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波幫

形成和發展

甯波幫是指明清以來甯波府在各地活動的工商業者，以血緣、地緣關系為基礎而結成的地域性商人群體。明萬曆到天啟年間，甯波商人在北京創立了鄞縣會館；清朝初年，又創立了浙慈會館。這兩個會館的建立标志着甯波幫的形成。”甯波幫博物館館長王輝介紹，康熙年間，鎮海十七房鄭家在北京開設了“四恒号”錢莊，慈城人樂尊育在北京創辦了同仁堂，這些嘗試都為日後甯波幫的異地經營提供了方向。

在明清時期，中國已形成了十大商幫。他們是：山西商幫（晉幫）、徽州商幫（徽幫）、陝西商幫、洞庭商幫、江右商幫（江西）山東商幫、廣東商幫（粵幫）、福建商幫（閩幫）、甯波商幫、龍遊商幫（浙江）。

發展時期

甯波幫形成後第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清乾嘉時期。這一時期甯波幫海商獲得迅速發展。甯波幫的活動區域不僅在長江和南北洋，而且延伸到海外，經營着合法而頗有規模的對日貿易。由于這一時期甯波幫的大發展，使一個普通的中國沿海地域商幫，一躍成為國内著名商幫。到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前後，中國已由十大商幫演變為晉幫、粵幫、閩幫和甯波幫四強争雄的新格局。

甯波幫形成後第二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鴉片戰争後的數十年。鴉片戰争後，甯波幫憑借自身特殊的有利條件，迅速介入新興的對外貿易領域，并形成了以買辦商人和進出口商人的為代表的甯波幫新式商人群體。什麼是買辦？買辦就是外資洋行中的中方經理，是中西方貿易的中介人。我們說買辦和進出口商人是新式商人，是因為他們從事的交換，已經不是以小農為交換兩端的傳統交換，而是以中國農産品和西方工業品相交換的國際貿易。這種交換以前所未有的劇烈程度沖擊着中國根深蒂固的自然經濟形态，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掃清道路。

近代甯波幫買辦商人，首先在上海獲得發展。甯波籍在上海第一個買辦是定海人穆炳元。19世紀80年代以後，上海的甯波幫買辦已超過廣東幫而居于買辦集團的首位，直到買辦制度被廢除。通過這一時期的發展，甯波幫确立了近代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

甯波幫形成後第三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19世紀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後。其主要特征是以新式商人為主的甯波幫商人将商業利潤投資于航運業、金融業、工業等新興領域，形成實力雄厚的甯波幫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這一時期的甯波幫以當時我國對外開放的橋頭堡——上海為基地，創造了100個左右全國第一，湧現出一批“大王”，抒寫了中國工商業史上的百年輝煌。下面僅舉十例：

1854年，慈溪費綸志、鎮海李也亭、盛植管集銀7萬兩，向英國購買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名為“寶順号”，并配備武裝，為商船護航。

1862年，鎮海的葉澄衷在上海開設五金洋雜貨店，這是上海第一家華人開設的五金号，後發展到全國各地設立分号38家，聯号108家，被稱為“五金大王”。

1896年，鄞縣的鮑鹹昌與其兄鹹恩、妹夫夏瑞芳等創辦商務印書館。後來發展成為我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貢獻卓越的大型出版企業。

1897年，慈溪嚴信厚、鎮海葉澄衷、定海的朱葆三在上海創辦華人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

1910年，奉化的王才運在上海南京路創設榮昌祥呢絨西服号。為上海西服業的鼻祖，孫中山曾在該店定制過西服。後來中山先生自己設計、自己試穿的第一套中山裝就在榮昌祥誕生。

1912年，鎮海方液仙在上海創辦化學工業社，興辦我國第一家日用化工廠，生産牙粉、牙膏、蚊香、肥皂等，方被稱為中國日用化工奠基人。

1915年，鎮海虞洽卿（現為慈溪）創辦的三北航業集團。是當時我國最大的商辦航運集團，其總噸位為9.1萬多噸，約占全國民族航運業總噸位的七分之一。

1922年8月13日，鎮海莊市的董杏生，開創了上海第一條公共汽車線——由靜安寺到曹家渡線路。

1923年，定海周祥生在上海創辦祥生出租汽車行，至1937年公司擁有分行22處，出租車230輛，居上海出租車業之首。

定海的劉鴻生，以煤炭行業起家，号稱煤炭大王，1930年創辦的大中華火柴公司，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火柴廠，年生産火柴占全國四分之一，又被稱火柴大王，以後在全國各地興辦幾十家企業，又被稱企業大王。

在創辦和經營近代企業過程中，甯波幫工商業者湧現了一大批影響廣泛的企業家、金融家，形成了甯波幫近代企業家的群體。甯波幫憑借自己濃厚的經濟實力，廣泛的社會關系，強烈的時代意識，通過這一時期的大發展，這時的甯波幫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商幫。

甯波幫形成後第四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的數十年。這一時期有一批甯波幫工商業者移資海外各地，但大部分甯波幫工商業人士以香港這個國際自由貿易港為中心繼續發展，其後裔與20世紀80年代以後移居海外各地的甯波籍人士一起，被稱為現代海外甯波幫，他們在海外創造的業績，舉世矚目。

鎮海莊市的包玉剛，1949年初，由上海赴香港定居，先從事進出口貿易，1955年以一條舊貨船起家，開始從事海上航運事業。經過20多年的奮鬥，建立起環球航運集團，到70年代末，已擁有大型、巨型輪船200多艘，總噸位2000多萬噸，超過當時美國或蘇聯國家所屬船隊總噸位，居世界航運業之首。被國際獨立船東協會推選為主席，成為世界船王。進入80年代以後，相繼收購英資集團的九龍倉和會德豐洋行股權，并投資國泰、港龍兩家航空公司，其經營範圍遍及航運、地産、酒店、傳播、航空、倉儲、碼頭、貿易等。

鎮海莊市的邵逸夫。1925年與兄長在上海開設天一影片公司，1926年與三哥邵仁枚赴新加坡開拓電影市場，後成立“邵氏兄弟公司”，1958年與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氏兄弟幾十年來，共拍攝了1000多部影片，并獲得了各種國際獎的有32部影片。很多影片充滿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情節，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評與贊揚。他在港、澳、台和東南亞以及日本、韓國、印度等地擁有電影院200家，每天光顧的觀衆可達100萬人次。70年代，邵氏兄弟涉足當時發展迅速的電視業。被稱為影視大王。他被香港推為十大富豪之一和最成功的十大企業家之一。

鎮海莊市的包從興，1946年去香港，先後經營電子業、紡織業。1960年後，在非洲加納創辦紡織廠，後發展成大型紡織企業集團，為非洲紡織業之冠，1965年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時，曾單獨接見包從興。

鎮海的張敏钰是台灣的水泥大王；鎮海的傅在源被譽為東京的雜糧大王；鎮海的張濟民被稱為美國“新加州地産大王”；鎮海的應行久1973年在美國買下紐約世貿中心107層摩天大樓頂層，開設禮品店，（後在9.11事件中被毀）1979年被選為全美華僑總會董事長。

還有鄞縣籍甯波幫人士也在海外創造了顯著業績。王寬誠是香港著名企業家，原香港總商會會長；陳廷骅是香港棉紡大王；曹光彪是香港毛紡業大王；李惠利是香港鐘表大王；邱德根是香港娛樂大王；王傳麟是台灣棉紡大王；範歲久在丹麥開設“大龍食品廠”，從事春卷加工與銷售，後稱春卷大王。

随着我國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以及香港、澳門的回歸，海外以及港澳台積極投資内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甯波幫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海外甯波幫與新興的内地甯波籍人士實際上正在融合為新型的現當代甯波幫。這個正在崛起的現當代甯波幫已經産生了若幹新的組織。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不少城市成立了以甯波籍人士為主體的甯波經濟建設促進會。特别是上海經濟建設促進協會和甯波同鄉聯誼會，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出版《海上甯波人》會刊。我們鎮海中興學校校友會上海聯絡處還是他們的團體會員。這些協會既能适應新的社會現實，又帶有鮮明的鄉親色彩，對于溝通信息，加強交流，增進了解，解決困難，促進甯波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曆史貢獻

1、推動中國經濟發展

在近代中國進出口貿易中甯波幫占有重要地位。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不僅有力地瓦解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推動中國經濟與國際市場接軌，而且使以洋貨為載體的西方文明較快地進入中國，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與此同時，甯波幫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特别是發展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産業，并創造出一大批國貨名牌，有效地抵制外貨的傾銷與壟斷，提升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競争力。而由甯波幫經營的近代金融業以強大的實力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2、積極參與和支持社會變革與反帝愛國運動

近代以來，面對多災多難，落後挨打的祖國，在外創業曆經磨難的甯波幫商人多有一份振興中華的曆史使命與社會責任，有的進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其中甯波幫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行動尤為人稱道。

許多甯波幫商人都程度不同地對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表示同情與支持，有的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活動，更多的則在經濟上支持革命黨人。如從事航運業的趙家藩、趙家藝是甯波幫中的中小商人代表。1905年趙氏兄弟與革命黨人張靜江去法國巴黎經商，以所獲利潤全部用于資助孫中山從事的革命活動。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人民抗日戰争中，著名甯波幫企業家項松茂、方液仙面對強敵威武不屈更成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愛國殉職的項松茂

項松茂，浙江鄞縣人，被稱為中國藥業先驅。“九一八”事變後，項松茂參加了抗日救國會，抵制日貨，并在廠裡成立抗戰義勇軍一營，自任營長，聘請愛國軍事教官進廠訓練，以為對日宣戰之準備。“一二八”抗戰爆發後，五洲店員11人為日軍拘捕，身為公司總經理的項松茂為營救店員，不顧生命安全，兩度深入戰亂地帶交涉，終于陷入敵手。日寇審問：你為何抵制日貨？為何組織義勇軍？店内備有軍服，誰敢抗日，殺無赦！項松茂侃侃回答：中國人愛中國，你們日本人，為何強占我土地？屠殺我民衆！項抗争不屈，1月31日晨，他與店員11人慘遭殺害，時年僅52歲。

熱情愛國的方液仙

方液仙，浙江鎮海人，他是中國日用化工的奠基人，他在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運動中成績顯著，被社會各界稱為“國貨大王”。在上海“一二八”和“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戰中讓出廠房，興辦兩期傷兵醫院，救護大批抗日戰士。方液仙的愛國行動引起日本人的極端仇視。多次提出要與他主持的中國日用化學工業社聯營，他不為引誘，拒絕聯營：日本人又以沒收工廠相威脅，他嚴詞指責，不為所屈；1939年，汪僞傀儡政權派人向他遊說，邀他擔任僞上海市政府實業部長，又遭拒絕。日僞見引誘不成，繼施恐吓、威脅的手段，恐吓信不斷飛來，方液仙仍不為所懼，日僞見其始終不肯就範。遂萌生殺意。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被害時年僅47歲。

而在抗戰大後方，以“鋼鐵大王”餘名钰為代表的甯波幫企業家發揮了重要作用。餘名钰，鎮海貴驷人，1934年在上海創辦大鑫鋼鐵廠，創建了我國第一台電弧煉鋼爐，“七七事變”後，把工廠遷到四川重慶，抗戰期間，生産了大量炸彈、手榴彈、山炮等軍火和圓鋼、方鋼、機床、鍋爐、起重機、抽水機等重要設備，為抗戰勝利和後方民族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世紀偉人與甯波幫

孫中山與甯波幫

1916年孫中山先生曾對“甯波幫”企業家作過高度評價：“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迹，其影響與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毛澤東與甯波幫

1949年5月6日，在杭州甯波一線即将解放時，毛澤東在北京緻電解放軍三野第七兵團政委譚震林，特别提到：“在占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築物。在占領紹興、甯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甯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财産，以利我們拉住資本家在上海和我們合作。”顯然，毛澤東這一命令是富有遠見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又緻電鄧小平、陳毅提到：盛丕華、包達三等是上海自由資産階級的代表，要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甯波幫人士被委以重任：如盛丕華任上海副市長，包達三為浙江省副省長，蒉延芳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交通局局長、樂松生為北京市副市長等。

鄧小平與甯波幫

1981年7月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名譽主席甯波幫人士包兆龍及包玉剛一行，鄧小平握着他們的手說：“我們早就應該見面了。”從此開始了他們之間長久的友誼，也開始了鄧小平與甯波幫的交往。從1981年7月6日的包、鄧初次相見，到1990年6月11日，鄧小平最後一次會見包玉剛， 10年間，他們會見了15次（含集體會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還頻頻會見王寬誠、安子介、馬臨、應行久等其他甯波幫重要人士，與他們商談國是，相聚甚歡。鄧小平曾說：甯波有兩個優勢，一是甯波港，二是甯波幫。1984年8月1日，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時任國務委員谷牧關于沿海開放城市和對外開放工作情況彙報時，高興地說：“甯波人海外僑胞人數不多，質量較高”。提出“把全世界的甯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甯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鄧小平對以包玉剛為代表的甯波幫人士寄予厚望，他們一起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曆久不衰

肇始———壯大———鼎盛：甯波幫的發展

“甯波幫”的肇始時期。甯波，地處東海之濱，居全國大陸海岸線中段，海道輻辏。甯波有衆多的優良港灣，從甯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風力往來南北，是我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的出發港，在秦代商貿活動已相當活躍。唐時，甯波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外貿事業頗為興旺，唐開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來貿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過明州( 甯波) 放洋，有确切記載的達7 次，唐會昌二年( 8 4 2 年) 至鹹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鄰德、張支信、李延孝分别率領商幫從明州望海鎮( 今甯波鎮海) 出發，7 次赴日本進行商貿活動，每次去的人數在5 0 人左右，規模頗為可觀。日本的遣唐使節、留學生及高僧等也從甯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甯波設市舶司，同廣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稱為“三司”，除與日本繼續交往外，與朝鮮的往來顯著增加，專設高麗使館，沿途設有“航濟亭”、“高麗亭”，接待朝鮮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時，又與真裡富( 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國進行貿易往來。元時，設慶元( 今甯波) 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海運事業非常興旺，海運戶達1 0 0 0 餘戶。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較長時間裡實行海禁，甯波的合法海外貿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貿活動仍非常活躍。在明末清初期間，甯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鎮發展，在北京的甯波商人，經營的主要行業是藥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間，甯波的藥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縣會館”。清初甯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會館”。乾隆、嘉慶年間，甯波商人在漢口建立了“浙甯會館”。在清嘉慶二年( 1 7 9 7 年) ，甯波在滬商人錢随、費元圭等發起募捐，籌建以行幫為基礎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甯等發起重修，這時期的“四明公所”以辦理同鄉善舉為主。鹹豐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鎮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進行重建，作為同鄉集會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甯波人集合起來，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上述這些，标志着甯波商幫已開始形成。

“甯波幫”發展壯大時期。鴉片戰争以後，資本主義勢力入侵我國，廣州、廈門、福州、甯波和上海被辟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處長江流域終點，腹地深廣，交通便捷的優勢，逐漸成為全國内外貿易的中心，各省商幫都雲集上海，甯波商人以甬滬交通僅一水之隔的優勢，大批湧入上海，據估計清末在上海的甯波人已達4 0 萬人。他們當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産的農民、手工業者、城市居民、苦力者，他們在上海經營南北洋的埠際貿易及顔料、鐘表、糧油、海味、煤炭、棉布、藥材、西藥、棉紗、銀樓、五金、機械等行業，并經銷洋貨，開展對外貿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銀行的買辦多數是甯波人。有些甯波商人既是金融買辦，又是貿易買辦。甯波商幫在我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中急劇崛起，形成自己的實力地位。成為我國民族資本的一支重要力量。甯波商人基于發展需要，在上海相繼組成各種行業小團體，在商業行幫中有同善會( 漁業) 、崇德會( 海味業) 、濟安會( 酒業) 、永興會( 南貨業) 、敦仁堂( 豬業) 、喻義堂( 藥業) 、誠仁堂( 肉業) 、永濟堂( 洋貨業) ；手工業行幫有長壽會( 石作業) 、年慶會( 木業) 、同義會( 銀匠) ；勞工團體有四明長石會、水手均安會等。這類小團體具有同鄉和同業的雙重結構，它以維護幫會利益、互濟互助為目的，是“甯波幫”的重要組成部分。清宣統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甯波商人籌建四明旅滬同鄉會，成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鄉會組織，1 9 1 0 年改名為“甯波旅滬同鄉會”，作為同鄉人彼此交往、相互照應、休戚與共、同鄉人謀取共同利益的自治社團組織，又是聯絡旅滬甯波人的紐帶。1 9 2 0 年—1 9 3 5 年間，還分别建立了鎮海、定海、奉化、象山等地以縣為單位的旅滬同鄉會。從“甯波幫”在上海商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到集合同鄉力量的組成，标志着“甯波幫”趨于成熟階段。

“甯波幫”的鼎盛時期。民國時期，“甯波幫”臻于鼎盛階段。随着财力的積聚、業務的擴大、人員的增加，“甯波幫”以上海為基地，将活動地域伸向漢口、天津、蘇州等大城市。1858年漢口開埠，甯波商幫很快向漢口擴展，漢口成為上海以外甯波商幫較集中的地區，主要經營水産、銀樓、航運、火柴、水電、雜糧、洋油、五金、銀行等行業，其中石油行業幾乎全部被甯波商人所占，長江夾闆船航運業皆屬甯波商人所經營。有許多甯波商人還充任洋人在漢口的洋行、銀行的買辦。在天津的甯波商人，遠在清中葉閉關自守時代，就經營航運業，代清廷南糧北運及民間的南北貨運輸，以6 艘船為一小隊，10艘船為一大隊，成群結隊往來于甯波、上海、天津之間，最多時達六七十艘，主要經營戶為鄞縣的秦氏、吳氏，慈溪的孫氏、董氏，鎮海小港的李氏、樂氏。天津開埠後，甯波商人進一步向天津發展，1840年以後，甯波幫在天津的勢力日益擴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機構。除繼續經營航運業務外，還在天津開展進出口貿易、銀行保險業、綢緞呢絨業、金銀眼鏡業等。民國時期，在天津商業中心勸業場一帶有不少名店，都是甯波商人經營的。一批實力雄厚的甯波商人，分别在天津開設錢莊、金店、綢緞莊、五金商号、洋行、房産公司、輪船公司等，還代為洋人在天津經營豬鬃、皮毛、山貨、棉花等進出口業務，成了洋人在天津的買辦。

開拓———創業：足迹遍布全球

從“甯波幫”的活動地域看，甯波商人的開拓創業精神的确令人驚歎。從《鄞縣通志》記載的旅外同鄉會的情況看，甯波商幫的主要活動點除上所述外，還有南京、杭州、蘇州、常熟、溫州、無錫、揚州、徐州、蕪湖、南昌、沙市、長沙、重慶、廈門、汕頭、青島、煙台、鄭州、大連、沈陽、臨海、蘭溪、建德等地。甯波人所到之處，那裡的商業活動就繁榮起來。甯波人在各地還經營了許多名店、大店，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藥鋪，亨得利、亨達利鐘表店，都是甯波人經營的。甯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設坐莊，置有甯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經營五金機械進出口業務的，絕大多數都是甯波人，僅葉澄衷( 鎮海人) 一人，就在上海開設了老順記、南順記、義昌順、新順記、瑞昌順等5 家。虞洽卿( 鎮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資創辦甯紹、三北、鴻安、長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輪船公司。這些輪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長江各埠“甯波幫”的大力支持，在外國輪船公司的傾軋下，不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發展。僅三北輪船公司的船隻曾占全國民族航運業噸位的1 / 7 。“甯波幫”還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軋花廠、第一家榨油廠、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機器制造廠和第一家銀行，為我國近代經濟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甯波幫”不僅聞名于國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甯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明公所”、“甯波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如新加坡甯波同鄉會，其會員每月聚會一次，40 餘年來從未間斷，他們的後代，至今鄉音未改。目前，甯波旅居海外的華僑、華裔和港澳同胞有7.3 萬人，遍布香港、澳門、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各地也湧現了一批善于經營的“甯波幫”企業家。包玉剛( 鎮海人) ，原在上海一家銀行工作，到香港後繼續經營銀行和航運，1955 年以7 7 萬美元購買8200噸舊油船1 隻起家，開創航運事業，經過20 多年的努力，至1980年3 月，已有船舶202艘，2053萬噸，在世界各大港埠設有20餘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包玉剛成為當時世界上擁有船隻最多、噸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0 大首富中“甯波幫”占了3 個。

商會———冒險———鄉情：曆久不衰的秘訣

“甯波幫”之所以能曆久不衰，力壓群雄，成為上海諸商幫的巨擘，它有以下3 個主要特點。

一是，上海總商會是控制上海金融貿易和影響全國商業的商人團體，“甯波幫”能獲得較快發展，稱雄商界，一個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會組織以來，基本上由“甯波幫”掌握着上海商會的實權。他們還通過銀業、錢業兩公會，控制和影響上海工商界各業公會。1902 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成立，首任總理是慈溪人嚴信厚，1904 年改稱上海商務總會，嚴又繼任會長。從1902 年—1946 年的40餘年期間，“甯波幫”中的一批頭面人物在上海商會中任職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晉镳( 慈溪人) 、虞洽卿( 鎮海人) 、秦潤卿( 慈溪人) 、宋漢章( 餘姚人) 、李厚佑( 鎮海人) 、傅筱庵( 鎮海人) 、袁履登( 鄞縣人) 、俞佐庭( 鎮海人) 、勵樹雄( 鎮海人) 、方椒伯( 鎮海人) 、金潤庠( 鎮海人) 、盛丕華( 鎮海人) 等人。“甯波幫”中這些人物能在較長的時間裡控制上海商會，反映了“甯波幫”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另一方面，“甯波幫”在上海經濟界擁有相當權力的商會中任職，保護了甯波商幫的利益，促進了“甯波幫”在上海的經濟發展。

二是，“甯波幫”所以能聞名于世，這與甯波商人富有開拓冒險精神有關。如“甯波幫”原來掌握着沙船業，鎮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軒家族都是以沙船業起家發财。鴉片戰争後，輪船興起，甯波商幫仍抓住航運這個優勢，發展輪船業，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興辦甯紹輪船公司，虞洽卿獨資辦三北輪埠公司，敢于同外輪競争。三北公司總噸位達9 萬噸，為當時我國三大民營輪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錢莊業，“甯波幫”勢力最大，9 個主要錢業資本家家族集團，“甯波幫”就占6 個。但後來感到錢莊久居外資銀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嚴信厚、葉澄衷發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虞洽卿、李雲書等籌辦了四明銀行。後來實力較強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以及墾業銀行等都由“甯波幫”所掌握，實現了從落後的錢莊業到先進的銀行業的轉變。鎮海人方液仙，不願繼承方氏家族祖業，吃現成飯，而去搞化學工業，父親反對，不給資金，母親和舅舅給的錢全部賠光，都沒有動搖他搞化學工業的決心，從而創辦了中國化學工業社。從經營的行業上看，“甯波幫”經營了許多新興的行業，如經銷五金、顔料、洋油、洋布、西藥等暢銷貨。還有許多甯波商人從事進出口貿易。這一切都反映了甯波商人能審時度勢，及時開拓新的領域，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三是，甯波商人重鄉情鄉誼，同鄉扶助觀念特别強，能風雨同舟，共同抵禦經營風險。如甯波商人合資創辦的甯紹輪船公司，與英商太古公司和法華合資的東方公司抗衡。當時票價鬥争十分激烈，甯紹輪一開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漲價。同時減免貨運費，這樣一來大家争着去乘甯紹輪，使太古輪乘客銳減，有時甚至放空。資本實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價從1 元降到3 角，以圖壓垮甯紹輪，大批旅客又湧向太古輪。資本微薄的甯紹輪入不敷出，難以維持。緊急關頭，甯波商幫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潤卿等組織了航運史上罕有的“航業維持會”，集資10 餘萬元。給甯紹公司每票補貼2 角，使甯紹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價格與太古公司競争。同時，虞洽卿還發動同鄉會會員，讓貨物盡量交付甯紹公司承運，使甯紹公司和外輪競争中取得勝利。甯波人還有“愛鄉而又不戀故土”的特點。甯波人外出經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歲，家中就挽親托眷找人介紹職業，到外地商店、工廠當學徒，否則就會被人視為沒有出息而遭受非議。男子背井離鄉出門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戀子之情而加以阻攔。學徒3 年備受艱苦，故在外經商、務工多有所成就。許多“甯波幫”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葉澄衷、秦潤卿、盛丕華、金潤庠等，都由親戚、同鄉介紹當學徒而發迹緻富。

創新精神

近代甯波商人，善于不斷接受新事物，更新觀念，推進民族科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生産力的全面提高。

甯波商人源于濱海，面臨大洋的挑戰，艱險的環境養成他們開闊的視野，堅強的意志和不斷創新的精神。從踏上上海灘那天起，就善于不斷接納、應用外來先進科學文化技術，發展壯大自己。1890年永昌機器廠老闆董秋根、何金泉聽說意式直缥車比普通絲車效率高，就立即"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缥絲車及小馬力水汀引擎"。1898年商務印書館鮑威昌見日本鋼模印字清晰，就立即引進，使印刷質量為之一新。1894年嚴信厚把甯波的通久源軋花廠從單一軋花向紡紗、織布拓展，形成為一個綜合型的紡織企業。在輪運業領域，早在1852年甯波商人就向英商集資購買了中國第一艘民營輪船"寶順号"，這比後來洋務派自造新式輪船至少早了10餘年。

19世紀後期、20世紀前葉，世界新式醫藥業、化工業突飛猛進，甯波商人緊跟潮流，積極開發、善于創新，取得了突出成就。餘姚人黃楚九于1911年設立"龍虎公司"，開發"龍虎人丹"，一時成為佳話。方液仙的"三星牙膏"、"剪刀牌肥皂"同樣名聞通途。

生産力的提高是一個内部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甯波商人在發展生産力的同時也把他們的創新精神應用到了新企業制度的創立和人群及社會關系的整合上。"過帳制度"就是其中一例。過帳制度是甯波商人創立的金融信用制度，即錢莊對客戶的經濟往來不支現款，采取劃帳的辦法，類似于以後新式銀行的票據交換制度。甯波商人大批湧入上海後，也把這一制度移植到上海，促進了上海的金融融通，增強了"甯波幫"的經濟實力。同鄉會的創立也是如此。早在1798年上海就有四明公所問世，1909年正式更名為"甯波旅滬同鄉會"。同鄉會在協調同鄉内部的商業利益，增強同外邦商人的競争，以及對同鄉的救助、扶助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因為甯波商人在上海有很大的勢力，後來就長期控制了上海新式的資産階級社團--上海總商會。除了上海以外，甯波商人在天津、武漢、江蘇等地都建有同鄉會。

舊中國是個落後國家，在落後國家要發展生産力，要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尤其需要注重教育。人才培養是國家興亡的關鍵，是創新進步的基礎。所以甯波商人特别注重對教育的捐助和支持。早在1873年葉澄衷就以經商所得在家鄉創辦"葉氏義塾"，以培育家鄉學子；1899年他又集銀子10萬兩，在上海虹口創建"澄衷蒙學堂"，成為上海第一所國人自辦的"洋學堂"。接着柏墅方氏家族也于1907年在家鄉創辦"培玉學校"，招收鄉間子弟。1915年秦潤卿在慈溪創辦"普迪學校"，以後又在上海創辦"修能學社"。到1928年，旅滬同鄉會在上海創辦學校達10所，學生數千人。甯波商人還把目光瞄準大學。1931年虞洽卿等發起創立四明大學，後因故未成，但"四明大學獎學金"已先頒行。甯波商人的辦學對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科學文化素質起了重要作用。

發展源泉

在“誠信、務實、開放、創新”的甯波精神中，“創新”可以說是甯波精神的本質之所在。甯波在文明架構中處于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結合點，正是由于這種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與深厚的曆史文化底蘊，才孕育、培植并不斷錘煉着甯波人民勇于進取、敢作敢為的創新精神。甯波人的創新意識，不僅在曆史文化的時空上有過耀眼的閃光，而且在近、現代，尤其于當代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有着豐碩的成果。甯波的創新精神還不止見于一般意義上的創造活動，而是凸顯着原創性、開拓性與個性化的時代特色。

甯波創新精神的靈魂深藏在“敢為天下先”的文化心态之中，并成為甯波人勇往直前的内在驅動力。這種創新精神早在浙東文化的學術思辨中就能找到強烈的印證。明代的王陽明敢于在禁锢人們精神的“理學”一統天下的思想格局内，公然倡導“緻良知”學說，鼓動人們沖破既定的思想牢籠，去争取自我心靈的解放，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史上掀開了光輝的篇章。黃宗羲以振聾發聩的聲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改革與民主啟蒙的進步觀念，曆史性地突破了儒家理論的傳統框架，讓百姓在黑暗的封建年代裡看到未來社會的曙光。這種創新精神在近、現代的甯波商幫的發展史上，也不難找見。是甯波人朱葆三、虞洽卿等破天荒地籌建起新型航運公司，并于２０世紀30年代率先成為國内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其他如甯波商人葉澄衷，人稱“五金大王”。還有“火柴大王”、“肥皂大王”等甯波商人抱着“敢為天下先”的觀念，紛紛成為各自行業的“巨子”與“領頭羊”。而自改革開放以來，甯波人在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中勇當“弄潮兒”，在資源缺乏、能源不足的客觀條件下，已獲得年人均GDP超4000美元的發展水平，不能不讓人深感“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甯波創新精神的思想基礎建立在“敢創業、不守攤”的理念之上。這在甯波人創業的思想與經曆中，習以為常，司空見慣。還是在20世紀初期，不少甯波商人就充分利用積累的資金去創辦新興實業。甯波商幫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起先多在家鄉小打小鬧，而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走出甯波，到上海及其他大城市尋求新的創業機遇。他們敢冒風險、善于經營，思想不保守，行為不守攤。像早年當過普通職員、最終成為工商巨頭的虞洽卿，就把事業的中心推向上海，并獲得巨大成功。甯波商幫葉澄衷當年在上海的火柴業已很有地位，但他還是聯合其他商人在漢口創辦起一家規模空前的火柴企業，使自己的事業更上一個台階。又如武漢的機電業、上海的五金業、天津的制衣業、東北的開墾業等有影響的實業，幾乎都是闖蕩天下、敢于創業的甯波工商者所為。這種敬業、創業精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發生着作用與影響。當代甯波人“敢創業、不守攤”的理念也表現得十分強烈，甯波的衆多企業如塑料業、電器業、機械制造業、文具業、模具業以及“雅戈爾”、“杉杉”等已走出甯波，在全國許多重要城市的經濟活動中塑造着他們非同一般的出色形象，甚至在世界各地也擁有一定的市場地位，這也是“敢創業、不守攤”創新精神最有力的見證。

甯波創新精神還湧動着一股“求發展”的思想活力。應當說上述“敢創業、不守攤”也是一種“求發展”的重要表現，然而甯波創新精神中的“求發展”還更多地反映于深層次的精神追求之上。在明、清時期，甯波之所以能出現諸如王陽明、黃宗羲這樣一流的思想大家，根本的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生活已出現商品經濟的萌芽，因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内産生與之相适應的進步思潮，這種“求發展”的時代意識促成了“浙東學派”帶有原創精神的學術觀念，也給近、現代甯波商幫的巨大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今天由甯波創新精神所演化的“求發展”的思想活力，進一步激發出甯波人民空前偉大的創造力，甯波的面貌日新月異，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的雄姿已經屹立于世界東方。不久的将來，全球第一長橋要橫跨于甯波與上海間的杭州灣海面上，這裡高矗起的是一座現代化“發展”的豐碑。“求發展”的甯波創新精神必将透射出更加炫目的絢麗光輝。

人才文化

人才體現為一種文化。人才的培育、成長、湧現及其作用的發揮，人才消長的規律性，人才得以熏陶、孕育的人文環境，無不與文化有關，也與經濟的需求、社會的進步有關。因而人才是經濟文化發展的産物，它反過來又成為推動經濟文化發展的主體力量。

甯波人傑地靈、人才輩出、精英荟萃，曆代各類人才如群星璀燦、綿延不絕、蔚為大觀。其中不乏"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的第一流人物。元人危素曾說鄞縣"為文獻之邦，宗公大儒，前後相望"；至于"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之說，則更是這一"大觀"的生動描繪。

據統計，南宋時甯波科舉進士達983名，其中鄞縣出了4個狀元，居全國之冠；僅有明一代，餘姚就有進士387人，武進士43人，狀元3人，大學士3人；列人《中國曆史名人大辭典》的曆代餘姚籍名人就有162位，因而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譽。曆史上甯波（包括曆史上原屬于紹興的餘姚、慈溪及原屬于台州的甯海）湧現出不同領域以及家族性的多個人才群體，在不太大的一個地域範圍内形成了"人才群發"、"人才共振"效應，值得從人才文化學角度加以深入研究，從中總結出帶規律性的認識以為今天人才隊伍建設所用，并為開展愛國愛鄉教育服務。有學者認為，文化是名人效應最為顯著的領域，誠哉斯言。經濟文化精英、名人的不斷出現，推動了甯波經濟文化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擴大了甯波的地方知名度，聚集了文氣、人氣、商氣和财氣，同時反過來又推進了甯波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才文化的興盛為曆史上甯波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主體動力。 

一、家族性人才群體 家族性的人才"共振"與"群發"，構成了曆史上甯波人才文化的一道獨特景觀。由于共同的家學淵源與"書香傳世"的傳統，以及相近的人文環境、愛好、性格、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先天禀賦等原因，甯波曆史上出現過衆多同一家族名人輩出的現象，一座家門内出現數個天文學家、藏書家或父子同為數學家，兄弟同為文史專家的奇迹屢見不鮮。餘姚的虞氏家族人才群體尤為引人注目：前有易經學家兼天文曆算家虞翻，中有著名天文學家虞聳、虞喜，以及經學、史學家虞預、虞荔、虞願、虞僧誕，文學家虞炎，後有著名史學家、書法家虞世南等數十人，虞氏人才研究領域涉及經學、史學、文學、諸子學、天文學、曆法學、金石學、醫藥學、飲食娛樂文化等。正如一史家所言："吾邑世家之盛未有虞氏者也"。南宋時鄞縣史氏一門相繼出現了3名宰相，其中有敢于為嶽飛冤案昭雪的著名政治家、詩人史浩。清初甯波學者萬泰有子8人：萬斯年、萬斯程、萬斯祯、萬斯昌、萬斯選、萬斯大、萬斯同，均以學顯名，個個在文學、史學、經學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被時人譽為"萬氏八龍"，其中史學家萬斯同尤為著名。餘姚邵曾可、邵貞顯、邵廷朱祖孫3人均為文獻學者，為搜羅、保存姚江書院派的文獻作出了貢獻。除外，還有黃宗羲、黃百家、黃炳??是三代人同為天文學家、數學家，黃宗炎、黃宗會、黃宗羲三兄弟同為學術名家；鄞縣董沛、董慶西、董濂叔侄3人同為文獻學者；範欽、範大澈父子同為藏書家等。進入近現代，又有同為北京文史名家的鄞縣"五馬"，即馬裕藻、馬衡、馬鑒、馬太玄、馬廉，同為著名文人的奉化陳氏兄弟--陳訓正、陳布雷、陳訓慈，同為自然科學家的翁文灏、翁文波兄弟，同為教育家的慈溪馮君木、馮定叔侄，同為革命家的慈溪趙家蕃、趙家荪、趙家藝三兄弟等。鄞縣還誕生了著名的"沙氏六兄弟"，即著名書法家沙孟海與革命家弟弟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以及作為畫家的堂弟沙耆。至于鎮海的包氏家族、邵氏家族以及應氏家族等也湧現了許多傑出人才。

二、八大人才群體 由于曆史上的甯波一度成為全國學術文化重心、海外經濟文化交流重鎮和重要外貿港口，因而甯波曆史上湧現、集結了時間跨度較大、屬于不同類别和不同領域的八大人才精英群體，為甯波經濟文化的長足發展、為甯波社會文明乃至中華民族的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群體是：

學術文化人才群體。這一群體以王守仁（陽明）、楊簡、範蠡、王應麟、黃震、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為代表。他們創立的"陽明學"、"浙東學派"在全國乃至日本都有重大學術影響。王應麟創作的《三字經》則被今天的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定為國際性教材。

藏書文化人才群體。這一群體以王正已、樓郁、樓鑰、袁桷、豐坊、範欽、範大澈、黃宗羲、萬斯同、黃澄量、全祖望、蔡鴻鑒等為代表。他們接續、弘傳了優良的藏書傳統，創造了名聞四海的浙東藏書文化。

佛教文化人才群體。浙東曆代名寺古刹衆多，高僧大德雲集。他們中以祖闡、祖元、甯一山、密庵、知禮、普濟、宏智、如淨、太虛、圓瑛等為傑出代表。這一群體創立了在全國乃至日本、朝鮮半島佛教界都有重大影響的佛教臨濟宗與曹洞宗，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海外交流文化人才群體。這一群體除上述身兼中日漢文化交流使命的佛教人士外，還有文化使者朱之瑜、航海家張支信、李鄰德、李延孝、李達、詹景全、欽良晖、朱仁聰、曾令文、周文德，以及哲學家陳亮等代表人物。他們與曆史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學者與航海家、海外貿易家一起，開辟了舉世聞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揭開了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科教文化人才群體。近代以前，這一群體以虞喜、邵昂霄、陳藏器、滑壽、陸士逵、燕肅、黃百家、"慶曆五先生"（楊适、杜醇、樓郁、王緻、王說）、史浩、王應麟、程端禮、王陽明、沈國模、史孝鹹、劉宗周、黃宗羲、朱舜水等為代表。他們在不同學科創造了當時國内堪稱一流的科教成就。

科舉文化人才群體。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雖有諸多弊端，但不可否認它是封建朝廷舉賢選能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民間有志之士"入仕濟世"的必須門檻，因而也選拔了不少從政人才。宋代以降甯波湧現的科舉進士、狀元之多，令人驚歎，在全國占據顯赫地位。北宋時甯波人中進士161名，南宋上升至983名。有明一代甯波進士人數居全國第一。據新編《鄞縣縣志》統計，僅該縣在宋、明、清三代便出了718名、297名、162名進士，其中史氏一門在南宋出了3名宰相。這批人才當官後往往亦官亦學，兼具從政與治學雙重身份，其中有不少人後來成為著名的藏書家、教育家、思想家、史學家、科學家。

外來人才群體。一部甯波文明史就是"甯波幫"人士、"幫甯波"（非甬籍）人士與廣大人民共同鑄就的曆史。"一腔熱血獻四明，莫道明州非吾鄉"。據史書記載，外地的傑出人才"群賢畢至"，對甯波的貢獻比比皆是，涉及各個領域。晉代與南宋更有大批中原人才南遷甯波，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這一群體的代表性人物有：西漢尉梅福，南昌人，在??縣為民衆"築塘堵潮"，功績卓著，鄞縣"梅墟"即為紀念他而命名的；東漢名士嚴光，原籍河南新野，隐居餘姚時不事權貴，其高風亮節對浙東文化有深遠影響；宋代寫出《三字經》一書的王應麟原籍河南；北宋燕肅，山東益都人，任明州知州時寫有《海潮論》，對浙東海運、水利都有貢獻。此外，還有以外來文人而首開甯波士學藏書風氣的福建人林鼎，推進明州釀酒業發展的江蘇昆山人王可交，率民衆修建著名的它山堰的山東監沂人王元炜 ，為築明州城出了大力的江西南豐人曾鞏，代表四明人士與奸臣秦桧作正義鬥争的福州人黃龜年，率民衆修築東錢湖的江西撫州人王安石，在栎社寫出名劇《琵琶行》的溫州人高明，在明州抗倭的山東蓬萊人戚繼光，親臨鎮海口指導抗敵的福建侯官人林則徐等。

近現代人才精英群體。進入近現代，甯波的人才文化出現一次發展高潮，湧現出一大批文藝大家、科技群星、商海巨子、政壇名人。文藝大家以著名作家柔石、殷夫、巴人、邵葵麟、樓适夷、陳企霞、唐??、魯彥、莊啟東、穆時英、徐讦、蘇青、應修人、邵洵美、袁可嘉，以及著名藝術家潘天壽、陳之佛、沙孟海、朱複戡、周信芳、張石川、應雲衛、袁牧之等為代表。科教群星則以著名科學家鐘觀光、翁文灏、翁文波、吳耕民、童第周、沈宗瀚、何育傑、範文虎、盧于道、貝時璋、李慶逵、戴運軌、戴傳曾，以及著名教育家經亨牙頤、金海觀、張雪門、馮君木、楊賢江、馮定、蔣夢麟、林漢達、張壽镛、馬氏五兄弟、張其昀等為代表。商海巨子則以近現代甯波商幫人才精英為主體，其代表性人物有嚴信厚、葉澄衷、吳錦堂、朱葆三、鮑鹹昌、虞洽卿、宋漢章、黃楚九、傅筱庵、餘芝卿、秦潤卿、項松茂、蒉廷芳、包達三、劉鴻生、俞佐庭、方液仙、胡西園、李康年、鮑國昌等。政壇名人以民國時期甯波籍政壇人才為主體，在短短的民國時期 37年間，甯波出了國家元首、執政黨領袖 1人，政府首腦3人，中央與國共兩黨部長級人物數十人。這一政治人才"群發"、"共振"的現象在近代中國各地區中是絕無僅有的。他們中的共産黨方面的革命人才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貢獻了力量；國民黨方面的人才在辛亥革命時期、國民革命階段、抗日戰争時期，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複興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不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而且對近現代甯波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有深刻影響。他們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共産黨方面的吳亮平（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朱鏡我（上海中央局和東南分局宣傳部長）、卓蘭芳（浙江省委書記）、沙文漢（江蘇省委代理書記）、楊賢江（左派領導的國民黨上海特别市黨部常務委員）等。民國政權與國民黨方面有：王正廷、趙家蕃、童保暄、俞飛鵬、蔣介石、陳布雷、董顯光、張其昀、蔣經國、葉公超等。

一個地區在曆史上能夠擁有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藏書史、中國佛教史、中國商貿史與海交史、中國古代科教發展史、中國科舉人才史乃至中國近現代文藝、科教、政治發展史中占有如此顯著地位，而又以精英群體形式出現的衆多似"群星燦爛"的人才，的确是極為罕見的。這也證明了甯波這塊土地的人才文化底蘊，充分展示了曆史上甯波人才文化的魅力與成就。

愛國愛鄉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因此，在全市上下打造“信用甯波”的今天，近代“甯波幫”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無疑是值得借鑒的。

一般以為創業之初，坑蒙拐騙、假冒僞劣在所難免，資本的原始積累都有血腥味嘛。然而“甯波幫”絕對不搞這一套，依靠誠信為本。世界船王包玉剛祖上的故事，甯波人耳熟能詳。但最讓人感動的是宋漢章。這位近代著名銀行家，于1931年創立中國保險公司，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不久，由他承保的漢口申新四廠突遭大火，損失慘重，折合銀元達200餘萬元。這是民族資本家榮宗敬所辦的一家新型大廠，失火後工廠停産、工人失業，勞資雙方都切盼着保險公司盡快賠償火災損失。可是中保的實有資本，也就250萬元，一旦理賠，很可能傾家蕩産。社會各界莫不關注，尤其是中保的其他投保戶，憂心忡忡，深怕中保“拆爛污”。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宋漢章沒有二話，不惜任何代價，堅決維護公司信用，消除人們“十賠九不足”的疑慮，而且是快賠、賠足。申新四廠專門在上海《申報》和《新聞報》上，以整版篇幅刊登鳴謝啟事，使它因禍得福，信譽鵲起，生意興隆。

甯波近代金融業，以經營錢莊聞名于世。錢莊資本大多來自客戶存款，而放款都是信用放款，全憑跑街口頭約定，做活生意，人稱“賒銷碼頭”。但是，跑街從不因為得了客戶好處而濫放貸款、造成倒賬或死賬。當時北京有恒興、恒利、恒和、恒源四大錢莊，“均系甬商經紀，開設京都已二百餘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廣”。而在近代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灘，甯波人也是獨占鳌頭，錢莊業九大家族占六席，秦潤卿長期擔任上海錢業公會會長。甯波錢莊業以驕人業績赢得“信用經商”的美譽。

近代甯波商幫，還從事一項全憑信用的特殊行業———民信局，其功能相當于現今的郵政局，書信、報刊、契約、金銀、錢票皆可郵遞，兼營護送貨物。這種民間郵政機構，除了雄厚的實力，更需要絕對的信用。有人說過：“民信局為甯波之專業，資本甚大，信用亦最佳，凡一經民局保險之信劄，内中銀錢彙票，倘有遺失等情，一概由該局賠償。”這種“一諾千金”的企業信用，使甯波自清乾嘉以來，一直是民信局的中心所在。

企業品牌打響後，是否仍需“誠信為本，義中求利”呢？２０世紀初，日本的鐵錨牌毛巾壟斷了中國市場。陳萬運、沈九成創辦的三友實業社奮起拼搏，生産出質優價廉的三角牌毛巾，以其質地柔軟、吸水性強、經久耐用而打敗“鐵錨”，奪回了被日商搶去的市場。因為毛巾是消費量很大的日用品，民衆的愛國熱情又很高，有人便建議毛巾原料改用國産的20支紗，這樣每年可節約成本30萬元。但是，陳萬運和沈九成認為，名牌産品偷工減料，等于自我毀滅，利用愛國熱情推銷劣質産品，更是罪該萬死。他們不為30萬元所動，堅持以進口的42支紗為原料。

“甯波幫”深知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生命。據權威部門統計，全國現存中華百年老藥鋪81家，其中13家是甬商創辦的，比例高達16％。這些金光閃閃的招牌，全由“誠信”二字鑄成。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大宅門》之原型，即甯波樂氏家族的北京同仁堂，至今已有整整三百年的曆史，其長盛不衰的奧秘即“有方皆法古，無物不藏真”。樂氏嚴遵祖訓，一絲不苟。炮制雖繁，不敢省人工；味品雖貴不敢減藥材。“誠信為本，義中求利”的經營之道，長期被甯波商幫所恪守，直至當代的海外“甯波幫”，也都奉為圭臬。

甯波幫精神

對甯波幫精神的表述

1、甯波市委書記巴音朝魯：甯波幫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樹高不忘根的赤子情懷；二是不甘居人後的開拓精神；三是大海容百川的開明思想；四是至實無妄的誠信品德；五是勵業重義的互助風格。

2、鎮海文化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第一、勇于開拓、善于創新；第二、艱苦創業、克勤克儉；第三、以誠為本、務實取信；第四、敦重鄉誼、結幫經商；第五、愛國愛鄉、回報社會。

3、劉仲藜（财政部原部長、甯波經濟促進會會長）：首先在于四海為家，愛國愛鄉；其次是勤儉建業、誠信笃實；再次是善于審時度勢，開拓創新；最後是注重鄉誼，團結互助。

4、徐季子（甯波市政協原主席、教授）：講誠信，重信譽；善于把握時機，開拓創業；愛國愛鄉，熱心公益。

5、江坪（浙江日報原總編輯）：甯波幫精神可以概括大氣開放、誠信為本、艱苦創業、報效桑梓。

6、於賢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甯波幫精神主要構成是（一）敢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二）精明務實的實踐理念。（三）守信好義的道德追求。

7、張建明（甬港聯誼會副會長）：開拓、誠信、敬業、愛鄉、體現了海外甯波幫的精神，也體現了甯波的一種文化價值觀。抓住機遇，審時度勢，艱苦創業，開拓創新，在甯波幫老一輩身上比較明顯。

8、張家哲（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上海城市精神中的“甯波因素”（一）朝氣蓬勃的欣欣向上的商業精神；（二）腳踏實地、務實勤奮的敬業精神；（三）審時度勢、奮力開拓的創新精神；（四）精打細算講究實效的精明精神；（五）講信用、重信譽、守規則的誠信精神。

9、李瑊（上海大學副教授、博士）：甯波幫的地域文化精神，主要是開拓創新、團結一心、務實取信、樂善好施、愛國愛鄉。10、孫善根（甯波大學副教授、博士）：奮發進取、勇于創新的開拓精神；克勤克儉、腳踏實地的創業精神；以德興業、誠信為本的商業道德；注重團體、強調互動的合作精神。

總結甯波幫精神以上10種提法的共同點，研究甯波幫人士從創業起步到經營理念，再從事業有成到回報社會的成功之路，甯波幫精神可以提煉概括為四句話：艱苦創業，誠信為本、開拓創新，愛國愛鄉。2005年年初我市提出的“誠信、務實、開放、創新的甯波精神，就是對甯波幫精神的繼承與發揚。

對甯波幫精神的評價：

張懷西（全國政協副主席）：甯波幫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巴音朝魯（甯波市委書記）：甯波幫的精神品格，既融合滲透着民族精神的精華，又集中體現了甯波精神的鮮明特征。

王卓輝（甯波市政協主席）：甯波幫精神究其實質是中華民族愛國奉獻精神和開拓進取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

金普森（浙江大學教授、博導）：甯波幫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

當代甯波幫所表現的愛國愛鄉的甯波幫精神根植于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

海外甯波幫人士大都少小離家，曆盡千辛萬苦，克服艱難險阻，才在各個領域創造出　　輝煌業績。但是他們無論離家多遠，成就多大，總把自己的前途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始終牢記自己是祖國的兒女，竭盡赤子之心，奉獻能及之力。

甯波幫素有報效祖國，造福桑梓的傳統和美德。甯波幫有兩句座右銘：“出門千裡萬裡，不可忘記家裡。”（家鄉）“積财給子孫，不如積德給子孫。” 反映了廣大甯波幫人士愛國愛鄉的共同心願。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特别是1984年8月1日，鄧小平發出“把全世界的甯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甯波”号召以後，海内外廣大甯波幫人士的愛國熱情被空前激發出來。就以甯波幫人士在甯波家鄉的捐贈事業來說，無論是人數，地區分布，還是捐贈數額，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甯波幫先驅、五金大王葉澄衷說：“興天下之利，莫大于興學。”捐資創辦學堂，讓家鄉學子接受良好教育，這已成了甯波幫人士的共識。短短20年，甯波幫在家鄉捐建的學校就達到數百所。

據不完全統計，自1982年至今，已有600多位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向我市捐贈2000多個項目，折合人民币已超過12億元。

從捐贈内容來看，甯波幫捐贈的重點為教育、醫療衛生、公益福利和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其中，教育事業占捐款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鎮海，到處都有甯波幫捐助項目的印記。中興中學、龍賽中學、兆龍小學、逸夫小學、莊市小學、仁愛中學、張和祥小學、鎮海中學、職教中心等等，都是甯波幫捐資興建，或捐資設立獎教、獎學基金。

甯波幫在捐資家鄉建設的同時，還在家鄉興辦企業。目前甯波有3000家三資企業，其中70%是甯波幫人士直接投資興辦或由甯波幫人士牽線搭橋引進外資興建的。為當地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迄今為止，已有28位海外甯波籍人士獲得浙江省愛鄉楷模稱号，還有69位榮獲甯波市榮譽市民稱号，其中省、市、縣三級政協有港澳委員55人。

甯波幫人士，不僅熱心捐贈家鄉建設，而且捐贈神州大地。據不完全統計，甯波幫在全國捐贈款已多達55億多元，惠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其中捐贈教育事業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裡特别要提出邵逸夫、包玉剛、王寬誠、陳廷骅和趙安中等幾位甯波幫代表人物的捐贈事業，令世人矚目。

邵逸夫：華夏捐資興教第一人

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最新數據，邵逸夫自1985年至2003年，向内地教育事業捐贈包括大學、中小學、師範學校、職業技術學校共計400多個項目，遍及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贈款累計31.5億港元。

邵逸夫熱愛祖國、關心家鄉，在甯波的捐贈超過4000多萬人民币，助建項目包括甯波大學西區圖書館、教學樓，職教中心和甯波邵逸夫藝術幼兒師範學校、逸夫職業高級中學、中興中學、逸夫劇院以及祖居地的康樂園等。

在捐款扶助内地教育事業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僑胞中，邵逸夫先生的捐助，數目最大，項目最多，持續時間長，被稱為“華夏捐資興教第一人”名副其實。這是值得　　我們全體甯波人驕傲的。

包玉剛：圓了甯波人的大學夢

包玉剛的捐贈活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捐建圖書館，設立留學生基金，創建甯波大學。捐資圖書館。1981年7月，包玉剛在上海交通大學捐贈1000萬美元，建造一座現代化的以其父包兆龍命名的圖書館，由葉劍英題寫館名，包玉剛和他的親屬還在家鄉甯波捐建了兩個“包玉剛圖書館：甯波市公共圖書館，由江澤民題寫館名，甯波大學圖書館由原浙江省委書記薛駒題寫館名。

設立留學基金。包玉剛認為“教育和人才是發展的關鍵”。早在1983年和1985年先後捐贈200萬美元，設立包兆龍、包玉剛中國留學生獎學金，主要用于浙江大學和浙江省高校。

首創甯波大學。1984年12月19日，包玉剛與甯波市長耿典華簽署了他出資2000萬美元創辦甯波大學的協議。1986年10月甯波大學落成開學，圓了幾代甯波人的大學夢。包玉剛1991年去世後，海外甯波幫人士對甯大的關心和支持，大大加快了甯波大學的發展步伐。實現了包玉剛生前所期望的“希望愛國愛鄉而有能力的朋友鼎力協助甯波大學的發展”的局面終于在1995年掀起高潮，并持續不衰。迄今為止，甯波大學累計接受近50位甯波幫人士捐款達2.5億多元，獎學金30多項，使甯大有了超常規的發展。

繼往開來的王寬誠

王寬誠，浙江鄞縣人。在1947年由上海去香港發展，設立維大洋行有限公司，創立幸福企業等數十家有限公司，盡管腰纏萬貫，卻數十年如一日，不沾煙酒，不尚豪華，自奉節儉，而對祖國建設和家鄉福利事業樂于捐贈，一擲千金。早在新中國成立時，他就帶領香港中華總商會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在1950年抗美援朝時期，他又慷慨解囊，率先捐獻一架戰鬥機，而轟動國内外。并購買了相當于2000兩黃金的愛國公債。在他的帶領下，社會各界人士紛紛響應，積極支援祖國建設。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敵對勢力國家對我國實行經濟制裁和經濟封鎖；60年代初，自然災害所帶來的災難席卷各地，内地陷入嚴重經濟困難。這時的王寬誠，他想到了祖國，要為祖國分憂解難。他向歐洲訂購4艘遠洋貨輪，全部租給中國輪船公司；他還利用香港維大洋行作掩護，冒險為祖國代理大量的對外貿易業務，并特意開辟遠洋航運業務，由他出面為祖國運送緊缺物資，打開了中國大陸通往世界各國的海上通道。

早在1962年，王寬誠就在甯波捐建以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偉人來命名的東恩小學和東恩中學，40多年前的這一捐建學校項目，開創了建國以來海外甯波幫在家鄉捐資辦學的先河。

王寬誠多次榮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全國人大代表，是港澳台和海外甯波幫的傑出人物之一，多次受到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在港澳和海外工商界中有很大的威望，擁有巨額财産，而他卻認為“把自己的财産遺留給子孫是最愚蠢的。現在我快80歲了，我心裡時刻想要為國家培養人才，多做些實事。”1985年，他拿出自己的一半資産——1億美元給國家設立“王寬誠教育基金，每年選送優秀　　青年出國深造，為國家培養有用人才。他還向甯波市教育局捐贈100萬人民币，設立王寬誠育人獎，10多年來，獲此獎項的全市教師已達2000多人次。

正如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說：“王寬誠教育基金會的宗旨體現了王寬誠先生超越自我，惟國家強盛、民族興旺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懷。”

陳廷骅和趙安中：希望工程的功臣

據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提供的資料，在為希望工程捐款的海外甯波幫人士中，陳廷骅與趙安中的捐資數額與規模位居第一、第二名。

陳廷骅，浙江鄞縣人。20歲出頭就成為滬甬兩地3家商行的總經理，顯示出他創業和經營才能。1949年舉家遷至香港，從事紡織業。1970年起陳廷骅通過基金會，每年捐款給香港及海外慈善團體，20世紀80年代以後，将捐款範圍擴大到祖國内地及甯波家鄉，并從慈善事業擴大到捐資辦學，累計4000多萬人民币。他對祖國教育事業的另一大貢獻是，捐資1.2億人民币助建600所希望小學，2004年4月，又資助貴州900萬港币。

趙安中，浙江鎮海人，與陳廷骅相比，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小老闆。他在中興小學未畢業即入錢莊當學徒，後因金融風潮錢莊倒閉而失業。1949年他到香港創業，白手起家，從金号底層打工者而成紗廠老闆，創辦榮華紡織有限公司，并在印尼創辦紗廠。他憑勤儉而成小康，靠奮鬥而事業有成。祖國改革開放後，他熱情支持家鄉和内地的教育事業，特别是支持貧困山鄉的農村基礎教育。1984年以來，趙安中從家鄉為恢複中興母校捐款100萬港币做起，20年來，他的捐資辦學事業擴大到浙江以至全國10個省、區。累計捐款1億人民币，捐款希望工程項目148個。在繼續為貧困山鄉助建基礎教育的同時，趙安中毅然賣掉在美國、加拿大的别墅，再捐1000萬人民币在甯波大學設立“杏琴園教育基金”、實施榮華學者獎勵計劃。每年用6—8萬元款額獎勵在教書育人、科學研究中取得顯著成績的院士和教授。2005年10月10日，88歲的趙安中專程從香港來甯大出席“榮華學者獎勵計劃”第6屆頒獎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