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制度的适用條件
當代各國緩刑制度的規定不盡相同，但其适用都有着嚴格的條件，一般都隻針對罪行較輕不緻危害社會的罪犯或施行法定刑後其家庭将發生嚴重困難，本人可能失學等的罪犯。譬如德國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緩刑适用于被判處1年以下自由刑者或者被判處兩年以下自由刑的具有特别情況的犯罪人。
俄羅斯刑法典的第73條規定：對被判處勞動改造、限制軍職、限制軍紀營管束或剝奪自由，不服刑亦可能得到改造的被判刑人，法院可以判處緩刑。在我國，根據刑法第72條規定，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根據其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适用緩刑确實不緻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刑法第74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适用緩刑。
緩刑适用的前提條件
緩刑适用的前提要件是指緩刑适用的對象，即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戰時緩刑制度中僅限于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軍人且隻能在“戰時”。
根據我國刑法第72條之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适用緩刑确實不緻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由此可知，我國緩刑适用的對象必須是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說，适用緩刑的對象隻能局限于罪行較輕的人犯，而不适用于重刑犯。之所以這麼規定與社會危害性的嚴重程度有關，通過對刑法的學習我們知道，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一般來說，我國刑法對犯罪分子刑期長短的規定是直接反映其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的。
刑期越長，其社會危害程度也就越嚴重，反之，則相應較小。所以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其社會危害性是較嚴重的，不宜放在社會上監督改造，不能适用宣告緩刑。而對于被判處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因其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對其宣告緩刑，把他們放在社會上監督改造，可以促進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促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安定，體現懲辦與寬大的結合，實現刑罰的社會化。
這一規定是比較切合我國實際的。而且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三年以下的罪刑占大多數，這一規定能夠将緩刑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緻。另外，對于我國主刑中作為最輕刑種的管制，由于其本身是一種不予關押的刑種，所以沒有适用緩刑的必要性。筆者認為，對于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應不包括“三年”此本數，以避免在司法實踐中造成緩刑适用上的泛濫，防止因法官刑罰裁量的随意性造成司法腐敗，引發矛盾從而影響社會穩定。
緩刑适用的實質條件
緩刑适用的實質要件是指緩刑的适用标準，即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暫不執行所判刑罰，适用緩刑“确實不緻再危害社會”。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适用戰時緩刑的标準是罪犯在戰争狀态下“沒有現實危險。”并非所有的被判處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都可以适用緩刑，緩刑适用目的實現是建立在不危害社會的基礎上的，隻有确保犯罪分子緩刑後不緻危害社會，才能實現促進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同時也節省刑罰執行中人力及物力資源的目的。
否則，不僅會給社會帶來危害，還将引發公衆對司法機構的不滿，産生對緩刑制度合理性的異議。筆者認為，認定犯罪分子緩刑後是否确實不緻再危害社會要從主客觀兩個方面進行。主觀方面，包括犯罪分子的成長曆程、犯罪後的思想言語、是否積極交待自己的罪行、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是否有深刻認識和悔悟表現等内容，可以參照德國刑法典第56條規定，“法院認為所判處的刑罰已起警戒作用，且不執行刑罰也不緻再犯罪，可宣告緩刑交付考驗。
法院在宣告緩刑時，應特别考慮受審判人的人格、履曆、犯罪情節、事後态度、生活狀況以及緩刑對他的影響”；客觀方面，就是犯罪分子犯罪後的行為表現。總之，在緩刑适用中，犯罪分子适用緩刑後确定不緻再危害社會是緩刑适用的關鍵要件，正如俄羅斯刑法典第73條的規定：“在判處緩刑時，法院應考慮犯罪的性質和社會危害性的程度、犯罪人的身份，其中包括減輕情節和加重情節。”而判斷犯罪分子适用緩刑後是否會再危害社會的根據是其自身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
緩刑适用的形式條件
緩刑适用的形式條件是指緩刑的适用方式。目前絕大多數國家判處緩刑的方式有：判處一定年限的自由刑，同時宣布若幹年的暫緩執行期(1至5年)，在規定的時期内不犯新罪，則原判的自由刑不再執行。也有國家宣告的緩刑在自由刑執行完畢後還必須再執行緩刑，或者将緩刑作為一種刑罰由法院直接判處。我國屬于前一種方式，法院在宣告緩刑的同時，确定适當的考驗期限。
我國刑法典第73條規定：“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個月。有期徒刑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确定之日起計算。”這可以說是緩刑适用的形式條件。緩刑與免除刑事處分的區别就在于緩刑在一定時期内仍然保留執行原判刑罰的可能性，即在緩刑考驗期内如果犯罪分子沒有再犯新罪，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
反之，在緩刑考驗期限内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則應當撤銷緩刑，并對新犯的罪或者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後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我國刑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另外，在緩刑考驗期限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也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
緩刑适用的限制條件
緩刑适用的限制條件是指法律明文規定限制緩刑适用的情形。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隻有在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的情況下，才可以适用緩刑。這可說是緩刑适用的限制條件。這主要是考慮到累犯的主觀惡性較大，适用緩刑不利于其教育改造，所以不管他們被處罰的輕重，都不能适用緩刑。當今世界各國的刑法典一般都将累犯規定為緩刑适用的排除情況。譬如法國刑法典第132—30條規定，對于犯罪行為前5年内因普通法之重罪或輕罪判處徒刑或監禁刑的自然人、或者對于判處數額超過40萬法郎罰金的法人，不适用緩刑。我國刑法第74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适用緩刑。”
價值分析
緩刑是促進罪犯再社會化的一條重要且有效的途徑。緩刑既體現了刑罰謙抑、輕緩、人道的趨勢，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固有弊端，又體現了教育刑思想、行刑社會化理念以及行刑經濟性原則，有着極其重要的理論及實踐價值。n
（一）緩刑體現了刑罰謙抑、輕緩、人道的趨勢，可以使輕刑犯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nn
短期自由刑由于刑期有限，可能導緻罪犯不能從中懲戒中汲取經驗教訓，同時可能受獄内存在的不良文化影響，罪犯入獄後可能不但沒悔過自新，反而強化犯罪意志，習得新的犯罪技巧，鞏固犯罪心理結構。緩刑是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的重要措施。nn
（二）緩刑體現了教育刑思想，可以促進輕刑犯更好地棄惡向善，順利實現再社會化nn
從教育刑的角度看，罪犯不是天生的犯罪人，犯罪是社會因素、個人因素和自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中社會因素居于主要地位。緩刑之所以能促進輕刑犯更好得棄惡向善是因為：第一，緩刑适用的對象是惡性比較小的罪犯，必須是犯罪情節輕微、有悔罪表現、适用緩刑确不緻危害社會的輕刑犯，因而緩刑足以使其感受到刑罰的嚴厲和恐懼。
第二，緩刑是附條件的不執行刑罰，因此緩刑人員内心容易形成向善的潛在壓力，有利于調動緩刑人員自我改造的積極性，從而為回歸社會創造條件。第三，緩刑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從而促使緩刑人員熱愛自由、珍惜自由，從而促使其棄惡向善，順利回歸社會。nn
（三）緩刑體現了行刑社會化理念，可以實現輕刑犯的再社會化nn
首先，适用緩刑有利于調動社會力量，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其次，适用緩刑有利于維持家庭、社會固有的穩定，杜絕罪犯被“監獄化”的可能。nn
（四）緩刑體現了行刑經濟性原則，可以減輕改造壓力、節約國家開支nn
由于刑罰執行需要國家通過對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适用緩刑的經濟價值體現為以最小的經濟投入實現最大的社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