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即中國古代舉人考取進士時，當時狀元的那份考卷。
中國共有700多位狀元，所以應該有700多份狀元卷。但由于曆代的戰火原因，使得大部分狀元卷都流失了。如今現存唯一的一份是明朝趙秉忠的狀元卷。
這份狀元卷由于各種原因流落民間，被當作國寶存于青州博物館。但于1991年被盜，九天後追回。
價值
狀元，是封建社會科舉制度的産物，中狀元是封建社會衆多讀書人的夢想。中國的科舉制度從隋朝中期創立，到清朝末年廢除，有着1300年的曆史，曾産生出700多名狀元，有案可查者620餘名。但由于改朝換代，存于宮中的狀元卷大都已毀于戰火之中，我國大陸地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都沒有發現一件存世的真品狀元卷。
出現
在1983年春，青州市鄭母村的趙煥彬，向青州市博物館獻出了他家珍藏400多年、其祖先——明代萬曆年間的狀元趙秉忠的殿試卷，俗稱狀元卷。後經專家鑒定，确認為海内外孤本，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明代萬曆年間狀元趙秉忠的殿試卷是中國大陸地區現存的惟一一份狀元卷，于1983年在山東青州市發現。這份狀元卷是宣紙，長3.3米，寬38厘米。全卷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約長70厘米，是填寫考生姓名、機關、年齡等，上溯三代的基本情況；中間部分2米多長是正卷，為館閣體小楷書寫，朱筆斷讀，句末畫有紅圈，是典型的八股文。
正文之前有萬曆皇帝的頂天朱批6個大字：“第一甲第一名”。最後面的一部分約長55厘米，列有9位讀卷官的職務、姓名。9位讀卷官中有3位是吏部、戶部、刑部尚書，均從六部九卿中選派出來。狀元卷2460個字，寫得極其端正漂亮。
中國科舉制度自隋朝中期創立到清朝末年廢除，曆經唐、宋、元、明、清，有1300年的曆史。曾産生出700多名狀元，但保留下來的狀元墨迹卻寥寥無幾。
趙秉忠簡介
趙秉忠（1573—1626）字季卿，明青州府益都縣（今青州市）人，出身官宦之家，父親趙僖官至禮部右侍郎。明萬曆二十六（1598）年趙秉忠25歲時高中狀元，官至禮部尚書，後因秉性剛直，被削職還鄉，53歲含恨而死。
這張狀元卷是趙秉忠1598年根據萬曆皇帝出的殿試題目《問帝王之政與帝王之心》用一天時間答寫的。文中，他論述了帝王與百姓、政策與法治、法制與德制的關系。他一反“草民”、“賤民”之說，明确提出了“天民”的觀點，将皇帝君主與平民百姓置于上天面前的平等地位，其法制、德制以及廉政對于安撫民心、穩定社會有重大作用。整篇文章文筆流暢，氣勢磅礴，觀點鮮明，主題集中，說理透徹，一氣呵成，是一部難得的治國安邦的好文章，至今仍有可取之處。
殿試，是我國封建時期科舉制度中最高一級的考試，是皇帝對會試取錄的貢生在殿廷上親發策問的的考試，也稱廷試。殿試的組織機構極為嚴密，有專門的閱卷官、印卷官，有固定的格式。殿試由禮部主持，彌封官負責監督，并由皇帝親自批卷。殿試始于唐武則天時，自元順帝後，錄取三甲，第一甲取士三名，第一甲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鎊眼，第三名稱探花；第二甲、第三甲錄取人數不定，經殿試錄取後稱進士或賜進士。據統計，在實行科舉制度1300多年的曆史長河中，我國有近700名狀元出仕，其中文狀元525人。明朝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青州25歲的趙秉忠，就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
趙秉忠的殿試卷可折，一共有22折，每折高47.6厘米，寬14.1厘米，封面、封底均系全绫裝裱。卷首“第一甲第一名”六個朱字是萬曆皇帝寫的，下面有“彌封關防”四字楷書長方印，右邊有半方“禮部之印”（估計是啟封時所留）。朱批前是彌封處，為趙秉忠的簡曆，簡曆處有“禮部之印”一方。朱批後為試卷正文，一共15折，每折6行，滿行32字，從“臣對”開始，到“臣謹對”止，2460個字，全用小楷書寫，無一塗改，一氣呵成，如同印出來一般，可見其文字功底之深。正文後有讀卷官九人的姓名、職銜，卷尾有印卷官的姓名、職銜。
趙秉忠的這份殿試卷的題目是《問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這個題目非常明确，就是要求答卷人站在帝王的立場上，回答如何執政和用什麼樣的思想指導執政的問題。從形式上看，這是一篇典型的明代八股文，即由破題、承題、前四股、過接、後四股、複收、大結等七部分組成。
從内容看，文章緊緊圍繞改善吏治這個主題，镕經鑄史、對偶排比、虛實并舉地闡述了要“立實心”、“舉實政”以及“以實心行實政，因以實政緻弘勳”的關系。何謂“實政”？他說是“立紀綱，飾法度”，就是建立典章制度，整頓法制，以法治國。何謂“實心”？他說是“振怠情，勵精明”，也就是使懶惰懈怠的人精神振作，使精明強幹的人更加勤奮勉力。并主張兩者結合并用，互相補充。同時他提出，“以激濁揚清，重私侵之罰，清出之籍，妄費不可不禁也，猶然冒費者，罪勿赦也。”即對浪費、侵吞國家資财的貪官污吏要嚴加懲罰，要沒收他們的财産，直到法律制裁。
意義
狀元卷還強調“立實心”、“舉實政”的過程中，必需從皇帝、朝廷做起，“首于岩廊朝甯，散于諸司百府，暨及于郡國海隅”，由上及下，為臣民樹立榜樣。否則，“我欲則責之臣，臣已窺我之怠而效仿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窺我之疏而私議之”，是決不會有成效的。
狀元卷中之“天民說”，是我國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狀元卷中突出的閃光點。趙秉忠認為，皇帝“所司之職，則曰天職；所治之民，則曰天民。”既是“天職”，皇帝就必須盡職，否則，就是對天不忠。既是“天民”，皇帝對人民就必須愛護，否則，就是違背天意。狀元卷中以人為本的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人本哲學的價值是永恒的。
趙秉忠400年前提出的這些主張，無疑是進步思想的體現，在今天也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是可以借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