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
辛亥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911）作為民主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于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餘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見右上圖），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餘生為廖少遊。廖少遊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曆廣泛，“特就昔日所曆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
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曆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生于農曆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并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彙，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
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就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複”、“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曆程，稱“一次革命，起于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後，“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衆的大聯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并就其内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為題，發表演講，诠釋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讨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随着北伐的節節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别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制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規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後“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詞彙，以迄于今。
背景
日本影響
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後到《大日本帝國憲法》和帝國議會産生的曆程和君主立憲制的實現，特别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争中日本的勝利，也激勵了中國官僚、士紳等追求憲政。明治七年（1874年），愛國公黨遞交的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反映了日本民間對開設民選議會的呼聲，開啟了日後延續近20年的自由民權運動。其中，國會的開設又是争議的焦點。
明治十三年1880年成立的國會期成同盟發動了國會開設運動，以大規模請願給政府施壓。在重重壓力下，明治八年（1875年）明治天皇頒布了《漸次建立立憲政體之诏書》，明治十四年（1881年）在政變中頒布了《國會開設敕谕》，承諾10年後開設議會。1885年，日本實行内閣制，伊藤内閣成立；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1890年，帝國議會開設。日本實行憲政的步驟和朝野推動立憲的方式成為了中國朝野各界開展立憲運動的範例。
變革之道
雖然早在戊戌變法期間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韬、鄭觀應、康有為等人就先後提出過立憲，但立憲真正為中國官僚、士紳等廣泛關注還是在20世紀初。1901年，原維新派領袖、後來的立憲派首領梁啟超便曾發表《立憲法議》一文，鼓吹君主立憲制。在該文中，梁啟超認為世界之國分為“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兩類，而世界之政分為“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兩類。“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
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梁氏疾呼“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他強調中國的君權自古即有限，隻是未定憲法，“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為限之道”。而為限制君權與官權，就必明民權。故憲法與民權不可相離。然而實行立憲須“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于此。”梁啟超并定立憲六步，即下诏明定君主立憲政體、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開立法局拟定憲法草案、立法局翻譯各國憲法及相關着作、憲法草案交由人民讨論五至十年後頒布定本、最終實行憲法。
文化軍隊
1900年中國因爆發義和團事件，導緻八國聯軍入侵，朝廷内部頑固保守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在改革勢力的呼籲下，慈禧同意開始推行康梁在戊戌變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的政策，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經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後，大量以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了出路。
清朝末年，以八旗、綠營為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平定太平天國時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團練武裝。甲午戰争後，因舊式軍隊已落伍，加上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決定對陸軍進行全面改革，計劃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的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所編練的“武衛右軍”擴編。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為了培養新軍的軍官，各地開辦了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的新軍(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區)大量起用留學生為軍官；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組編好的部隊已達整編16鎮和10馀個協、營。
革命團體
革命的主要組織有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等革命團體，以及後來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除此以外，還有共進會，文學社，同盟會中的丈夫團等。
興中會主要在華南一帶開展活動，光複會在江蘇，浙江，上海一帶開展活動，華興會主要在湖南開展活動，共進會在長江流域開展活動，而後來成立的同盟會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一個松散同盟，同盟會會員還在各地建立了各種同盟會的外圍組織。
革命的領導者主要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炳麟、陶成章等。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等。
革命準備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光複會等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昙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及同時期其他起義
廣州起義
第一次廣州起義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戰争中方戰敗，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舉國悲痛。10月以香港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陸皓東繪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雲坐鎮香港，孫中山率領鄭士良、陸皓東到廣州，準備一舉而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洩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陸皓東在這次起義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香港當局在清政府壓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孫中山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
自立軍起義
1900年，中國北方發生義和團之亂，陷于無政府狀态。1900年7月，譚嗣同的摯友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拟在長江沿岸五地同時發動勤王起義。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
惠州起義
1900年，孫中山決定準備軍事起義。6月，孫中山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英國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港英當局拒絕入境。9月25日，孫中山在日本黑龍會的幫助下，經馬關赴台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後，得到日本台灣總督府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
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發動起義，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義、三洲田首義等。起義軍在三多祝發展至2萬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變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組閣，下令台灣總督府不得接濟起義軍。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鎮壓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等被殺。孫中山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義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安慶起義欽州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馬炮營起義
庚戌新軍起義
1910年2月12日（庚戌正月初三），倪映典帶兩支手槍，由清水濠轉入東大門到陳炯明家，坐了一會就到燕塘炮兵第一營，開槍擊斃正在對士兵講話的管帶齊汝漢，偕同排長羅熾揚組織士兵起事。他們原本打算和北較場的新軍第二标會合，向東城發起進攻，但在牛王廟教會山附近遭到水師提督李準指揮的吳宗禹部新軍攔阻。李準派幫統童常标，管帶李景濂與倪映典談判，倪映典認為李景濂是同盟會員，童常标是安徽同鄉，遂前往談判。但談判結束後倪離開時，李景濂部突然開槍攻擊，倪中槍被抓獲，當場被砍頭，同行的起義軍部将4人也同場就義。失去領導的起義軍部隊潰散，事後有人統計雙方死傷三百多人。
次日，清軍抓捕100馀人。起義中犧牲的士兵的屍體收殓後葬于牛王廟（今天的先烈中路）。文革期間墓被推平，1981年墳墓就地原樣重建。趙聲在事敗後逃亡南洋籌募革命經費，并任香港同盟會會長。後參與黃花崗起義。此外，在倪映典家鄉安徽省合肥市長江中路與環城東路交口，建有“廣州庚戌新軍起義倪映典烈士紀念塔”。1910年-1911年：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半島的槟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會議。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的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
導火索
1911年3月，武漢新軍各标營均已經建立起文學社的組織。共進會主要集中于新軍八鎮第16協第32标發展會員。武昌起義時已經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學社和共進會，約占新兵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文學社和共進會是新興知識階層的革命組織，新軍士兵是發動革命的潛在力量，文學社和共進會一直以新軍士兵作為主要工作對象。
1911年4月27日，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但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後收殓到72具烈士遺骸，合葬于黃花崗，由此建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義中犧牲的起義軍則不止此數。犧牲者多為同盟會精英，當中包括有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閣，顯示出清統治者毫無立憲誠意，令各地立憲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了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為強烈。
1911年6月17日，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谘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1911年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别大會，1911年8月24日，群衆開展罷市罷課，1911年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号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1911年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措激起了大量群衆到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趙爾豐下令清兵彈壓，打死30馀名請願群衆，釀成成都血案。
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同盟會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群衆紛紛響應，幾天内隊伍發展到20多萬。榮縣獨立，榮縣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後，非常驚恐，忙将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并調渝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
中央：攝政王載沣，盛宣懷，端方，岑春煊，慶親王内閣，資政院，川籍官員，各國外交人士。
四川保路同志會，立憲派與士紳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顔楷，張瀾：立憲派，愛國主義士紳，鐵路公司股東，革命黨，哥老會，中下層民衆：鐵路公司小股東(農民)。
經過
武昌起義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強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後，端方奉命率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的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為這是發動起義的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馀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學社機關，正值籌備處設于漢口俄租界寶善裡14号。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舊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後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911年10月9日共進會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14号秘密制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受傷的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并在相鄰的劉公住所内帶走了劉公的弟弟劉同。湖廣總督瑞澄聞得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聞訊後，決定當夜發動起義，并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複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911年10月10日晨三人被斬首。
新軍工程營後隊正目(相當于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并拉來隊官(相當于連長)吳兆麟作為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曆8月19日)晚間八時(此時事發已無可考證，隻能确定是日暮以後午夜以前事發)，程定國(舊說是熊秉坤較為正确)發出武昌起義的第一槍，起義士兵首先發難攻占楚望台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影響的大部分新軍共同響應。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廣總督府，在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占領總督衙門，湖廣總督瑞澄逃走。
1911年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谘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标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讨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馀人外，還邀請谘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緻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為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
1911年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複。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公布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國号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号，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布《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911年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複漢陽；随後趙承武率起義軍攻占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革命黨與立憲派的彙合。
相關文獻：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暫行條例、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改訂暫行條例、中華民國鄂州約法、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宣布滿清政府罪狀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布告全國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電告漢族同胞之為滿洲将士者、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布告海内人士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緻滿清政府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布告、辛亥革命軍奉天讨滿清檄文。
袁世凱出山
1911年10月14日，經奕劻、徐世昌、那桐保舉，監國攝政王醇親王載沣任命兩年前被罷黜，現在彰德養病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袁托病不就。1911年10月22日湖南獨立。1911年10月23日江西九江獨立。1911年10月27日任命袁為欽差大臣，統率北洋軍向武漢進攻。袁督師到鄂，駐節孝感蕭家港。
内閣總理大臣奕劻稱病上奏辭職。1911年11月1日，攝政王載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閣，任命袁為内閣總理大臣組閣。
1911年11月2日，在攻下漢口之後，袁世凱便按兵不動，開始暗中與南方議和。11月3日清政府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1911年罪己诏，釋放革命黨刺客汪兆銘、黃複生、羅世勳。1911年内閣總理大臣。1911年袁世凱内閣。12月6日，袁世凱迫使醇親王載沣辭去監國攝政王職位，退歸府邸。
1911年12月16日，調馮國璋來接替禁衛軍總統，解除良弼禁衛軍第一協協統職，調禁衛軍炮隊支援圍剿山西革命軍，分散禁衛軍力量，又用準備出征的名義把禁衛軍調出城外，派段芝貴另編拱衛軍，駐紮城裡。北京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1911年到12月18日南北議和談判開始之前，當時關内18省都發生過武裝起義，其中湖北、湖南、陝西、江西、雲南、江蘇(含上海)、貴州、浙江、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獨立，隻有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五省在袁世凱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東、甘肅境内甯夏地區都曾宣布獨立，後被袁軍控制。
袁世凱上台
宣統退位後，1912年2月13日孫文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并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總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堅持遷都北京。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該院遷往北京。
3月8日臨時參議院又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通過内閣制對大總統的權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5月，北京臨時參議院讨論國旗統一案。5月1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為陸軍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商旗适用國旗，陸軍旗和海軍旗。該案咨達袁世凱時，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6月5日獲得臨時參議院通過。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凱發布臨時大總統令頒布施行。
影響
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産黨稱為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馀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曆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并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盡管後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複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颠複衆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并沒有一個确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盡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随意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并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确立，具有劃時代的曆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後相當長的時間内，二千馀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盡管中國共産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思想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
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系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産生沖擊，緻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産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确進程的共産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經濟影響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緻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号稱統一的國民政府隻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産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産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産階級，參與革命者也并非以資産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産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隻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産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于十八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生活文化
“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發興，辮子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天足興，纖足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跪拜禮滅……”
海外華人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于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于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影想大緻可以分為：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新思想的湧現，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号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當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之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鬥争。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鬥争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将導緻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系，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标準華語，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沖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舍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女權影響
中國近代以來随着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産生發展，辛亥前後在社會上湧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為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的秋瑾、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群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銳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後改名張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隻限于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鬥争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着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麼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鬥争的巨大啟蒙作用。
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生了根本變化。
