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曆程
經過百年的滄桑巨變和幾代學人的艱苦創業，如今學校已發展成為一所有在校生130多個教學班近萬人的現代化的普通高級中學，學校曾于1949年被省政府确定為省重點中學，1984年被省教育廳确認為首批辦好的省重點中學，1986年被列入《中國著名中學》，2001年又順利通過省示範性高中驗收，被命名為河北省示範性高中。
2004年學校圖書館被省教育廳評為省一級圖書館。學校十分注重學習優秀學校先進經驗，曾到邯鄲市第一中學、衡水中學訪問，也曾到邯鄲市第二十五中學等重點初中學習先進經驗。
辦學條件
硬件設施
學校占地面積150畝，建築面積6萬多平方米，具有教學樓、科教樓、教研樓、宿舍樓、圖書館、師生餐廳等完備的教學、生活設施。環境甯靜幽雅，學術氣氛濃郁。
師資力量
學校有一支以老教師為龍頭，中青年教師為骨幹的結構合理又充滿生機的教師隊伍，有特級教師5名，高級教師68名、省級教研員9名和一批國家、省、市級骨幹教師和學科帶頭人，他們治學嚴謹，進德修業，教書育人，為人師表，創造了驕人的教育業績。
學校建築
南宮碑
南宮碑，即《重修南宮縣學記》碑。南宮古時有縣學，原建于舊城北城根，冀州學宮附近。史載明成化14年（公元1478年）衛漳河舊城洪水淹沒城池，縣學被毀。
明成化17年春學宮遷于飛鳳崗新城東街中段路北，名文廟。後從明洪治16年到清嘉慶15年重修12次，到光緒11年第13次重修，當時由同知銜署南宮縣知縣李傅棣督修，五品衙南宮縣學教谕張鳳翔、四品封員都司衙孫長泰、縣學訓導丘信、五品封員陳爽、侯學訓導謝錦、知州侯補知縣南宮縣縣丞杜友仁、五品封員萬錫年協修，光緒12年文廟落成。
知縣李傅棣邀當時著名學者、書法家張裕钊來南宮撰寫碑文，為《重修南宮縣學記》镌刻碑文。該碑已列入河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和書法研究價值，特别是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國，更是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南宮縣學
說到南宮碑，必然要提到南宮縣學。據文獻記載，縣學，又稱儒學，也稱文廟。也就是孔子廟，漢光武年間，诏令天下各郡、縣設立文廟。廟、學同時興建，且必須建在一起。所以又稱為“廟學”或“學廟”。
所以縣學碑的碑文上寫的是“重修南宮縣學記”，而碑冕上的篆文則是“重修南宮文廟記”。至于南宮文廟，不知始建于何代，史載原址在舊城北城根，冀州學宮附近。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衛漳河洪水淹沒舊城城池，縣學被毀。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遷移到如今縣城東街原南宮中學的舊址，即如今市政府院内。所以文廟或縣學就是我們學校的前身。
當時的縣學同時又是教育觀理機構，設有教谕和訓導。從碑文上看，教谕的級别是五品銜，比縣令的級别還高，可見當時的清政府對教育也是比較重視的。
重修南宮縣學記
南宮縣學，自明成化十七年移建今邑治，其後曆弘治迄國朝嘉慶中重修者十有二，今又近百年，稍稍圯壞。攝縣事李君與邑人複謀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乃走書屬裕钊記其事。
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學。然今之學者則學為科舉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藝取士，曆數百年而其弊已極。士方其束發受書則一意緻力于此，稍長則颛取隽于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誦之。
所以獵高第、跻顯仕者取諸此而已無不足。經史百家，自古著錄者芒不知為何書；曆代帝王、卿相、名賢、大儒至不能舉其人：國家典禮、賦役、兵制、刑法問之百而不能對一；諸行省郡縣疆域不辨為何方；四裔朝貢會盟之國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著于其心，其人能骥目攘臂而道者則所謂仁義道德，腐熟無可比似之言而已矣。
烏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義安?内憂外患，何恃而無懼哉?且朝廷取士其立法之始，蓋亦欲群天下之士範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趨，又益試之諸經藝、策問之屬以觇其所蘊蓄，其所以博士于學問之塗者，故不可謂不各。士誠一一求其實而踐之。其學之成固自足出而為天下用，即其試于有司亦未必不角出于庸俗之人。
然而相習而靡者苟得之弊中于人心，而莫有能振拔于其間者也。士莫先于尚志．而風俗之移易，莫大乎君子之以身為天下倡。今天下師儒學子，誠得一有志之士，闵俗之可恫恥，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為明體達用之學以倡其徒。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水流濕，火就燥，志氣所動，人蹶而興。由一人達之一邑，一邑達之天下，風會之變、人才之奮，未可以意量也。
嗟乎!九州之大，獨無一二豪傑之士有意乎此者哉?今南宮近在畿甸，沐澤遊原，且又南宮子所生之邦也，流風遺烈宜有未泯者。有能聞斯言而皇然興起者乎?則李君是役誠不為無裨也已。
文廟
從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到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經曆過十二次重修。清光緒十一年的重修是文廟遷到現址後的第十三次重修。這次重修是在縣令李傅棣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經曆了兩年的時間。
工程量大，聲勢也大，僅從碑身背面的捐款名單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所以也就想請當時名氣大的人物來撰寫碑文并書寫。南宮紳士宋弼臣通過張裕钊的朋友李梅生找到了名噪文壇書壇的張裕钊。
此時的張裕钊已六十四歲，正在保定任蓮池書院的主講兼學古堂教授。張裕钊對此非常重視，他拟好初稿後首先寄給了同是曾門四弟子之一的吳摯甫（吳汝綸）,他在信中說：“撰得《南宮縣學記》一篇，寄呈閣下，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無能為役，請即加批，擲付送信人領下。
此乃将勒石垂示後世之文，幸直言相告，萬不得客氣也。”當碑文書寫完畢後，他又給吳摯甫寫了第二封信，信中說：“其碑已與李梅生及南宮紳士宋弼臣有約，刻成，當為我拓五百紙，并囑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為要。” 這說明他對自己書寫的碑字極為滿意。
碑文
《重修南宮縣學記》碑作品精緻、镌刻精細、文字雙美，無論從文章的思想性還是從書法的角度講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确實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财富。
張裕钊生在清朝後期,此時清政府的内憂外患不斷，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雖然他有追随曾國藩鎮壓農民起義維護清朝反動統治的一面，但他也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試圖通過學習西方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改革，走出一條強國之路。張裕钊是康、錢維新變法積極支持者。張裕钊在碑文中一開始便提出：“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學。
”接着便以犀利的筆鋒、铿锵有力的語言、無可争辯的事實猛烈抨擊了摧殘人才、束縛人才的科舉制度。指出科舉制度“曆數百年來而其弊已極”，并指出實行科舉制度的目的在于“欲群天下之士範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趨”。還指出這樣培養出的人才沒有任何有用知識而隻有誤國害民。号召“師儒學子”能夠“聞斯言而皇然興起”，則“風會之變、人才之奮未可以意量也”。
能夠把矛頭直指封建統治階級沿襲多年的科舉制度，奮力提倡教育革新這在當時是需要一定膽量的。而從我們教育改革和素質教育的角度，時至今日仍然有其值得借鑒的地方。
書法角度來看，此碑文系張裕钊晚年時代的作品，其用筆和結體已更加娴熟。其字結體緊嚴、外方内圓、點畫渾穆、線條秀美流暢、既有顔筋柳骨融蘊于内，又有豐盈娟秀表現于外，間架結構天衣無縫，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其字體被稱為“六朝體”或“南宮碑體”、“張裕钊體”。
特别是其别具一格的内圓外方更是為不少的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所鐘愛。到七七事變前，學碑拓片已風靡全國，及至海外。京、滬金石書法家及收藏家均奉為珍寶，争相購買臨習、收藏，那時，以建史紙，朱紅拓片尤為珍貴。1920——1930年間，曾一度形成了“張裕钊熱”，至今寫南宮碑體的書法家仍不乏其人。
特别是在日本和東南亞，因為張裕钊的親傳弟子，日本著名書法家宮島大八先生的傳播，南宮碑更是聲名顯赫。日本還專門建有張裕钊書法研究會。1984年後日本書法界先後兩次結團前來拜谒瞻仰。1988年秋還在南宮召開了首屆國際張裕钊書法研讨會，日本山村邦彥率團參加并進行了交流。
泮水橋側
南宮學記碑最初豎于縣城東街文廟内的泮水橋側，并建有碑廑和木棚欄門。在校園内一直受到師生的精心呵護。七七事變前在驅除流寇王東坡戰役中，碑身誤中一彈，緻使一字損毀。文革期間，“造反派”曾以“破四舊”為名拆掉碑廑、推倒碑石。幸有南宮中學老職員王含祥加以保護此碑才幸免遇難。
1968年底南宮中學停辦後，校址成為縣革委會駐地。1969年王含祥經好友劉錄倉向當時的領導王建明、趙安方反映此碑的價值，才使學碑重新豎起。 1971年3月新西蘭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路易·艾黎路過南宮見到該碑，說此碑為重要文物很有價值，再度引起縣革委的重視,将學碑移至原文廟前台上豎起。
1982年7月23日被河北省政府定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12月，在市委市政府領導的直接關懷下遷到南宮中學中心花園東南角，學校投資16萬餘元專門為其修建了一座雙層飛檐八角仿古碑亭，使這一教育界百年珍貴文物複得其所，也為校園增添了一道靓麗的景觀。如今，縣學碑與坐落在中心花園東北角的桃李亭及亭内學校創始人，清末舉人齊福丕的銅像共同向人們述說着南宮中學的厚重曆史，也激勵着一代又一代南宮學子為了國家富強，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發奮學習。
辦學成果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學校積極實施旨在創建國家級實驗性、示範性普通高中的“三八五”工程，努力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學校改革發展的路子，走“質量—聲譽—社會支持”的良性循環之路，堅持“公助生、自費生流動管理制度，育人環境進一步優化，辦學條件得到根本改善，管理水平和教學質量不斷躍上新的台階，高考升學率一直在邢台市同類重點中學名列前茅。南宮中學2010年高考成績再創新高
在生源整體質量較差（2007年高一招生錄取線330分）的情況下，全面落實“人人都發展，個個可成才”的辦學理念，依托先進的辦學思想和管理手段，精心打造快樂校園和高效課堂，注重學生全面發展，創造出二流生源、一流成績的傳奇佳話。
應屆生本二以上上線687人，名列邢台市各中學第一；
本二以上上線1075人，本科總上線2989人，本科上線率82%。
張裕钊
張裕钊，字廉卿，号圃孫，又号濂亭，湖北武昌人。清道光三年（1823年）生于湖北鄂城東溝鄉龍塘村，光緒二十年（1894年）卒于西安，享年七十二歲。幼時即“天姿瑰異，穎悟倍常童”。十六歲中秀才、二十四歲中舉人。二十八歲試國子監學正學錄及第，官授内閣中書。其所作文章深得主試官曾國藩賞識，旋即受知于曾氏門下。後與黎庶昌、吳汝綸、薛福成被稱為“曾門四大弟子”，曾國藩曾說：“吾門人可期有成者，惟張吳兩生。”後因太平軍起義，張裕钊絕意仕途棄官從文，先後應忠列、曾國藩、李鴻章等所聘主講武昌勺庭書院、江甯鳳池書院、保定蓮池書院、上海梅溪書院、武昌江漢書院和經心書院、襄陽鹿門書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