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久戰

論持久戰

1938年毛澤東所著的軍事圖書
《論持久戰》是無産階級革命家毛澤東所著的軍事圖書,是關于中國抗日戰争方針的軍事政治著作,1975年12月出版于人民出版社。[1]毛澤東始終認為中日戰争将是持久的,最後的勝利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就指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1936年7月,他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已經提出了堅持持久抗戰的各項方針。對于為什麼中國的抗戰是持久的,最後的勝利會屬于中國,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給予了明确的回答。
    書名:論持久戰 别名: 作者:毛澤東 類别: 原作品: 譯者: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頁數:107 定價:0.18 開本: 裝幀:平裝 ISBN: 外文名:On the Protracted War 字數:56000

内容簡介

文中主要闡述了,在我方弱于敵人時或環境不利于我方時應采取持久戰的策略,隻要采取此策略則必勝。在此情況下要杜絕投降論和速勝論,因為在敵強于我時這兩種論調就不現實,必然導緻客觀失敗。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論持久戰》發表時,中國的抗日戰争已經進行了10個月。全國軍民為了民族的生存進行了浴血奮戰,天天都在渴望着戰争早日勝利。然而,10個月中,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繼陷落。戰争的進程會如何發展?中國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怎樣才能取得勝利?怎樣看待抗戰以來一直流傳着的“亡國論”、“速勝論”?對這些問題,有的人在思考,有的人感到迷惘,如果長時間得不到解決,對堅持長期抗戰是不利的。毛澤東深感有必要對抗戰10個月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特别是有着重研究持久戰的必要,以回答人們關心的一些問題,并對“亡國論”和“速勝論”進行批駁。

成書過程

為了徹底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以持久戰思想武裝全黨全民族,毛澤東決定寫一部論持久戰著作。為此,毛澤東閱讀了大量國内外資料和戰争理論著作,精心拟定撰稿提綱,開始撰稿後,集中精力,廢寝忘食。有時,他兩天兩夜不睡覺,實在太累太困時,就讓警衛人員打盆水洗洗臉,到院子裡轉一轉,在躺椅上閉目養會兒神,接着繼續寫。其間,由于高強度的腦力勞動,缺乏休息,毛澤東病倒了,頭疼、失眠、吃不下飯。醫生檢查後說,沒有病,主要是勞累過度和精神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狀态所導緻。醫生開了藥,要求毛澤東注意休息。毛澤東吃了藥,休息一天,沒等全好,又繼續撰稿。

警衛員回憶:“大概寫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給我一卷用報紙卷好的卷卷,叫我過延河送到清涼山解放社去。過了兩三天,解放社送來了校樣,主席拿到手以後,就又手不釋卷,不分晝夜,反反複複地修改起來。又過了些日子,解放社給主席送來了一疊書,書皮上寫着《論持久戰》幾個字。主席吩咐我立即把這些書分送給中央幾位首長看,請大家提提意見,準備再作進一步的修改。”

在粜垍進頭行了樤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對抗戰開始後十個月經驗的總結中,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于1938年5月30日,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發表了《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一文。同時,他又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

作品評價

這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讨論的範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含蓄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誦,中外稱頌,決不是偶然事也。(現代詩人、作家邵洵美評)

作品思想

毛澤東指出:抗日戰争不是任何别的戰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場決死的戰争,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

毛澤東接着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基本特點。日本方面: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這決定了中日戰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然而,日本發動的侵略戰争是退步的和野蠻的,必然最大地激起它國内的階級對立、日本民族和中國民族的對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對立,這就決定了日本戰争必然失敗。此外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争。日本的侵略行為損害并威脅了其他國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支持與同情。

中國方面: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中國的抗戰是進步的、正義的,能喚起全國的團結,激起敵國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數國家的援助。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争,又有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軍隊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着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着戰争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戰争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

這些特點在戰争過程中将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裡發生出來。毛澤東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會亡嗎?答複: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複:不能速勝,抗日戰争是持久戰。”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争将經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毛澤東着重指出,第二階段是整個戰争的過渡階段,也将是最困難的時期。

為了實現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套具體的戰略方針。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中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内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第三階段中,應是戰略的反攻戰。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強調了“兵民是勝利之本”。他說:“武器是戰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争的勝利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衆之中。”隻要動員了全國老百姓,就會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一切戰争困難的前提。

作品影響

《論持久戰》處處充滿了辯證法,充滿了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抗日戰争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典範。它清楚而又正确地回答了人們最關心又一時看不清楚的問題,大大提高了堅持抗戰的信念。它不僅對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中國國民黨将領也産生了不少的影響。

據程師遠回憶,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介石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恩來的同意,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争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1938年7月1日,延安解放周刊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訂本《解放》全文刊載《論持久戰》,也受到了全國各階層人士的關注。馮玉祥在武漢創辦三戶印刷社時,便指示下面大量印刷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書,并向後方蔣管區運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中國報導》上及時地用世界語節譯了《論持久戰》。受周恩來委托,宋慶齡找人把《論持久戰》翻譯成英語,在國際友人間和海外廣泛傳播。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毛澤東親自為英譯本寫了序,在序言中,他指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争的觀點,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出版信息

1938年,毛澤東做完演講之後,決定把講稿整理出來,先在黨内傳閱。于是,《論持久戰》油印成冊。可油印的數量有限,許多幹部看不到,特别是前線的幹部。毛澤東又決定公開發表和出版。1938年7月1日,《論持久戰》在延安《解放》雜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正式刊出。當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單行本。

作者簡介

毛澤東,字潤之。中國人民的領袖,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詩人,書法家。

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毛澤東加入湖南起義新軍。1913年-1918年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習。1919年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1920年發起組織新民學會和俄羅斯研究會,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年冬在湖南長沙秘密創建共産黨早期組織。1921年1月,創建長沙社會義主青年團。7月,出席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領導長沙、安源等地的工人運動。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參與中共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活動。在國民黨一大、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任宣傳部代理部長。1926年主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11月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927年到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湘贛邊發動和領導秋收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第1師,後率部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率部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會師後,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任黨代表。5月,在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特委書記,後任中共第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6月,在中共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930年8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1931年任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選為主席。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6年—1976年任中國共産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43年—1945年任中國共産黨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1976年任中央委員會主席,1949年—1954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959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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