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懷誠

項懷誠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項懷誠,1939年2月生,江蘇吳江人,祖籍安徽歙縣。原财政部部長,現任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1]
    中文名:項懷誠 外文名: 别名: 民族:漢族 籍貫: 畢業院校:山東大學 職務: 就職企業: 主要成就: 職業:财政部财政科學研究所财政學博士生導師 出生地:江蘇吳江(今蘇州)

簡曆

1960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大學文化。

1960年7月參加工作,山東大學中文系漢語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大學文化,高級經濟師。

畢業後,任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實習員。

1962年後,在财政部稅務總局、預算司、綜合計劃司任科員、副科長、科長、副處長、副司長。

1983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

1986年起任财政部副部長。

1992年任财政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1992年1月被增補為國務院三峽工程移民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1993年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

1994年7月後,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正部級,主持日常工作)

1989年、1997年分别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98年3月任财政部部長。

2003年3月,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黨組書記、理事長。

2009年9月,任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現任中國橋牌協會主席。

2012年,任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會理事長

中共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現任職務

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國家行政學院、财政部科學研究所兼職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中國橋牌協會主席,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會理事長。

主要成績

項懷誠多年任職财稅系統,長時間的工作經曆使他對中國财稅制度的積弊了如指掌。當稅制改革的重擔落到他的肩頭時,他義無反顧地走到了改革的最前沿。

2004年是很特殊的一年,是分稅制實行10周年紀念。和分稅制相聯系的工商稅制改革,也是從1994年1月1号開始執行的。這兩項改革應當說是中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中最成功的兩項。這段曆史是很可以大書特書的。

1993年3月底,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将憲法中關于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規定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這标志着困擾理論界很久的關于姓社姓資讨論的正式結束。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朱镕基正式全面接掌經濟工作,掀起了中國大地風雲激蕩的經濟改革大潮。這一年,中國開始了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成功地扼制了通貨膨脹的勢頭。

但此時的中央财政卻十分窘迫,有人幹脆将其稱為“懸崖邊上的中央财政”。這麼說并非聳人聽聞,回過頭看,1993年的中央财政收入隻有約一千億元。沒有經濟做基礎,也就無所謂政治上的權威,貧困的中央财政是十分危險的,中國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對财稅體制改革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那就是——進行工商稅制的改革并實行分稅制。

在此之前,作為财稅改革小組的重要成員,項懷誠全程參與了對财稅體制改革的設計。1994年7月,項懷誠出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并于1995年1月升任國家稅務總局黨組書記,出現在工商稅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的第一線。這時,工商稅制的改革成果已初現端倪,其内容主要包括取消産品稅、合并國内企業所得稅、立法征收個人所得稅以及以消費稅補充增值稅幾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産品稅和實行增值稅,這兩個方面的變化完全改變了中國工商稅制的面貌,為企業的公平競争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從制度上制止了地方政府的減免稅行為。

1993年,财稅改革工作小組在朱镕基的領導下展開了工作。改革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情況非常複雜。雖然如項懷誠所說,“中央和地方之間有一點不同看法,彼此之間有一點戒心,在所難免”,但江澤民總書記和朱镕基副總理卻也不得不親自出馬給地方做工作,有時地方的領導仍然存有疑慮,中央就點名“讓項懷誠去解釋”。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動,在朱基副總理的率領下,從1993年9月開始,改革小組用三個月的時間跑了13個省,一個省一個省地做工作,一家一家地算賬。項懷誠憑着娴熟的業務知識、高超的談判技巧和雄辯的口才,終于說服地方黨政領導接受了中央的方案。

但這還遠不能成為結局,因為緊接着就出現了1993年下半年的“上基數”現象。當時,國務院确定的新分稅制原則是在保證各省1993年既得地方稅收收入(即以各省1993年的地方稅收收入為基數進行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的基礎上,通過調整增量部分的分配比例以提高中央的财政收入。

本來1993年上半年有3個月全國的财政收入是負增長,當以1993年為基數這個稅改政策宣布以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全國的财政收入居然出現了超速增長,增長率達到24.8%,其中最高的一個月增長率達到57%。有的地方,一些企業已經沒有了,居然也交了稅。結果1993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900多億,而前幾年平均每年的增長額不過是180億。

1993年和1994年之所以讓項懷誠難以忘懷,理由恐怕還在于分稅制改革的艱難,以至于2002年項懷誠在北大演講時,講到2001年準備實現個人所得稅中央和地方共享時的“上基數”情形時,還“忍不住在演講現場厲聲說:‘當時我已經決定,我要召開專門的會議,要和地方幹部協調,增長700%是不是太糊塗了?已經不像話了,太過分了嘛!’”

雖然“上基數”是“人之常情”,但1994年以後是否能消化這個基數很快就成為項懷誠最擔心的事情。1994年2月8号,大年三十,全國1月份的财政收入報表報到了财政部,數據顯示1月份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長了62%(1994年每個月的收入都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長),财政收入的增長顯現出來的大幅度突破,證明了分稅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措施是得力的,有效地遏制了地方的瞞報和截留,更好地協調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這時候,大家終于松了口氣。項懷誠跟當時的财政部長劉仲藜建議,“今年(2004年)的會就不要開了吧?”。建議被采納了,财政部每年大年初二召開黨組會議的傳統第一次被打破,财政部的官員們也第一次在家過了一個完整的春節。

如今,分稅制已經實行了整整10年,這是中國建國以來所實行的最穩定的一個财稅體制。它反映了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要求,投入運行之後也比較順利,最近幾年它所表現的優勢更加明顯,中央财政以平均每年17%~18%的高速穩步增長,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起到了根本性的保證作用。

在關于分稅制的一次演講中,項懷誠講道:“一個體制的改革,一個制度的建立,剛剛建好就說它偉大得不得了,說它成功得不得了,影響大得不得了,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因為它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經過10年的實踐,應當說這項改革是成功的。”在談到改革功過時,朱镕基曾肯定地說“對财稅體制改革的成功,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人物評價

出色的政績使項懷誠赢得了中央領導的欣賞和人民的信賴,1997年,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1998年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經朱基總理提名并獲人大高票通過,項懷誠出任财政部部長。

剛剛“如履薄冰”地站到财長任上的項懷誠,所面對的國際和國内形勢極為險惡。那是一向樂天派的他一生中惟一要靠藥物來維持睡眠的一段時間。1998年,金融風暴對整個亞洲的影響仍在繼續,在它的影響下,全球經濟明顯放緩,中國國内第一季度工業生産增長率下降,物價水平繼續走低,職工下崗人數有所增加,内需嚴重不足。1998年中國的出口增長為0.6%,幾近為零,而1997年的這一數值為21%。

當時的經濟形勢一如項懷誠所說,“就好像開汽車,腳在油門上使勁踩,就是上不去。”可是屋漏偏逢連陰雨,在此國内經濟舉步維艱之時,中國又爆發了百年不遇的華南、華中大水災。為了鞏固這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成果,黨中央國務院及時确定了擴大内需的方針,由适度緊縮的财政和貨币政策,轉為積極的财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币政策。而此時的财政部長,無疑處于波峰浪谷的最前沿,但曆史既然選擇了他,他隻能義無反顧,迎難而上。

1998年6月16日,項懷誠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财政宏觀調控與啟動經濟增長》,提出中國應當适時适度地擴大财政舉債規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資,刺激消費,促進國民經濟增長。項懷誠調回财政部的前一年,即1997年,中國的财政赤字是580億左右,按當時的财政預算,1998年的赤字應為460億,比上一年減少100多億。但鑒于當時的形勢,中央決定于1998年8月首次增發10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截至2002年,中國已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财政赤字大幅增加。

從此,項懷誠的名字就和實施積極财政政策的利弊紛争聯系在了一起。理論界圍繞是否應該實施積極的财政政策進行了多次激烈争論,問題主要針對“為什麼不實行減稅政策”、“是否會對民間投資産生擠出效應”以及“國債風險”等方面提出。作為這個政策的執行者,項懷誠在财長任上的每一年都要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去做說服工作。雖然他一再解釋這些國債都是用于建設性的開支,沒有一分錢用于運轉性的、經常性的開支,而且所投資的領域也不會對民間投資産生擠出效應,但他得到的評價依然是毀譽參半。

雖然積極的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通貨膨脹的隐患,但它也迅速帶領中國走出了經濟發展的瓶頸狀态,并以每年7.7%的增速大幅擴張。有鑒于積極财政政策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朱容基總理曾評價“這屆财政是最輝煌的一屆”。項懷誠在财長任上這五年,中國的财政收入逐年上升,由項懷誠出任部長時的九千多億達到了他離任時的兩萬多億。

項懷誠有兩個特點人所共知,一是好學,一是會說。不論在什麼樣的崗位或什麼樣的環境中,隻要有空,項懷誠都是手不釋卷。他涉獵的領域非常廣泛,而且很注意搜集和整理各類信息。盡管項懷誠有着驚人的好記性,但他卻常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他的筆記本在财政部相當有名,從參加工作那天起,從各種渠道獲得的數字和情況,甚至一個商标、一張照片都被他收進了自己的筆記本。一旦需要,則能信手拈來。

幾十年來他到底記過多少本筆記,自己已經無法計算。“文革”時,造反派要調查某位同志的所謂“問題”,在查無實據的情況下,竟然想到要從項懷誠的記錄中尋找什麼蛛絲馬迹,他的筆記本已經具有檔案的作用了。在那個特殊年代,為防“惹事生非”,項懷誠不得不忍痛割愛,一下子燒掉了60多本筆記。在他辦公室的書櫥中,筆者見到了整齊有序地排列着的大小不等的二十幾本筆記,而在他的舊辦公室中,這樣的筆記本有十幾箱。

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項懷誠能成為财經專家,全賴于他這種好學的精神。他說,“經濟學研究的是比較現實的問題,它不玄,很多都要從實踐中學習。”讀書之外,項懷誠不放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學習機會。20世紀80年代初期,青年人思想非常活躍。項懷誠經常在下班後與他們聚會、聊天。海闊天空的漫談使他感到思路大開,大受裨益。他還喜歡參加國内外的各種研讨會,他覺得“隻要有心學習,參加研讨會比上大學收獲還大”。就是這樣日積月累,項懷誠逐漸形成了自己雄厚的理論功底,如今他已經是财政部财政科學所的博士生導師。

不斷的思考和探索使項懷誠總是能夠站在理論的前沿,走在改革的前列。他原先任職的财政部綜合司擔負着研究宏觀經濟、财稅改革及管理預算外資金等重大任務,号稱部長們的“參謀部”。還在綜合司當副司長時,項懷誠就總是以他超前的目光,緊密跟蹤改革動态,及時向司裡、部裡提出意見和建議。常常,部長們剛從國務院領回任務,準備找綜合司研究,綜合司已交出了一份有情況、有分析、有措施的研究報告。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讓項懷誠備受鼓舞,他感到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終于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便召集了幾個年輕人,口述自己的觀點,由他們記錄并整理,很快完成了一部被理論界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系統論述市場經濟的着作——《中國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并趕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出版了。多年來,項懷誠經常在《人民日報》、《求是》及《财貿經濟》等報刊上開專欄、發表文章,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方面的很多規律性的東西做過有價值的探讨。

如《從曆史盛世看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人民日報》2002.5.11)、《十羊九牧的思考》(《人民日報》2001.4.26)、《新時期财政改革與發展》(《求是》2001.5)、《增加社會保障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人民日報》2002.12.23)、《隻留清氣滿乾坤》(《人民日報》1999.9.2)等。他所着《财政管理學》一書還得過國家圖書獎,這在高層領導中并不多見。

熟悉項懷誠的領導和同事公認他是一個學者型官員。據曾任項懷誠秘書、現為财政部綜合司司長的王保安同志說,本來調任自己當秘書時是不想去的,後來聽說是給項部長當秘書,就樂意了,“因為他是學者型領導,跟着他能夠撈點東西回來。”果然,項懷誠不僅以自己的好學言傳身教,還主動支持王保安讀博士學位。“碰上這樣的領導,還有什麼好說的,”王保安頑強拼搏三個半月,就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理論博士研究生。

廣博的知識還成就了項懷誠出名的好口才。2002年11月,項懷誠參加了在香港召開的第十六屆世界會計師大會并發表演講。11月22日,香港《文彙報》用《世界級财長發揮項氏幽默》來命名它的一篇報道,并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的話:“中國有世界級的總理,也有世界級的财長”。

11月29日香港《大公報》一篇名為《項“财爺”講演無悶場》的文章這樣形容他的講話,“完全不用看講稿,談笑風生”,“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從頭到尾笑聲不斷”……有一次,記者請他對李登輝的一句話——“第三次金融風暴将由人民币貶值引發”發表評論,他馬上答道:“李登輝先生的話不值得我評論,因為他經常說錯話。”頓時滿堂喝彩,掌聲如潮,在座無不為他的機智幽默所折服。

項懷誠1963年進入财政部,從科員、副科長、副處長、副司長、副部長一路走來,直到1998年擔任财政部部長,用财政部官員的話來講,項懷誠“是曆任财政部長中惟一一個在财政部曆練多年,财政部培養出來的,有魄力、實踐經驗豐富、擅長解決疑難雜症的财政專家。”

人們稱項懷誠“平民高官”,這位平民子弟對生活的要求也真的不高。在辦公室見到的他,一改電視上西裝革履的形象,普通的藍襯衫,更普通的深藍色夾克,形象一點兒都不光鮮。20世紀80年代末,已經當了副部長的他家中還沒有電話,并且還和别人合用着廚房和衛生間。

有一次,姚依林副總理的秘書晚上有急事找他,查了半天居然查不到他的電話号碼,打到值班室才知道他家裡根本沒有電話,這之後才在宿舍傳達室緊急裝上。他要求下屬要四勤:手勤、腿勤、腦勤、嘴勤,他自己也是如此做的。八點半才上班,他七點半就準時來到辦公室,打掃房間、打開水、讀書、學習。從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到如今年過花甲,幾十年如一日。

2003年5月9日,項懷誠履新社保基金會理事長。這一職位和他一直以來緻力于建立社會主義公共财政的工作具有聯貫性。

截至2002年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資産規模達到了1240億元,而在未來十年内,這項積累将至少達到30000億元以上。令人遺憾的是,社保基金的收益卻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據公開的資料顯示,社保基金2001年的收益率隻有2.25%,2002年為2.75%,僅與三年期的銀行存款利率相當。而随着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速以及潛在兌付高峰的威脅,社保基金面臨着越來越迫切的升值壓力。

這次,項懷誠又面臨着與1993、1998年相類似的艱巨而複雜的局面。今年4月9日,項懷誠終于有話要說。對于社保基金這份“老百姓的養命錢”,項懷誠一再強調要選擇最謹慎的方法讓它保值增值,但他又宣布,2004年社保基金将增加股票投資的比例,從去年的5.1%提高到15%,并且理事會還将擇機投資海外市場。看來,65歲的項懷誠絕不是來社保基金會養老的,對他來講,這個崗位仍然具有極大的挑戰性,項懷誠仍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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