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介紹
新加坡于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并入馬來西亞聯邦，1965年被迫獨立建國，經過短短40年的發展，從貧窮落後發展到和諧繁榮，這一切都與其所走過的發展道路、采用的經濟模式以及所制定的政策密切相關。
2004年，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被推選為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接班人，出任新一屆政府總理。
作為新加坡曆史上第三任總理，李顯龍上任之初就因其父親的特殊身份而備受關注。盡管是精心挑選的接班人，但在當時就有分析認為，他将繼續低調地延續父輩的政策，而不是激進地改革。
新加坡已經建立一套精英治國機制，擁有一支具有多領域專業技術的行政隊伍，行政決策過程已經有一定的軌道和程序；再加上李顯龍擔任副總理已經14年，是行政決策中心的一員；因此，一般預料李顯龍或許會作出政策調整，但會基本延續現有政策。
據了解，新加坡國會實行一院制，議員由公民投票選舉産生，任期5年，占國會議席多數的政黨組成政府。現任總理李顯龍領導下的人民行動黨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以來一直是執政黨，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中穩如泰山。不僅如此，從得票率來看，行動黨一直代表主流民意，與主流媒體也關系融洽，象征着整個國家權力的核心力量。
創新舉措
經濟的增長總是伴随着成本的提高，持續增長很難一再依賴有形資本的積累和投入。特别是金融風暴後，面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新加坡深刻地感覺到以往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再适用了，必須“與時俱進”，牢牢抓住知識經濟帶來的機遇，逐步轉變成"創新型"的發展模式。
1.研究開發
新加坡于1991年成立了科技局并制定了國家科技發展計劃，計劃周期為五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91～1995年，政府共投入20億新加坡元，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研究設施，包括建立公共研究所和科學園區，以資助的方式鼓勵本地企業投入研發，更新技術。
2.創新創業
為鼓勵技術發明人創業和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新加坡政府在五年計劃中對相關的法律和規定進行了重新檢讨和修訂，出台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例如建立風險投資基金，與風險投資商共同投資技術起步公司；按比例支付中小企業的技術更新和技術咨詢費用等；允許個人利用組屋住宅(在限定的行業)創辦公司，大力弘揚創業文化；扶持創新産業的發展；發起了多項融資計劃，牽線搭橋，設法解決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力圖改變本地中小企業不受重視，"二等公民"的地位形象。
3.公司競争法
《公司競争》法于2004年10月通過，适用于新加坡境内的所有公司，無論本地外資、無論規模大小、無論國有私人。但電信、新聞、郵電、交通、能源、環保等10個行業不包括在内，因為這些行業已經有了相應的規定。制定競争法的目的是為所有參與競争的企業劃一條平等的起跑線，創造公開透明的競争環境，提高活力。
模式曆程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總是與政府的影響和介入分不開，這是因為其具有獨特的背景淵源。新加坡獨立時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困難重重，主要表現在：落後的經濟基礎；有限的國内市場；教育不普及；高失業率；種族沖突；無社會和居住保障；面對外來威脅。
貧窮落後的現實迫使新加坡把吸引外資作為發展經濟的核心策略。吸引富國投資，不僅是出于盡快擺脫生存的危機的考慮，更是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慮。如何吸引外資是新加坡當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新加坡的做法是:政府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外資落戶。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奏效的。但用于補貼的資金從何處來呢？在這個問題上，新加坡有其獨到的做出:通過強制推行個人儲蓄中央公積金來解決國家資本的來源和積累問題。中央公積金不僅為吸引外資提供了補貼來源，同時也為興建政府組屋(相當于我國的經濟适用房)提供了資金支持。
在初創的1965～1973年之間，新加坡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以補貼的方式加大了對外資的吸引力度，重點發展轉口貿易和勞動密集型産業。外來直接投資的不斷增長，推動了經濟發展，創造了就業機會；大力興建政府組屋，不僅實現了“居者有其屋”，而且有力地拉動了國内消費市場，即使人民安居樂業又有助于國家資本――中央公積金的擴大積累，形成了特有的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模式。
随着形勢的變化，雖然後來政策有所調整，但基本模式并未改變，而是在原有基礎上逐漸完善。例如，在1974～1985年之間，随着經濟形勢的好轉并步入快速發展軌道，新加坡在貿易轉口占經濟主導的基礎上，開始發展加工業，出現了國内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問題，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來雇傭勞動力。當時的政府一方面通過制定移民法，利用廉價外來勞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提高中央公積金的繳納率，限制本地勞動力成本的增長速度。
1986～1997年，針對房地産投資過熱和勞動力成本增長過快等問題，新加坡大力發展服務性行業，将服務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二引擎"，特别是金融和信息資訊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把新加坡變成地區金融和信息中心，使其具有貿易和金融的吸納和輻射能力。
1998年後，亞洲金融危機使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面對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高昂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原有的發展模式遇到了挑戰，其經濟政策的調整，主要集中在利用成熟的經濟體制，積極發展知識型經濟産業，鼓勵國民創新創業，政府努力營造良好環境等方面。
政策框架
1、法制嚴明，政府廉潔
法制嚴明和政府廉潔是新加坡最突出的特點。在經濟領域體現為産權清晰(進入轉型階段，包括對知識産權的承認和保護)和資産所有人有不容置疑的法律地位，這對吸引投資者産生了積極的作用，特别是在建國初期，政治穩定和法律嚴明為外來投資者樹立了在新加坡長期發展的信心。
2、貿易開放，不加限制
新加坡的面積雖然隻有600多平方公裡，但卻因其地理位置優越，加之貿易和投資開放，成為重要的貿易通商港口和物流中心。在新加坡，除了對煙、酒和汽車等課以重稅之外，其餘的進口商品全部免稅，不加限制。新加坡熱衷于雙邊自貿協定，已經分别與美國、歐洲、日本、新西蘭等國家簽訂協議，正在與印度、加拿大、韓國、卡塔爾等國家談判，大有形成世貿協定中樞的趨勢。
3、高積累和謹慎财政
中央公積金制度的完善，為引進外資和興建居民住房提供了資金來源。新加坡政府堅持謹慎财政，連續多年的盈餘為直接介入經濟活動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有觀點認為，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有的高積累國家之一。
4、吸引外資低稅補助
新加坡以親商而著名，素有"親商政府"之稱，注重營造良好的投資和經商環境。新加坡對企業稅收采取低稅制，隻征收所得稅一個稅種，稅率為20％。為鼓勵企業研發，還實行了研發費用雙重扣除，以減輕企業的納稅負擔。對于經營先導型産業的技術企業，免稅期可長達10年。為鼓勵跨國公司将地區總部設在新加坡，政府對公司總部的稅收隻有0％～15％。
這一優惠政策吸引了許多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入駐新加坡。自1998年美國CaltexPetroleum總部從達拉斯遷到新加坡，接受新加坡政府第一個總部獎後，短短3年時間，就有3600家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在新加坡落戶，其中有220家得到了經濟發展局的補貼，外來公司在當地的消費比8年前增加了10倍。新加坡經發局正計劃到2010年再吸引280家國際知名企業把總部設在新加坡。除了對企業的低稅收之外，為了刺激外資，經發局還采取了直接補貼或共同承擔經營成本，以及合資等形式。
5、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中央公積金的普及和完善，不僅是國家資本積累的來源，也為每個勤奮工作的人提供了某種安全感。中央公積金畢竟是個人儲蓄，沒有社會統籌，别人拿不走，是種激勵措施，也利于人才流動。政府公務員失去了“鐵飯碗”和退休金，所有受雇人員都在同樣的起跑線上，鼓勵競争流動。對于外來人才，隻要加入永久居民(類似美國綠卡)，必須建立個人中央公積金戶頭，人才流動不受限制。
6、層次教育與職業培訓
新加坡崇尚所謂的“精英治世”。這裡說的“精英”是指那些學習成績優異的政府獎學金得主。“精英”們海外學成後，必須在政府工作5年，保證公務員隊伍有一定的人才比例。新加坡在教育方面非常舍得投入，年度教育撥款占政府預算的21％以上(l997～2003年)。按照目前消費價格水平計算，每培養一名“精英”海外博士畢業，政府支付的費用高達近100萬新加坡元。
重視培養“精英”，并不代表忽略教育普及。新加坡實行的是10～l1年基礎義務教育，即小學6年，中學4或5年，公民和永久居民子女均免收學費。針對畢業生的不同情況，中學畢業後的繼續教育又分3個層次，可供選擇。首先是入初級學院，兩年後升大學，學業優秀者，可以獲政府獎學金，成為“精英”，這是第一個層次；其次是進入工學院，相當于大專，這是第二個層次；最後是進工藝學院，相當于技工學校，這是第三個層次。不同層次的人才，能夠滿足社會不同的就業需求，這正是新加坡教育的成功之處。新加坡的大專培養出的實用型人才，既具一定的理論基礎，又有專業技能；既具深入研修的基礎，又能腳踏實地做好本職工作，深受雇主的歡迎。
在職培訓和終生教育是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的重要措施。鑒于早期員工文化水平普通偏低，新加坡勞動人力部和全國職工總會發起了數項培訓在崗員工的計劃，以補助的方式，鼓勵企業組織員工進行職業培訓。對于僅具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員工，以基礎知識培訓為主，包括英語和數學。對于40歲以上還沒有大專學曆的員工，雇主至少要為其安排6個月的離崗補助培訓。特别是在高速增長的1974～1985年，政府還采取措施限制增加工資，用于在職培訓。
政府還為創辦經營小企業的自雇人士設立了專門的培訓班，為其傳授相關的知識和技巧。20世紀90年代以後，随着信息資訊業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勞動人力部和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共同合作，為員工培訓現代信息知識和技能，至少50％的産業工人通過培訓取得了各種專業技能資格認證。進入本世紀以來，參加在職培訓的企業已達60％以上，培訓工人30萬人次。為抓住知識經濟帶來的機遇，其培訓内容也從簡單的知識技能的傳授過渡到創新能力的培訓。外資雇傭者認為，新加坡員工守法敬業，具備專業知識和技能，英語教學優勢突出，能夠很好地勝任本職工作。盡管勞動力成本還在攀升，新加坡對外來投資仍具吸引力。
7、人才引進及移民法
調查結果顯示，1991～2000年，外來移民對新加坡的經濟增長貢獻率高達41％，其中智力型和技能型移民的貢獻占37％，顯然他們的人數僅占外來務工人員的1/4，但貢獻卻是非智力移民的10倍。以研發領域為例，2002年，新加坡全國共有兩萬名研發人員，外來人才高達78％。吸引外來人才為我所用，是新加坡短期内從貧窮跨越到發達行列的成功經驗。
新加坡将人才立法放入移民法框架内，吸引人才與吸引投資相結合，恰當地處理了補充簡單勞動力和限制不需要的人員入境的關系。新加坡既注重吸引實用型人才，也着眼于未來發展，每年有計劃地從中國等國家吸引優秀大、中學生，資助其在新加坡留學，簽訂合同，要求其畢業後至少在新加坡工作6年。
8、培育發展産業群鍊
剛獨立的新加坡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基礎，最先發展的是以煉油業為主的精細化工産業。盡管新加坡不産原油，但由于地理位置優越和當時有利的國際形勢，加之主觀努力，利用外來資本培養本國的管理和技術人才，于20世紀80年代完成了煉油化工産業的發展，成為制造業第一支柱産業。随後又在90年代和近幾年發展了微電子和生物制藥技術産業群鍊，增加了兩個支柱産業。生物制藥産業的附加值明顯高于其他制造業，人均年産值高達91萬新加坡元，是其他制造業平均值的6.5倍，顯示出知識經濟産業的活力。
有選擇地培育和發展産業群鍊，是新加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由于國土面積有限，勞動力成本高，發展高附加值和高新技術産業成為必然選擇。如何利用外來資本帶動本國加工業的發展，使本地企業有機地融入到國際化産業當中，成為其中重要的一環。為解決這個問題，經發局于1986年發起了本地工業更新計劃(LocalIndustryUpgradingProgram)。該計劃通過3個步驟，逐步提高本地加工業的水平，與跨國企業結成供應商或客戶關系，最終達到在本地形成産業群鍊的目的。第一步是先從總體上提高本地企業的運行效率，例如生産計劃、倉儲運輸、資金和技術管理能力等等；第二步是把新産品和新工藝引入本地企業；最後是與跨國企業共同合作研發，成為外資企業的合作夥伴。
培育産業群鍊的關鍵在于企業經理人員。經發局遙遠一批精幹的管理人才，派到跨國公司工作，并為其支付工資。這些經理人員先找出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差距和縮小差距的辦法，然後逐步請跨國公司以培訓的方式支持一些項目交給本地企業承包。跨國企業為降低成本，樂于在當地轉包加工和服務項目。經理人員不斷穿梭在跨國公司和本地企業之間，及時解決管理和技術上的問題，最終使本地企業融入到産業中，形成了有序發展的産業群鍊。
尋找出路
2013年8月18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國慶群衆大會上發表演講，他向民衆傳遞了一條明确的信息：新加坡未來的發展以及當局施政方略将産生“顯着變化”，宣布了涵蓋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諸多改善措施。他說，新加坡将進一步增加公積金購屋津貼，讓年輕人以及中等收入的家庭買得起房。同時，他還宣布，新加坡的醫保計劃“健保雙全”制度将實現全民化和終身化。有分析認為，李顯龍的這一講話是針對實施“新加坡模式”以來不斷遭遇挑戰的一種反思。
李顯龍說，從當前局勢看，新加坡無論對外還是對内均面臨不小的挑戰，在這個轉折點上，隻有做出改變，新加坡才有可能在全新的國際環境下繁榮發展。李顯龍特别強調，該國面臨的“外部挑戰”主要是指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競争，以及技術革新對民衆生活的重大影響;“内部挑戰”主要指國内面臨的一些複雜的民生問題，比如日趨明顯的民衆收入差距、人口老齡化問題以及民衆生活成本日益增長等。
李顯龍承諾，政府将為民衆提供更多“可負擔住房”，保證“國内每一個工作者都有房可住”。他說，通過住房公積金還貸，月收入1000新元的家庭能夠負擔兩室的公寓房；月收入2000新元的家庭能買得起三居室；而月收入超過4000新元的家庭可以購置四室住宅。
李顯龍的此次講話受到新民衆的普遍好評，不少人以“令人愉快”和“鼓舞人心”一類的詞彙給予積極評價。
質疑解析
領袖的作用
新加坡不講意識形态，隻講共享價值。它把自己的文化，與憲政制度結合，是亞洲第二個把東西方文明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我認為，日本是第一個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結合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憲政。自民黨内部的派系能夠達成共識和傳統文化分不開。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擔責任，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領導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條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制度創新。
美國的制度已經經曆了兩百多年了，已經生根了，誰也毀滅不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體的運作很有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本來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協的，但這些國家往往相互攻擊。在亞洲，很多國家實行民主已經有很多年，但政局還是那麼亂，社會經濟也不發達。新加坡避免了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所走過的彎路。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新加坡也提出了“後李光耀時代”的問題。我自己的判斷是，在“後李光耀時代”，李光耀時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這個制度延續性的制度保障，同時這個制度裡也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創新精神。
令人困感的新加坡
新加坡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個異數。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民主，不讓人民充分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利，政府就必然堕落為人民的老爺，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潔勤政，建立一個文明和諧的社會。新加坡卻讓我們無話可說：它相信權威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建國40年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父親可以傳位給兒子;但它同樣很文明，沒有人随地吐痰，擁有潔淨的空氣、優美的環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
曾經，我們很想把中國搞成一個“大新加坡”。比如中國老百姓對官員腐敗非常痛恨，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程度比較高，為什麼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敗了。這條經驗非常容易學，要想讓我們國家的公務員廉潔，隻要給他們加工資、加福利就可以了。
中國公務員确實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出公務員加薪和他們的廉潔程度有直接關系。是因為我們加薪加得還不夠多，還是這條新加坡經驗不适合“中國國情”?遺憾的是很多人沒有搞清楚。
新加坡确實是一個奇迹，尤其是華人社會的一個奇迹。
被曲解的新加坡經驗
國内對于新加坡經驗的報道，問題出在哪裡?
這些直接或者間接的報道，大都是斷章取義的，多年來，隻讓人知道一面，而沒有讓大家了解另一面。公衆所接受的信息經過了不負責的過濾。
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那他什麼也沒有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沒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連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樣，到市場上購買。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對我震撼很大。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辦公務，有點空閑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點，我介紹了一處。部長一行4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跟部長開玩笑說，能給部長開車，對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相對于新加坡的整體富裕程度來說，如果以中國作為參照系，新加坡的官員從自己崗位上獲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新加坡的官員并不是借助政府權力和關系網才變得身價倍增。通常，他們在進入政府之前就已經是富人，能夠獲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個原來能在企業得到300萬元年薪的人，進入政府獲得100萬元年薪，對他而言，這隻能算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收人，而不能算是高收人。這些人該有的都有了，本來就是社會公認的精英，進入政府的初衷，往往就是為了回報社會。
被忽略的先進執政理念
新加坡确實是權威主義，但他們的權威主義和我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
新加坡的新聞界不敢随便批評政府，但他們的政府并不會直接幹預新聞運作，而是通過事後法律起訴，比如告人家诽謗罪，以公開答辯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另外，當媒體公開批評政府官員時，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殺措施，而是主動曝光，向社會全面披露，有問題就主動檢讨、嚴肅處理，沒問題也向社會作詳細解釋。
締造奇迹是靠儒家傳統
對于新加坡的成就，有兩種觀點，一種歸功于儒家傳統和“東亞價值觀”，一種則認為是因為“經濟透明和法制嚴明”。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往往都受過西方高等教育，他們的領導人多出身資産階級，并且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在新加坡，下層人一般說中國話，比如你坐出租車，或者在小攤上吃馄饨，你和老闆用華語交流完全沒有問題，但你到政府辦事，大家說的都是英語，好像一下子切換到另一個系統，你似乎在和一幫黃皮膚的歐洲人打交道。
儒家傳統和價值觀當然也發揮了部分作用。“選賢與能”可以算是儒家的。人民行動黨标榜自己是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領導人，也确實是一批受過西方系統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夠成為人民行動黨黨員，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會地位。
新加坡也有教訓
我曾問過新加坡人，他們認為自己的社會有什麼問題，有人說，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攬了幾乎一切，導緻人民思維不活躍。一個社會的創造力被扼殺，人們過于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缺乏創新精神。新加坡在學術方面較為落後。這一點讓新加坡的知識分子非常憂慮，他們覺得，新加坡這樣下去，将會有問題。中國正在要塑造創新社會，新加坡這個教訓值得吸取。
融政黨于社會
要有效集中權力，維持權力和使用權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權力要有載體，需要有組織結構。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個精英黨。黨員分幹部黨員和普通黨員兩部分。普通黨員不多，幹部黨員更少。社會上大家感覺不到黨的存在。黨是隐性的，是政治領域的“看不見的手”。就是說，政黨是融于社會的。實際上，政黨必須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精英部分。這是列甯主義政黨的要點。政治人物來自民間。如果政黨變成了脫離社會的自成一體的既得利益集團，那麼這個政黨就會處于危機之中。
新加坡盡管是一黨執政，但政治體系是向社會開放的。從建國開始，新加坡的領導人就意識到，在一個沒有任何資源的國家，政治人才是國家生存、發展和提升的關鍵。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優秀的人都去經商。新加坡要把這些最優秀的人來從政。因此，執政黨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扮演“伯樂相馬”中的“伯樂”，在全社會、全世界尋找優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統公務員是内部選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會為執政黨培養的。或者說，很多政治領袖都不是執政黨自身培養的，而是從社會吸收進執政黨的。在上世紀70年代，人民行動黨吸收了後來成為總理的吳作棟和副總理的陳慶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已經在職的總理李顯龍和副總理黃根成等精英人才。這些領袖人物在成為執政黨領導人之前，都是社會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們在哪個領域成功了，執政黨才邀請他們入黨，為國民服務。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黨齡”一說。今天不是黨員，明天黨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為黨員。這就解決了很多列甯主義政黨黨内論資排輩的問題。列甯主義政黨的本質就是要吸收社會的精英，但在列甯主義政黨成為組織之後，往往會演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新加坡有效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方法就是維持政黨的開放性，向社會開放。
政府和社會的關系
新加坡本身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人民行動黨議員都要定期和選民直接見面，讨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這就把執政黨内和社會結合起來。如果代表、委員們沒有和社會連接的有機機制，都不跟老百姓發生直接的關系。如果這些代表和社會、人民是沒有直接的聯系的，那麼他們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黨執政制度很好地結合起來。西方人說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稱并不重要，關鍵是民主要能夠産生一個好和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國家，民主政治能夠有效運作獲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國家制度建設，也獲益于比較高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能夠确立基本國家制度和取得社會經濟發展之前，受各種因素影響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經常出現問題。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就很難建立起來。這就有可能使得這些國家長期處于弱勢地位。
應當強調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現一個好政府。中國古代也出過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個領導人的個人素質。領導人好，政府就好，個人的因素扮演了主要作用，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來保證這個好政府的。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因為有很多反對黨存在，盡管他們很小，但也構成良好的競争壓力。反對黨本身對執政黨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制約，在國會裡隻有少數幾個名額。但如果人民不滿意執政黨，在原則上在大選時是可以支持反對黨的。因此，執政黨始終有壓力。執政黨的執政行為必須讓多數民衆滿意。
同時，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錄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員，他們在進入政治之前，都是對政府持批評态度的。但是執政黨很開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設性批評的人。隻要批評得有理，執政黨就會使用他們。執政黨最不喜歡光會講好話的庸人。你有能力，有業績，有建設性意見，黨都可以把你吸納進來。如何保持政權的開放性，代表社會利益，這是執政黨要解決的問題，否則執政黨本身就會演變成既得利益。
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發達的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國精神是民本主義，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在很多地方，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資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論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親商”和“親民”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親商”也就是親商人，重視資本的作用。
民主的本質是競争
政治可以集中，權力可以集中，但必須保證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必須是社會上最優秀的人。這是新加坡領袖的重要考量。在民主政治中，反對黨的作用是能夠制約執政黨，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約措施。上面說過，對新加坡執政黨最有效的制約并不是反對黨，而是社會，也就是人民。
應當指出的是，選拔不是指定，選拔就是黨内民主、黨内競争。對新加坡的領袖人物，人民行動黨的黨内認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講過，在吳作棟和陳慶炎之間，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選。但黨内支持吳作棟，最後是黨内精英認同而不是個人認同起了作用。
保證候選人的品質、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義。這點新加坡做得很好。議員要選舉産生。比如，把一個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冊到一個特定的選區，讓老百姓選舉你。他是先有社會認同，再有政黨認同的。黨外做得好的，會被黨直接吸收進來，所以他很容易當選。
新加坡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對黨在國會内的比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這個改革是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及保持民衆對政府強而有力的授權。新加坡決定修改選舉條例，将反對黨在國會的保障席位，即非選區議員的席位，由最少3個增至9個。不論反對黨候選人的得票多少，在國會都有最少9個席位，令反對黨在國會的比例增至兩成。新加坡政府強調指出，比例代表制不會是政治改革的選項，否則會出現弱勢政府。就是說，發展更多的民主并不一定要學習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論上比較公正，但在實際上并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亞洲國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體制内提供給不同的利益和聲音以更大的空間，在體制内消化和協調不同利益。
啟示借鑒
對當今的中國來說，所有改革的關鍵就是确立改革的主體，就是誰來改革？誰也不會否認改革的重要性，各種改革設想也是存在着的。關鍵在于誰來改革？新加坡為什麼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權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變成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時期，當改革出現問題或者新政策不能實施下去的時候，領導層的權威問題就提了出來。就是當時所謂的“新權威主義運動”。今天，盡管沒有人再提新權威主義，但中央政府缺乏權威的現象仍然存在：從前人們說“政令不出京城”，現變為人們說“政令不出中南海”。
如前面所說的，在确立權威方面，中國可以從新加坡學到很多。如果中國共産黨真正能把黨内精英和社會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中國傳統是最強調選拔的，但局限于逆向淘汰。産生逆向淘汰機制，主要是沒有正式的競争機制。中國人競争，三分靠才能，七分靠關系，能夠參與競争的就已經不一定是精英。
在新加坡，出來競争的都是社會認同都比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執政黨必須向社會開放。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可以進行分領域的開放。在一些敏感的領域，例如和政治與安全相關的領域很難開放，開放了以後也會出現問題。但在另外一些領域如教育、科研、社會和經濟領域并不那麼敏感。這些領域應當大力開放給社會人才，真正的社會精英。這裡要強調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國必須改變整個社會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級别僅僅限于政府領域，很多領域是沒有行政界别的。銀行、政府企業、學校和研究機構等這些在中國具備行政級别的機構在新加坡都沒有行政級别。沒有行政級别有利于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級别，這些職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礙人才的使用。同時，把人才和行政級别聯系起來，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費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賦予很多行政事務，沒有時間從事專業。更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專業主義的相對立。從人才方面來說，新加坡成功最重要的有兩個領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專業人才。新加坡各方面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文明的水平都是因為專業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則為專業人才提供一個理想的環境。
要确立執政黨的改革主體地位，除了使用人才，中國也必須在民主方面做文章。執政黨要确立權威，除了向社會開放，黨内民主也變得非常重要。中國未來勢必往這個方向走。幾年前黨的十七大已經在這個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中國共産黨的黨内民主的節奏會越來越快，這是不可避免的。十七大報告提出黨内民主引導人民民主，這個提法很确切。沒有黨内民主，社會民主很難自下而上進行下去。同時，黨内民主一定要和社會民主協調。否則就會産生這樣的情況：你不是選出來的，我是選出來的，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要是同一級的村委會跟村黨支部都有些矛盾。因此，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結合起來。
精英之間競争多了，就會發育出一些基本規則。規則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比如，黨内民主選舉，需要年齡、教育程度、地方和中央工作經驗這些技術性的條件。更進一步，什麼可以争論，什麼不可以争論、什麼可以修改，什麼不可以修改，這些前提就成為民主的邊界與約束條件。憲法就是進入政治競争的各種政治力量，無論是個人還是政黨，都必須服從法律，在憲法的構架内活動。
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國家的司法體系，甚至連美國，總統通過對法官的任命，政治對司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不要去幹預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師的獨立、專業精神，應該得到保證，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師與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會的信任，因為社會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執政黨可以通過人大系統來參政執政，像新加坡這樣。黨在人大裡面占絕大多數，通過人大跟政府、司法系統發生關系。在地方，很多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有着方面的考慮。執政黨必須有合理的執政和參政機制。中國要推動制度的合理化。這方面，有很多力量，但黨自身很重要。黨要根據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要有合理的方式管理社會。
中國的政治發展，不光要縱向比較，還要橫向比較。和改革開放之前比較，中國政治進步了很多。橫向比較也一樣。如果黨的執政能力弱化了，就沒有将整個國家整合起來的力量。改革是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黨不能和其他力量隔離開。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呈現出開放性。中國隻能在這個結構之下尋求民主化的途徑。
新加坡模式能否移植
新加坡，這個華人占總人口3/4的島國，以其高度的經濟發展水平、廉潔高效的政府和優美整潔的環境，赢得世界的普遍贊譽；其領導人時不時提及東亞價值觀和儒家文化，無疑令它的亞洲鄰居中國倍感親近。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由于信息渠道和專業知識的局限，“新加坡經驗”往往被理解為權威體制、高薪養廉、嚴刑峻法、國有資産的經營管理模式等，其實，真實的新加坡并不盡然……
保障模式
新加坡模式是指新加坡建立的社會保障的中央公積金制度（個人賬戶模式）。
由政府規定一定的投保費率，企業和個人按照國家的規定進行繳費，投入個人積累賬戶，由國家實行統一的投資，進行保值增值。費率按照經濟發展的不同年份，國家規定不同的繳費率。
由于新加坡的個人賬戶投資獲得較好的收益，個人賬戶可以分為三個，即特别賬戶，普通賬戶和保健賬戶。普通賬戶規定資金用于購屋、個人投資、教育支出；特别賬戶用于養老以及應付個人緊急需要；保健賬戶用于享受住院基本醫療保險。
新加坡個人賬戶模式取得的成就：
1、開創了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模式
2、勞動者晚年生活得到保證
3、開辟了一條國家急需資金來源
4、借助個人賬戶資金運營解決“居者有其屋”問題
5、借助充裕的個人養老賬戶資金解決住院醫療保險問題
6、借助運營良好的個人賬戶資金實行了經濟良性運行
運行典範
(一)中央公積金的管理體制
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實行會員制，即所有永久居民都是公積金局的會員,無論是雇主還是雇員都必須按月收入的一定比例繳強制性的公積金，公積金記入每個會員的個人賬戶中，專戶專儲。作為公積金制度的管理機構，中央公積金局負責整個公積金的管理運行，獨立于新加坡政府的财政之外，單獨核算，自負盈虧。盡管中央公積金規模龐大，提供的服務衆多，管理難度很大，但中央公積金一直以來，基金管理規範，運作良好。
(二)新加坡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1、老有所養
早在1955年7月,中央公積金局便推出了養老儲蓄計劃。新加坡的養老保險采取全部繳納的制度，即雇主和雇員分别按一定比例為雇員存儲退休金。當公積金會員年齡達到55歲并且退休賬戶達到最低存款額這兩個要求後，可一次性提取公積金，若最低存款未達到規定數額，可選擇推遲退休以繼續增加公積金賬戶積累，或用現金填補差額，或由其配偶、子女從各自的公積金賬戶中轉撥填補。政府鼓勵已達退休年齡但身體健康的會員繼續工作，以使他們積蓄更多的公積金存款。
随着中央公積金使用範圍的逐步放寬，為避免公積金過多用于住房、醫療、教育等其他項目支付而影響養老金的積累，确保會員有足夠的存款保障晚年生活，1987年中央公積金局推出“最低存款計劃”。規定公積金會員在年滿55歲提取公積金存款時，必須在其退休賬戶中保留一筆存款作為最低存款。此外,新加坡政府還利用東方人孝文化的傳統道德，在養老保險上注重家庭養老保險。1987年,中央公積金局同時推出了“最低存款填補計劃”，規定公積金會員可在父母年齡超過55歲而公積金存款少于最低存款額的情況下，自願填補父母的退休戶頭，填補金額是最低存款額和他的父母年齡達55歲時退休賬戶結存額之差。從1995年7月起，會員也可以為配偶填補，以保障其晚年生活。養老保障制度使國民在退休時有一筆可觀的公積金存款，确保其退休後能有較高的收入安享晚年；
2、病有所醫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央公積金局制定了多項醫療保健計劃，主要包括“保健儲蓄計劃”、“健保雙全計劃”和“保健基金計劃”。
(1)“保健儲蓄計劃”
1984年4月,公積金局推出“保健儲蓄計劃”。在該計劃下，公積金會員每月須把部分公積金存進保健儲蓄賬戶。繳費比例因投保年齡不同而不同，年齡越大，相應繳費比例越高。公積金會員可以動用保健儲蓄賬戶的存款，為本人或是任何一個直系親屬如配偶、子女、父母和祖父母支付在當地的醫療費用，主要支付公立醫院和獲準私人醫院的住院費和某些門診費。1992年7月，公積金局還推出自雇人士保健儲蓄計劃，以保障自雇人士在急需時有能力支付其醫療費用。
(2)“健保雙全計劃”
“保健儲蓄計劃”對發生一般醫療費用的居民來說已經能保障，但對因患重病和慢性病等花費多的國民來說，賬戶資金可能不夠。為此，從1990年7月開始，公積金局又實施了“健保雙全計劃”。這是一項大病醫療保險計劃。它允許會員以公積金保健儲蓄賬戶的存款投保，确保會員有能力支付重病治療和長期住院而保健儲蓄不足的費用。自1990年開始,所有75歲以下的保健儲蓄儲戶除非選擇不參加這項醫療保險，否則都被自動納入該保險計劃内。1994年7月，公積金局又推出了“增值健保雙全”計劃。與“健保雙全計劃”相比，“增值健保雙全計劃”須繳付的保費稍高，相應的支付待遇也較高。
(3)“保健基金計劃”
盡管“保健儲蓄計劃”和“健保雙全計劃”複蓋了絕大多數新加坡人口，但仍有少部分貧困國民無力支付醫療費。為此，1991年新加坡提出了由政府撥款建立專項基金的設想。1992年1月，《醫療基金法案》獲議會批準。1993年4月,醫療保健基金正式設立，以援助在“保健儲蓄計劃”和“健保雙全計劃”外仍無法支付醫藥費用的貧病者，實際上是對他們實施醫療救濟。上述三重醫療保障安全網，确保了新加坡國民獲得基本的醫療保障。
3、居者有其屋制度是新加坡維持中産階級社會的核心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國土面積狹小而人口密度很大。1959年自治時面臨着嚴重的“屋荒”，當時200萬人口中有40%的人居住在貧民窟和窩棚内，惡劣的住房條件導緻公共衛生狀況惡化和一系列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為解決居住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196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成立建屋發展局。1964年又推出“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組屋計劃。其具體做法是：
(1)政府主導組屋的開發與建設，提供土地和資金保障
新加坡是市場經濟國家，但住房的建設與分配并不完全通過市場來實現,而是由政府主導，大規模興建公共住房。土地是國家财富之源，也是組屋建設的基礎和命脈所在。1966年，新加坡政府規定政府有權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國家建設，可在任何地方征用土地建造公共組屋，政府有權調整被征用土地的價格。根據該項法令，新加坡政府協助建屋發展局以遠低于市場的價格獲得土地開發權。在資金方面，新加坡政府以提供低息貸款的形式給予建屋發展局資金支持，支付大筆财政預算以維持組屋順暢運作。此外，為保障普通老百姓能夠買得起組屋，其售價是由政府根據中低收入階層的承受能力來确定，而不是靠成本來定價的，因此遠遠低于市場價格，并造成建屋發展局的收支虧損。這部分損失，政府核準後每年都從财政預算中給予補貼。據統計，從政府開始撥款計算，至今累積的政府補助金總額已達159億新元。政府财政支撐是新加坡組屋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
(2)實行“公共住屋計劃”
為解決低收入者無力購房的難題，1968年9月，中央公積金局推出了“公共住屋計劃“。在這一計劃下，低收入會員可以動用其公積金普通賬戶的存款作為首期付款之用，不足之數由每月交納的公積金分期支付。如果普通賬戶的存款不足支付，可向建屋發展局貸款，用将來的公積金來償還。
(3)以家庭收入水平為依據，實行公有住宅的合理配售政策
自1968年新加坡大力推行政府組屋出售政策以來，購房者日益增多，如何搞好公房合理配售，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合法權益，确保住房分配的公平、有序，成為建屋發展局的重要課題。為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缜密而嚴格的法律法規，對購房人條件、購買程序、住宅補貼等均作出嚴格規定，按照公平原則進行合理分配。政府制定了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購屋準入政策,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斷調整收入上限。在20世紀70年代，規定隻有月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者才可申請購買組屋，80年代提高到2500新元,随後到3500新元，目前放寬至8000新元，以接納更多人購買。這樣基本保證了80%以上中等收入的家庭能夠購買到廉價的組屋。
(4)出台法律嚴格限制炒賣組屋,确保組屋政策順利實施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嚴格限制炒賣組屋的行為。建屋發展局的政策定位是“以自住為主”，限制居民購買組屋的次數。規定新的組屋在購買五年之内不得轉售，也不能用于商業性經營。如果确實需要在五年内出售，必須到政府機構登記，不得自行在市場上出售。一個家庭同時隻能擁有一套組屋，如果要再購買新組屋,舊組屋必須退出來，以防投機多占,更不允許以投資為目的買房，等等。由于嚴格執行了上述一系列措施，新加坡政府有效地抑制了“炒房”行為,确保了組屋建設健康、有序地進行。據建屋發展局的最新統計，自1960年以來，建屋發展局共興建組屋990320套，目前約有82%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政府組屋中，組屋政策真正成為“普惠性的政策”。
4、學有所教———新加坡教育計劃
1989年6月,中央公積金局推出教育計劃。會員可動用其公積金戶頭裡的存款，為自己或子女支付全日制大學學位或專業文憑課程的學費。可動用的款項是扣除最低存款額之後總公積金存款的80%。學習畢業後一年需還本付息，分期付款的最長年限為十年。這項計劃使公積金功能擴大到教育保障，有利于國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促進了新加坡教育事業的發展。新加坡其實也是一個貧富差距非常大的社會，但是新加坡的中産階級社會認同比較強，認為新加坡最大的優勢就是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比如“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家庭保障”，當然這裡面最重要的還是“居者有其屋”制度，因為在居民支出中，住房支出是最大的一筆支出，而隻要解決好了住房問題，民生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大半，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解決了“居者有其屋”的問題，新加坡也因此成為了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内中産階級社會成功運行的典範。新加坡這種中産階級社會模式也是認同度非常高的中産階級模式，認為這種認同也主要來源于新加坡這種非常獨特的社會保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