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罪己诏”中的“诏”字，《說文解字》的解釋是：告也，從言從召。東漢的鴻儒鄭玄為“诏”作注，謂之：“诏，告也”。告，告訴，對人說。這個人有上，也有下。《管子》一書中記載：齊桓公一次探望卧病的管仲時，征求管仲對日後政事的良謀：“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仲父”（管仲）是臣，“寡人”（齊桓公）是君，意思是要臣“诏”（告訴）君。齊桓公并沒有以“君”為是，而是把“诏”字放在上下君臣平等的位置。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為‘制’，令為‘诏’”之後，“诏”的語權就變成皇帝的專利了。“罪己”，就是帝王責怪、自省自己的“口谕”，與“诏”字并用，就成了诏告天下的一種文書。
試舉幾例：
一、漢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頒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
二、漢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阙謝。诏曰：“朕以幼沖，奉承洪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饑荒，更相啖食。永懷悼歎，若附淵水。咎在朕助不逮。”
三、元和七年（公元828年），唐憲宗輕信了廟堂官員禦史關于淮浙水旱災的不實彙報，對地方官的真實報災表示懷疑。此事一經宰相李绛指出，他當即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複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
四、宋理宗于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春正月庚辰下“罪己诏”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
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甯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谀乘間欤？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欤？賞罰失當而真僞無别欤？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欤？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欤？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欤？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谪見上帝，象甚着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
五、漢武帝即位後窮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緻使民力枯竭，寇盜并起，天下闆蕩。晚年，巫蠱獄興，衛皇後和太子劉據俱死于此，株連甚廣。不久，即察知太子無辜，乃建“思子宮”，以實際行動自責悔過，時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明年，當群臣之面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還追悔曾屢受方士仙人欺騙往事，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随後，他又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奏請，決定“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這“诏”就是曆史上所說的《輪台罪己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乃者貳師敗（貳師将軍李廣利遠征大宛慘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令百姓養馬即可免除徭役），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适用範圍
君臣錯位
這樣的“诏”主要是發現問題後自責。晉武帝時曾明令全國選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婚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帝王要盡享天下美色，誰也奈何不得。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敕監軍奉令到揚州選美女。監軍要揚州節度使杜悰，也參與其事，杜悰以“不敢預聞”，拒絕了。為此，監軍告了杜悰禦狀，并請皇上下令節度使選美。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悟出此舉不妥，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也。朕甚愧之！”
唐太宗時有一個叫黨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廣州都督時，貪污了大量錢财。這件事被告發後，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處死刑；可是，因為唐太宗一直很重視黨仁弘，認為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舍不得殺；于是，便下了一道聖旨，取消大理寺的判決，改為撤銷職務、流放邊疆的處分。之後，唐太宗心裡很不安，感到自己是出于個人感情，置國家法律于不顧，很不應該。接着就把大臣們召來，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檢讨說：“國家的法律，皇帝應該帶頭執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約，失信于民。我袒護黨仁弘，實在是以私心亂國法啊。”唐太宗也就寫了一道“罪己诏”檢讨說：“我在處理黨仁弘這件事上，有三大過錯：一是知人不明，錯用了黨仁弘；二是以私亂法，包庇了黨仁弘；三是獎罰不明，處理得不公正。”
天災造成災難
像“禹、湯罪己”就是。再有，魏文帝的時候，因為發生日食而有人彈劾三公，魏文帝則在朝批時說：不能委過于丞相，而應該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在元仁宗和順治皇帝身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發生了災禍都應該我來承擔，這是上天對我的譴告，我必須真心誠意讓上天知道，我願意把事情做好，願意對人民負責，也願意對你們負責。
成湯革命，滅夏建商。始建國，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湯，誠惶誠恐地向天帝祈禱求雨，說：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惡我也不敢隐瞞，這些您心裡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牽連天下萬方；天下萬方若有罪，都讓我一個人來承擔。（《論語·堯》）《論語》同篇還記載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漢文帝後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曾下诏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過欤？…将百官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漢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毀壞宗廟，朕甚懼焉。”
政權危難之時
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曾幾次和着眼淚“罪己”，因為情況緊急，也來不及擺譜頒诏稱敕，是直接與百姓士兵面對面，當衆認錯，做自我批評。先是，一位勇于講真話的草民代表郭從謹對皇上說了一席大實話：皇上昏昧，不聽忠言，視反賊若寶貝，近臣阿谀，用假話讨得皇上歡心，今日之禍，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這種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當面講實話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處死楊國忠、楊貴妃後，随行軍士聲言要離開。唐玄宗以彩绫賞賜士兵，并親自說服動員，公開承認自家老糊塗，用人失誤，緻有今日，“朕甚愧之”。
唐代在危難時刻發過“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後有幾個節度使反叛。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今陝西幹縣）。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頒《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複于将來。明征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緻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饷千裡。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赍居送，衆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
暴令峻于誅求，疲民空于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裡，邑裡丘墟，人煙斷絕。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緻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淩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腼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協謀，将相竭誠，爪牙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将弘遠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
無奈性
“罪己诏”既然為“罪”，這罪自在帝王。可帝王們是“金口玉牙”、“奉天承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最大的正确化身，是不會錯的。因此，帝王們就是錯了，除了少數帝王能檢點自己外，大多數帝王是不會認錯的，要是有大臣要求他們“罪己”，有的人會倒黴的。比如：明朝武宗時，有個自号“安貧子”的禦史叫朱裳，他是頂了皇上的親信錢甯牟鹽利之求于前，辯前禦史王相冤獄于後。待皇帝朱厚照從宣府遊玩歸來，朱裳徑請下“罪己诏”，新庶政，以結人心。結果朱從厚不聽。另一位禦史陳察，因為武宗将親征朱宸濠叛亂，請無行，就要這位皇帝下“罪己诏”，結果竟招來“奪俸一年”的處罰——這是不認錯的；即便是認了錯，也是說一套做一套，實不為憑。唐穆宗就這樣的一個帝王。
據《唐史演義》記載：穆宗既葬憲宗，益事遊畋，趁着秋涼天氣，帶了後宮佳麗，遊魚澡宮，浚池競渡，賜與無節。且欲開重陽大宴，拾遺李珏，與同僚上疏道：“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俯從人欲，以月易年，究竟三年心喪，禮不可紊，合宴内廷，究應從緩為宜。”穆宗不聽。到了九月九日，宴集百官，格外豐腆，足足暢飲了一天，既而群臣入閣，谏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略謂：“陛下宴樂過多，遊幸無度，日夕與近習倡優，互相狎昵，究非正理。就是一切賞賜，亦當從節。
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然内藏有馀，總望陛下愛惜，留備急需！”穆宗自踐位後，久不聞閣中論事，此次忽聞閣議，便問宰相道：“此輩何人？”宰相等答是谏官。穆宗乃令宰相傳語道：“當如卿言。”宰相傳谕畢，相率稱賀。哪知穆宗口是心非，不過表面敷衍，何曾肯實心改過？嘗語給事中丁公着道：“聞外間人多宴樂，想是民和年豐，所以得此佳象，良慰朕懷。”公着道：“這非佳事，恐漸勞聖慮。”穆宗驚問何因？公着道：“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猱雜子女，照此過去，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麼？願少加禁止，庶足為朝廷緻福。”穆宗似信非信，遷延了事。
不久，已是仲冬，唐穆宗又要出幸華清宮。此時韓弘已罷，令狐楚亦因掊克免相，累貶至衡州刺史，另用禦史中丞崔植同平章事。植與蕭段文昌，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谏，且言禦駕出巡，臣等應設扈從，乞賜面對。穆宗并不禦殿，也無複音。谏官等又俯伏門下，自午至暮，仍然沒有音響，不得已陸續散歸，約俟翌晨再谏。不料次日進谒，探得宮中消息，車駕已從複道出城，往華清宮，隻公主驸馬及中尉神策六軍使，率禁兵千馀人，扈從而去，群臣統皆歎息。好容易待到日暮，方聞車駕已經還宮，大衆才安心退回。
可見，“罪己”對相當一些帝王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并非出自他們的本意，而是大臣們“逼迫”的結果；還有一些“罪己诏”，又多是在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國家岌岌可危之時不得不頒“诏”的。試舉三例：
一、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在狼狽逃亡途中發布的“面诏”就屬于這樣的；還有，北宋末的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兵大舉進犯，兵臨城下，東京危急。值此關頭，驚慌失措的徽宗這才聽從了大臣們的建議：“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種弊政，使人心悅，天意回。”宋徽宗這才發布“罪己诏”，诏書中羅列了自己的罪過：“言路蔽塞,谄谀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志。”“賦稅竭生民之财,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災異叠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怼而朕不知。
追思己過，悔之何及！”宋徽宗為何要下這樣一道“罪己诏”呢？一是出于無奈：朝廷危在旦夕，衆臣一再“建議”，不能不為；二是積疾難返，無藥可救。宋徽宗是個撿來的皇帝，又常以女人和詩為重，不聽勸阻，自在享樂，一意孤行，緻使大宋江山，面對兵臨城下。但不管如何，宋徽宗還是下了“罪己诏”的，不過，總有些“猶抱琵琶半遮面”，難免有些羞羞搭搭。
二、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後既感到由她秉政的政局，已經失控，迫于内外壓力，她這才決定和八國聯軍談判求和，并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了一道“罪己诏”。國家将亡，執政者沒有責任，不執政的人卻有“罪”！可見，一些當政帝王的“罪己”，完全是言不由衷的。
三、據史書記載：宋徽宗下發了“罪己诏”後，把皇位交給了他的兒子趙桓，開封存亡之時，他自己卻帶着一幫親信人馬去了江南，在鎮江建造庭園，不但準備長期留居，而且扣留東南地區的物資和軍隊，不予北援，他要掌握東南地區的軍政大權，繼續他的皇帝生涯。
悲喜劇
古代帝王，雖為王，卻也是人，是人，難免也會犯錯誤。“罪己诏”本來是帝王們知錯改錯的好機會，可相當多的帝王們，卻拿了它來裝點自己，或者隻是應急，并不真的要改正，這一來，下“罪己诏”的次數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當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們的擋箭牌，所以，越到後來，問題就越嚴重，以緻到了國難不可收拾的地步。
朱由檢就一個最好的實例。史書上說，明朝皇帝朱由檢，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沒有少下。《明史》中記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閏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殘破州縣三饷及一切常賦二年。”“壬申，下诏罪己。”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責，而在自曝官場腐惡内幕：
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馀。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便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驿路詭名轎擡。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谳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淩于闾裡。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這位崇祯皇帝朱由檢，也不怕自家人說他是給自家臉上“抹黑”，更不怕“敵對勢力”用來攻擊大明的制度設計，而是口無遮攔，來了個“官場腐敗大揭底”。
問題揭露出來了，但他改不了，卻又助其發展，及至流賊犯皇陵，帝素服召對廷臣。陳子壯進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發忠義。”帝納之。崇祯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诏”外，仍然是變着花樣吃、喝、玩、樂。到李自成進北京時發現，皇庫扃鑰如故，其“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镌有‘永樂’字”。皇家究竟是超級巨富，國庫恁多積蓄，如能早拿來助赈、助饷，盡可少下兩次“罪己诏”；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诏”，最後積攢起來一個總的“罪己诏”，就是在煤山自缢前的遺诏，也算是最後一道“罪己诏”：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複面，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
明朝能走到滅亡的一天，實非朱由檢一個之過，但是，他作為十七年之君也是難逃其咎的。但他卻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
中國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诏”，除了小範圍的對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書了。這類诏書，皇帝本人是不會寫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稱為“诏記”的其實極少，大多為有關閣臣代筆，以玺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論大手筆陸贽的傑作；宋徽宗痛罵自己的文字，則出自宇文虛之手。
“罪己诏”畢竟不同于一般诏書，草好了，皇帝賞你；出事了，唯你是問。因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許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結束俘虜生涯即将返還，遣彬至宣府奉迎。從俘虜營放出來，畢竟不光彩，得找個台階下，于是太上皇命許彬書“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賞識。英宗複辟後，便委許彬以重任，“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館。”但代筆“罪己诏”并不都像許彬那樣受寵，惹來禍端的，張鈞算一個。據史書記載，皇統九年（公元1149年），雷電震壞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學士張鈞代拟“罪己诏”，其中有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話：“顧茲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聽信大臣讒言：“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将張鈞殘酷處死。
評價
中國曆史上帝王們的“罪己诏”，不論是當時還是後來，都有兩種評價：一種是推崇的，一種是批判的；而推崇的似乎比較多，但批判的卻也十分緻命。
推崇的大緻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罪己诏”是帝王們的“魅力型統治”。錢穆先生在他的《黃帝》和《國史新論》中提到“罪己诏”時認為，中國古代帝王發布“罪己诏”的做法，是與君權對舉的。西方學者韋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把中國帝王的“罪己诏”，跟西方的charisma（魅力）理論相比較後認為，如果一個皇帝不能對自己的政過進行反省的話，他的charisma就會流失掉。
二、“罪己诏”是帝王們的“自我批評”。有個叫李雪晴的，在他《尋找那棵樹――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認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每天自省，合于古訓；有過自責，也算常人修身應有之義。但是，帝王決非常人，而是“聖天子”，不惟“聖”，且高居天人之際，近乎“神”，“君權神授”嘛。“如此神聖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過，已殊非易事，若進而寫成文告——《罪己诏》，頒示天下，就更加轟動輿情了。”
三、“罪己诏”是一種“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具體操作。漢朝王符在他的《潛夫論·明闇》中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唐朝的魏征把這句話歸納成八個字：“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對“罪己诏”的肯定，也表現在下面兩點上：
一、唐德宗頒發《罪己大赦诏》後，據史書記載，“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二、詩人李白寫的那首“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君以明為聖”的頌揚詩。正是因對“罪己诏”的這樣肯定，有人也就對崇祯皇帝臨死前的“罪己诏”，不乏贊美之詞，說朱由檢“畢竟還有愛民之心，甯願以一人碎屍來保護百姓。”史家還認為，朱由檢“十七年裡勵精圖治，企圖中興振作，但終是無力回天。”因為，“從他登基第一天起，國家大廈将傾、分崩離析的事兒就接連不斷”的發生，最後“崇祯隻能手忙腳亂而又徒勞無功地一遍遍塗寫‘罪己诏’”，說他這是“在為萬曆和天啟兩代皇帝充當亡國之君的替罪羊。”有個叫顧炎武的思想家認為，有亡國與亡天下之分：亡國隻是君王姓氏的輪換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則是整個社會風尚的沒落與淪喪。并得出結論：“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後亡國的”。
這是對“罪己诏”的肯定；在對“罪己诏”的批判方面，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古代帝王們的“罪己诏”，也有“欺騙性的一面”。比如：
一、“僅僅說錯了幾句話，也要自我檢讨”。元和七年（公元843年），淮、浙發生了水旱災害，廟堂官員禦史調查後作了不實的災情彙報，唐憲宗聽罷心裡有了底；後來，他又聽地方官的災情彙報，卻和禦史的彙報大不一樣，唐憲宗就懷疑地方官彙報的災情不實。宰相李绛指出來不該懷疑，唐憲宗想想也是，當即就認錯：“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複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就是說錯了幾句話，也是正常的事，自省反思是應當的，也正是古人倡導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說幾句“不思，失言”了，對皇帝來說，也是在經常見面的大臣跟前順嘴的事，沒有什麼特别的地方。當然，唐憲宗能做到這樣，的确也“委實不易”；不過，倘若将此類事拔高成“自我檢讨”、“罪己”，卻有些“嘩衆取寵”以及有意“做秀”之嫌了。這自然是史家所為，看來，高興的可能隻有皇帝和這位史家了。
二、“愛民如此，令人歎服。”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李世民诏曰：“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為了百姓有飯吃，甯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這似乎是古代帝王們經常要做的事。然而，這樣的愛民之“诏”，很難讓人恭維。因為，災害有一定的地方性，它到來時，人隻能想辦法減輕、減少受災的程度，卻是沒有辦法選擇的。所以，李世民舍己“使年谷豐稔”、“以存萬國”，這不僅不現實，而且也不可能，不過是向天下人“诏”了一句空話而已；其目的是通過這類空話，得到一個“君與民同甘共苦”的好名聲。
三、在“自我鑒定”中鑒定自己。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到了最後關頭（死與亡），有功擺的就擺功，沒有功擺的就罵自己。這都是名垂青史之作。最不易的是後者。清朝順治皇帝十四歲就親政，在位十年就死了。在他親政後，史書上說：“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都歸罪于自己，屢屢下诏“罪己”。
臨終之際，又留下了一道“罪己诏”，列舉了自己的十四條罪狀：沒将國家治理好，老百姓沒能過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親養老送終，罪二；父親死時自己年幼，未能替父親服三年之喪，罪三；未與祖父、父親的子孫們常叙叔侄、兄弟之情，罪四；親近漢族文士，疏遠滿族武将，罪五；對人要求過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長，埋沒了人才，罪六；姑息養奸，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稱職，卻不能及時罷斥，罪七；國用浩繁，兵饷不足，隻知讓群臣商議減少俸祿，卻不裁撤宮中費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損下，罪八；營建宮室，極盡精巧，卻不體恤百姓之艱辛，罪九；董鄂妃逝世，喪葬過于排場，罪十；不以明朝滅亡為戒，仍然任用宦官，緻使其營私舞弊。
清朝順治皇帝是中國古代帝王中不斷下“罪己诏”的一個人，此外，還有一個平均三年多點就下一道“罪己诏”的皇帝，他是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檢。
史書上說，明朝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朱由檢就下了一道“罪己诏”，這道“诏”最大特點不在“罪己”，而在自曝官場腐惡内幕。就在這次自曝官場腐惡内幕七年後，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這位朱皇帝就自己吊死在煤山上，并帶走了一個朝代。
順治和崇祯這兩個皇帝的死，盡管各有不同，有一點卻是相似的：不斷地下“罪己诏”，直到臨死，也沒有忘記下“罪己诏”。看來，“罪己诏”不管多麼有“charisma（魅力）”，多麼有“轟動輿情”；但對他們幫忙實在不大。有人認為：天災，與帝王們關系不大，而人禍，則絕對是帝王們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災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激起的饑民造反，以及統治集團内部的悍将叛亂，奸臣謀大位，皇族窩裡鬥，乃至于所謂“外患”等等，究其禍源，幾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較而言，天災不可抗拒，人禍卻可以防範。防範之法說來簡單：時刻保持警惕，留心苗頭，杜于始萌；緊盯患源，防于未然。
千裡之堤潰于蟻穴，道理誰都明白，但是，實際行動起來，卻往往任皇權若野馬脫缰，恣意妄為。權力的自信過剩症必緻拒谏飾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過的機會，終于大禍釀成，大錯鑄成。大禍臨頭，帝業動搖，甚至危及帝王頭顱時，帝王也會“罪己”的；不過，這樣的“罪己”，除了警戒後人之外，對那個皇帝、對那個朝代，是一點作用也沒有的。所以，有的學者認為，“罪己诏”在中國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象”。多少年來，盡管有人也談起過“罪己诏”；“但是很顯然，人們對‘罪己诏’這個問題已經變得非常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