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不凡經曆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紹興府城裡的一家姓周的家裡。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并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裡，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
我于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确知道了新的醫學對于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
我于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争，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将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複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後來又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到一九二六年，有幾個學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說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語堂的幫助逃到廈門，去做廈門大學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廣東做了中山大學教授，四月辭職，九月出廣東，一直住在上海。
豐碩的成果
我在留學時候，隻在雜志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為一個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有兩本短篇小說集：《呐喊》，《彷徨》。一本論文，一本回憶記，一本散文詩，四本短評。别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和一本編定的《唐宋傳奇集》。
一九三零年五月十六日
注解
〔1〕本篇據手稿編入。它是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所作《自叙傳略》（收入《集外集》）的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的。
〔2〕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軍閥皖系首領。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政府“臨時執政”。一九二六年他制造了鎮壓群衆反帝愛國運動的三一八慘案。事後，又發布秘密通緝令，據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報》披露，“該項通緝令所羅織之罪犯聞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樹人（即魯迅）許壽裳……均縣人。原名夏，後更名玄同，字德潛。
寫作背景
魯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裡，但在他13歲那年，他的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至死亡，家境敗落下來。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着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着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過去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裡包含着親切，眼光裡流露着溫存。
但自從他家窮了下來，周圍人的态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臉上帶着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态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對他心靈的打擊也太大了，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待物的：對有錢有勢的人是一種态度，對無錢無勢的人又是另一種态度。多年之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裡“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自然、真誠單純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着，描寫着。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僚”，假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着慈母多方設法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
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着作，開拓了視野。特别是嚴複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着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着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并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争。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淩。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于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曆史痛斥為“吃人”的曆史，向沉滞落後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麼?”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之後，魯迅連續發表了多篇短篇小說，後來編入《呐喊》《彷徨》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對權勢者和僞君子抱着深惡痛絕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隻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僞、冷酷，阻礙着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僞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緻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卻在這麼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征，覺察到平時覺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
正是由于這種細緻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但在我們感覺到的人物和畫面中到底潛藏着多麼豐富的内涵，我們還不可能盡數感覺到，随着我們社會經驗的增加和人生體驗的深化，這些人物和畫面的内涵就會不斷從中生發出來。
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麼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麼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是小說，也是詩，意境幽深，外冷内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呐喊》、《彷徨》的同時，魯迅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後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說《呐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
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範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
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淨細緻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雲氣，在空中旋轉飄蕩，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内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
魯迅曾對别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裡。”魯迅最内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隻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鬥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
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适應于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鬥争中自然形成的。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鬥争，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後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并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
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争”，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僞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緻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呐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
它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在短篇小說、散文、散文詩、曆史小說、雜文各種類型的創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創造。他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掙紮奮鬥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培育新生力量。
在前期，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鬥争，揭露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制造“三一八”慘案的罪惡行徑，寫下了《記念劉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後期，他反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産黨人和進步青年的血腥鎮壓，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寫下了《為了忘卻的記念》等一系列充滿義勇正氣的文章。“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顔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複蓋着一面旗幟，上面寫着“民族魂”三個字。
生前，他立下遺言：“一、不能因為喪事收任何一文錢，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别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着别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作者簡介
周樹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字豫才，原名樟壽，字豫山、豫亭，以筆名魯迅聞名于世，浙江紹興人。他第一次用“魯迅”是在1918年，當時是用做《狂人日記》的作者筆名，同年被登錄在當時《新青年》的這個革命刊物上。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發像刷子一樣直豎着，濃密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産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一覺》散文詩集有《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
為中國的現代著名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支持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和開山巨匠，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譽的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魯迅的主要成就包括雜文、短中篇小說、文學、思想和社會評論、學術着作、自然科學着作、古代典籍校勘與研究、散文、現代散文詩、舊體詩、外國文學與學術翻譯作品和木刻版畫的研究，對于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産生一定的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