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陵:三國魏武帝曹操陵寝-中文百科頻道

陵墓概要

曹操墓位于河南安陽市西北約7公裡的安陽縣安豐鄉

西高穴村。該地西依太行，北臨漳河，南倚南嶺，地勢較高。西高穴村向東7公裡為西門

豹祠

遺址，14公裡餘為邺城遺址。東臨安陽固岸北朝墓地，隔漳河向北為

講武城遺址

和磁縣

北朝墓群

。墓葬雖多次盜掘，但仍出土了一批文物。據初步統計，出土可複原的文物約400件。其中，有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刻銘石牌和鐵甲、劍、徽以及時代特征明顯的鐵帳架構件等。事實上，這座于2009年12月27日被河南考古隊高調确認的陵墓，盡管得到社科院專家認定，也入選2009年十大考古發現，但其真實性一直受到外界質疑。

曹操（公元155年7月18日~公元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瞞、吉利，沛國谯（今安徽亳州）人，漢族人。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詩人。曹操去世後被葬于高陵。曹魏建立後，曹操被追尊為“武皇帝”，廟号“太祖”，史稱魏武帝。

曆史記載

從現存史料和考古發現來看，曹操并沒有秘葬，更未設疑冢，隻不過是主張喪葬從簡，沒想到這"簡辦"了的喪事反而給曆史平添了不少繁雜。據《三國志》等史料記載，公元220年曹操卒于洛陽，靈柩運到邺城（今河北省臨漳縣邺北城，距河南安陽市中心18公裡），葬在邺城的西門豹祠以西丘陵中，沒有封土建陵，沒有随葬金玉器物，也沒有建設高大堅固的祭殿。數百年後，墓葬簡單的曹操墓就湮沒在曆史的陳迹之中了。宋代以後曹操被視為奸雄，其墓址不詳也成了他奸詐的一個證明，七十二疑冢等說法在民間傳說和文學作品中廣為傳布，不少人信以為真。

昔日的邺城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和河南安陽市北郊一帶，曹操墓引發了當地一些文物、文史工作者的極大興趣。近人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中記載，1922年河北磁縣農民崔老榮發現過一個古墓，其刻石所叙為曹操，刻石由縣署保存。邯鄲市的考古工作者對這一線索進行了專門的核實，結果沒有找到可靠的依據。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公布，高陵經考古發掘得到确認河南省安陽市安豐鄉西高穴村南，最終得到确實就是曹操墓。之後，國家文物局認定河南安陽東漢大墓墓主為曹操。2013年5月，安陽高陵成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陵墓發現

發現過程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謎揭開》文，證實了文獻中的曹操疑冢實際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并指出其确切數字也不是72座，而是134座。當時未對普通民衆産生什麼影響。曹操墓的具體位置還是模糊不清。

1998年4月23日，河南安陽安豐鄉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挖土時意外發現一塊刻石，長30厘米，寬20厘米，墓志文14行，120字，隸書。後來被稱為魯潛墓志，上面提到“故魏武帝陵”的相對位置，正式開啟了曹操高陵的發現發掘的序幕。

1998年5月14日，“魯潛墓志”被正式上交給安陽市文物局。這塊青石闆的孤立發現，當時，包括徐玉超在内所有西高穴村村民，都沒留意到墓志中“故魏武帝陵”幾個比較重要的字。

1998年6月28日《中國文物報》頭版發表《安陽出土十六國後趙魯潛墓志：具體标示曹操陵墓位置》一文。同月稍早，新華社也已發布類似消息。

2002年，安陽市博物館黨甯在《殷都學刊》第4期發表《由“魯潛墓志”探尋魏武帝陵》一文。按圖索骥，推測高陵應在安陽縣安豐鄉高穴村至漁洋村一帶。

2003年，漁陽村民、被當地人稱為土博士的龍振山在《華夏考古》第2期發表《魯潛墓志及其相關問題》一文。該文指出刻石中所提到的“魏武帝陵”是一代枭雄曹操之陵墓。墓志提到魯潛墓與魏武帝陵的相對位置關系。

2005年除夕，當家家戶戶都在放鞭炮過春節之時，盜墓者就選了這天晚上去盜掘。這應是近年來一次墓穴被開啟。因盜洞口的位置隐蔽離地底距離較近，成為此後這所墓穴被屢屢侵犯的入口。

2006年3月，村民首次發現盜洞，向政府舉報。所在地安豐鄉黨委書記賈振林三約負責南水北調安陽段文物保護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潘偉斌副研究員，拉着他去看這座被盜的大墓。他們後來成為這次搶救性考古發掘事件的主要推動者。

這次，潘偉斌從盜洞進入了墓室，根據墓室的大小、高度和構造，判斷這座古墓應屬于東漢末年的王侯級大墓。安豐鄉政府安排将墓穴盜洞回填，加強巡邏保護，同時向上級領導做了彙報。

2007年12月底，一個12人盜墓團夥進入墓穴，挖出一個雕刻有圖案的石塊，石塊裂成三部分，大約有兩三百斤重。2008年初秋，安豐鄉派出所破獲了這起12人參與的盜墓案，追繳了有《七女複仇圖》的畫像石。

2008年6月，徐慧前調安陽縣任安陽縣委副書記、縣長後，聽了安豐鄉政府、省考古隊就西高穴大墓的情況彙報後，多次到現場調研，本着對文化文物工作高度重視、對曆史高度負責的精神，克服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壓力，面對該墓多次被資的形勢，毅然決定，縣政府出資，報上級文物部門批準，搶救性發掘。一個由縣政府出資、省考古研究所負責技術及政策、省市縣聯合發掘協議逐步達成。

同年，科教頻道《探索與發現》欄目拍攝播出了《尋找曹操墓》節目。

2008年秋，為摸清墓葬的性質，安陽縣政府安排縣文物工作隊于對大墓進行了先期鑽探，初步探明其位置，并多次邀請省文物考古專家實地考察，專家經過勘測初步鑒定為東漢晚期大型墓葬。

2008年11月，河南省文物局決定搶救性發掘西高穴村東漢大墓，并上報國家文物局獲得批準。

2008年12月12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對安陽西高穴大墓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

發掘過程

2009年4月6日，經過幾個月的考古發掘，理清了兩座墓的平面形狀和尺寸。考慮到兩座墓葬的規模宏大、規格較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陽縣政府召開考古發掘論證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副所長賈連敏到會。他們還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徐光冀、朱岩石和鄭州大學韓國河教授。河南省文物局考古處的處長司治平、副處長楊振威參加會議。會議确認兩個大墓之中先行發掘二号墓。随後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長孫英民到發掘工地要求做細發掘方案，并在發掘之前先搭建發掘保護棚，将一号墓和二号墓置于棚内，以保證文物的安全。

2009年6月4日，在墓道發掘結束，墓室發掘的前夕，河南省文物局再次聘請來自北京和鄭州的專家召開考古發掘諸葛亮會。專家們一起就墓室的發掘提出了多種發掘預案。

2009年9月25日，河南省文物局局長陳愛蘭和考古所所長孫新民一行到發掘現場指導工作，就在這一天，在前室的前部發掘出土了一具人頭骨。接着，考古隊員又發掘出土了幾件陶器、鐵器和精美的魚鱗狀鐵铠甲。

2009年11月6日，考古隊員在墓葬的前室中清理淤土，發現一個殘斷的石牌上有半個“魏”字。11月11日，發現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數日以後，又發現了兩個人頭骨和一些零碎的肢骨。

2009年11月16日，國家文物局單霁翔局長考察發掘現場。提出四點指示：

注意安全，确保包括人身安全，文物安全，工作站的安全；

科學發掘，不要遺漏任何考古現象，工作要細緻，要将骨骼作為珍貴文物對待，盡可能地收集和進行人骨鑒定；

馬上組織專家考察發掘現場、研究出土文物、進行科學論證。盡快拿出結論，統一意見後，盡快召開新聞發布會予以公布；

從現在開始就要考慮今後的保護和展示工作。怎樣展示，要做好規劃，要立足于原址展示，原址保護，做好規劃。

2009年11月19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再次請來專家對西高穴東漢大墓發掘成果進行評議。參加人員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家徐光冀、朱岩石；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世界文化遺産專家委員會委員陳雍；鄭州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韓國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孫新民、賈連敏；河南省文物局孫英民、楊振威；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銘。

2009年11月20日，孫英民對西高穴大墓的發掘保護及安全問題進行的部署，包括安裝鐵絲網、監控及文物存放、活動闆房等。

2009年12月12、13日，西高穴東漢大墓發掘專家論證會召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強陪同，國家文物局專家組組長、原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黃景略，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中國社科院曆史研究所漢魏史專家梁滿倉，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長、考古與古文字學專家郝本性，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原副會長、曆史學專家朱紹侯，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副研究員王明輝等十幾位專家來到安陽，參觀發掘現場後，進行了一天的閉門讨論。大家從考古學、曆史學、古文字學、體質人類學等角度綜合論證。論證會認為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人應為曹操。

2009年12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研究所前所長劉慶柱考察西高穴二号墓，對發掘工作給予指導。

2009年12月27日，曹操高陵的發掘及論證成果上報國家文物局。國家文物局同意由河南省文物局向社會公布曹操高陵業已發現的消息。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亞洲大飯店舉行了河南安陽西高穴大墓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曹操高陵在安陽得到考古确認。

2009年12月27日，安陽西高穴大墓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在北京召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著名漢魏考古學家劉慶柱,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漢魏室主任、著名漢魏史學家梁滿倉,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考古與古文字學家郝本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西高穴大墓考古發掘領隊潘偉斌，安陽市市長張笑東出席。

新聞發布會由河南省文物局局長陳愛蘭主持，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長孫英民向新聞界公布了西高穴大墓的重大考古發現。

地理位置

從宋代開始曹操墓何在就成了個謎，一些文物、文史工作者為尋找曹操墓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出土了可證明曹操墓位置的石碑、石刻，雖然還不能确定曹操墓的準确位置，但基本上認定了其大緻範圍。專家們相信經過考古發掘，最終也許可以解開曹操墓之謎。

史料記載，曹操葬在邺城西邊西門豹祠以西丘陵中，沒有封土建陵，沒有多少随葬品。數百年後，簡單的曹操墓就湮沒在曆史的陳迹之中了。宋代以後曹操被視為奸雄，墓址不詳成了他奸詐的一個證明，七十二疑冢等說法在民間傳說和文學作品中廣為傳布，被不少人信以為真。

昔日的邺城在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香菜營鄉、習文鄉和河南省安陽市北郊一帶。臨漳縣文物保管所所長王福生介紹說：“邺城民間傳說中，曹操墓有四種說法：在邺城以西（今河北磁縣和河南省安陽市安豐境内）設七十二疑冢；在漳河河底；在許昌城外；在邺城遺址的銅雀台等三台之下。這些傳說都沒有多少依據，七十二疑冢大體上處在曹操自己安排的墓葬方向，但真正的墓主是北朝皇家貴族。其他說法與史實不符，也沒有考古發現的證據。文史界的許多專家學者雖不相信七十二疑冢之類傳說，但由于曹操墓千餘年來無人知曉，河道、區劃等地理因素變動很大，對曹操墓的具體位置也看法不一，認為在臨漳、磁縣和河南安陽的都有。”

邯鄲市曆史學會會長劉心長多年潛心于曹操墓研究，在對曆史文獻進行研究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認為曹操墓可能在邯鄲磁縣時村營鄉中南部和講武城鄉西部約5平方公裡的範圍内。他認為：曹操生前對自己墓葬位置有明确安排，說在“葬于邺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這裡方位與之相符；還說要其後人“時時登銅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經實地考察，這一帶處在從銅雀台一帶登高西望所見最好位置；這裡地勢較高，漳河不能灌溉，土質較差，至今這裡不少土地仍難以耕作，符合曹操所說“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的要求；《三國志》《晉書》等正史中都有曹操葬于這一帶的有關記載。他還認為當地的地名如武吉、西曹莊、朝冠、東小屋、西小屋等也與守陵和祭祀有關。

安陽市

安豐鄉出土的後趙建武六年（公元340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重建西門豹祠的一些情況，西門豹祠是曹操墓最重要的一個參照物。王福生說：“曹魏時期西門豹祠的資料目前尚未發現，這一石刻距曹操去世隻有120年，其中提到的西門豹祠殿基應該是曹魏時西門豹祠的舊址。這一石刻是二十多年前在河南安陽市安豐鄉出土的，由在當地打工的臨漳時固村村民運回臨漳村中放置，征集時才引起人們注意。由此推測西門豹祠位置應該在石刻出土的河南省安陽市安豐鄉境内，曹操墓也應在安豐鄉一帶。”

河南省安陽市文物部門也在安豐鄉出土了後趙十一年魯潛墓志，其上記載魯潛是葬在曹操墓的西北角，這也可說明曹操墓可能位于河南安豐鄉。劉心長對魯潛墓志進行了研究，認為魯潛墓志反映的曹操墓位置，與他判斷的曹操墓位置隻隔一條漳河，屬于一個方向，以漳河為界，時村營鄉和講武城鄉可視為北區，安豐鄉屬于南區。他認為曹操主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壽陵。”而從這一帶的情況看，南區北臨漳河難以埋葬公卿大臣，且土壤肥沃不符合曹操要葬在瘠薄之地的要求，從多種情況分析曹操墓在北區的可能性較大，可對南、北兩區都進行考古發掘。

根據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的石牌、魯潛墓志、以及西門豹祠位置，經過多位專家充分論證，最終确定安陽市西高穴村就是曹操墓所在地，千百年來所有的猜測所有的争論終于停止，千古謎團終破解。

陵墓結構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為疊室磚室墓。坐西向東，方向110度。墓擴平面呈前寬後窄的梯形，東面最寬22米、西面較窄處19.5米、東西長18米，面積近400平方米。整個墓葬占地面積約740平方米，由墓道、磚砌護牆、墓門、封門牆、甬道、墓室和側室等部分組成，全長近60米。墓室、甬道和側室均用長48米、寬24米、厚12厘米的大磚壘砌而成。

墓道

斜坡狀，長39.5米。上寬下窄，上口寬9.8米、底部寬4.1米。墓道兩壁分别有七個台階，逐級内收。在墓道與墓門交接處的南北兩壁各有一道長5米、高4米的小磚砌護牆，每面牆的牆體内立有五根原木立柱作為龍骨，原木關節紋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含有大量料僵石，經平夯夯實，夯層厚0.12—0.42米不等，十分堅硬。

墓道兩邊有9對南北對稱的磐形坑，每個磐形坑的内凹處各環抱一個不規則形坑。與磐形坑并行，各有一排東西向的柱洞。在墓道東端有一排南北向排列的方形坑。墓道東端右側有一東西長3米、寬1.6米的長方形坑。墓葬中部有一條南北向的夯土層帶，被墓道所打破。

墓門

磚砌雙券拱形門，外券寬1.95米、高3.03米、拱高1.13米，内券寬1.68米、高2.58米、拱高0.8米。由于被破壞，墓門已不存在，僅留寬0.24米的門槽。外有三道封門牆。外層封門牆為豎放立磚，中層封門牆為錯縫橫砌，内層封門牆為斜立磚。整個封門牆厚度達1.45米。

甬道為磚砌，券形頂，青石鋪地，長2.85米、寬1.68米、拱高0.8米、通高2.58米。

墓室高陵（曹操墓）

為磚砌，分前、後兩室。前室平面近方形，東西長3.85米、南北寬3.87米。四角攢尖頂，墓頂距墓底高6.4米。青石鋪地。前室有南北兩個平面為長方形的側室，其中南側室南北長3.6米、東西寬2.4米、墓頂距墓底高3.46米，券形頂，距墓底2.25米處開始起券；北側室南北長1.83米、東西寬2.79米、墓頂距墓底高4.7米，四角攢尖頂，距墓底2.65米處開始起券。前室與側室之間由甬道相連，甬道券形頂，并有門隔，僅存門槽，門槽寬0.2米。北側室甬道長1.1米、寬1.36米，南側室甬道長1米、寬1.4米。側室和甬道均為青石鋪地。連接前後室的雨道為券形頂，青石鋪地，長2.45米、寬1.68米。

後室為四角攢尖頂，東西長3.82米、南北寬3.85米、墓頂距墓底高6.5米。青石鋪地。後室亦有南北兩個平面為長方形的側室，券形頂，南北長3.6米、東西寬1.9—1.92米、墓頂距墓底高3.08米。其中北側室距地表2.12米處起券，南側室距地表2.15米處起券。青石鋪地。後室與側室之間由雨道相連，并有門隔，現僅存門槽，門槽寬0.2米。北側室雨道長0.97米、寬1.17米，南側室雨道長0.97米、寬1.28米。青石鋪地。

整個墓室所鋪青石大小不一，其中前甬道鋪地石長1.75米、寬1.7米；前室最大的長1.67米、寬0.83米，最小的長0.76米、寬0.73米；後室最大的長1.05米、寬0.95米，最小的長0.94米、寬0.9米。錯縫平鋪，地面平整。圍繞墓壁四周地面均有寬0.12米的凹槽。

出土文物

墓葬雖多次盜掘，破環嚴重，但仍出土了一批文物。計有金器、銀器、銅器、鐵器、玉器、骨器、漆器、瓷器、釉陶器、陶器、石器等。據初步統計，出土可複原的遺物約400件。其中，有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刻銘石牌和鐵甲、劍、徽以及時代特征明顯的鐵帳架構件等。另外，還有銅帶鈎、婆金蓋弓帽和大量的雲母片以及陶器殘片等。其中八件石圭對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依據，其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以及“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在追回的被盜文物中有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銘文，考古工作者推斷其為曹操生前使用的枕頭。墓葬當中發現石璧三塊，圭一塊。圭璧合一是判斷一個帝王陵墓等級級别非常重要的标準。圭隻能在皇帝的墓葬中出現。2012年春節期間，出土了兩塊北齊墓志和一塊唐朝墓志，其記載内容再次為曹操墓地的真實性提供了實物佐證。

在陵墓的挖掘過程中還出土三具骨架，經專家鑒定，一具為男性，約為60多歲，另兩具為女性，分别為20多歲和40多歲。

石器

建築石構件均為殘塊。主要出自距地表深5米處的1号盜洞周圍，少數出自墓室内。有石刻瓦當、門柱、畫像石塊以及雕龍等殘塊。畫像内容有“神獸”、“七女複仇”、“宋王車”、“文王十子”、“咬

人”、“喝酒人”等，圖畫精美，畫工精細，人物生動形象，是漢畫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由于畫像石殘塊數量太多，殘損嚴重，且因盜墓，位置已經挪動，故未編号，僅做數量統計。

圭1件（M2:333）。青石質，長28.8厘米、寬7.4厘米、厚0.9厘米。

璧3件。青石質，大小形制相同。M2:87，近内、外邊緣處各有一道凹弦紋。内徑7.2厘米、外徑28.8厘米、厚1.1厘米。

刻銘石牌62塊。可分圭形、六邊形兩大類。圭形石牌均長10.8厘米、斜邊長2.5厘米、寬3.2厘米、厚0.6厘米。尖部中間有穿孔，孔内有銅環，銅環連以銅鍊。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銘文。六邊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邊長2.1厘米、下部長邊長4.2厘米、短斜邊長1.8厘米、總長8.5厘米、厚0.5厘米。上部中間有穿孔。刻字内容為随葬物品的名稱和數量，如衣服類有“黃績袍錦領袖一”，用具類有“鏡台一”、“書案一”、“渠枕一”等，其他還有“香囊份雙”、“胡粉二斤”等。

墓志3塊。包括2塊北齊墓志和1塊唐朝墓志。

弩機構件2件，1件出自擾土中。MZ:68，邊長4.2厘米。

虎雕1件（M2:12）。煤精質，長3.75厘米、寬3厘米、高2.65厘米。

鐵器

主要有铠甲、劍、鍊、削等兵器。根據出土銘牌的記載，随葬品中兵器至少還有短矛、大戟、大刀等。另外，還有鏡、帳構架等。由于鐵铠甲數量較多，鏽蝕、殘損嚴重，未進行編号，僅做數量上的統計。

铠甲：數量較多，有大量散片，部分鏽蝕在一起，成扇形魚鱗狀。甲片四周有穿孔，從鏽蝕在一起的部分铠甲看，其上部為牛皮縫邊，以牛筋縫合。

镞：有散件和成束之分。M2:54，木柄。镞頭呈四棱狀，較鈍。镞挺與木柄相結合處由絲線纏繞固定。殘長8.6厘米。

鏡：1面（M2:252）。外包有絲織物，已鏽蝕。半球形鈕，其邊緣對稱有兩個支點。直徑21厘米。根據銘牌記載，墓内有鏡台一，所以此鏡在随葬時應置于鏡台上。

銅器

有鎏金蓋弓帽、傘帽、鈴、帶鈎、鋪首、環、钗、泡釘、帶扣、印符等。

金銀器

有銀質箱飾件、鋪首、飾件、環和金鈕扣、簧、金絲等。

陶瓷器

有陶竈、耳杯、盤、案、壺、三足鼎、顫、罐、托盤、盆、熏爐、尊、廁、匕、硯、俑，以及釉陶罐、青瓷罐等。

案7件。泥質灰陶。根據形狀，可分二型。

A型：2件。圓形。M

2:377，外有一圈寬矮沿，沿略外撇。口徑37.8厘米、底徑36厘米、厚1.8厘米。

B型：5件。長方形。M2:376，外有一圈寬矮沿。長45厘米、厚2厘米。

井1件（M2:375）。泥質灰陶。近方形井口，井台為圓形，井沿為方形，有四根仿組成。四角各有一根立柱，将井台與井沿以桦卯方式連為一體，并露出半圓形桦頭。每根仿的兩端長出井台邊緣，在井台四角形成井字形的四出。圓形井台下部邊緣有一圈花邊，底部有喇叭形圈足。井台直徑27厘米、圈足徑16.3厘米，井框長13.2厘米、寬13厘米，通高23厘米。

竈3件。泥質灰陶。根據形狀，分二型。

A型：1件（M2:374）。中空，整體呈長方形。竈台面上有一圓形火眼，前有五邊形火門，上有一低矮四階山形擋火牆。竈台右、後兩面各有一矮牆。火眼後有一方柱形煙囪，上有一蓋。火門兩邊各飾五道平行的凹弦紋，上飾兩道平行凹弦紋，下飾一道凹弦紋。竈體長33.2厘米、寬24.5厘米、高27.5厘米。

B型：2件。M2:373，中空，整體呈長方形。台面上前後有兩個圓形火眼，上置一斂口折腹陶釜。前有介字形火門，其上的擋火牆已殘，形狀不明。長23厘米、寬18厘米、高8厘米。

耳杯3件。泥質灰陶，形制相同。M2:364，橢圓形口。圓唇，敞口，弧腹，兩寬耳。口長徑8厘米、短徑6.3厘米，底長徑4.2厘米、短徑2.4厘米。

釜形鼎1件（M2:372）。泥質灰陶。圓唇，敞口，低領，折腹，兩耳外撇，三蹄形足。口徑10.4厘米、高12.1厘米。

尊3件。泥質灰陶，形狀相同。MZ:138，圓筒狀，口略大于底部。方唇，口沿下附雙耳，斜腹，平底，三低矮蹄形足。口徑10.8厘米、底徑9.3厘米、通高10.2厘米。

三足器1件（M2:371）。泥質灰陶。方唇，斂口，寬沿，圓底，中有一空柱，下有三獸形足。口内徑16.5厘米、外徑21厘米、底徑11.2厘米、足高4.5厘米。

四系罐1件（M2:378）。泥質灰陶。平沿，尖唇，直領，溜肩，直腹，大平底。肩上有四橫橋形鈕。口徑12.4厘米、最大腹徑20.8厘米、高23厘米。

敞口罐1件（M2:367

）。泥質灰陶。方唇，束頸，溜肩，鼓腹，平底。口徑10.5厘米、最大腹徑 13.4厘米、底徑8.2厘米、高14.5厘米。雙系釉陶罐1件（M2:368）。泥質紅陶，通體施醬色釉。圓唇，口微斂，斜直領，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呈環形突起，肩下飾一道凹弦紋，其上附對稱兩橫系。口徑11.8厘米、最大腹徑23.4厘米、高22.4厘米。

四系釉陶罐1件（M2:40）。泥質紅陶，通體施青釉，釉層極薄，局部脫落。圓唇，高直領，溜肩，鼓腹，小平底。肩上均勻分布有四橫鈕，鈕上下各飾一道凹弦紋。口徑8.2厘米、最大腹徑14.2厘米、底徑8.6 厘米、高12.2厘米。

青瓷罐3件。均為四系，分三型。A型：1件（M2:37）。胎質粗糙，色偏紅。圓唇，口微斂，斜直領，溜肩，鼓腹，小平底。肩上下飾兩組水波紋，每組由七道平行曲線組成。在最下面的一組水波紋上均勻分布四個橫橋形鈕。釉色偏白，有玻璃質感，較薄，施半釉。口徑9.8厘米、最大腹徑15.9厘米、底徑11.1厘米、高14.1厘米。B型：1件（M2:369）。胎體細膩，白色。圓唇，高直領，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突起，肩下均勻分布四個橫鈕。青釉泛黃，施半釉，釉層薄而不均。口徑9.1厘米、最大腹徑17.2厘米、底徑10.2厘米、高18.6厘米。C型：1件（M2:370）。圓唇，直領，口微斂，鼓腹，小平底。肩上有四橫系，肩上部飾一道凸弦紋，正對橫系有一道凹弦紋。口徑13厘米、最大腹徑16厘米、底徑13.5厘米、高22.5厘米。

認定依據

墓葬年代

此墓葬為多墓室磚室大墓，主墓室為四角攢尖頂，和洛陽發現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頂形狀相同，其墓磚為特制的大型墓磚，和洛陽邙山上發掘的東漢大墓的墓磚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結合出土陶器、東漢五铢錢、畫像石内容等多方面證據，專家們一緻認定其為東漢晚期大墓。

墓葬規模

此墓葬與同期墓葬相比，規模宏大，氣勢不凡，結構複雜，埋葬較深，僅其墓道都可略見一半，其墓道長近40米上口寬近10米最深處達15米。從寬度上說是已被認定為北齊開國皇帝高洋的灣漳大葬的兩倍還多，長度也多出10米，為王侯級，與曹操身份相符，整個墓室深達15米，符合曹植在其詩中的描寫。

墓葬地面情況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定下《終制》曰，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此墓葬所處位置海拔107—103米，比三公裡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高出整整10米，符合其因高為基的要求。此次發掘墓室上面未見封土，更沒有找到其立碑迹象。完全符合其《終制》上不封不樹的要求。

位置

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的祠西原上為壽陵。”西門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現在的漳河大橋南行一公裡處，地屬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豐樂鎮。其故址尚存，現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約2到3米，其上為一東漢至南北朝時期的遺址。在這裡的地面上至今還散落着不少東漢、東魏、北齊時期的建築，比如廟宇、宮殿等等。

1998年在西高穴村西北部，距離該墓葬約八百米的地方出土一塊後趙建武年間驸馬都尉的墓志，墓志上明确記載距離魏武帝陵西北角43步。

出土文物

與其遺令薄葬相符。此墓葬雖規模宏大，但是所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符合曹植在書中所說的鳴器無飾，陶素是嘉的記載。其随葬的金器都是生前衣物上所用之物，并未有為其入葬而特制的金玉器，隻有器圭和璧等禮器，均為石質，符合其在遺令中所規定的。

稱謂

出土文物中刻有“魏武王”三個字的銘牌共有7塊，以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的石牌最為完整。

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為魏公。建安十一年夏四月，天子冊封曹操為魏王，“邑三萬戶，位在諸侯王上”。他病死後，曹丕襲魏王位，因為曹操封國為魏，故稱魏武王順理成章。

同年十月，曹丕代漢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為武皇帝，廟号太祖，此後曹操的稱謂為魏武帝，因此曹操的爵位先為魏公，再為魏王、再為魏武王，後為武帝。魏武王是短暫時期的稱謂。

墓志

按中國古代風俗，為标明墓主的位置，往往以墓葬附近的名人墓及名建築物為标志，寫入墓志銘中，來記載死者墓葬的位置。2012年春節期間，高陵古墓群中，出土了兩塊北齊墓志和一塊唐朝墓志，其記載内容再次為曹操墓地的真實性提供了實物佐證。

第一塊是北齊《龍骧将軍杜達墓志銘》，其記載：杜達“以大齊天保十年（公元559年）三月廿二日，春秋八十有六，薨于邺城之西，鄉闾動惋，聞者懔懔。即其年四月三日，窆于豹寺西四五裡，其地葬垲，四望坦蕩，高陵崇栢”。

第二塊北齊河清元年（公元562年）十一月十八日《王敬妃墓志》記載：此人“魏延昌四年卒，便以餘歲月□遷居，宅兆窀穸，唯永與其夫具史君合葬邺城西北，窆于漳水之陽。東眺銅爵，睹宮觀之佳蔑；西瞰高陵，見青松之箫瑟。”王敬妃于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去世，到北齊時與其夫合葬在邺城的西北。

第三塊是唐代天寶五年（公元746年）《邺郡邺縣故人柏君（道）墓志銘并序》（簡稱《柏道墓志》）載：“君諱道字元一，魏郡人也……粵以其載（天寶五年）歲次景戌四月癸未朔壬寅卅日（與其夫人孫氏）合葬于邺縣西南五十裡平原禮也，左魏武陵，右天宮寺；前蒼忙城，後衡漳水”的記文。

補充：《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2-10 刊文《“曹操墓三塊古墓志”報道失實》，詳見參考資料。

遺骨

墓葬當中男主人年齡與曹操卒年相吻合。

争議

曹操墓發現和确認的消息傳出後，在各專業人士之間以及普通百姓之間均引起了大量的質疑。發現和确認曹操墓都是官方和職業考古機構的行為，權威性毋庸置疑；提出質疑的多是曆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古代文學等各行業内造詣頗深的專家，質疑的根據也非常确切，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常常提出一些符合邏輯、頗有見地的質疑。

縱觀各方的質疑，絕大多數人認可将西高穴大墓的年代定位于東漢末年或曹魏時期，規模比較大，另外墓主人應該和古邺城密切相關。以上三點争議不大。但是約有超過80%的質疑者不認可墓主是曹操。争議主要的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專業之争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魏晉南北朝史博士張國安認為，考古學家并不負有判定墓主人的職責，對于考古材料，他們近水樓台先得月，但并不能就此取代曆史學的研究。如“魏武王”三個字涉及複雜的禮制、語境等諸多問題，如何解讀是一個曆史學課題，判斷墓主人不是一個考古學問題，考古學者應該盡快公布所有材料供學術界研究，而不是自己徑直下結論。其他如古文學、古文字學、金石學等各學科的專家都曾就本人研究的專業方向先後發表了自己的質疑。曹操高陵考古隊隊長潘偉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長、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慶柱等認為，非考古專業人員的質疑缺乏專業性，外行充專家，學術問題娛樂化。

地域之争

1、河南方面的人士認為現在的西高穴大墓為曹操墓确信無疑；

2、河北邯鄲市曆史學會會長劉心長等表示西高穴大墓認定為曹操墓依據不足難以服衆，且方位不合帝王陵墓的傳統，真正的曹操墓應當在距離現在西高穴大墓不遠的河北境内（漳河對岸偏西偏北的山地中）。這種意見屬于河北方面的主流意見。

3、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魏晉南北朝史博士張國安認為，曹操墓可能在西高穴村東南方向的亮馬崗村（古稱野馬崗）一帶。

4、河北邯鄲民間學者張立剛（網名“山尖子”）認為曹操墓在河北邯鄲磁縣的索井村，他并提出了曹操墓應當是由曹操墓、陪葬墓等若幹大墓組成墓群。具體請見參考資料中的“曹操西陵研究”博客。這種意見比較旁門，支持的人比較少，突出之處是如果曹操墓真的在這裡，那麼其“風水”位置是比較理想的。

5、另外安徽亳州方面認為亳州有公認的曹操家族墓，并且已經成功發掘出曹操女兒曹憲和曹操父親、祖父及其他族人的墓葬，由此判斷曹操墓也有可能在安徽亳州。

證據之争

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表示，“這些證據我覺得都不是第一手證據，都不是很有力的證明。”但考古專家孫新民指出，同類八件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中有七塊為科學發掘出土，隻有一塊是從盜墓分子手中追繳而來。

位置之争

1、目前判定西高穴大墓為曹操墓，文獻記載與邺城西門豹祠、銅雀台以及後來發現的魯潛墓志等的相對位置是重要依據。然而曆史上邺城、西門豹祠等位置多次變動，西門豹祠甚至先後有十多個位置，魯潛墓志并非從墓中取出，确切來源無法确定，因此以此為依據确定曹操墓顯得依據不足。另外假定由魯潛墓志标明的相對位置找到曹操墓，反過來應當是根據

曹操墓也能找到魯潛墓，但是至今在相應的位置并沒有找到魯潛墓。

2、目前考古發掘已經證明，同一陵園之内隻有兩座墓葬，中軸線在兩座墓葬之間，兩墓葬一南一北對稱分布，相距30米，朝向一緻坐西向東。《三國志》卷1《武帝紀》記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曾就自己陵園的規劃建設，下達過如下指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由此可見，就曹操親口安排的自己陵園規劃而言，他本人是獨自居于先王所在的主位，位置在最為尊崇的頂端，左、右兩側不能有其他墓葬與之并肩等列；陪葬的諸侯、大臣，則以功勳地位的高低，在自己前方的左、右兩邊依次排列，左為尊位，右為卑位。顯然，目前的考古發掘結果，和曹操本人的規定以及當時的禮儀都有很大差别。此外，曹操要求王公大臣在自己陵墓附近陪葬，也就是說曹操墓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墓群，但目前經過詳細探測，陵園内隻有兩座墓。

3、都城與陵區方位的曆史傳統沒有在都城西南方位的，兩漢帝陵、已知魏陵、西晉帝陵都是如此，漢獻帝的禅陵也在山陽城西北，按洛陽方位算是東北，沒有例外。西南在八卦中屬于坤位，建造上常常是造廁所的方位。西高穴2号墓，東西向而偏南，不是如想象中偏向東北，接受銅雀台上典禮的祭拜。因此這個墓認定為曹操墓，此處也是繞不過去的坎。

4、曹操後代如曹丕等的有關文檔，多次顯示曹操墓在“阿”、“岡”的字眼，也就是與“山”密切相關。然而西高穴大墓卻在平原上，附近并沒有什麼山。

墓主之争

1、曹操高陵考古隊隊長潘偉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長、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慶柱等認為，西高穴大墓墓主就是曹操。

2、著名考古學家、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徐蘋芳（已故）：西高穴大墓絕不可能是曹操墓，因為西高穴２号墓的形制與曹休墓是一個級别的，也就是侯這一級的，而不是王或帝王級的。西高穴大墓當然也是有考古價值的，但定性應當是東漢末年的大墓。而曹操墓之所以被質疑，并不存在外行内行之說，而是證據不可靠。

3、魏晉南北朝文學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有關方面公布的“曹操墓在安陽”證據并非第一手材料，都不是很有力的證明。在還沒有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公布相關消息，有悖學術研究的嚴肅精神。不能否認西高穴墓墓主認定的其他可能。

4、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著名三國文化研究專家方北辰，從禮制研究入手認為西高穴大墓不是曹操墓，并從陪葬物品、墓的形制、方位、規格以及墓主骨骼年齡等方面分析，西高穴大墓二号墓墓主是曹宇（曹操與環夫人之子，與曹沖為同父同母的兄弟），一号墓墓主是曹奂（曹宇的兒子并未入葬是空墓）。

5、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魏晉南北朝史博士張國安認為，從位置、陪葬物品、墓的形制結合曆史記載判斷，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曹奂。

6、中國盜墓史研究學者，江蘇省考古學會會員倪方六：能認定墓主的東西，都具有惟一指向性，即所謂“鐵證”。現在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東西，沒有一個是“惟一”的，都可以作出

完全相反的解釋。比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這是認定墓主是曹操的關鍵東西，但恰恰是這件東西透露出，墓主一定不是“魏武王”本人。常理而論，“魏武王”是不會把自己的東西寫上名字再随葬的。曹操更不會，他惟恐别人找到他的墓。

7、另外，西安市委黨校曆史教授、三國史研究專家胡覺照認為安陽“曹操墓”實則五胡十六國時期軍閥姚襄墓穴。

8、從事曆史研究三十餘年、著有專著《曹操墓研究》的邯鄲市曆史學會會長劉心長說：“曹操墓不是孤墓而是群墓，如果這座墓不能确證為曹操墓，而是陪葬墓的話，極有可能是曹操最親信的大将夏侯惇的墓。”

9、四川一位古文化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錢玉趾認為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可能是曹魏時期名臣常林的墓葬。

10、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徐光冀先生認為，此墓很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

稱呼之辯

曆史上除了曹操外，十六國時期冉闵，姚襄等也都有“魏武王”的稱号。而考古單位對八件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碑卻隻是指向曹操，其做法也受到一些民衆的質疑；有學者懷疑，曹操葬禮由曹丕主持，時曹丕繼為魏王，應不會直稱父親為“魏武王”，而隻稱作“武王”；就算要使用全名，也應該用“漢魏武王”而不是“魏武王”；學者以此判斷發現之陵墓不為曹操墓。

遺骨之惑

河南發掘點并沒有享壽七十歲的曹操妻子卞皇後遺骨，證明此墓并非曹操墓。卞皇後太和四年去世，與曹操合葬高陵，卞皇後二十歲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壽四十歲，卞皇後此時就已經超過六十歲，之後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壽七十歲。另外文獻記載曹操墓中有遷葬來的曹沖遺骨，但是實際考古發現也與此不符。

另外，還有的學者提出，同時期的帝王墓，王後都是在墓主的東南方向另起一墓，如果這個曹操墓的東南方向附近沒有發現卞皇後墓，則可以肯定不是曹操墓。

玺印之疑

根據《晉書·禮志》，曹丕于曹操墓的墓道築了一個石室，放了金玺。河南發掘點不但沒有金玺，連藏玺的石室都沒有，證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曹操遺令“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曹丕連金玺都不敢放進墓室，河南發掘點卻出土了金銀珠玉，證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此外根據已公布的此墓考古報告，墓内發現一銅質印章，上邊的篆體文字經古文字學者考證為“奂”字，印章的質地以及上邊的文字都與曹操的身份不符。

造假之嫌

學者闫沛東向媒體明确指出曹操墓考古隊隊長參與造假，因為考古隊獲得安陽方面230萬元挖掘資金後挖出空墓難以向對方交差。對此，曹操墓地考古隊隊長、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潘偉斌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一切等闫沛東公布證據後再作答複。但闫沛東在2011年12月被河北警方确認為逃犯，真實姓名為胡澤軍。

千古之謎

曹操墓本不是謎，但從宋代起就無人知道曹操墓所在，并有了設七十二疑冢的傳說，經過《三國演義》等的宣揚，曹操墓就成了個婦孺皆知的千古之謎。

針對出土石牌刻銘等文字材料年代與真僞問題，劉慶柱回應說，“你說那字胖點瘦點不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家古文字學家（中國古文字學會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員郝本性）說是。而且新和舊不是按一件東西，我們是按一個組合整體。這墓不是假的吧？不是新的吧？你再新它也是1800年前的吧？你不能因為長沙馬王堆出土的絲綢衣服好，你就說他怎麼能是2000多年前的呢？還有秦始皇陵出土的寶劍，現在還可以把頭發割斷，有些人說它肯定是假的，那麼多年怎麼還能割斷頭發呢？”

曹操對自己的喪葬有明确“說法”，他死前一年多《終令》稱“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臨終前《遺令》中更是明确了要穿着平時衣服入葬，不要珠寶陪葬。他的兒子曹丕、曹植都有文描述葬禮和入殓的情況，交待了葬在邺城之西，晉代文人陸機、陸雲作品中也有關于曹操喪葬情況的介紹。史書中司馬懿、賈逵等人的傳記裡有他們護送曹操靈柩到邺城入葬的記載。如曹操設疑冢的話，那他就是在留給後人的許多史料上都作了假，不僅在生前，改朝換代後還有人出力，且随後的幾百年無人發現，這有些荒誕。

史料顯示，由于喪葬從簡，過了沒幾年，曹操墓上的祭殿就毀壞了。沒有随葬金玉器物，也不為盜墓者所重視，再加上沒有封土建陵，沒有植樹，幾個朝代之後，曹操墓所在便無人知曉了。到唐代人們對曹操墓的位置還沒有什麼疑問，唐太宗李世民曾為曹操墓作祭文，但從北宋開始，雖然曹操墓位置在史書上有記載，但現實之中沒有人知道曹操墓的所在。也是從北宋開始，曹操被定型為奸雄，其墓址不詳也成了他奸詐的一個證明。邺城以西有北朝墓群，被傳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稱，曹操遺命于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冢七十二，渲染了曹操的奸詐。蒲松齡《聊齋志異》中有一篇《曹操冢》點出曹操墓可能在其設的七十二疑冢之外，更顯示出其詭詐。随着這些傑作的流傳，曹操墓之謎就更加引人注目，也更加撲朔迷離了。

臨時展館

河南省安陽縣政府透露，曹操高陵臨時展館于2010年9月初對外開放。

據安陽縣縣長徐慧前介紹，臨時展館規劃面積787平方米，建築面積約700平方米，參觀環廊規劃設計全長291米。現已整理展闆文字20餘萬字，資料圖片500餘幅。展館内部平面分區設計、參觀通道内宣傳介紹展闆的設計工作已經完成。曹操高陵臨時展館建成後将具備遊覽接待、放映展示、會務辦公等多種功能。

據悉，安陽縣還将修築一條從107國道經安豐鄉政府至曹操高陵的快速通道，該通道全長9.66公裡，設計路基寬15米，路面寬13.5米，總投資6100萬元。安陽縣正積極嘗試市場化運作，建立資金籌措平台，多渠道吸納社會資金參與曹操高陵保護、利用工作。

同時，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長孫英民說：“由于被盜、破壞情況十分嚴重，揭開曹操高陵的諸多謎團還需要考古工作的進一步深入和對出土文物的認真研究、梳理。

曆史評價

簡辦的喪事，被視為耗資巨大的騙局；移風易俗的改革，成了奸詐的證明。但史料終究未被民間傳說、文學作品所淹沒，曹操墓千百年來的遭際，顯示出史實的無奈與頑強，見證了在人言、道德、時間重壓下，曆史真實之“輕”與“重”。

曹操的墓葬，在史料中沒有多少疑問。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中有曹操葬于高陵的記載，元人胡三省注中還指出高陵位置。但在衆口相傳的民間輿論面前，史料顯得蒼白無力。在曹操墓之謎的衆多說法中，七十二疑冢之說流傳最廣，曹操确實葬在這一地區，且當地是有衆多古墓，但這屬北朝墓群，葬有北魏皇帝元善見、北齊蘭陵王等人，這些人在曆史上并非默默無聞，弄清究竟，應該不是什麼難事，但就是這不難廓清的流言卻在千百年裡廣泛地傳播。羅貫中寫《三國志通俗演義》《三國志》是其所本，平添了原書中沒有的内容，顯然是有意為之。曹操做了許多大事，在其當世就對之褒貶不一，宋以後曹操開始被視為奸雄，愈應符《曹操疑冢》詩寫道：“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三國故事中，曹操成了“反面人物”的代表。這種情況下，有關曹操的史實受道德評判左右，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