對中心城市卻有着更多的負面的認識。有人将中心城市比喻成“必要的魔鬼”。
推動郊區城市化的力量還包括其他一些文化價值的理念：如美國人對新事物的愛好，期望接近自然，自由遷徙，自由競争等。美國人口流動頻繁，據1990年的人口調查，接近50%的人口表示在過去5年裡搬過新家。在自由市場經濟競争中，廠商和居民都會選擇對自己更為有利的環境生産和生活。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3.政策因素的影響促進了郊區城市化
這些政策的本來意圖不是為了郊區的城市化，而執行的結果卻成為郊區城市化的催化劑。主要包括房屋政策、國防生産的政策、高速公路建設的政策等。由聯邦房屋管理局(FHA)和退伍軍人管理局(VA)提出的房屋政策，使中産階級和老兵更容易購買到住房。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抵押貸款保險政策、抵押貸款利息支付的聯邦稅收抵扣政策、減少定金和延長貸款償付期限的政策等，既保證了信貸者貸款的安全，又為中高收入者購買住房(特别是新的住房)提供了十分優惠的條件。這些政策之所以會促進郊區化，是因為貸款保險項目本身使購買者更容易購買新的住房，且該項目特别傾向于資助購買單家獨院的房子。這種房子主要在郊區，因此購買的新房主要在郊區，由此推動了郊區城市化的進程。受房屋政策的影響，擁有住房的美國人從1940年的43.6%增加到2000年的65.5%，大多數人的“美國夢”實現了。羅斯福新政以來的新經濟政策的公共房屋計劃，卻使窮人和少數民族後裔更加集中在中心城市中。這也成為中高收入者往外搬遷的一個因素。另外，國防政策也是促進郊區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戰時生産委員會(WPB)把大量的戰時生産項目布局在郊區和“陽光地帶”，也是推動郊區城市化的一個因素。
4.人口的外遷是郊區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郊區城市化使得人口分布發生了重大轉變。在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和各種政策的推動下，1920年代美國就開始了中心城市人口的外遷過程，直到1950年代以來才成為大規模的現象。1950年美國郊區人口為402.3萬人，2000年達到1401.5萬人；相應的郊區人口的比重，由1950年的26.7%增加到2000年的49。8%。從中心城市、郊區和非都市區人口變化的過程來看，人口的增量主要分布在郊區。從1950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了1300.9萬人，其中約有77%住在郊區。
郊區城市化的結果是，一些老城市人口流失嚴重。據統計，自1950年以來，底特律市減少了将近50%的人口。從1980到1990年間，許多城市的人口規模變小了，如匹茨堡市(Pittsburgh)減少了12.8%，聖路易斯市(SLLouis)減少了12.4%，克裡夫蘭市(Cleveland)減少了11.9%，新奧爾良市(New Orleans)減少了10.9%，布法蘭市(Buffalo)減少了8.3%，芝加哥市(Chicago)減少了7.4%，亞特蘭大市(AtLanta)減少了7.3%。
5.制造業和零售業的郊區布局和就業機會的郊區化
部分産業的郊區布局是郊區逐步成為獨立的城鎮的關鍵。郊區從最初的“卧城”過渡到相對獨立的社區，進一步發展成為完全獨立的區域單位——城鎮。在這個過程中，産業的遷移起到了關鍵性的穩定作用。郊區相對于中心城市，在區位上具有容易取得工廠擴展和相關的附屬配套設施的空間(如裝卸空間，倉庫空間，工人、供應商和客戶停車場所等)，勞動力素質相對高，還有建設上的限制較少等優勢。生産技術的改變也是制造業往郊外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生産的專業化，生産技術投入的産出增加，工廠有足夠的利潤來支付遷移成本。這為生産企業在郊區建立新的專業化工廠提供了經濟保障；加上通訊和生産管理條件的改變，增加了制造業的郊區遷移的可能性，有時甚至出現明顯的非城市的區位指向。在郊區，比較集中的産業主要包括：制造業、房地産業、批發、零售業以及一些與制造業相配套的産業。随着産業遷移，就業機會在郊區出現。對許多人來說，容易取得就業機會是他們進行區位選擇的決定性因素。當然，很難判斷是人口遷移導緻産業與就業機會的遷移，還是産業與就業機會的遷移造成人口的遷移，但相互影響的結論是肯定的。
二 美國郊區城市化所帶來的區域問題
郊區城市化對區域經濟、社會和文化産生的深刻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郊區城市化緩解了老的中心城市過分擁擠、環境惡化、基礎設施落後和發展空間不足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衍生了新的經濟社會問題。
1.導緻了城市的過分蔓延
郊區城市化是一種土地利用上更為粗放的過程。由于城市裡私人的住房主要是單家獨院的房子，層數不多還有較大的空間，公寓式的住房并不多見。大多數中心城市的容積率并不是很高，因此對土地的利用粗放，容易造成城市土地利用上的蔓延。雖然美國人自己對城市的蔓延有不同的認識，有的甚至認為不存在蔓延的問題。但是，郊區城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利用的粗放化是不争的事實。
2.引發了中心城市和郊區的矛盾
在郊區城市化過程中，不但郊區的增長較中心城市快，而且中心城市處于衰退過程中。中心城市的衰退與郊區的快速增長形成鮮明的對比，兩者呈反向發展。郊區的發展吸引了中心城市的資源，使中心城市的發展缺乏新的補充資源。中心城市和郊區的矛盾還表現在：第一，中心城市給郊區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務，而郊區居民卻沒有義務向中心城市納稅；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務包括了教育、交通、行政管理、基礎設施的建設等，受益的還包括郊區人口；郊區人口卻沒有向中心城市繳納稅收，這就增加了中心城市額外的财政負擔。第二，中心城市稅基流失到郊區。在中心城市，納稅能力強的中高收入階層多數遷到郊區，留下的都是城市的低收入階層的人口，他們不僅納稅能力有限，有一部分人還需要政府的救濟。制造業的大量遷移也是中心城市稅基損失的重要原因。第三，中心城市在地域上被郊區包圍着，發展空間狹窄。許多中心城市還存在規模不經濟的問題，宏觀經濟條件變化在許多情況下對中心城市的影響都是不利的，如在經濟蕭條時期，中心城市的工廠可能會因為運行成本高和工廠的老化而使經濟活動比郊區減少得更多；在經濟恢複時期，工廠生産和就業增長同樣會趨向于成本較低的郊區。
3.中心城市産業結構單一化
中心城市與郊區在産業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互消長的關系，郊區投資的增加往往意味着中心城市投資的減少。中心城市與郊區的産業分工關系基本遵循了區域分工的比較優勢原則。郊區在制造業、房地産業、批發、零售業等産業方面的優勢使中心城市逐步放棄了這些産業；而随着郊區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大規模的工業為了尋找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搬遷到郊區，各種産業發展得越來越齊全，郊區最終脫離了中心城市。相應的中心城市的工業就業率和消費服務的就業率就下降了。中心城市逐步從工業生産的中心轉變為特殊的商業、專業部門和社會服務的中心，尤其轉變為向政府和專業部門服務的中心，産業結構的單一化比較明顯。許多中心城市已經成為以公司和政府辦公設施的綜合體為核心，輔之以銀行、貿易中心、賓館、餐館、百貨商店和相關的商業及私人服務的後工業化城市。
4.社會階層的區域分離
郊區化過程中，遷往郊區的隻是中上階層的人們，留下來的是窮人。他們集中居住在内城的街區裡，造成社會階層的區域分離。這種社會階層分離和經濟地位的差距在不斷強化，其主要原因是中心城市和郊區的就業機會的空間不均等。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中心城市以服務業為主，其中很大部分是高級的服務業，需要較高的勞動技能，而中心城市中人口的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水平相對較低，有些人甚至是文盲，這就使這部分人很難在中心城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那些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産業(主要是制造業)又主要在郊區，許多買不起私家車而依賴公共交通的城市窮人難以進入郊區工作。例如在底特律市(Detroit)，大約40%的中心城市人口沒有汽車，而大部分的工作都在郊區，這就給中心城市人口的就業帶來很大的困難。就業機會的空間不均等造成了族群的社會分離。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導緻了中心城市與郊區在教育、文化、階層矛盾、社會保障、城市基礎設施、社會負擔、環境保護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形成了明顯的區域差異。中心城市在教育、就業、社會治安、環境衛生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困難與問題非常突出。雖然一些中心城市現在出現了中産階層，緩解了矛盾，但根本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三農問題
自1982年到1986年的五個一号文件，拆除了阻礙農村生産力發展的公社體制和高度計劃、壟斷的經濟制度，連續
地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體制中解放出來（離社不離土──分田單幹），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離土不離鄉──鄉村非農經營），從鄉村社會解放出來（離土又離鄉──進城發展）。這樣的過程在解放農民生産力的同時，向農民開放發展空間和改善發展環境。農民在這一過程中，釋放出巨大的生産力，解放了糧食短缺的難題，解決了城市發展資源不足的難題，同時，緩和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适當地提高了農民收入，改善了農業耕作的天時條件與人和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架在統治者頭上的“三農”之痛。
在斐然成績的背後，凸現了新的令人頭痛的問題，自1991年以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緩慢，人均收入由800元到2000元，增長1.5倍，為成績喜慶時，發現了問題同樣存在：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由1600元到8000元，增長近4倍，由此可見城市差距并未縮小，而是在迅速擴大，這種迹象有悖于“共同富裕”的初衷。更有甚者，在城市居民收入逐年大增時，農民可支配收入自96年以來，出現了“蝸牛”式的爬行增長，個别地區甚至還出現了零增長和負增長狀況。岌岌！
現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城鄉居民之間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矛盾，城鄉差距已成為中國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也是進一步發展生産力和促進社會進步的最大的體制性障礙。中國存在着城市人口比例過低的尖刻問題，為經濟的發展埋下安全隐犯。這時，提高城市化水平不得不回到一個重要熱點上。農民工“市民化”、城市與農業産業互動是當代政府必須解決的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