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意義
在全球化時代，由于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而彙率是這一聯系的“紐帶”，因此，如何選擇合适的彙率制度，實施相配套的經濟政策，已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決策者必須考慮的重要課題。
随着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全球化的加速，經濟增長的停滞已不再是導緻貨币危機的主要原因。經濟學家的大量研究表明：定值過高的彙率、經常項目巨額赤字、出口下降和經濟活動放緩等都是發生貨币危機的先兆。
就實際運行來看，貨币危機通常由泡沫經濟破滅、銀行呆壞賬增多、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外債過于龐大、财政危機、政治動蕩、對政府的不信任等引發。由于各國國情以及政治、經濟以及外部環境不同，應對危機的方法與手段則有較大差異。但是，經濟全球化下貨币危機的爆發有着明顯的共性，突出的表現就是“傳染性”，因此一些有效的應對危機的措施對他國有着重要的借鑒意義。
發生原因
（一）彙率政策不當
衆多經濟學家普遍認同這樣一個結論：固定彙率制在國際資本大規模、快速流動的條件下是不可行的。固定彙率制名義上可以降低彙率波動的不确定性，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貨币危機常常發生在那些實行固定彙率的國家。正因如此，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放棄了曾經實施的固定彙率制，比如巴西、哥倫比亞、南韓、俄羅斯、泰國和土耳其等。然而，這些國家大多是由于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被迫放棄固定彙率，彙率的調整往往伴随着自信心的喪失、金融系統的惡化、經濟增長的放慢以及政局的動蕩。也有一些國家從固定彙率制成功轉軌到浮動彙率制，如波蘭、以色列、智利和新加坡等。
（二）外彙儲備不足
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保持的理想外彙儲備額是“足以抵付三個月進口”。由于彙率政策不當，長期鎖定某一主要貨币将導緻本币币值高估，競争力降低。貨币危機發生前夕，往往出現經常項目順差持續減少，甚至出現巨額逆差。當國外投資者意識到投資國“資不抵債”（外彙儲備不足以償還所欠外債）時，清償危機會随之出現。在其它衆多不穩定因素誘導下，極易引發撤資行為，從而導緻貨币危機。拉美等地發生的貨币危機主要是由于經常項目逆差導緻外彙儲備減少而無法償還對外債務造成的。如阿根廷公共債務總額占國内生産總值的比重2001年底為54％，受阿比索貶值的影響，2002年年底已上升到123％。2003年阿根廷需要償還債務本息達296.14億美元，相當于中央銀行持有的外彙儲備的2.9倍。
（三）銀行系統脆弱
在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包括東歐國家，貨币危機的一個可靠先兆是銀行危機，銀行業的弱點不是引起便是加劇貨币危機的發生。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銀行收入過分集中于債款收益，但又缺乏對風險的預測能力。資本不足而又沒有受到嚴格監管的銀行向國外大肆借取貸款，再貸給國内成問題的項目，由于币種不相配（銀行借的往往是美元，貸出去的通常是本币）和期限不相配（銀行借的通常是短期資金，貸出的往往是曆時數年的建設項目），因此累積的呆壞帳越來越多。如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5年—10年，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信貸市場的年增長率均在20％—30％之間，遠遠超過了工商業的增長速度，也超過了儲蓄的增長，從而迫使許多銀行向國外舉債。由此形成的經濟泡沫越來越大，銀行系統也就越發脆弱。
（四）金融市場開放過快
許多研究材料表明：一些拉美、東亞、東歐等新興市場國家過快開放金融市場，尤其是過早取消對資本的控制，是導緻貨币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金融市場開放會引發大規模資本流入，在固定彙率制下導緻實際彙率升值，極易扭曲國内經濟；而當國際或國内經濟出現風吹草動時，則會在短期内引起大規模資本外逃，導緻貨币急劇貶值，由此不可避免地爆發貨币危機。在轉型經濟國家中，捷克本是一個較為成功的範例。1992年底，捷克經濟出現複蘇迹象，物價穩定，财政盈餘，外國直接投資增加，國際收支狀況良好。然而，為加入經合組織，捷克加快了資本項目開放步伐。1995年10月生效的新《外彙法》規定了在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和在資本項目下的部分可兌換，接受了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第八條款義務。由于銀行體系脆弱和有效監管缺乏，1997年底大量短期外資外流，最終引爆了貨币與金融危機。據統計，在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就匆匆開放金融市場的國家已有3／5發生過金融危機，墨西哥、泰國都是比較經典的例子。
綜上所述，20世紀90年代國際金融危機頻頻發生，先後肆虐于西歐（1992年—1993年）、墨西哥（1994年—1995年）、東亞（1997年—1998年）、俄羅斯（1998年）、巴西（1999年）、土耳其（2001年）、阿根廷（2001年—2002年）等國家或地區。大多數遭受危機侵襲的國家幾乎走過了同樣的道路，最後嘗到了同樣的苦果。這一曆程可概括為：固定彙率一快速增長一币值高估一财政赤字不斷增加、國際收支持續惡化一貨币貶值、金融危機、經濟直至社會危機一全面衰退一被迫作休克性調整，最後接踵而來的是一個十分痛苦漫長的恢複期。
風險防範
就曆史經驗來看，貨币危機的爆發，通常都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能量積蓄，最後由某一個或幾個因素引爆。綜合國外的經驗教訓，應對貨币危機的防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适時調整彙率
建立與本國經濟發展狀況相适應的彙率制度。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傾向：發展中國家應确立起相對穩定、适時調整的彙率制度。相對穩定便于貿易與投資，減少相關彙率風險。适時調整是要避免币值高估或低估，以免給貨币投機留下可乘之機。有條件的經濟大國應當使彙率更加靈活，以減少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對國内金融市場與當局貨币政策的影響。問題的關鍵是，在實施某一種彙率制度的過程中，必須采取相應配套措施，以便使該彙率制度在适宜的環境中運行。歐洲貨币體系在1979年—1983年間，每7個月調整一次。1983年—1987年間，每18個月調整一次。而在1987年—1992年這段時期，沒有作過任何彙率調整，實際已變為一種固定機制，事實證明這種機制使歐洲無法應對德國統一帶來的利率上升的沖擊。一般來說，貨币貶值在短期内可以帶來好處，但會延緩産業結構的升級，因此從長期來看，不利于一國競争力的提高。新加坡根據市場供求，通過有步驟地推進貨币升值政策，不斷實現産業升級，從而增強長期競争力。
（二）适度儲備規模
就貨币危機國家（地區）來看，貨币危機的最終生成與當局外彙儲備不足緊密相關，而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地區）能成功擊退投機者的攻擊，最後主要依靠的是雄厚的外彙儲備。但是，外彙儲備并非越多越好。外彙儲備迅速增加，會改變該國基礎貨币的投放結構，削弱央行對貨币供應量的控制，增大本币的升值壓力；同時，在國際儲備貨币币值劇烈變動之下，随着外彙儲備的增加，維護外彙儲備安全的成本就越來越大。因此，應根據一國的進口、外債以及幹預市場等支付需要，确定适度的外彙儲備規模。
（三）健全金融體制
健全的金融體制要依靠：企業具備充分的财務管理能力，良好的财務結構，使資産與負債的比率保持合理的水平；具有足夠的風險管理能力和競争能力的金融機構；符合國際标準的會計制度、信息公開制度；建立在市場競争機制基礎上的銀企關系；有效監督機構尤其是獨立的中央銀行，以避免因為政治需要而影響央行的正确決策。金融體系是構築在信用基礎之上的，信用的喪失會動搖金融穩定的基礎。為降低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新加坡迅速采取的對策是提高對金融體系的信任，增加金融機構經營的透明度，積極放寬對金融市場限制，下調最低現金比率等，提高銀行部門競争力。
危機應對
由于各國國情以及政治、經濟以及外部環境不同，應對危機的方法與手段則有較大差異。但是，經濟全球化下貨币危機的爆發有着明顯的共性，突出的表現就是“傳染性”，因此一些有效的應對危機的措施對他國有着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控制資本外流
在出現急速、大規模資本外流時，一是由政府單方面宣布控制資本外流。發達的金融大國日本，通過立法規定，當出現非常情況（包括：國際收支平衡難以維持、日元彙率急劇波動、資本移動對金融或資本市場帶來不良影響）時，有關部門可對資本交易實施管制的權力。雖然相關法律幾經修改，但是“非常情況”的總原則依舊保留。經濟學術界對馬來西亞于危機期間決定對資本外流施加控制表示支持，但是認為，控制資本外流的措施造成的長期不利後果大于帶來的短期好處，因為這會鼓勵國内逃稅和資本外逃，打擊外國投資者的積極性。二是由IMF等國際組織出面斡旋，宣布“凍結債務”，防止發生債權人（國際銀行、投資家）單方面撤資；建立一種能夠以适當方式使債權人與債務人分擔損失的機制。
（二）實行本币管制
例如，為阻止國際炒家攻擊馬來西亞貨币林吉特，馬來西亞政府于1998年9月1日宣布對外彙實行管制：外國人兌換林吉特及對外賬戶間的資金調動須經中央銀行的準許；所有金融資産買賣隻能通過授權儲蓄機構進行；外資基金在股市投資需持股一年後才能将股票變現彙出國境。由于林吉特不能在國外交易，投機炒家無法積累巨額林吉特伺機炒作，馬來西亞因此免受投機狙擊。貨币管制措施不僅遏制了林吉特外流，還使流失在外的資金在短期内大量回流，阻止了外在金融風暴波及本國經濟，穩定了林吉特的兌換率和國内的消費價格，創造出一個有利于經濟複蘇的環境。
（三）迅速金融調整與強力金融監管
1999年巴西政府為平息金融動蕩，首先調高銀行利率，防止資金大量外流，穩定金融市場。當市場相對穩定後，又及時分期下調利率，減輕對企業的沖擊。對金融動蕩中參與股市炒作、有違規行為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進行調查，對查出有違規的金融機構和企業給予經濟制裁。央行還公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強金融市場管理，規定任何銀行和企業不得聯手進行投資基金的操作和交易，任何銀行不得為自己管理的基金進行擔保，任何金融機構不得用自己發行的債券對自己的業務進行擔保，所有銀行和金融機構必須按季向央行報告對上述規定的執行情況。加強對外彙交易的監管，使交易透明化，對外彙交易在時間和數量上進行限制。這些措施的實施有力地打擊了金融機構的不法行為，對穩定金融市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發展比較
一、第一代貨币危機理論
貨币危機的理論研究始于70年代後期的拉美貨币危機，Paul Krugman 早在1979年發表的文章中構造了貨币危機的最早的理論模型。他提出的貨币危機的早期理論模型是基于Salant和Henderson（1978）關于商品價格穩定機制研究。在Krugman的理論框架下，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學者從不同的方面改進、修正了這一模型，形成了第一代貨币危機模型
第一代貨币危機理論假定政府為解決赤字問題會不顧外彙儲備無限制地發行紙币，央行為維持固定彙率制會無限制抛出外彙直至消耗殆盡。該理論的基礎在于當經濟的内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發生沖突時，政府為維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會導緻外部均衡喪失，這一喪失的累積将持續消耗政府外彙，在臨界點時，投機者的沖擊将導緻貨币危機。
該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基本面(economic fundamentals)決定了貨币對外價值穩定與否，決定了貨币危機是否會爆發、何時爆發。當一國的外彙儲備不足以支撐其固定彙率長期穩定時，該國儲備是可耗盡的，政府在内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發生沖突時，政府為維持内部均衡而幹預外彙市場的必然結果是外彙影子彙率與目标彙率發生持續的偏差，而這為外彙投機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機會。第一代貨币危機理論認為一國内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國固定彙率制面臨的問題源于為彌補政府不斷擴大的财政赤字而過度擴張的國内信貸。公共部門的赤字持續“貨币化”，利息平價條件會誘使資本流出，導緻本國外彙儲備不斷減少。在儲備減少到某一個臨界點，投資者出于規避資本損失(或是獲得資本收益)的考慮，會向該國貨币發起投機沖擊。由于一國的外彙儲備是可耗盡的，政府所剩餘的外彙儲備在極短的一段時間内将被投機者全部購入，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彙率制，貨币危機就此爆發。事實上，由于投機者的沖擊，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彙率制的時間将早于政府主動放棄的時間，因此，社會成本會更大。
第一代貨币危機理論表明，投機沖擊和彙率崩潰是微觀投資者在經濟基本面和彙率制度間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選擇的結果，并非所謂的非道德行為，因而這類模型也被稱為理性沖擊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
從該理論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張。例如，通過監測一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可以對貨币危機進行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及時調整經濟運行，避免貨币危機的爆發或減輕其沖擊強度。避免貨币危機的有效方法是實施恰當的财政、貨币政策，保持經濟基本面健康運行，從而維持民衆對固定彙率制的信心。否則，投機活動将迫使政府放棄固定彙率制，調整政策，市場借此起到“懲罰”先前錯誤決策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資本管制将扭曲市場信号，應該予以放棄。
二、第二代貨币危機理論
第二代貨币危機理論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 Obstfeld、Gerardo Esquivel和Felipe larrain。
第一代貨币危機的缺陷在于其理論假定與實際偏離太大，對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與政策制定問題論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經濟基本面的穩定可能并不是維持彙率穩定的充分條件，單純依靠基本經濟變量來預測與解釋危機，顯得單薄。80年代中後期，經濟學家開始從經濟基本面沒有出現持續惡化這一角度解釋危機，并探讨貨币危機爆發的可能性，這就是第二代貨币危機理論。這一代理論有兩個重要的假定：
1、在該撚論中，政府是主動的行為主體，最大化其目标函數，彙率制度的放棄是央行在“維持”和“放棄”之間權衡之後作出的選擇，不一定是儲備耗盡之後的結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衛固定彙率制，也會因某種原因棄守固定彙率制。當公衆預期或懷疑政府将棄守固定彙率制時，保衛固定彙率制的成本将會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動态博奔過程中，央行和市場投資者的收益函數相互包合，雙方均根據對方的行為或有關對方的信息不斷修正自己的行為選擇，而自身的這種修正又将影響對方的行為，因此經濟可能存在一個循環過程，出現“多重均衡”。其特點在于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的危機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國經濟基本面可能比較好，但是其中某些經濟變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種種原因，公衆發生觀點、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衆信心不足通過市場機制擴散，導緻市場共振，危機自動實現。所以，這類理論模型也被稱為“自我實現式”危機模型。這個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 of Cur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s一文中設計了一個博弈模型，以簡潔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動态博奔下自我實現危機模型的特點，并表現出其“多重均衡”性質。
以0bstfeld為首的一些學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經濟基本面，在其理論論述中勾勒出基本經濟變量的中間地帶。他們認為，在經濟未進入該地帶時，經濟基本面決定了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此時，危機完全不可能發生或必然發生；而當經濟處于這一中間地帶時，主導因素就變成投資者的主觀預期，危機是否爆發就不是經濟基本面的變化所能解釋的。該理論認為問題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維持固定彙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會很高，政府的願望與公衆的預期偏離越大，維持固定彙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當公衆産生不利于政府的預期時，投機者的行為将導緻公衆喪失信心從而使政府對固定彙率制的保衛失敗，危機将提前到來。該理論認為，從這一角度而言，投機者的行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對東道國的公衆來說，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
除了這類主流理論外，另有少數學者認為貨币危機可能根本不受經濟基本面的影響，受沖擊國家所出現的宏觀經濟的種種問題是投機行為帶來的結果而非投機行為的原因。總的說來，這類文獻對危機的解釋一般從兩個角度出發，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羊群行為和傳染效應。
1.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r)提出由于市場參與者在信息不對稱下行為的非理性而使金融市場不完全有效(這是該理論與第一代貨币危機理論以及第二代貨币危機的主流理論的區别所在，第一代貨币危機理論與第二代貨币危機的主流理論均假定市場參與者擁有完全信息，從而金融市場是有效的)，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和市場的收益與懲罰的不對稱容易造成羊群行為。由于存在信息成本，投資者的行為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基礎上，投資者各有其信息優勢，投資者對市場上的各種信息(包括謠言)的敏感度極高，任何一個信号的出現都可能改變投資者的預期。花車效應會導緻經濟基本面可能并沒有問題的經濟遭受突然的貨币沖擊；同時，花車效應會人為地創造出熱錢(hot money)，加劇危機。另外，市場收益和懲罰的不對稱會造成投資基金代理人消權規避風險，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有會導緻羊群行為。政府在考慮是否保衛固定彙率制時應充分估計到這一點。
2.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主要從國家間的關聯角度出發解釋危機。由于全球一體化以及區域一體化的不斷加強，特别是後者，因此區域内國家之間經濟依存度逐漸增高，危機将首先在經濟依存度高的國家之間擴散。一國發生貨币危機會給出一定的市場信号，改變投資者對與其經濟依存度高或者與其經濟特征相類似國家的貨币的信心，加大這些國家貨币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甚至導緻完全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式危機的發生。
經濟學家認為，在金融市場中存在着市場操縱(market manipulation)。不論是在由理性預期導緻的自我實現的危機或非理性的羊群行為造成的危機中，都存在着大投機者操縱市場從而獲利的可能，大投機者利用羊群行為使熱錢劇增，加速了危機的爆發，加劇了危機的深度與危害。
概括起來，第二代貨币危機理論注重危機的“自我實現”性質，該理論認為僅僅依靠穩健的國内經濟政策是不足以抵禦貨币危機的，固定彙率制的先天不足使其易受投機沖擊，選擇固定彙率制，必須配之以資本管制或限制資本市場交易。
三、第三代貨币危機理論
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東南亞貨币危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Kaminsky認為就其本質而言，這并非一場“新”危機，原有的理論成果具有說服力。而另一些學者，例如克魯格曼(Krugman)則認為這次貨币危機在傳染的廣度與深度、轉移及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與以往的貨币危機均有顯著的區别，原有的貨币理論解釋力不足，應有所突破。第三代貨币危機理論因此産生。
克魯格曼認為，這次貨币危機對于遠在千裡之外、彼此聯系很少的經濟都造成影響，因此多重均衡是存在的，某些經濟對于公衆的信心的敏感度很高，這些經濟的貨币危機可能由外部的與自己關聯并不大的經濟中發生的貨币危機所帶來的公衆信心問題而誘發。東南亞經濟經常賬戶逆轉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機中貨币大幅度貶值和嚴重的經濟衰退所帶來的進口大量減少，因此，存在一個轉移問題，這是為以往的貨币危機理論所忽略的。在以往的貨币危機理論中，模型的構造者将注意力放在投資行為而非實際經濟上，單商品的假定中忽視了貿易和實際彙率變動的影響。因此，貨币理論模型的中心應該讨論由于實際貶值或者是經濟衰退所帶來的經常賬戶逆轉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資本流動逆轉的需求問題。他認為，這場貨币危機的關健問題并不是銀行，而在于企業，本币貶值、高利率以及銷售的下降惡化了企業的資産負債表，削弱了企業财務狀況，這一問題并非銀行本身的問題。即使銀行重組對金融狀況大大惡化了的公司來說也是于事無補的。克魯格曼在單商品的假定之下，建立了一個開放的小國經濟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克魯格曼增加了商品對進口商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了貿易及實際彙率彙率變動的影響與效應。總的說來，克魯格曼在他的第三代貨币危機理論中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1、克魯格曼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金融過度的概念(financial excess)，這一概念主要是針對金融中介機構而言的。在金融機構無法進入國際市場時，過度的投資需求并不導緻大規模的過度投資，而是市場利率的升高。當金融機構可以自由進出國際金融市場，金融中介機構的道德冒險會轉化成為證券金融資産和房地産的過度積累，這就是金融過度。金融過度加劇了一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當外部條件合适時，将導緻泡沫破裂，發生危機。
2、親緣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過度的程度。這些國家表面上健康的财政狀況實際上有大量的隐合赤字存在：政府對與政客們有裙帶關系的銀行、企業提供各種隐性擔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機構和企業道德冒險的可能性，它們的不良資産就反映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東南亞國家持續了幾十年的親緣政治使國家經濟在90年代大規模的對外借款中處于一種金融崩潰的風險之中，這種風險來自于他們采用的準固定彙率貶值的可能性。
3、類似于東南亞的貨币危機其關鍵在于企業，由于銷售疲軟、利息升高和本币貶值，企業的資産負債表出現财務困難，這種困難限制了企業的投資行為。企業的資産負債表出現的财務困難還包括了由前期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實際彙率變化的影響。這一分析表面看是論述貨币貶值對企業乃至整個實體經濟的影響，實際上，在危機爆發前投資者的行為函數裡可能已經包含了對這種變化的預期，這就加強了他們抛售本币的決心，這也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現象。
4、克魯格曼理論模型表明存在三個均衡，中間均衡是不穩定的，可以不用考慮另外兩個均衡是本國回報率等于外國回報率的高水平均衡及低水平均衡。在這種低水平均衡上，貸款者不相信本國企業有任何擔保，對它們不提供貸款，這一行為意味着實際彙率将可能貶值，實際彙率的不利影響意味着企業的破産，而這又從實際中對先前的悲觀态度作出了佐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此，克魯格曼認為，金融體系在貨币危機中發生崩潰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資行為失誤，而是由于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導緻金融體系可能發生崩潰的因素有：高債務因素，低邊際進口傾向和相對出口而言大規模的外币債務。
5、保持彙率的穩定實際上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保持彙率的穩定是在關閉一條潛在的引發金融崩潰的渠道的同時打開了另外一個。如果債務較大，杠杆效應較明顯，維持實際彙率的成本就是産出的下降，而且這種下降是自我加強的。這對企業而言，仍然會帶來相同的不良後果。
6、克魯格曼的理論模型分析所蘊合的政策建議有三部分：
(1)預防措施。克魯格曼認為銀行的道德冒險并不足以解釋危機，一個謹慎的銀行體系并不足以保持開放經濟不受自我加強式金融崩潰的風險的威脅。而當一國的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時，對短期債務加以限制的作用是不大的，因為短期債務隻是衆多的資本外逃方式下的一種。即使外債全是長期的，如果公衆預期将發生貨币危機，國内的短期債務的債權人拒絕将信貸延期也會導緻彙率貶值，帶來企業破産。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企業不持有任何期限的外币債務，因為對于與金融體系不完善的國家來說，國際融資存在着外部不經濟，它會放大實際彙率變動的負面沖擊影響，從而導緻經濟衰退。
(2)對付危機。克魯格曼認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緊急貸款條款，緊急貸款的額度必須要足夠大以加強投資者的信心；另一種是實施緊急資本管制，因為這樣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避免資本外逃。
(3)危機後重建經濟。克魯格曼認為關鍵在于恢複企業和企業家的投資能力。可以在私人部門實施一定的計劃，以幫助本國的企業家或者培養新的企業家，或者兩者同時實施。培養新的企業家有一個迅速有效的辦法，這就是通過引進FDI引進企業家。
四、三代貨币理論的比較
三代貨币危機理論都是在單商品的假定下展開的，研究的側重面各有不同。
第一代着重讨論經濟基本面，第二代的重點放在危機本身的性質、信息與公衆的信心上，而到第三代貨币危機理論，焦點則是金融體系與私人部門，特别是企業。
第一代貨币危機理論認為一國貨币和彙率制度的崩潰使由于政府經濟政策之間的沖突造成的，這一代理論解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美”式貨币危機最有說服力，對1998年以來俄羅斯與巴西由财政問題引發的貨币波動同樣适用。
第二代貨币危機理論認為政府在固定彙率制上始終存在動機沖突，公衆認識到政府的搖擺不定，如果公衆喪失信心，金融市場并非天生有效的，存在種種缺陷；這時，市場投機以及羊群行為會使固定彙率制崩潰，政府保衛固定彙率制的代價會随着時間的延長而增大。第二代理論應用于實踐的最好的例證是1992年英鎊退出歐洲彙率機制的情況。
第三代貨币危機理論認為關鍵在于企業、脆弱的金融體系以及親緣政治，這是東南亞貨币危機之所以發生的原因所在。在對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解釋上，理論界存在着兩種看法：一種認為這并非是新的危機，已有的貨币危機理論已經足以解釋；另一種則認為已有危機理論無法充分解釋，并導緻第三代貨币危機理論的發展。事實上，這兩種觀點之間沒有本質的分歧，各自從不同的側重點回答這次危機是否是一次新的危機。前者強調原有兩代理論的思路和方法仍适用于本次危機，特别是第二代貨币危機理論中既給予基本面以重要地位又承認多重均衡、自我實現式沖擊的存在這一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釋力，與此同時他們并不否認東南亞國家危機前的特征與曆史上貨币危機前的特征的差異。至于後者，他們更強調本次危機發生前的新表現，認為應尋找新的危機的形成和傳導機制，用主流方法建立模型，但其建模的方法和對諸如自我實現、多重均衡等核心概念的認識與應用與已有的文獻仍然是一緻的。
這三代貨币危機理論的發展表明，貨币危機理論的發展取決于有關貨币危機的實證研究的發展和其他相關領域研究工具或建立模型方法的引入與融合。這三代貨币危機理論雖然從不同的角度回答了貨币危機的發生、傳導等問題；但是，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還遠不是三代危機理論所能解決的。例如，這三代危機理論對各種經濟基本變量在貨币危機積累、傳導機制中的作用，對信息、新聞、政治等短期影響投資者交易心理預期因素的研究都顯得有很大的欠缺；同時，這三代貨币危機理論對于資本管制下貨币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傳導渠道等均未涉及，其中第三代貨币危機理論認為緊急資本管制是應付貨币危機的手段之一。
傳染效應
貨币危機在國際社會中的這種擴散現象被稱之為“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
下面，我們來解釋一下貨币危機如何通過“傳染效應”沖擊國際金融市場，而導緻金融危機的：
第一 彙率總是關系到兩個以上經濟的事情。一國貨币對外貶值後，比如說對美元貶值，該國商品的對外價格競争力就增大了，在國際市場中競争對手國便處于不利位置。後者若想改善自身處境，随之也會促使本國貨币貶值。
第二 在國際貨币市場中投資者是有分析頭腦的，并了解各國經濟信息；一旦看到某國發生貨币危機，他們會聯想到具有類似宏觀經濟狀況的國家，從這些國家撤出資金，以防不測；結果，他們的撤資行為真的導緻了貨币危機的擴散。
第三 一國發生貨币危機時，必有一些機構投資者和國際公司遭受損失，或至少使它們的資産流動性受到影響；為抵消這種影響，它們會在别國他處的市場上抽出資金，即抛售當地貨币，換取高流動性的國際貨币；其結果跟第二種行為一樣，導緻更多的貨币市場出現動蕩。
當整個區域内貨币币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人們将更加悲觀地預期經濟未來，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就會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當中将伴随着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随着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這就是貨币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導緻金融危機的過程。
主要實例
例1 九七的泰铢風波。它的嚴重性表現在兩方面：國内一面，泰國經濟将要在短期内面臨一系列緊縮措施，加稅、物價控制、收縮銀根等手段都将啟用，已降低的經濟增長率還要進一步降低；國際一面，泰铢風波傳至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地，這些國家皆出現股市彙價雙跌的局勢，且曆時已過兩月。比較六月底對美元彙率水平，九月初，泰铢跌逾36（落幅為33%），馬來西亞林吉特至2.94（落幅為17%），菲律賓比索達31.70（落幅為20%），印度尼西亞盾過3000（落幅近24%）。一石擊起千層浪，波及泰國内外經濟的方方面面。
例2 1992年秋英鎊與歐洲彙率機制的基準彙率受到投機性攻擊時，相伴随的還有意大利裡拉。在史稱“黑色星期三”的當年9月15日，英鎊與裡拉雙雙退出了歐洲彙率機制。随後，仍留在歐洲彙率機制内的愛爾蘭鎊和法國法郎等都遭到攻擊，彙率發生急劇波動。
例3 1994年底墨西哥比索大幅貶值時，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及東南亞的菲律賓等國貨币對美元彙率發生強烈波動。稍後，遠在非洲之角的南非也出現了彙率動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