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聖外王”一詞的出現
“内聖外王”最早出現于《莊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說：“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聖外王之道”。照《天下篇》看，“内聖外王”是天下之治道術者所追求的，“内聖”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它表現為：“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于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它表現為：“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天下篇》作者的“内聖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結合的産物。其内涵通俗的講，“内聖”就是修身養德，要求人做一個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内聖外王”的統一是儒家學者們追求的最高境界。
雖然“内聖外王”一詞不是直接出自儒學和孔子之說，但《天下篇》作者所闡述的“内聖外王之道”與孔子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這就為儒家采用這一術語提供了理論依據。
“内聖外王”中的政治思想
孔子“内聖外王”政治思想中，體現了道德與政治的直接統一。儒家無不講道德，也無不談政治，認為政治隻有以道德為指導，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隻有落實到政治中，才能産生普遍的影響。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這樣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難以長久的。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要求政治家首先出自道德家，統治者隻有先緻力于聖人之道，成為“仁人”，才可能成為天下愛戴的“聖主”。怎樣才能成為道德家呢？按照孔子的言論，要做到“仁”與“禮”，達到内聖，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統治者。在孔子思想中，政治和道德教化是不分的。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以下層百姓為對象，以利樂為主要工具，輔以刑政，試圖達到“名人倫”的目的，來穩定民心，穩固統治。
道德與政治的統一，也就是由“内聖”到“外王”。這裡，“内聖”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礎，“外王”是“内聖”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結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
作為儒家思想之一，孔子時代并沒有明确提出“内聖外王”這一概念，而是道家思想代表莊子所提出，但其思想内涵與孔子在《大學》所提到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一統治天下的準則，即把個人修身的好壞看成政治好壞的關鍵這一觀點相吻合，三大綱領中的“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步驟）被視為實現儒家“内聖外王”的途徑，其中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被視為内聖之業，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被視為外王之業。“内聖外王”這一儒家思想也對中國的政治、倫理、文化以及哲學等産生重要影響。
曆史發展
孔子以德才把人劃分為君子與小人兩類，并讓有德才之人居于高位，在其“六藝”教育中，把禮、樂、書、數分為文，把射、禦分為武。可見其重視文武并重。但是随着曆史的發展，儒家思想出現了重文輕武、内聖強外王弱的局面。儒家“内聖外王”理論形成與發展曆史可分為：宋代改革派與功利派階段；明代心學與實學階段；清代提倡實學階段，清王朝末期在歐洲列強的打擊下出現洋務派與民族資産階級改良派階段；民國時期三民主義、當代新儒家文化現象出現階段這幾個過程。
簡要評價
“内聖外王”作為一種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其強調的是在既定的社會體制下的自身修行，并不對外部社會制度有所訴求，要求制度的建設與改善，即要求完善自己的精神層次，但不要求外部制度對肉身的保障。與西方民主、憲政、自由主義制度相比，“内聖外王”中的通過内修的濟世功用，以實現個人理想和達濟社會，進而達到王道社會這一中國傳統政治理想，在中國封建社會，由于專制皇權導緻人治而法治不及，加上其思想主張缺少分權制衡、社會制度建構的非正義性而導緻其實施起來較難，常常出現“内聖不外王，外王不内聖”的局面，是一種政道有餘但治道不足的表現。
社會實例
人治”思想的前提是“内聖外王”，即國家要由聖人來統治。但是到了統治者那裡，這個思路就被倒了過來，即統治國家的人是聖人，統治者成為了道德的化身。君主個人的意志成為了法律的前提，君主的聖旨、诏令甚至話語都成了擁有最高效力的法律條令，他不但不受法律的制約，反而淩駕于法律之上，他可以随意制定和更改法令，随意執行法律，随意對案件進行個人主觀上的審判，使權大于法、以權壓法的錯誤意識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甚至對當代的法治建設還有餘毒的作用。二是“人治”具有短期性。“人治”有一個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就是其“短期性”，再強大的王朝、聖明的統治都無法擺脫“人亡政息”的圈子，直到當今，還在對中國的法治文化起着負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